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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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夏之交，謝泳從廈門出差到北京，我約了幾個朋友一起吃早茶。邊吃邊聊，你一言我一語，無主題地東拉西扯。坐在身邊的謝泳低聲對我說：“最近，我看到一份關于聶紺弩的檔案材料，很吃驚。”

我問：“吃驚什么？”

他說：“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結舌，半天回不過神來。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謝泳說：“告密材料一直匯報上去，羅瑞卿批示：‘這個姓聶的王八蛋！在適當時候給他一點厲害嘗嘗。’”

難以置信！我的腦子全亂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紀實版《中國作家》雜志上，看到了謝泳所說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簡稱“聶檔”)，全文十余萬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資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實說話，以解密了的檔案材料為憑，系統又完整地揭示出聶紺弩冤案的真相。“去馬來船相上下，長波大浪與縱橫”（聶詩），我一口氣讀完，大慟，大悲。淚如大河，決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認識，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聶檔”使他們的面孔變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來。事實就擺在那里，一切都是無法回避，也無可辯駁：長期監視、告發聶紺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須認同作者的結論——聶紺弩入獄不是紅衛兵扭送的，也非機關造反派搗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筆一劃把他“寫”進去的。

詩人邵燕祥看了“聶檔”，內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里說：“今天的年輕人，看國外警匪片、國內電視劇，處處有線人、臥底、‘無間道’，諜影重重，英雄孤膽，看得緊張過癮，甚至心向往之。他們想必是想象自己處于‘正方’，才能這般心安理得。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兄一不是殺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販毒的幫伙，卻在很長時段里，曾經生活在被監控、被告密的恐懼之中……”（《牢頭獄霸的前世今生》，載《南方都市報》2009.3.5）

聶紺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發配到北大荒勞動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為是從1962年開始的。也就是說，聶紺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通過身邊的人及時匯報上去，并進入專政機關的檔案的。長年累月的告發檢舉，聶的問題性質日趨嚴重。依據事實，寓真把檢舉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戴浩（湖北人，電影家）、向思賡（湖北人，曾參加左聯，1949年后為中學教師）、吳祖光（戲劇家）、陳邇冬（作家、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鐘敬文（教授，民俗學家），他們與聶紺弩有著密切往來，到了“文革”時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另一類是幾年來（1962—1967）一直“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總署和版本圖書館工作）、黃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遞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開頭是這樣的：“我昨天去找了聶，與他‘暢談’了一陣……一個晚上我得到了一點東西，破去不少鈔，總算起來在20元以上了。茲將他的談話，盡最大真實地記錄下來。”這第一段話里，單是“暢談”、“破鈔”以及“盡最大真實地記錄”幾個詞組，其主動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寫了10頁。這里截取聶紺弩談論反右的片段：“你要殺人，你就殺吧，但是殺了以后怎么辦？章伯鈞一開始的時候就說：‘只要對國家、對大局有好處，你們要借我的頭，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聶）的頭，我也愿意，可是我話還是要說的。（著重，聲激憤）現在搞成什么樣子，他們要負責，全國都要負責，只有我們不負責，只有我們（手指連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記性和手筆，寫得形神兼備。

由于坐探當得出色，到了1964年，聶紺弩的反動言行和寫作，就被頻頻搜集起來，摘編成專政機關的簡報送到了高層。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見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個“王八蛋”的批示。羅瑞卿還批示道：“聶對我黨的誣蔑攻擊，請就現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統的東西研究一次，如夠整他的條件……設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聶紺弩的“反動”言論已有上百頁之多。內容有關于寫作的，有關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對時局的議論。2月18日的材料匯報聶的言論如下：“現在農夫也不好當。從前的農夫向地主納了地租之外，那塊地怎么種，他有完全的權利。現在的農夫一點權利都沒有……這樣的制度是無法搞生產的。”“現在主要問題是人的權利問題，自由問題……”像聶紺弩這樣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當代清流，即使發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們打探的是朝廷，掛念的是天下，感興趣的是政事。聶紺弩只要與同類聚會，三杯酒下肚，那議論與牢騷就一起冒出來了。他思想敏感，獨具慧眼，在驚人之語中，有深刻，有調侃，也有偏頗。這是中國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釋放。

