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每代人都被上代人不滿，最后還是接了班

簡體傳統

在向學術界告別之后，不久前，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錢理群又在三聯書店以《我與青年》為題演講，意在向青年告別。

他建議年輕人：一要抓緊大好時光，自由讀書，為建立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要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以最尖銳的形式突然呈現在我面前

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說法，應屬于“30后”那一代。

我于1960年大學畢業，經過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貴州安順衛生學校教語文。那年我21歲，我的學生年齡和我差別不大，屬于“40后”。

我出生在一個上層社會的舊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長大，小學、中學與大學讀的都是名牌學校，自己也是以當作家、學者為追求的。一下子到了邊遠、底層的專科學校教書，這樣的反差實在太大，可以說，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以最尖銳的形式突然呈現在我面前，要年輕的我獨自應對：如何面對現實？還要不要堅持自己的理想？又如何堅持？

開始我有點不知所措，但冷靜下來，就做出了決定我一生的選擇：對于我這樣的天生的理想主義者，放棄自己的追求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對嚴酷的現實，我又必須做出某種調整。

我一到貴州，當地人事部門就向我宣告：進入貴州大山，就別想出山！我曾經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原因，學校明確表示不準報考。這樣，我就必須作好長期(甚至一輩子)待在貴州的準備。那么，我又如何堅持理想呢？情急之中，我突然想，是不是也應該將自己的理想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現實的理想”，即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實現的理想。

于是，我冷靜地分析了自己的處境：盡管由于家庭出身的影響，學校對我另眼相看，連班主任都不讓我當，但總還是給了我一個課堂，一個和青年人接觸的機會。于是，我決定以“成為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作為自己的現實理想，由此開始了我自覺地充當青年的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僅全身心地投入教學中，而且搬到學生宿舍里，與學生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由于我和學生年齡差別不大，很快就和學生打成一片。我們一起學習、逛街、踢球、爬山、演戲、辦壁報，我的周圍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學生，真的成了最受歡迎的老師。

我和“40后”、“50后”兩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

當然，我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學者夢，只是把它作為一個“現實條件不具備，需要耐心等待，作長期準備”的“未來的理想”。

因此，在學生睡覺以后，我又挑燈夜讀，主要是繼續我的魯迅閱讀與研究，并且有了更為明確的“回到北大講魯迅”的夢。現在我還保留著當年所寫的數十萬字《魯迅研究札記》，這是一個漫長的準備與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才獲得報考研究生的機會，最終回到北大講臺。這一等，就是整整18年。

回顧這段歷史，我總要感激我那些貴州“40后”的學生，如果沒有和他們休戚與共的生命交織，我早就被現實壓垮或變形了，根本不可能堅持18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變。

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圍聚集起了一批愛讀書的年輕人，有學生、知青、工人，還有社會青年，年齡在20歲上下，都是“50后”。我們這個小群體，類似于今天的讀書會，在“文革”后期是相當盛行的，研究者將其命名為“民間思想村落”。

這樣的民間聚集，其背景與推動力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們面臨著“中國向何處去，我們(我)向何處去”的問題。

這就意味著，我們當時是為了一個宏大高遠的目標聚集起來讀書的。可以說，我和“40后”、“50后”兩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

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滿，最后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離開了這批患難與共的朋友。但我們依然保持密切的聯系，直到今天。這本身就構成了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到了北大，閉門讀了7年書，到1985年正式開課講《我之魯迅觀》，接觸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

在《我與北大》一文里，我談到上世紀80年代和“60后”、“70后”青年人一起讀魯迅，課堂上形成了一股“魯迅-我-學生”心心相印、聲氣相通的氣場，那幾乎是以后時代很難重現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學生，是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也即1980～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了機會接觸“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關注與思考這一代人，卻要到退休以后。

