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說校園政治

簡體傳統

　　當年賈誼上《治安策》，開頭有一段話，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現在呆在校園里，我們也有這樣的感受。為國家計，也為知識分子計，我以為目前的高校，有許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應把矛盾縮小在合理的范圍內，否則不利于安定團結，也不利于穩定人心。　　

　　這些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它們當中，有些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和過渡的性質而造成，實出無奈，但也有些是人為造成，則屬火上澆油。比如工資統配、職稱統配，這些都是早已有之，是體現計劃經濟特點的東西，帶有大鍋飯和鐵飯碗的性質，就還沒有醫治的良方。鐵飯碗，國外也有，比如美國大學的“終身職”（tenure），就是吃教書這碗飯人的夢寐以求，只有把它拿到手，屁股才坐得穩。我們這兒窮歸窮，但位子多，一水兒都是“終身職”，課程滿打滿算沒多少，剩下一大堆時間可以搞科研（當然也可以讓某些人睡大覺或干其他什么事兒），我跟外國的同行吹，他們甭提多羨慕。這樣的鐵飯碗，我看還是有好處，或者至少在眼下有好處。它是保障知識分子生存，防止他們被商海淹死的“救生圈”。說穿了，是一種保險制度。

　　大鍋飯吃著，鐵飯碗端著，有些事，咱們就得忍著。比如“職稱”，明明就是個“豬肉票”，怎么勻也勻不過來，怎么評也評不合理。“二級評審，系為基礎”，多少人的命攥在幾十個評委手中，他們是如今的“文章司命”。這些人要是老板，雇誰開誰，大家沒脾氣，但非得掛上個“評”字，問題就多了。一堆不同學科擱一塊，蘿卜白菜怎么比？論資破格，雙軌并行，往往導致某些人用前者評自己或自己的朋友，用后者評自己的學生或自己朋友的學生，造成“托孤寄后”（而且往往是“祖孫相繼”），關系學的影響太大。量化管理，靠刊物分級，靠引用率，靠表格，靠打分，靠統計，表面上很科學，實際是為了堵別人的嘴，叫你有火沒處撒。有人“五項全能”，科研立項、教學量、獲獎、著作、社會工作，樣樣行，只因沒有“大樹”（強硬的導師），照樣淘汰出局。本來就“僧多粥少”，還一個勁搞“二桃殺三士”，弄得一幫知識分子比范進還范進，老臉一抹，什么都不顧。弄虛作假把自己吹得天花亂墜者有之，投書誣告他人者有之，提點心匣子到評委家走動苦苦哀求乃至下跪大哭者有之，甚至賭氣輕生擱一摞書在路邊揚言到輪下討公道者也有之。汰優存劣，以中國之大，也許只是局部，但埋沒人才絕不是少數。比如我的同行，考古學家盧連城，古文字學家何琳儀，他們都比我年長，在同輩中成績很突出，無論橫比豎比，論年資，論水平，我都看不出有什么道理，非把他們壓在下邊。當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評第一屆院士，有些人，如李濟先生，對郭沫若看法很壞，但講學問，還是承認郭的貢獻，照樣推選郭先生當院士，雖然郭先生自己不接受。我們的評委怎么就這么沒氣量也沒眼光？對評職稱一事，現在大家都習慣于拿“看開”二字安慰別人或自我解嘲。我不相信，這樣的事，拿眼睛“看”就能“看開”，也不認為“罵”就能解決問題。因為罵歸罵，套擺在那里，誰都得往里鉆，只要鉆進去就不罵了。但自己的看法也未見其高明，還是兩字：沒轍。

　　給現在不合理的制度“火上澆油”，突出問題有三個，我看，這才值得請名醫會診，下良方猛藥狠治一下。

　　這三個問題，頭號問題是“工程熱”。知識分子搞科研，有人送錢，甭管國家的錢，死人的錢，外邊的錢，誰說不是好事。問題不在錢。錢是“好東西”，但一跟權力掛鉤，成為控制財力、人力，定人生死禍福，當“學術寡頭”的東西，就是一種腐蝕劑。再清高的人也趨之若騖，“人文精神”全都掉錢眼里去了。本來文科和理科不同，不一定非得強調集體協作，非得拿“修四庫”當學科建設，好像只有資料長編式的大叢書（可配合圖書市場）才算成果。在這個領域中，恐怕更應提倡的還是獨立研究、創造性的研究，當教授的和當學生的都要有這種精神。可是有些人不是這樣，越是年紀一大把，勁頭不夠使，還越是熱衷“修長城”，非巧立名目，弄一大把錢，拖一大批人，搞“大兵團會戰”，不但造成金錢浪費，也造成人才浪費。“跨”上一個“世紀”，這一堆人就埋在“長城”底下了。現在，大家一窩蜂地上大項目（有些項目可以高達上千萬），效益如何，值得懷疑。據說全國結項，大部分都完不成。這要擱在經濟領域，至少也是瀆職罪。大量資產流失且不說，還影響安定團結。我的一位參加項目設計的朋友講，現在是花國家的錢不干事，評這評那，樣樣占先；不拿錢照樣出成果，反倒吃虧倒霉，樣樣沒份。特別是有些人簡直貪得無厭，舊項目啃兩口丟一邊，又沖新項目去了，自己報不成，就打學生的旗號，能霸一個算一個。這樣的風氣，我看是該殺一殺了。

