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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史以來，中國沒有一天沒有法律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自戊戌政變以至于今日，雖然有了若干次的斗爭，但依然還是沒有一部“人民的憲法”出現。在“非人民”的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不會有什么權利與方便，而青年學生，更是只有被窒息奴化誣蔑屠殺的義務。

　　中山先生在廣州改組國民黨的時候，標明了聯俄聯共擁護農工的三大政策，認真執行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在當時國民黨所統治的地區之內，一切愛護蘇聯、愛護共產黨、愛護農工，以及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言語行動，都是合法的。中山先生檢討了若干年來革命失敗的教訓，又接受了蘇聯革命成功的經驗，所以要建立黨軍，因而開辦黃埔，號召青年入學，培植革命的軍事干部，雖然中山先生不久就與人間別離了，但是他所遺留下來的血液，還不會被他的徒子徒孫們排泄出去。中間經過五卅慘案，洶涌于全國各大都市的罷課罷市罷工的愛國運動，只有香港和廣州得到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支持，其他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阻撓破壞摧殘。所以當時一般的青年，都視黃埔為革命圣地。尤其是兩次東征，青年們用熱血頭顱打陳楊劉，鞏固了革命的根據地以后，風聲所播，全國各地青年，涌出了奔赴黃埔的浪潮，當時的黃埔當局，對于這些青年，也可以說是“來者不拒”。以后的北伐軍之所以勢如破竹，也就是得力于這些青年的踴躍犧牲。國民黨的國民政府的輝煌殿堂，可以說是用這些青年們的頭顱來建筑成的。

　　可是，那時廣東的國民政府，在世界以及中國的廣大地區，是被認為不合法的。因為國民黨執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策，世界上的帝國主義與國內的封建軍閥，當然不會承認它為合法，在那時非國民黨統治區青年，要想到黃埔去，也實在是困難而危險的，稍一不慎而被發覺了，就會走上被拘禁或屠殺的惡運。封建軍閥當然認為他自己的這種行動是合法的，因為他自己是被帝國主義者承認為合法的政府。然而，民不畏死，青年尤不畏死，當時的青年們要從死里逃生，逃到可以求生的地方生，用他們的熱血頭顱來求得民族與人民的生，在他們的踴躍犧牲的精神下，那些所謂合法的封建軍閥們，不久之后，一齊都望風披靡。而從前所謂不合法的廣東國民政府，現在也屹立于紫金山前，一變而為合法的了。

　　這個從不合法到合法的政府，是怎么樣的一個轉變過程呢?一方面，是這些不惜為國家民族而灑熱血拋頭顱的青年們替他打出了血路；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者炮轟下關，血洗濟南，他不敢反抗；散布在各地的封建軍閥官僚，只要旗幟一換，就可以加官晉爵。他是跪在帝國主義胯下，伏在封建勢力的懷中，才取得他的合法地位的。他所合的法完全是反人民非人民的法。因而，從前在廣東時認為合法的青年們的種種言語行動，如今又轉變為不合法的了。如果這些青年還不識相，還要保存著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血液，還要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幟的話，那就會立刻被送入枉死城。一九二七年的清黨大屠殺，枉死城里的冤鬼立刻增加了千百萬。靠青年起家的黃埔帝王，如今高坐在紫金山上的龍庭上，發出猙獰的狂笑了。

　　可是，算盤又還打得并不怎么如意。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的隊伍，又在江西開辟了根據地。半途握手的李白閻馮之流，又隨時要設法分庭抗禮，“天下”還沒有完全成為“一家”，又靠什么去替他征討撻伐呢?當然又還是要靠青年。但是，他現在的號召青年，并不象從前在廣東時那樣光明正大了，而是要鬼鬼祟祟地玩魔術了。

　　從黃埔演變而來的軍事學校，四面八方的去開展，用種種方法引誘大量的青年進入這座學校，灌注一些“命令重于生命”的迷魂湯之后，再替他到沙場去送死。而在一般的普通學校中，則黨義、軍訓、紀念周，就是一些麻醉劑。周考、月考、期考、會考、文憑，就是重重枷鎖。黨權高于一切，服從領袖，聽到“領袖”二字就要立刻起立致敬。一個 天真活潑的青年，受了這樣黨化的幾年教育之后，就會變成死板板的沒有靈魂的奴才。如果有不愿意替他做炮灰、或不愿意做奴才的青年，稍稍表現了一點自由的意志的，那就立刻被誣蔑為“共產黨”。被加上這一名詞的青年，他就叫你枉死。可以說，自從黃埔帝王登上了紫金山前的龍庭以后，在他所控制下的全國青年，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被窒息奴化成為奴才，便要被誣蔑屠殺而成為冤鬼，當中沒有別的路，如果還有別的路的話，那就是死里逃生，被逼而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梁山上去。

　　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到一二九，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大踏步向中國前進，國亡無日，全國青年奮勇起來的愛國浪潮，在這個合法政府的法律面前，是不合法的，“愛國有罪”。木棍、石塊、水龍頭，以及“自行失足落水”，是合法政府招待青年們的禮物。“攘外必先安內”，這些，就是他在他的魔掌所能控制的區域內的“安內”的良方，而這些良方又是他自己和他的主人以為合法的。

　　經過西安事變的當頭一棒到蘆溝橋的炮聲，全國青年如瘋如狂地涌上抗戰前線，參加了各種抗戰工作，這才大大的舒展了一口氣，認為“自由”來到了。然而，曇花一現，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他不曾負担起他應該負担的團結全國青年的神圣任務，反而造成了使全國青年大分裂的局面。流弊所及，先生當特務，同學如寇仇，制造摩擦，釀成慘案，不一而足。在所謂合法政府的領導與支持下，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合法的。反之，那些執行嚴肅工作而使他們看得不順眼的人們，都被認為不合法而送入集中營。集中營如雨后春筍地建立起來，成為大規模的陷害青年的魔窟。這就是高坐在重慶小龍庭的帝王在抗戰期內對青年們所樹的德政。

　　日寇投降后，這個合法政府已經無外可攘，就可以一心一意地來進行“安內”的工作。在抗日戰場上望風披靡的英雄們，現在一變而成為枕戈待旦的勇往直前，再加上杜魯門赫爾利馬歇爾等的助紂為虐，內戰英雄們得意忘形。然而全國青年是不甘心讓這些英雄們置民族國家于死地，一齊怒吼起來了。從昆明的“一二一”慘案到重慶的“二五”、“二八”慘案，中間經過不知多少洶涌澎湃的浪潮，在所謂合法政府的心目中，這些浪潮是不合法的。從黃埔出身的關麟徵杜聿明，在“你們有開會的自由，我就有開槍的自由”的黨義下，進行了合法的殺人不眨眼的罪行。而在重慶被打得頭破血流的青年學生們的組織與行動也被當局宣布為“不合法組織……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締。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組織，是有益治安，而應力加保護。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

　　讓我們在這個不合法的罪名下繼續奮斗，一直到“人民的憲法”出現的一天吧!

——《新華日報》1947年2月22日

門 納 2012-08-21 17: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