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陳云長征為何只走了一萬兩千里？

簡體傳統

延安整風時期的陳云

陳云參加長征，沒有走完全程。長征二萬五千里，他只走了一萬二千里，但他在長征中所做出的貢獻卻是巨大的。正因為陳云對長征的貢獻巨大，毛澤東在1936年同斯諾講到幾個對長征有重大貢獻的人時，也提到了陳云。

出任長征“斷后”總司令

由于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錯誤領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

長征需要“斷后”。“斷后”的任務十分艱巨，也十分危險，中央準備命令紅五軍團“斷后”。當時，紅五軍團長是董振堂，政委是李卓然，參謀長是劉伯承。

中央的部署是：紅一、三軍團放在前面開路，紅八、九軍團緊隨其后，中央、軍委兩個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殿后，作全部紅軍長征隊伍的掩護。為什么這樣部署，因為紅五軍團原為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二十六路軍，受過正規軍事訓練，裝備好，善打硬仗，寧都起義后，改編為紅五軍團。

但是，紅五軍團的思想政治工作卻很薄弱，干部中存在舊軍隊的命令主義和長官意志等問題，戰士中外地人多，情緒不穩定，特別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部隊情緒低落，一些戰士“開小差”，有的干部對中央意圖也不理解。中央為了加強對紅五軍團的領導，決定派陳云去紅五軍團當中央代表。

陳云任紅五軍團的中央代表，實際上是紅五軍團的“一把手”，當時中央代表的權力是很大的，部隊中一切領導干部都要聽從中央代表的指揮，一切情況都要向中央代表匯報，軍隊的重大行動要經過中央代表批準，中央代表是部隊行動的最后下決心者。中央派陳云去紅五軍團當中央代表，就是把“斷后”“總指揮”的職務，交給了陳云。

周恩來、朱德與陳云談了中央的決定后，陳云表示，服從中央決定，要與紅五軍團的同志一起，同心協力，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

穩住部隊

陳云到紅五軍團后發現，自己面臨的問題比預先估計的復雜得多。當時，紅五軍團下屬兩個師———紅十三師、紅三十四師，總共有六個團，一萬人。這一萬人要做紅軍長征的總后衛，掩護全部紅軍轉移，而紅軍一開始長征時，采取了搬家式的行軍方式，把印刷廠的機械、原來中央蘇區辦兵工廠使用的機器、中央蘇區銀行印鈔票的機器等，全部帶上，這樣，行軍速度就相當慢，一天的時間，也就走十幾里路，并且需要戰斗部隊掩護搬這些機器的部隊慢慢騰騰地走。而國民黨則集中了幾十萬軍隊分路夾擊長征途中的紅軍，進軍速度很快。紅軍搬運這些笨重機器的部隊是行進在長征隊伍最后的，因此，掩護這些搬運笨重機器部隊的任務，也就落在了紅五軍團的身上。實際上，紅五軍團一萬人，要對付從左、右、后三個方面圍上來的十幾萬敵人，每天都有激烈的戰斗。因為要掩護搬運部隊慢行，又不能讓敵人靠近，處在長征隊伍最后的紅五軍團總是與敵人處于交火狀態，而且戰斗之前根本來不及修筑工事，只能利用地形臨時部署戰斗。因此，紅五軍團的戰斗打得格外艱苦、慘烈，部隊的傷亡也很大。

但紅五軍團面臨的不光是戰斗減員，還有非戰斗減員。長征開始后，由于戰士們對左傾機會主義者所指揮的搬家式行軍意見很大，加上原來部隊中的左傾分子用強迫命令的方式指揮戰士，戰士們實在想不通，就當逃兵。有的把槍一扔，跑到大山里躲了起來，有的士兵則帶著槍跑掉了，有的則干脆去投奔國民黨部隊。在這種情況下來到紅五軍團的陳云面臨的第一位的任務，就是穩住部隊。穩住部隊，一方面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向紅軍戰士講清目前的困難是暫時的，紅軍打破敵人圍攻之后，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一定會重新發展壯大起來，同時幫助部隊解決行軍打仗所遭到的困難。另一方面，必須改變目前這種行軍狀況。陳云直接找到中央，提出應該把那些笨重的機器就地掩埋，或者拋棄，讓被掩護部隊能夠加快行軍速度，增加戰斗人員，這樣，紅五軍團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掩護的任務。當時，左傾分子的統治是十分厲害的，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動不動就會給提意見的人扣上右傾的帽子，甚至當作敵人派來的奸細來對待，許多提過不同意見的人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殺害。當時陳云從革命利益出發，敢于提出不同意見，是很不簡單的。由于陳云等在第一線的領導同志不斷提出不同意見，加上毛澤東的堅決反對，左傾分子才不得不同意拋棄笨重的機器，輕裝行軍。紅軍輕裝之后，紅五軍團的掩護任務相對從前來說，負担減輕了一些。掩護部隊和被掩護部隊能夠經常一同作戰，在阻擊敵人時打了幾個勝仗，鼓舞了士氣，紅五軍團的部隊也穩住了。