　　其次，和上一問題有關，還有一個問題是“人越窮越分三六九等”，疊床架屋，人為制造的層次太多。現在提倡競爭機制，不但人與人比，系與系爭，就是學校和學校之間也要一決雌雄〔零案：現在國家已明令禁止企業評比〕，勝者大名大利、大權大勢集于一身，敗者只能自認倒霉，這未必真有好處。比如一個學校，本來有教授、副教授、講師三個層次也就夠了。但現在因為新老代謝太快，新教授一上市，老教授就不值錢，非得多加幾頂帽子在頭上，不足以顯示其身份與他人有別。我們不但把教授分成普通教授（新教授）、碩導教授（現在也多半是新教授，在概念上已與前者合一）和博導教授（老教授）好幾種，而且還設了“政府津貼”、“突出貢獻”、“跨世紀人才”等各種名銜，經常評這評那，連死人都參加評獎（只能讓家屬領），如果再加上各級學術評委以及首席科學家（這是從科委系統套來的）、院士（聽說正在醞釀），實在是一種“爬不完的坡”（活到老，爬到老）。現在時興講“國際接軌”，其實這類東西大部分都無法接軌。比如“博導”，美國的正教授叫full professor，是做到頭的教授，下面的副教授和助教授（相當我們的講師）也都叫“教授”，他們統統都可以當“博導”，比我們簡單得多，也平等得多，絕不會像我們這里把所有頭銜都印在名片上，就連到國外轉了轉，也能寫進百科全書。現在我們把教授分成“碩導”和“博導”，當然有一個客觀原因，是我們把研究生分成兩道坎，碩士、博士接不起來。國外大學的研究生課程，一般都是以博士為主。特別是文科，那是“自古華山一條路”，險得很，既不好找工作，也沒有退路。你要不想死心塌地做學問，清清苦苦當老師，就趁早別進這個門。這樣的課程不但不限年頭，什么時候讀完什么時候算，而且往往是碩士、博士一條龍，主要是沖博士去的。可見要廢“博導”，也應對研究生的培養制度做相應的改革。“博導”是國際丑聞，政府已宣布廢止，明確聲明一切正教授都有資格帶博士生，但利益所在，難免死灰復燃。最近我的學校又搞“老博”評“新博”，其實還是老一套。我們的評職稱、評頭銜是“水漲船高”，從前的行情，當個副教授、教授，大家就滿足了；現在不行，好像不當博導就誓不罷休。亂加頭銜的結果是頭銜貶值。我想，現在做社會學研究的人，不妨調查一下，做點time study，看看大家是怎么分配時間。現在的大牌學者，學問大了，“渾身都是寶”，難免挨人宰。別人宰倒也算了，還自己宰自己，整天評這評那，什么會都開，什么書都序，這種“充分利用”，其實是既毀自己，也毀別人。王國維、陳寅恪，他們都沒當過“博導”、“課題主持人”，也沒搞過“大項目”，但他們是真正的學者。學者不是社會活動家，不是官員和承包商。他們靠本事吃飯，靠著作講話，比什么都強。正如太史公講李將軍，“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我們當老師的，如果日事鉆營而無心學問，將何以為人師表？何以鼓勵學子從教。

　　第三，現在的廣大教師，不包括上面所說帽子很多的那些人，誰都知道待遇很低。比如我所在的學校，要說名氣，在全國要算很大了，但很多人一月才拿二三百元，菜籃子都成了問題，我跟面的司機講，他們根本不信。過去，大家開會就哭窮，我煩。因為經濟改革，該倒霉的肯定是咱們吃國家飯的人。況且，有人成天嚷著要蹬板車賣帶魚，拎大包倒衣服，光扯著嗓子喊，沒見誰動過窩。但現在，一想到上面那種亂造，我就心里難受。覺得與其這樣花錢打水漂，這樣給少數人“錦上添花”，還不如“雪中送炭”，給大家解決點實際問題，就權當是“希望工程”吧。我想，只要大家生活無虞，安定團結，一門心思搞學問，所出成果當不在“長城”之下。總之，以現在的國情，我以為慎重立項，減少層次和抑富濟貧，不但很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做得到。

　　【附記】

　　此文原載《三聯生活周刊》1996年11期。我有個習慣，是像傳統文章或書畫落款，每成一文，必在文章結尾處記錄寫作時間和地點。但這篇文章，我無存稿，印出的東西上面沒有，也許是編輯以為多余，把它刪掉了。這篇文章是我讀韓毓海文（《北大：魂兮歸來》，《中國青年》1996年4期）的感想。該文曾在北大引起巨大反響，但遭封殺和批判，沒人公開支持，即使同情者，也一定要說，這里不妥，那里不當，事實不準確，策略不得當，作者有私心，等等。現在有一種怪說，北大，前一百年，是蔡元培等五人一手之烈；后一百年，則是或將是另外五人的豐功偉績。對比此說，“魂兮歸來”，還是我們的心聲。所以，我寫了這篇小文，予以聲援，今天仍不后悔。其寫作時間必在韓文發表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