都是幾十年的朋友，都是頭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氣的文化人，誰防備誰？時局盡管緊張，無奈聶紺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滿三巡肉更香”（聶詩）。好友加好酒，他說話就越來勁，話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幾個人在聶家一起吃晚飯。飯后，聶紺弩談興來了，大放“厥詞”。他說：“有許多事情，我們會覺得奇怪，你想：一個普通人，總不能不看報紙吧，天天看報紙都看到自己怎樣偉大，怎樣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從個人來講，不管怎么偉大英明，也總有不偉大不英明之處。從黨和組織來說，不管怎樣正確也總有不正確之處。都好了，都對了，都正確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這是不可能的，是不辯證的。”我看得出來，寓真公布的檔案材料是經過嚴格挑選、細心鋪排的。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些異常激烈的言論，其實并未刊出。聶紺弩和我父親（編者注：章伯鈞）一樣，在私人聚會的場合，會直呼其名，會拍桌子瞪眼睛地大罵，還會講臟話。出語刻毒和文風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這才是聶紺弩。

聶紺弩怎么會和這樣一些人往來？理由太簡單了：因為他只能和這樣一些人往來，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羅隆基等人往來一樣。1961年，聶紺弩剛從北大荒回京。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訪老朋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兩包煙。隨后說：“老聶，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來，聶紺弩寫下這樣的詩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無肴核也無糖。

其時三年大災害，誰家有酒備客嘗。

舉杯一飲無余瀝，淚落杯中淚也香。

臨行兩包中華牌：

老聶老聶莫再來，我事非盡我安排。

獨攜大赧出君門，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讀著這樣沉痛的詩句，我能想象出聶紺弩的狼狽與赧然，能體味到他內心的屈辱和憤然。現實的處境及困頓，他只得與同類為伍了。

因為都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判刑，我與聶紺弩是難友。1978年我出獄后，在聶家有一次痛飲和暢談。我與他互相交換“案情”。

他問：“小愚，你是因為什么進去的？”

我說：“兩條，一是反動言論，二是寫反動日記。”

聶大笑。說：“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樣的罪。我是說反動話，寫反動詩詞。”

我說：“我的反動話，主要是攻擊江青。”

聶大悅。叫道：“李大姐（編者注：章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惡毒攻擊的是一個人！來，為了這個，我們要單獨喝一杯。”

我告訴聶紺弩：當時專政機關認為，章詒和光有別人檢舉的反動言論還不夠，要把她釘死在罪行上，還必須有文字。于是，指使劇團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記、札記、手稿，共17大本。他們終于找到所需的證據。白紙黑字，跑不掉了。聶紺弩也如此！“王次青寫的檢舉材料，主要是關于聶的言論”，還需要白紙黑字的東西。這東西，就是詩了。詩是要人欣賞的，特別需要有鑒賞能力的人欣賞。所以，聶每有新詩，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贈好友。黃苗子既是識者，又是好友。“聶紺弩贈詩較多的是給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可惜，公安機關的人不懂詩，于是上面又指示：“這些詩要找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好好解釋解釋，弄明白真實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詩無達詁，古體詩含蓄、工整、優雅，內涵無窮的寓意。你可以從正面理解，他可以從反面來分析。大量的聶詩，找誰來破譯？公安機關負責人還是聰明，說：叫詩的提供者來當詮釋者。黃苗子也沒有辜負他們，把每首詩里的“反意”都摳了出來。書中，寓真列出許多首詩。這里，僅舉三例。

冰道

冰道銀河是又非，魂存瀑死夢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練能裁幾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瀉，橇因地險虎真飛。

此間多少降龍木，月下奔騰何處歸。

這首詩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寫利用冰道運送木材。問題是最后兩句，大意是：當年為了保衛大宋江山，楊家將費了許多勁，去找降龍木，降龍木這種寶貝在北大荒這里卻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勞動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們將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鐵骨鋼筋四十年，玉山驚倒響訇然。

半生兩袖多奇舞，一死雙冠夠本錢。

不信腸癌能損爾，已無獄吏敢瞞天。

只身攜得雙兒女，新婦飄零何處邊？

若海是指黃若海，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勞改中患腸癌，于1960年死去。詩意是：40年來你的身體像鐵骨鋼筋一樣結實，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這半生是個演員，劇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時候又戴著“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帽子，真是夠本錢了！我不相信單是腸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獄吏”平日不早向上面報告，不替你醫治，才使你喪了命！直到你死了，他們再不敢隱瞞上面了。可憐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帶著一雙兒女，他們在這茫茫人海中飄零到哪里去呢？

