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命運眷顧的總統

簡體傳統

2011年12月18日，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離世，走完了他充滿戲劇性的一生。
1989年底捷克天鵝絨革命，異議作家哈維爾被選為新總統，他不僅沒有一份現成的履歷，甚至沒有一條穿得出去的褲子，他向別人借的那條有點太短。正像他自己后來說的，在我們中間，有的是教授，畫家，作家，暖氣專家，我們所追求的是要成為一個自由人，為這個國家的實際狀況作證。“說真話，并沒有想到接管政權”。
而該年的1月份，他還被警察在布拉格文策爾廣場附近抓捕，事因紀念蘇軍入侵時自焚的青年揚·帕拉赫。他被判9個月的監禁。4月份，他那些演員、作家和知識分子組織了一次巨大的聲援浪潮，他最終被釋放。人們強調他已經服了一半的刑期。
為了向公眾更好地介紹新總統，他的助手們認為緊急印刷他的那本問答式自傳是必需的，這本書的捷克文名《遠距離采訪》，英文名直譯為《去搗搗亂》(“Disturbing the Peace)。1992年，中國的東方出版社以“內部發行”的名義，將這本書翻譯出版，印數1500冊。
剛進總統府，他發現了許多有趣的事情，自己辦公室隔壁有一間屋子始終打不開。結果進去之后，找到了一套通訊設備，是專門用來與華沙公約組織聯系的。他與他的新同事順便用這個設備，給戈爾巴喬夫發了一封電報，祝賀他“新年好”。
這個期間，他應該正在準備那份著名的演講——《1990年新年獻詞》。其中開門見山地說：“40年來每逢今日，你們都從我的前任那里聽到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變化：有關我們的國家多么繁榮，我們生產了多少百萬噸的鋼，我們現在是多么幸福，我們如何信任我們的政府，以及我們面臨的前途多么輝煌燦爛。我相信你們要我担當此職，并不是要我將這樣的謊言向你們重復。”
這個開場白很能夠說明他的個人風格，它也可以看作這個人命運道路的起點：厭惡一切陳詞濫調，尤其是其中的謊言部分。1936年他出生于布拉格一個富有家庭，這讓他在周圍人們中間始終感到羞愧。他的父親和叔叔曾經創辦了捷克巴蘭道夫電影制片廠，該廠曾經是歐洲最大電影制片基地之一，因此哈維爾多年的夢想是拍一部電影。年輕時他很想進布拉格最高電影學府，已是成名的作家昆德拉推薦了他，但是因為他的資產階級出身不被錄用。被排斥的經驗讓他學會“從下面”看問題，體諒別人的痛楚源于知曉自己的痛楚。
很少有人看懂他寫的那種“圖像”詩，完整的詞匯被他撕成一個字母一小片的，像風中鳥兒一樣倉促迷亂。寬松的六十年代前期他在捷克先鋒小劇場担任布景、提詞、照明和演員，有空也抓緊時間寫作自己的劇本，后來上演。他的戲劇被認為是荒誕派風格。其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抽象，許多是嘲笑官僚主義的，弄一些暗語在劇場里與觀眾接頭，讓他們笑得前仰后合。他有一個劇本的名字叫做《思想越來越難以集中》。他第一任妻子奧爾嘉是劇場的領座員。捷克作家協會上他大聲發言，一度被認為是頗具培養前途的年輕劇作家，直至被開除出這個協會。
1968年蘇軍入侵時，他與朋友在捷克北部的一個小城鎮抵抗了一周。始終處于邊緣、生性靦腆的他，每天寫一篇評論，由當地的電臺播出。他甚至還為不同部門政府的頭頭腦腦起草大篇宣言，表明捷克民族絕不屈服的決心。事后他親眼看見蘇聯坦克從市中心廣場兩邊拱廊碾過，把一些人們壓進瓦礫之中。抵抗的人們也大多銷聲匿跡，許多人流亡去了國外，包括昆德拉。70年代開始，捷克社會一度變得死氣沉沉。昆德拉寫文章說被入侵時捷克民族古老命運使然，哈維爾予以反駁。
1975年哈維爾提筆給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寫了一封長信，描繪了所處社會中人們精神和道德上的可怕衰退。他指出表面上的“穩定”，是靠制造人們心中的“恐懼”來維持的。每個人都担心有東西會失去，他們因而接受來自官方的大小“賄賂”，在道德上把自己將為低人一等。那其實也是一段經濟發展時期，然而人們僅僅擁有選擇某部冰箱或洗衣機牌子的自由，擁有給自己房屋內部裝修的自由，當權者歡迎這種能量朝向私密空間的溢出。“明天這個民族將忍受多么深刻的智性方面的衰落，以及道德上的軟弱無能?”他向他的總統發問道，結尾處他對從未謀面的收信人這樣說：“要求您根據您的歷史責任作出估價，并以此而行動。”
寫完這封信讓他長長喘了一口氣，多年積壓的精神負担稍微卸下了一些。此為這個人性格上第二個令人矚目的地方：比起其他人，他更愿意堅持自己生命與立場的一致性。當環境變了，周圍的人們也改變了他們原先的做法，他卻愿意不斷回到自己的起點上去，回到最初的信念上面去。他需要堅持自己生命的前后連貫。他把這個又稱之為“同一性”、“延綿性”。
