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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八十年代》

華國鋒是毛澤東時代的最后一個政治音符。他離開中國政治舞臺的三十年，中國上空回蕩的是強勁的改革旋律;伴隨著他的謝世，毛時代的政治旋律在休止符中消聲。而他集喜劇和悲劇于一身的經歷卻給人們留下了無盡遐想……

1976年10月，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是繼毛澤東之后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中國最高領導人。對于一九七零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來說，對他的記憶，也僅僅是當年流行的宣傳畫上那個慈祥的“英明領袖”;而對于七零年代以后的人來說，除了從教科書上“四人幫”和“兩個凡是”兩個關鍵詞中還能見到他的名字以外，他的行跡幾乎蕩然無存。

在他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后，對于他的評價，官方有一個“一正四負”的說法。“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干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制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這就成為對華國鋒評價的基調;一些著述還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負面評價：“阻撓和拖延恢復鄧小平工作”、“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搞‘洋躍進’”等。

因為有這樣的評價，離開權力核心30年來，他一直是個“沉默老人”，未發表過任何一本回憶錄甚至只言片語的文章或談話，就是在出席中共黨代會場合被海外媒體追問時，也只是講幾句不著邊際的之言。也因為有這樣的評價，學者和媒體對他也都保持沉默。

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謝世。新華社發表的“華國鋒生平”對此有所改變：“一正”有所加強，說他在粉碎“四人幫”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關于平反冤假錯案，不再說他“拖延和阻撓”，而是“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經濟工作，不再說他“求成過急”，而肯定他“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各項工作”，至于推行“兩個凡是”、壓制真理標準討論、制造和接受“新的個人崇拜”等等說法，新華社的生平未置一詞。

2014年8月，為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官方創作的《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電視連續劇中，華國鋒不再被人忌諱，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現在屏幕上。

從“父母官”到“接班人”

來自山西交城帶有濃重鄉音的華國鋒，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陽曲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委。1949年隨人民解放軍南下到達湖南省后，時年29歲的他，被任命為湖南省湘陰縣解放后的第一任縣委書記。此后，他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直至1976年10月當上中共中央主席，他才不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之職。

1952年，年僅31歲的華國鋒任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毛澤東的家鄉韶山曾隸屬湘潭。毛澤東之所以能從無數的省、地級干部中注意到華國鋒這個黨內的后輩，與他這一任職有很大的關系。1955年秋天，華國鋒在長沙見到了毛澤東，衣著樸素，面相忠厚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澤東破例請華國鋒列席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年逾60的毛澤東對34歲的華國鋒說：“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華國鋒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亂中一次重要的會議。說重要，是因為這次會議填補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澤東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對于毛澤東等領導人來說，選擇黨的事業接班人，一直是關乎后繼有人的大事。從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劉少奇一直以毛澤東的接班人身份出現。“文革”爆發后，這位接班人卻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遭迫害。而林彪這位毛的“親密戰友”作為接班人，不但毛心安，全國黨員都心安。華國鋒作為新晉中央委員，自然擁護中央的決定。不過，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數年后，他會成為新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機毀人亡，實際上宣布了毛式“文革”的失敗，接班人問題成為他更為焦慮的頭等大事。而此時，與毛一起走過的黨內元老大多被迫遠離權力中心，毛的目光只能轉向黨內“新貴”。盡管樸素、忠厚的華國鋒給毛印象深刻，但從資歷而言，他卻并沒有進入毛的視野。

毛澤東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為接班人，但他很快發現，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外，別無長處。于是，他把目光轉向了華國鋒：1973年8月，提拔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顯露出培養華國鋒為接班人的端倪，華開始步入中共領導層。

不過，華國鋒缺乏參與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等經歷，也從無高層的政治閱歷，無法與黨內元老相比，其地位并不穩固。毛澤東自然明白這一點，他在重新啟用鄧小平的同時，繼續重用華國鋒。1975年，華國鋒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鄧小平復出后，進行整頓，否定“文革”，自然為毛所不容，鄧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時勢造英雄，華國鋒成為當然的接班人。1975年10月15日，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報告，開始逐步接替已病重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工作。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后，華國鋒開始任代總理。1976年4月7日，毛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確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而毛澤東在1976年9月去世前，則曾給他寫下“你辦事，我放心”批示，華國鋒便以毛澤東的繼承人身分，為毛澤東追悼會致悼詞。在當年10月“四人幫”被拘捕前，華國鋒已是中共黨內最高負責人。

華國鋒走上權力高峰，是至今公布的史料也無法破解的偶然或者必然，因而始終是學者的饒有興趣的話題。

在毛澤東時代，1949年以后27年的威權統治，“強人政治”是中國的政治架構。他逝世前后，“強人政治”基本上陷入真空，“常人政治”時代未雨綢繆。因此，中國政壇上出現三股勢力，一是江青等激進派，也就是被稱之為“四人幫”的人，他們以毛澤東的衣缽繼承者自居，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支持者，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追隨者。二是元老派，他們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華國鋒、吳德、紀登奎等人，我姑且稱之為“新貴派”。從年齡上來說，他們算是毛的下一代人，對毛很崇拜，很忠誠;他們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對“文革”沒有抵觸情緒，但與江青等激進派則不同。基層工作的經驗使他們有務實的一面，“革命”也“抓”，“生產”也“促”，但均不大走極端。這樣，他們就與激進派拉開了距離，而與元老派則有了感情的親近。

