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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流動研究領域的三代人中，布勞和鄧肯的地位獲得模型屬于第二代開端。在《美國職業結構》一書中，作者用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作為自變量，將個體在社會流動中獲得的社會地位作為因變量，建立了一個五變量因果模型。它很快成為地位獲得研究的范式。具體而言，地位獲得研究一般首先會根據地位獲得的理論假設，建立包括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的統計模型；其次，按照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職業聲望等因素對個體職業地位進行測量；再次，將父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受教育程度、子代初職地位等中介變量納入模型，測量不同因素對子代地位獲得的影響；最后，在對結果進行統計檢驗的基礎上，檢驗理論假設，并推斷社會的開放程度。在模型中，如果父子兩代之間的職業地位關系主要通過子代受教育程度來間接傳遞，那么影響代際流動的因素即為“自致性因素”；若主要通過父代職業地位來直接傳遞，則為“先賦性因素”。

1960年代末，威斯康辛學派對“布勞—鄧肯”模型提出了一些批評。他們認為，一方面，使用父親的分層位置是毋庸置疑的，而“布勞—鄧肯”模型未能將心理因素納入模型之中；另一方面，作為中介調節的外生變量即社會心理因素被遺漏，這些因素包括參照群體、重要他人、自我概念、行為預期等。基于以上思考，作者構建了一個社會心理模型，即威斯康辛模型。與“布勞—鄧肯”模型相比，它在模型中增加了“智力”、“學業成績”、“重要他人”、“職業抱負水平”和“教育抱負水平”等變項。該模型是一個因果路徑分析圖，又是一個遞歸模型。

斯威爾、哈勒和伯茨運用1957年和1964年對威斯康辛部分中學高年級學生的跟蹤調查資料，對威斯康辛模型進行了檢驗。與“布勞—鄧肯”模型相較，作者所提出的假設更具解釋力。統計分析結果表明：第一，重要他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變量；第二，抱負在前置因素和后來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第三，關于模型受到文化的約束問題被提上議程；第四，線性模型和路徑分析似乎很好地解決了社會心理學分析的命題，但是也為以后的進一步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第五，在未來研究中，處理交互效應的非線性的統計分析方法值得引入；第六，研究的結論有許多前提，還需要增加樣本的差異性，以深化論證社會心理學模型。

威斯康辛模型對原初的“布勞—鄧肯”模型增加了一些心理學變量。這些變量可以被認為是對細化家庭背景如何作用于教育和職業獲得的有益嘗試，而且該模型使解釋更為有效。概而言之，威斯康辛學派對人們理解重要他人如何影響地位獲得作出了重要貢獻，是對“布勞—鄧肯”模型的有益拓展。自1970年代以來，威斯康辛學派不再局限于對教育和地位獲得的解釋，還將社會經濟地位和重要他人影響進一步分解，并將收入作為因變量。其后，基于WLS數據，他們繼續開展大量的研究工作，議題包括鄰里、學校、大學、社會性別對教育、職業和經濟成就的影響等，尤其是從家庭結構中深入挖掘內生性機制，如姊妹對教育獲得的影響。

在研究方法上，威斯康辛模型成就斐然。在短短的二十年，他們在統計技術和方法上有許多創新，主要包括單變量和多變量的無應答偏誤效應以及多元模型的可比性、路徑分析中的未被觀測變量效應、路徑分析中的效應分解、姊妹相似性研究、社會經濟變量的回應變化性、不完全數據模型和對原初威斯康辛模型中變量的回應偏誤效應。

當然，也應該看到威斯康辛模型的不足。其一，它忽視了結構性因素對地位獲得的約束。包括與威斯康辛模型同時期出現的哈佛模型、賴特模型和羅賓遜模型等衍生模型，它們的潛在前提都是市場的完全競爭。但事實上，即使是美國這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市場也絕非完美無缺。其二，社會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問題。和經典地位獲得模型一樣，威斯康辛模型關注的焦點之一是個體如何得到社會地位，而對地位何以生成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從已有文獻來看，非正式制度是制度分析流派的重要維度之一。那么，到底哪些非正式制度會影響威斯康辛模型中的變量，它們又是如何影響的，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如果將“布勞—鄧肯”模型比喻成一個黑匣子，那么威斯康辛模型在黑匣子里增加了一些東西，但是仍然對許多外生的因素置之不理，諸如社會網絡、勞動力市場分割、非正式制度等社會結構性因素。然而，作為地位獲得中間機制的教育，社會學務必給予更多的重視。只有這樣，才能發現一些與教育相關聯的因素如何在地位獲得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及教育的獲得如何對未來的不平等產生影響。

　　 （作者單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燕南園愛思想 范曉光 2015-08-23 08:4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