但是新的問題又來了。信件寄出之后，他隨身準備了一個應急包，里面放上牙刷、牙膏、肥皂、一點換身衣服和常用藥，準備任何情況下被捕。這之后許多年，如果他不正好在牢里，他就隨身帶著這個小包。1988年法國密特朗總統訪問布拉格，在早餐會上會見了幾位布拉格異見知識分子，哈維爾將這個小包也一并帶上。他準備好一踏出家門就回不來。
1976年捷克一支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搖滾樂隊成員被捕，其中領頭的叫做伊萬?伊勞斯。稍早時候兩人見過面，長發披肩的音樂人并不信任哈維爾，認為他是“官方允許的反對派”。哈維爾也逐漸了解到這些人不管言談多么粗俗，頭發多么長，但是他們的音樂里有一種“特殊的純潔，一種羞怯心，一種脆弱感”。那天晚上當局抓了他們19個人。此事在布拉格知識界引起震撼。“七七憲章”因此而誕生。這份區區幾千字的短小宣言，旨在呼吁政府能夠遵守自己同意的(1975年)赫爾辛基人權公約。第一批簽名者243人。憲章的三個發言人包括哈維爾本人、德高望重的哲學家揚·帕托切克，和1968年離職的前共產黨人、當時的外交部長伊希、哈耶克，體現了一種多元化。
因為他是三個發言人當中最年輕的，警察把他抓了起來。從此他開始了與警察之間的多年周旋。他當總統13年，而這之間的十來年，都是在監獄或看守所大門進進出出度過的。其中最長的一次是1979年5月到1985年1月，這位未來的國家總統，在當時以“危害共和國”的名義被判四年半，結果因病提前釋放。他在牢里被允許給妻子每周寫一封信，因為不準談其他事務，他就繼續發揮有關人的“同一性”、“認同感”、“存在的地平線”這些令人費解的題目，弄得他的典獄長大聲咆哮：“什么‘存在的秩序’，‘精神的秩序’，你唯一應當關心的，是監獄的秩序。”
這些書信后來集結出版——《致奧爾嘉》。在監獄這個世界的盡頭，哈維爾得以再次返回自己的源頭，檢查自己生命的根基。“一個人的秘密是他責任感的秘密”。他對妻子寫道。許多人欣賞哈維爾反抗的行為及勇氣，然而在我看來，與他看得見的行為同樣重要的，是他不斷給出抗爭的理由，他不是為了反抗而反抗，不是因為仇恨而反抗，更不是為了贏得權力或名聲，而是因為人的“良心”、“尊嚴”和“責任感”。他被譽為今天這個世界上的“哲學家國王”。
還應當算上“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種穿透力，能夠看清潛藏在事情背后的東西;也是一種堅持的決心——一旦看到某個景象之后，就深信它。他竟然把良心這種東西帶進了政治!他反復強調，政治不應當與人類生活為敵，不應當與人類良知為敵，政治是一種責任，政治家們則應當對這個世界担負更多的責任。他反對他的前任一再打壓社會良知的做法，在轉型最困難的時刻對公眾呼吁：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相信，在我們社會中，仍然有著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們處于某種松散的、受壓制的、混淆的、破碎的和困惑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家有責任去喚醒這種沉睡的善意給它提供方向，打開通道，鼓勵和給它提供空間，賦予其希望。”
2009年3月，哈維爾在他的辦公室里會見了中國知識分子一行三人，我們向他發問：什么是貫穿他一生的東西?”他答：“冒險性”。問他有關“歷史及其與個人”的關系。他強調：“偶然性”更重要。問他對中國年輕人說些什么。他答“希望他們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是的，假如一個人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視自己的生命為一個整體，而不是四分五裂，就進入充滿偶然性的種種冒險狀態。
然并不是所有冒險都通向總統寶座。哈維爾的故事也并非一個成功的典型，他身上有許多自我抗擊的成分。他的政治對手克勞斯批評他是個“半社會主義者”。“如果我任職期間，突然被傳喚到某個陰森森的法庭接受審訊，或者直接被帶去那個采石場服苦役，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哦，處于轉型期的身心疲憊的公眾，聽到他們的總統早起向他們發布昨天晚上的噩夢，會怎么想呢?然而這卻是哈維爾接近自己、保留自身人性的獨特方式。他形容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是“命運設下的殘酷陷阱。”
他將自己從權力中撤出的經歷寫成劇本《離開》，去年又親自導演拍成了電影，他最早的夢想終于實現。

《新世紀》2011年，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