血戰湘江

當紅軍長征到達湘江時，受到了數倍于紅軍的敵人的前后夾擊。紅軍必須突破敵人防線，強渡湘江，才能轉危為安，而敵人則下死力要把紅軍堵在湘江以東，試圖把紅軍全殲。因此，湘江之戰，敵我雙方都志在必勝。

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戰開始了，在天上，敵人集中了其空軍大部分飛機對我軍進行轟炸，在地上，敵人集中了炮兵火力，對紅軍進行轟炸。敵人數倍于紅軍的步兵密集地沖上來，紅軍戰士則與敵軍展開了近距離的戰斗，呼喊聲，槍炮聲，馬叫聲，混成一片。英勇的紅軍戰士在沒有任何陣地的情況下，與敵展開激戰，他們以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的氣概，與敵人進行短兵搏斗，有的戰士子彈打光了就用刺刀扎，刺刀扎彎了，就用槍托砸，搶托砸爛了，就與敵人徒手搏斗，許多戰士與敵人同歸于盡。在敵人密集的火力下，紅軍一排排地倒下去。紅軍戰士就是這樣用鮮血和生命，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而在湘江之戰中，受到敵人壓力最大的，是紅五軍團。紅五軍團要在整個紅軍部隊的最后面打退敵人的進攻，而此時紅五軍團已經只剩下數千人了。就是這數千人的部隊，擋住了幾萬敵軍的進攻，掩護紅軍大部隊過江。紅軍主力部隊也在與從兩側沖上來的敵人的戰斗中，邊打邊走，強行渡江。一連打了幾天，到12月1日，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八軍團、紅九軍團和中央縱隊、軍委縱隊才沖破敵人的堵截，渡過湘江。

紅軍主力部隊過了湘江之后，担任總后衛任務的紅五軍團因為要阻擊敵人，卻仍然沒有過江。而兩側敵人在紅軍主力過江之后，已經沒有強大軍事力量抗擊的情況下，急速沿湘江兩岸合拢過來，意圖是把仍然留在湘江東岸的紅五軍團全部殲滅于湘江以東。而此時的紅五軍團的戰士已經與敵人殺紅了眼，雙方一直在打拉據戰。此時，陳云看出了敵人的意圖。他清楚地意識到，如果紅五軍團仍然與敵人激烈戰斗，不趕快脫離敵人，迅速過江，就有被敵人分割包圍，進而全軍覆滅的危險。他急忙派身邊的通信員，設法與前線的指揮員聯系，命令他們盡快撤出戰斗。但由于長途行軍，部隊之間的距離很大，加上戰斗激烈，通迅聯系的電臺已經被毀壞，無法聯絡。

陳云見事不宜遲，急忙拿出筆來，在戰場上給紅十三師師長和紅三十四師師長草寫了兩封信，信中命令他們馬上帶領部隊撤離戰斗，搶渡湘江。他寫好信后，派兩個通信員，馬上分送到前線的第十三師師長陳伯鈞，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紅十三師師長陳伯鈞接到陳云的信后，馬上脫離戰斗，連夜急行軍45里，趁敵尚未合拢之前，沖出敵人的包圍，強渡湘江。但紅三十四師卻晚了一步，當他們且戰且退，于12月1日中午來到湘江邊上時，渡口已經被敵人占領。而敵人則圍了上來，紅三十四師一邊與敵人打仗一邊撤退，傷亡嚴重，只剩下一千多人了。當他們又來到另一個渡口時，這個渡口也被敵人占領。紅三十四師強行渡江，遭到優勢敵人的阻止，傷亡更大了。師政委、師政治部主任都在戰斗中犧牲。師長陳樹湘只好帶領剩下的700多人退回江東，想要進深山與敵人長期打游擊。但在撤退途中師長陳樹湘不幸負傷被俘。陳樹湘把手伸進自己被子彈打開的肚子，把腸子絞斷，壯烈犧牲。陳云得知這一情況后，萬分悲痛。他用陳樹湘師長這個例子，鼓勵戰士們同敵人戰斗到底。同時，陳云也對湘江之戰為何如此慘烈的問題進行了思考，認識到左傾機會主義統治的危害。他在心里已經很贊同毛澤東的軍事主張了。

