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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新聞2015年2月17日  作者:王磊光

“有故鄉的人回到故鄉，沒有故鄉的人走向遠方。”我很慶幸我有故鄉，可以隨時回去，尤其可以回家鄉過年。因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親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經驗和記憶在那里。

我的家鄉在湖北的大別山區，L縣。我導師王曉明教授在2004年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L縣見聞》，寫的就是這個地方。王老師以我家鄉為對象，揭示了當時農村的破產狀況，人的精神的頹敗，以及鄉村文明的沒落。我家所在的那個村子，是一個東西兩座大山夾住的狹長谷地。一個村子由十來個“塆子”組成，一個塆子有幾十戶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現在，我每到一個地方，凡是碰見兩山相夾或兩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夾，我的第一意識就是，這兩座山或兩排建筑物，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經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號線有兩個靠得比較近的站：“長壽路”和“常熟路”。我好幾次下錯站，以致現在每到這兩個站就緊張，怕弄錯了。為什么呢？因為在我家鄉的方言里，“長壽”和“常熟”是完全一樣的讀法。人要靠語言來思維，這個事情讓我意識到：對有家鄉的人來說，是用方言來思維的。

我有一個初中同學群，群里90%的同學只讀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經過十七八年的積累，很多同學在城市里有房有車，有的還有了自己的事業。平時在群里，他們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問題，車子問題等，言談中總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個同學忽然在群里說，他已經三年沒回家過年了，另一個同學緊跟著說，他五年沒回家了，接著很多人說起回家的情況。有一個說：不管怎么樣，今年過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個說：如果能在家鄉找一個兩千塊錢的工作，就回去算了。還有一個說：能找個一千塊的工作，我這邊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個從小學到初中的同學，已經十年沒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對我說，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為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媽用臘肉下面給他吃。這都是陳芝麻爛谷子的小事，他還記得，其實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師主持來滬青年工人的社會調查，最近在訪談工人。有一個打工者說：我真希望鄧小平沒有搞改革開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過年，其實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一件事。套用賈平凹的話來說：家鄉對我們的影響，就像烏雞的烏，那是烏到了骨頭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時候，從大西北到武漢，坐的是那種編碼沒有字母只有四個數字的綠皮火車，22小時，通常要晚點兩三個小時。西北往武漢的路線，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運那個擠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個時候，學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體訂票，買得到座位。而站著回家的，幾乎全都是農民工。每次上車的時候，無論有票的還是沒票的，都一窩蜂往車上擠。

我對過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著一個包，提著一個包，與同學一起，從第一節車廂狂奔到第十幾節車廂，然后被后面的人推著擠上了車。上車后一分鐘，車就開動了。我記得火車廣播里號召大家發揚風格，讓站著的乘客擠一擠。大家真的很友好，四個人的坐位，擠了五六個。火車過道里人貼著人，想蹲下來都沒有辦法，連廁所里也擠著好幾個人。

男乘客還可以想辦法，可苦了女乘客。記得有一次我身邊坐著一個在西安讀書的大學生，他要小便，就脫下外套讓我給他擋住身體，想把尿撒在礦泉瓶里，但他很緊張，用了十幾分鐘才勉強撒出來。我還記得有一次身旁坐著一個從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婦女，盡管有位子，但她實在太困，太想睡覺了，就把位子讓給別人坐，自己鉆到座位底下睡覺去了。

應該要肯定，我們國家這十年間的鐵路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鐵路線路的增加，尤其是動車和高鐵的開通，極大緩解了交通壓力。火車站、火車上，起碼不會像過去那么擁擠了。

過年回家那種路途的遙遠、時間的漫長、競爭的激烈、擁塞以及不安全感，讓我對“男兒有志在四方”的觀念產生了極大厭倦。所以，本科畢業時，我找工作堅決要回到湖北。后來我就在家鄉隔壁的縣城一中當老師。自2004年到2011年來上海讀研之前，我再也沒有遭受春節回家難的痛苦。盡管從隔壁縣回家的汽車在過年時依然被塞得滿滿的，但畢竟只有兩個多小時，實在擠不下，還可以花兩百多塊錢請出租。我在上海讀研的這幾年，其實也沒有遭受回家難的痛苦，因為上海到武漢的高鐵和動車很多，普通車也有幾趟，買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車，不是高鐵就是動車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那種速度慢、見站停的普通列車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沒有想過：到底是誰在乘坐普通列車？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給出答案：除非沒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學生不會坐，城市人不會坐，主要是那些底層的老百姓，比如農民、農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選擇坐慢車，16個多小時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車，看看慢車上還是不是過去那個樣子。的確，主要是農民、農民工在坐慢車。對農民工來說，選擇坐慢車，比動車起碼節約一半的錢，比高鐵節約三分之二以上的錢。從深圳到武漢，高鐵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車硬座不到兩百。尤其對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從深圳到武漢，可能要節約一千多元，這對農民家庭來說不是小數目。