轱轆體之一

紫傘紅旗十萬家，香山山勢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來風四嘩。

豈有新詩悲落木，怕揩老淚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凍作霞。

1962年秋，聶紺弩與麥朝樞（“民革”成員，戴過“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等游香山，麥以詩寄聶，中有“紫傘紅旗十萬家”之句，聶取之作轱轆體五首，這是其中一首。這首詩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國際或國內形勢，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這深秋的時刻，秋風颯颯，山雨欲來的前夕，面對這落葉蕭瑟的景色，傷感得寫不出詩來，也怕拭清我這昏花老眼去辨認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蕭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說成是美麗的，矯揉造作地把木葉凍作彩霞來裝點這蕭條世界。

有了言論，有了文字，罪證齊備，抓捕聶紺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他是有預感的，鐘敬文也勸他焚詩，聶紺弩有些慌張，開始燒詩，還跟別人（如黃永玉）打招呼：“你就罵我好了。罵我什么也沒關系……說頂討厭聶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詩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顧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與西東”（聶詩），處于絕境的詩人，感到深深的孤獨。

用文化人監視、告發文化人，決不是我們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不少審查官就是19世紀俄國作家。在德國，著名的海德格爾就對老師胡塞爾實施“無形”迫害。我們國家自先秦以來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則是朱元璋的錦衣衛。極權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統治者希望每一個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個人又都可能被告發。這樣，朝廷才便于監視和控制，政權才能有效打擊異端，及時翦除異己，以鞏固統治。“文革”期間的告密行為是在“革命”“正義”的旗幟下進行的，只要能夠保衛紅色江山，無論怎樣告密，采取何種方法，哪怕是告發父母，哪怕是暗中竊聽，都是好樣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無負罪感。有關部門所網羅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長、有才氣、有成就，也有些名氣的人。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能接觸到政壇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運就悄然逼近，自己還渾然不知。

這里，我還要說一句，黃苗子永遠不知道，就在他監視密告聶紺弩的同時，也有一個文化人在監視密告他。

的確，聶紺弩平反后，依舊和告密者往來、吃飯、聊天、唱和。難道他不知道是誰出賣了自己嗎？不知道黃某人曾給自己注詩嗎？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聶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這樣寫道：“我實感作詩就是犯案，注詩就是破案或揭發什么的。”我是過來人，對此深有體會。比如預審員問：“你說過周恩來喜歡孫維世嗎？”一聽，立馬知道這句話，我是在什么場合、什么時間講的，又是誰檢舉的。聶紺弩當然清楚誰是告密者。那為什么他毫不“計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個原因是戴浩、向思賡、吳祖光、陳邇冬、鐘敬文等人的檢舉是在“文革”中聶紺弩遭關押后，被迫寫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聶紺弩的超凡絕俗，大度豁達。但是，我認為他的淡然處之，是因其內心有著更深的痛與苦，不可對人言的痛與苦。事情不是那么簡單。聶紺弩出獄后，常常突然不講話，一連數日向壁而臥。有一次，聶的夫人周穎來找我的母親，說：“你快去看看老聶吧，我實在拿他沒有辦法了。”

母親帶著我去了。聶紺弩翻身起床，并打發周穎去買熟食。周離開房間，一直沉默的他劈臉問道：“海燕（聶之女）的自殺，你們為什么不告訴我真相？”

母親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遺言吧？”聶紺弩問。

“知道。”母親答。

“她在紙上寫的那句話，我會琢磨一輩子，除非我咽氣。”

母親勸道：“老聶，你不要這樣，事情過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說這個話！事情能過去嗎？”他用手不停地戳著心臟部位，自語：“永遠過不去。永遠過不去！”

母親不做聲。

“你不說，我來說！她的遺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說海燕發現了什么……”母親聽不下去，伸

出一只手掌，斷喝道：“老聶，不要講了，我不許你講。”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慘苦，而聶紺弩每日每夜地面對這個慘苦。你說，他還有心思去“計較”別人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后一句話，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聶詩），他在世，堅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聶紺弩去世后，出賣他的人寫懷念文章，那里面沒有一點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