湘江戰役（沈堯伊作新華社發）

一路糾“左”

湘江之戰后，紅軍大多數指戰員都認識到了左傾統治的危害，他們一致認為，再這樣讓左傾機會主義者統治下去，紅軍就會斷送在他們手里。于是，在以后的長征路上，紅軍高層就開始醞釀著改變左傾機會主義者制定的軍事方針的問題。陳云是堅決主張改變左傾機會主義制定的軍事方針的一個。他在與董振堂等紅五軍團領導人交換意見后，多次向中央提出，軍事上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一定要改變原來的方針，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但是，左傾機會主義者們不聽大家的意見，不改變原來的軍事方針。這樣，紅軍高級領導干部中間就開始醞釀改變指揮紅軍的領導機構的意見。毛澤東在長征途中，一路上與張聞天、王稼祥走在一起，向他們反復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途中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耐心細致地做他們的工作，最后得到了張、王二人的支持。周恩來和朱德原來就是支持毛澤東的。這樣，在中央高層悄悄地發生了變化。一場又一場的爭論也隨之展開。

陳云也是贊成改變紅軍領導機構組成人員的。他此時已經對毛澤東的軍事方針更加佩服，是堅決擁護毛澤東進紅軍最高指揮機構的人之一。但是，在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上中央內部發生重大爭論時，陳云卻沒有趕上。這是因為陳云率領的紅五軍團與中央軍委縱隊相距有幾天的路程。但陳云在內心是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的，并且在長征中用實際行動來糾正“左”的那一套。當時紅八軍團已經嚴重減員，部隊情況混亂，最好是改編后并入紅五軍團，使之重新恢復戰斗力。可是左傾機會主義者為了保持原來的架子，不愿意對紅八軍團進行改編。陳云則主動找紅八軍團的領導人李卓然商量后，共同打電報給博古、朱德、周恩來，反映紅八軍團嚴重減員，以及目前的混亂狀態，提出了將紅八軍團并入紅五軍團的意見。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同意陳云的意見，于12月13日下令紅八軍團編入紅五軍團，由原來紅五軍團紅十三師師長任參謀長，劉伯承調任紅軍總參謀長職務，原紅八軍團長、政治委員調到中革軍委重新分配工作。經過改編，部分紅軍隊伍混亂的狀況消失了，紅軍重新恢復了戰斗力。在軍事指揮上，陳云也堅決聽從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黎平會議后，中央決定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西進渡烏江北上，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對這個決定，陳云打心里擁護，并且自覺地在帶領紅五軍團這支隊伍時宣傳這個方針的正確性。1982年6月，陳云在一封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復信中談到了當時的情況。陳云在信中說，他當時是擁護和堅決執行中央決定的，是和劉伯承一起貫徹紅軍向貴州進軍方針的。

出任軍委縱隊政委

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革軍委決定，紅軍第一第二縱隊合并為軍委縱隊。劉伯承任司令員、葉劍英任副司令員，陳云任政治委員。軍委縱隊的戰斗人員不算多，但老弱和婦女卻比較多，隊伍問題多，難帶。特別是負責政治工作的首長，工作壓力更大。面對這種情況，陳云并沒有表現出為難情緒，他和劉伯承、葉劍英一起，把這支部隊改編好后，增強了這支部隊的力量，不僅沒有拖整個長征隊伍的后腿，而且形成了新的戰斗力。紅軍打下遵義之前，軍委縱隊就屢打勝仗。紅軍打遵義時，軍委縱隊也立了功。打下遵義后，軍委縱隊進駐遵義城，担任全城警戒任務，劉伯承與陳云分任警戒部隊的司令員和政委。進入遵義城的陳云又一次進行了紅軍紀律的廣泛教育。紅軍的紀律非常好，使當地老百姓從紅軍與貴州軍閥部隊的紀律的對比中，認識到紅軍是老百姓的隊伍，更加擁護紅軍。他們成群結隊地歡迎紅軍。商戶都沒有逃走。