不過，慢車也沒有過去那么擠了，因為農民工雖多，但很多都被動車和高鐵分流了——既有主動的分流，也有被動的分流，因為價格便宜的慢車越來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網站通告的春運期間的加班車，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動車高鐵。這個安排還是挺人性的，因為說到底，加班車就是為了農民工而加，低價位的車符合他們的需求。

而且，你會發現，普通火車與動車的氛圍完全不同。

在動車上，相對比較安靜，大家不是玩電子產品就是睡覺，相互間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車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熱烈地交流，還有打牌、吃東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質手機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擾到別人，也沒有人認為別人的做法對自己是一種干擾。慢車上的風格是粗獷的，是人間生活的那種氛圍。

對比動車高鐵與普通火車，很容易就能發現這里的階層差別、生活方式的差別。而且你還能感覺到，底層人的心理，比我們想象的要樂觀得多，健康得多。底層的狀況雖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還是很聽話地活著，這里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還有家園可以退守。

開私家車回家過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來越普遍。我待會進一步講這個事情，因為它的意義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騎摩托車回家的情況，大家可能在新聞里看到了。每年春節，總有摩托大軍回家過年。我的一個表哥，每到過年時就讓他的兒子坐汽車回家，而自己騎摩托車帶老婆回家，路上要兩天一夜。另一個表哥也是騎摩托帶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還是被訛詐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賠了一萬多塊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這樣沒有了。

人與人之間聯系的失落

我覺得，當前農村的親情關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輩建立的關系維系著。在老一輩那里，這種關系處在一種相對穩定的時空里，但對年輕一代來說，大家的關系早已被現實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眾多表哥，小時候一起上山捉鳥，下河摸魚，關系好得不得了，但這一二十年來，他們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讀書和工作，一年最多在過年時見一次，平均下來每年還沒有一次，因為他們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在親戚家吃飯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現在大家都騎著摩托車拜年，去親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東西，客套幾句，就要離開了。平時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沒有來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為了親戚間互相走動，饋贈禮物，交流感情，而只是為了完成傳統和長輩交代的一項任務。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輩都不在世了，新一輩的聯系也就慢慢斷了。

更讓人悲哀的是：農村的日常生活充滿著深刻的悲劇。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興起以來，很多農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來與父母團聚的時間，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來天。很多農村老人倒斃在田間地頭，病死在床上，兒女都不在身邊。沒有來得及為父母養老送終，成為許多人終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邊的老人搖搖欲墜的樣子，我就覺得心里難受得很。

如果一個人為了生存，連愛父母愛子女的機會都被剝奪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愛別人，愛社會，愛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錢的標準來衡量別人的價值？所以我想說：現代生活是一種讓人心腸變硬的生活。

在農村，還有什么可以將農民動員起來？

自從2006年免收農業稅之后，中國農村的基層組織主要起著上傳下達的作用，不再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發生關系，也不再能將農民組織起來，農民處于“個人自治”的狀態。

（1）春節的力量。親人團聚，過年拜年。過年的力量，親情的力量，是當下動員中國人最有效的力量。這也是過年最讓人感覺溫暖的東西。當然，以前過年時的各種集體活動，都已消失殆盡了。

（2）祭祀。中國農村還是保持著過年、過十五給祖宗上墳“送亮”的習俗——家家戶戶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給祖先點蠟燭，燒紙錢，放鞭炮，與祖先交流。很多已經在城市安家的人，也會趕在大家三十這一天開車回老家給祖宗上墳。許多曾被廢棄的祠堂，這些年也逐漸恢復起來了。