病中的毛澤東，對這種局面大約也了如指掌，因而作出了意味深長的安排：選定華國鋒為接班人，并在副主席前加上“第一”兩個字以強調，消弱江青等激進派的權力;逼迫鄧小平離開政壇，但“保留黨籍，以觀后效”，不徹底打倒。或許，他老人家希冀三股勢力能平安相處，國家也能處于平安的狀態。由此說來，能同時調和兩派的華國鋒，登上歷史舞臺實屬必然。

尷尬的“二傳手”

毛澤東逝世后，華國鋒接手了這三股勢力的權力架構。在元老派依然靠邊站的情況下，華國鋒遭到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另外三人是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挑戰。此時的華國鋒，表現了驚人的沉著。他把目光轉向元老派，謀求支持。

1976年9月10日下午，即毛澤東逝世第二天，他與李先念密談，指“四人幫”正在猖狂活動，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急不可待，并請李先念與老帥葉劍英等人“交流看法、溝通思想”，謀求對策。至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在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支持協助下采取行動，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汪東興出面逮捕“四人幫”成員及其支持者，終于為正式結束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礎。

隨后，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華國鋒粉碎“四人幫”的舉動，深得民心、黨心，元老派對其刮目相看。那些日子里，在各種各樣的公開場所，老帥葉劍英以保駕護航的身份，挺立在華國鋒身后。而受毛時代威權政治下對個人崇拜的狂熱的影響，華也自覺或不自覺接受全黨和全國人民近乎瘋狂的個人崇拜。他的標準像掛滿神州，《我們的華政委》、《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等頌歌響徹云霄，一個新的造神運動把他推到了圣壇之上。

狂熱過后怎么辦?華國鋒非常明白，他接手的家國已是風雨飄搖面臨崩潰的危局。在這種危局面前，這位既擁護“文革”又有務實精神的“英明領袖”，意識到只有經濟搞上去，才能扭轉危局。他提出“抓綱治國”的口號，雖然沒有擺脫“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體系，但他把重點已放在后面的“治國”上是確實無疑的。他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描繪出一系列經濟發展的宏偉藍圖;他開始放眼看世界，大規模地進口外國設備，希望借助于國外的先進技術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步伐。

從政治走向上來看，華國鋒則不可能擺脫毛時代的模式與影響。相反，出于對毛澤東的忠誠，出于對自己權位的保護，他對“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法并沒有什么反感，并繼續高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旗幟。顯然，這種選擇不能解決中國當時急待解決的貧困和專制的問題，因而違背了時代的需要。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開始有了話語權，他首先對“兩個凡是”提出異議，認為不符合馬克思主義。1978年5月開始的全國性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在關于這段歷史的“后設敘事”中，也被認為是針對“兩個凡是”的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兩個凡是”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實事求是”。這次會議，標志著中國正式開啟“改革開放年代”。

華國鋒注定是一位過渡式的領袖，他的退位是歷史的必然。

1980年9月，華國鋒被免去國務院總理職務，在當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提出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要求獲得批準。至此，華國鋒正式離開權力核心，但直至2002年10月的中共十六大前，他都是中央委員。

民主作風難能可貴

盡管遠離政治三十年，但無論在高層，還是在民間，華國鋒都有著很好的口啤。國務院原副總理，老資格的領導人谷牧在一篇回憶文章說：“華國鋒是個好人。”這句話代表了許多人的看法。

“好人”的含義有多種，但從政治意義上講，最為人們所公認的一點，就是作風民主。“文革”結束以后，黨內恢復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氣，政治空氣畢竟沒有“文革”之中那樣恐怖可怕。這是事情的一方面。從另一方面來講，華國鋒的克制、寬容態度亦即民主作風也不可忽視。

“兩個凡是”出臺后，主流輿論以“兩個凡是”為主宰。但是，胡耀邦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經過醞釀，聯合推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被人認為是與之唱對臺戲。即使有人聲言此文是“砍旗”時，華國鋒也并未因此阻止。他甚至對人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搞清楚，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達到團結。即使戴上“英明領袖”的光環站在政壇最頂峰時，他仍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斗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后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后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在開啟中國改革的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定下的調子就是讓大家講話：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哪怕這些講話是讓他承担“兩個凡是”的責任，他也照單全收。

離開權力核心后，他依然從容而淡定，三十年一直是個“沉默老人”。他的民主作風，他的忠厚，博得了人們的稱譽。每次黨的代表大會上，他總是以高票當選中央委員。

有論者云：華國鋒是毛澤東時代的最后一個政治音符。他離開中國政治舞臺的三十年，中國上空回蕩的是強勁的改革旋律;伴隨著他的謝世，毛時代的政治旋律在休止符中消聲。而他集喜劇和悲劇于一身的經歷卻給人們留下了無盡遐想……。

他，值得人們去懷念!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出現他的身影，才是對待歷史應有的態度。

網載 2015-08-23 08:4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