記得是2006年，我應邀到北大演講，題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這一代》。為什么會提出這樣的話題？原因是我看到了《中國青年報》的一個“青年調查”，其中有兩點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報告透露，我國“80后”的青年有將近2億人，而且他們將要或者已經開始接班，這就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了。二是圍繞如何看待這一代人，社會的評價與“80后”的自我評價出現了巨大反差。許多人以“生活離不開網絡”、“重視外表，講究穿著”來概括這一代人，這也是“80后”自己認可的；但他們又批評“80后”“永遠以自己為中心”、“道德觀念、是非觀念、責任感普遍不強”、“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等等，卻引起了“80后”的不滿，因此發出了“請別誤讀這2億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講是響應“80后”，為他們辯護的。我的想法和說法很簡單：“我在研究近百年歷史時，早就發現，幾乎每一代人都不滿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評的言辭都差不多。”我舉出的例子是，作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劉半農，曾寫過一篇文章《老實說了吧》，他的“老實話”就是看不慣30年代的青年人，批評他們“不認真讀書，又喜歡亂罵人”。我是“30后”，也應該是挨罵的對象，但我讀了劉半農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直到“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責罵“80后”“不認真讀書”嗎？連罵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歷史照樣前進：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滿，最后還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以致有資格再來批評下一代人”。

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為下一代人，特別是年輕人担憂，實在是杞人之憂。每代人都會有他們自己的問題，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終也得靠他們自己來解決問題。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時間，這大概也是我的兩個基本信念。”

現在，距離我那次講話的2006年已經過去8年多了，“80后”開始成為社會中堅力量，人們對他們的評價也完全不一樣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開始對“90后”指手畫腳了。這樣的歷史循環，是非常有意思的。

與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系，這是建立信念與理想之根

從2002年退休以后，我和“80后”，后來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聯系。應該承認，“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幾代青年，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如果說，“40后”、“50后”，關心的主要是政治問題；“60后”、“70后”，關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問題；那么，“80后”、“90后”，成長于經濟發展的時代、網絡的時代，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個人生存、經濟問題，首先是個人物質欲望的滿足。

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我和幾代人關系的變化：“40后”、“50后”和我的年齡與精神氣質都比較接近，我可以說是他們中間的人，我是把那些貴州青年朋友視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實的老師、父輩的角色，但我們之間的交往，還是少有距離的，就像一位當年的學生回憶所說，他們是隨時可以闖門而入，和我神聊到深更半夜的；對“80后”、“90后”來說，我已經是爺爺輩的人了，我的年紀越來越老，已經沒有精力和他們過于密切地交往，他們接近我的機會越來越少，我們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大。

更重要的是，我已經無法和所有“80后”青年進行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經常想起魯迅的話：青年是不一樣的，有睡著的，玩著的，也有醒著的。對“80后”睡著、玩著的青年，我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已經無法和他們對話，這也屬于正常。我能夠交流的，是魯迅說的，覺醒的或要覺醒的青年。所謂“覺醒”，就是在堅持自己對個人物質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時，又有所質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尋求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更為健全的發展。我因此把他們稱為“新一代的理想主義者”，既在根本上和我這樣的老理想主義者有相通之處，又有自己的時代特色。在這樣的意義上，我這個“30后”就與“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們共同的話題是什么呢？這也是我和“80后”青年對話時，談到的對“80后”的看法的第二個方面。年輕人問我：你認為我們這一代存在什么問題？

我的回答是：“你們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目的。現在如愿以償，進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后其實是一個信仰缺失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我們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義者進行精神交往的聚合點。

我對年輕人的建議，通常有兩條：一是要抓緊年輕時代的大好時光，自由讀書，盡可能廣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資源，為建立自己的信念與理想，打下知識與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圍內，適當參加社會實踐，特別是到底層，到農村去，了解中國國情，與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聯系，這是建立信念與理想之根。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自己，我們這幾代人的成長之路、人生基本經驗。在我看來，這對今天的中國青年，也還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