（3）葬禮。很多老人沒有挨過冬天。過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時段。喪葬在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對今天的社會來說，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媒體上動不動就喜歡報道某某地方為舉辦葬禮大肆揮霍，讓大家誤以為這是普遍現象。其實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喪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簡化了。“貴生重死”的觀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來越貴生，對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讓死者享受哀榮；對于天地，不再有敬畏。但喪禮，在現實中依然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過年的時候，本家一個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親戚來給他守喪，守喪的時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過節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況、見聞和感想，稱贊中央的政策，譴責干部的腐敗……深夜里交談的聲音傳得很遠很遠。守喪完畢，大家集體出力，將他抬到山上，讓他入土為安。

社會學者經常用“原子化”來形容今天農村的現狀，說白了就是，農村原有的那種共同體已經消失了，人與人之間不再像原來那樣有著密切的關系和交往，不再像過去那樣每到過年時相互串門，集體上街玩等等。為死者守喪和送葬，在農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團聚和交流的一個契機。這也是我在家鄉看到的唯一能夠讓大家團聚的方式。

妻子•房子•車子

（1）妻子。這一點主要是針對農村的男青年來說的。在今天的社會，農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婦越來越難。一來，這是由中國男多女少的現狀決定的。而且，農村稍微長得好看點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農村的女孩子越來越少。二來，農村青年討媳婦，要具備的物質條件很高，現在普遍的一個情況是：彩禮六到八萬，房子兩套：在老家一棟樓，在縣城一套房。這個壓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討老婆的壓力小。

過年的時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來了。只要哪一家有適齡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謂絡繹不絕。這在鄉村已成了一門生意，農村說親，幾乎到了“搶”的地步。如果初步說定一個，男方至少要給媒人五百塊，最終結婚時，還要給上千的報酬，有的甚至要給到兩三千。

傳統的農村婚姻，從相親到定親到結婚，要三四年時間，男女雙方有一個了解和熟悉的過程。現在卻不同，年里看對的，過了年，馬上定親，然后女青年跟著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過去，女方懷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聽過一個搞量化統計的學者對農民工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之一是：農村孩子結婚越來越遲。但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因為女孩子難找，男孩子一到二十歲，父母就張羅著給兒子物色對象，物色好對象之后，既怕女孩子變心，又考慮要到城市討生活的現實情況，就催著孩子趕快結婚。可以想象：在現代社會這種動蕩不安的生活中，這樣的婚姻會出現多少問題！事實上，農村離婚的情況，也是與日俱增的。

（2）房子。剛才已經說了，現在農村人娶老婆要房子兩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縣城。其實縣城的那套房，平時都空著，只是過年時回來住，但對年輕人來說，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種代表。過年時，有的也會把父母接到縣城過年，但父母住不慣，在縣城過了大年，初一就趕回來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縣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沒有。

但是，為了添置這兩套房，將來給兒子娶媳婦，很多家庭是舉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給大家看我在去年過年的時候寫的一則筆記，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問題，但還有其他的含義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則筆記

跟大哥、細哥到二郎廟水庫捕魚。（細哥承包的這座小水庫只有三十畝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純凈，可直接飲用，魚放在里面長得非常慢，一年下來甚至還要瘦。每年臘月底或者年初，細哥就要從外面進魚秧，雖說是魚秧，其實有三斤多一條——這種魚是在平原地帶的池塘里用飼料喂養的，進價是兩塊多，但是魚在純凈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賣到五塊多一斤。）

一個拉磚的師傅把車停在壩上。我們問他，從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錢。他罵了一句話粗話，然后說：“兩百塊，劃不來！”又說，就是這樣的生意，也越來越少了。山里的樓房基本都做完了，沒有做的也都在縣城里買了房。大哥說：“在縣城買房又么樣，到時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機說：“只要是人，總有個生存的法子。”又來了一個人，是細哥的同學，他的摩托車上帶著老婆和還在讀初中的兒子。得知他在這山里做了樓房，還在縣城買了一套房。細哥問：“你要買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嘆了一口氣：“我們這時代不叫人過的時代！沒辦法！”“做了一棟樓，買了一套房，還叫沒辦法！明年還去打工嗎？”“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這座水庫上頭的兩個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這里做了一棟樓，在縣城買了一套房。

其間來了一人，開小車，戴墨鏡，手腕上戴著很粗的黃金鏈子。老遠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網的細哥，問有魚沒有。細哥正劃著獨木船，一只手劃，一只手下網，笑著答：“你又不買，問著做么事！”同我們說話時，他的墨鏡始終沒有摘下來，神氣得不得了。墨鏡又對細哥喊：“別撲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幫不了你。”說完就獨自哈哈地笑。他同我們說起晚上要陪開挖機的斗地主。說是挖山種天麻，規模很大，已經買了十五萬斤樹。從言談中得知，他平時在縣城住。細哥的同學也說，他準備將家里幾面山的樹都賣了——分田到戶后交了幾十年的稅，沒有沾過任何光。后來聽細哥講，墨鏡小學沒讀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討債，拿斧頭砍人，就這樣起家的。

一會兒又來了母女三人，帶著一個三歲的小孩。她們是來買魚的。跟墨鏡是親戚。墨鏡卻不認識那個年紀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長得不一樣了呀！”墨鏡說，“在哪里打工？”她說在溫州。“屬什么？”“屬雞。（剛滿20）” 墨鏡說：“還沒有說人家吧？我幫你介紹個。”女孩的母親說：“她回來這幾天，已經有好幾個人來介紹。”“某某某正為兒子找媳婦急得哼，我把你說到他家。”（說，替人說親的意思）女孩母親連忙說：“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縣城里。”墨鏡說：“他家在縣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氣不好，但你們又不跟她過，你們到縣里住，做點小生意。他家也有錢，你叫他們現在拿個四五十萬，輕而易舉就拿出來了。”墨鏡走的時候，表示過兩天，要帶那男孩上門相親。（2013年臘月25）

（3）車子。近些年來，對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農村青年來說，對一種東西的渴求，可能比對房子和妻子更為強烈，那就是車子。車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萬，八萬，二十萬，各種檔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認識車子的牌子，不知道車子的價位，只知道這些車叫“小車”。不管什么小車，關鍵是要有！

在農村，房子是一個媒介，車子更是一個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動，車子卻可以四處招搖，表示衣錦還鄉。很多二代、三代農民工，當下最大的期待就是買一個車子。尤其對那些好些年沒回家的人來說，他再次回家，必須要有輛車，否則他怎么證明自己？

春節的縣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這些車子絕大部分都是從外面回來的，與此同步的情況是：物價飛漲。

知識的無力感

這十多年來，外界對于農村的關注主要集中于農民工身上。眾所周知，他們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無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在農村日子過得較為殷實的，也恰恰是這些有幾個成員在外務工的家庭。（僅僅只有一個成員務工，通常不足以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應該說，他們的辛勞和淚水還是得到了適當的回報。

倒是有兩類家庭，他們處于最困難的境地，卻往往被忽視。一類是孤寡老人。一類是舉全家之力，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的家庭。

在第一類家庭中，這些老人的年紀一天比一天大，身體一天比一天衰敗，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日子過得異常艱難。有人會問：國家不是有低保嗎？是的，他們中的確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鄉，低保的額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絕大部分這樣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為他們處在農村的最底層，沒有人替他們說話。低保名額通常被身強體壯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為了堵住所謂“刁民”的嘴，不讓他們到鎮上或縣里反映村里的問題，就把這些人變成低保戶，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錢人吃低保”，早已成為農村公認的一樁怪事。過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傳統社會那樣，家家戶戶給這些孤寡老人送點東西。

這里所謂第二類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這些孩子，從小學讀到大學，一直都在經受教育收費的最高峰，沒有哪一坎能夠躲過。并且，二十多年來，農村稅費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夠交稅。大人內外應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為滿載家庭希望的大學生，畢業之后勉強找到一份餓不死的工作時，又面臨結婚、買房等種種壓力。可以說，幾乎每一個農村的80后大學生，都是以犧牲整個家庭的幸福為代價來讀大學的。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畢業后沒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讓年邁的父母繼續陷入困頓。

最近一個博士師兄請吃飯，他說他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覺很難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過年他都回去得很遲，來學校很早。為什么呢？因為當你一出現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問，就問一個問題：“你現在能拿多高的工資？”所以，他過年回家，基本不出門。這個體驗跟我是一樣的。你要問我過年在家鄉看什么，其實我沒看什么，因為一大半時間是呆在家里看書，看電視，寫東西。

作為農村大學生，當你回到家鄉的時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錦還鄉了，而你連自己的問題都不能解決，你還能做什么呢？沒有人信任你的知識！

小結

說了上面這些，相信大家能夠理解，對于我這樣漂在外的農村大學生，回家過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實真的沒有刻意去觀察，但是很多事情卻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對鄉村的未來越迷茫。

（作者系上海大學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作者在2月“我們的城市”論壇上的分享）

網載 2015-08-23 08:4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