陳云出任軍委縱隊政委時，表現出了很強的領導能力。土城戰役時，毛澤東提出，紅軍必須盡快撤出戰斗。對毛澤東的這個意見，陳云認真貫徹執行。為了加快部隊行軍速度，陳云負責安置好傷員，處理笨重的物資，他親臨前線，搶運傷員，組織軍委縱隊把一切笨重的物資全部拋到赤水河里。對于陳云在這一段時間里的工作，曾經參加軍委縱隊長征的劉英后來回憶說：陳云代表中央對中央縱隊進行了整編。“他是個實干家，有組織能力，有魄力，有威望，對工作要求很嚴。在整編時，他堅決執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方針，有問題就向中央匯報，得到中央同意之后，就大刀闊斧地干，徹底打掉了‘紅章’縱隊（即軍委縱隊———筆者注）的壇壇罐罐，該扔的扔，該埋的埋，使部隊得以輕裝。他還把強壯的人員充實到前梯隊的戰斗部隊中去，大大縮減了后梯隊的負担。”

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博古作了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但他在報告中拒不承認他們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原來就積壓在黨的許多領導人和紅軍高層指揮員心里的不滿爆發了。張聞天作了反對左傾軍事指揮錯誤的報告，批評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戰略和戰術問題，提出了今后紅軍應當采取的方針。周恩來在軍事問題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關鍵是主要領導人的戰略、戰術錯誤。紅軍高級領導人都支持毛澤東的長篇發言，這樣，遵義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提出了改變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確定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革命根據地。這次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團”，由中革軍委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指揮軍事的最后下決心者。會后，中央決定分工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指定由張聞天起草《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

陳云參加了遵義會議，并且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陳云后來回憶說：遵義會議上我已經很了解幾次軍事指揮之錯誤，我是贊成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的一個人。對于陳云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這一點，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之一伍修權是見證人。他回憶道：周恩來改變錯誤領導的倡議，“得到了朱德、王稼祥、張聞天、劉少奇、陳云……等同志的積極支持。”

兼任中央組織部長

遵義會議之后，陳云在中央內的分工，是兼任中央組織部長。

當時我黨已經確立了正確的軍事路線，但這條路線能不能得到貫徹執行，需要用組織條件來保障。因此，中央對組織部長的人選是十分重視的。中央讓陳云兼任中央組織部長，正是對他的信任，同時也對陳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是陳云第一次當中央組織部長。由于陳云過去沒有做過中央組織部長，一切都需要從頭熟悉。但陳云出于對黨的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很快就把黨的組織工作抓了起來。

當時黨的組織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要通過安排、調配干部，來保證黨的軍事路線的執行。因此，陳云此時除了做好軍委縱隊的政治工作外，把更主要的精力放在按照遵義會議的精神對紅軍的部分高級領導干部進行重新調配之上，放在對重要干部和一些年輕干部的考察和任用之上。他調了一些十分得力的干部到周恩來、毛澤東負責的軍事指揮部門工作，以加強中央軍事指揮部門。他還調整了電臺的配置，使紅軍各部隊之間的聯絡暢通。

陳云在長征途中担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時間雖然是很短的，但他在這段時間里起的作用卻并不小。這段時間，紅軍的干部在調整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在紅軍減員嚴重、干部損失很大的情況下，能及時地補充新干部，使紅軍隊伍始終保持完整的組織結構和工作秩序，是與陳云的工作分不開的。

1943年12月，陳云（中）同毛澤東、林伯渠參觀陜甘寧邊區農業生產展覽會。

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遵義會議后，陳云立即親自去部隊傳達會議精神。陳云對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是十分重視的，他預先寫好了一個傳達提綱。他在提綱中，詳細記述了遵義會議召開的背景、討論的內容、得出的結論和作出的決定。他還特別記道：遵義會議的召開，是因為中共中央在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后而決定召開的，會議的目的是：（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建立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紅軍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擴大會議認為，當時黨的政治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一切在蘇區內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但軍事指揮基本上是錯誤的，而軍事指揮是黨的政治路線的主要部分。提綱指出：“在這一時期中，黨內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毛張王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就是恩來同志也曾對個別戰役提出不同意見，但沒有勝利地克服這種錯誤。至于各軍團———尤其是一、三軍團的首長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議和電報，以及第一個戰役的‘戰斗詳報’，提出他們的作戰意見，可惜完全沒有被采納。”陳云在這份提綱中寫明：毛澤東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還記述了會議作出的其他各項決定、與會者的態度、會后常委內部的兩次分工，記述了中央決定紅軍改變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者西北建立根據地決定的理由。

陳云寫的這個提綱，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個比較完整地記錄遵義會議情況的文獻。在上世紀80年代初發現后，經過陳云仔細辨別，確認為是自己當年所寫的原件。

陳云寫好這個提綱后，與張聞天一起去紅三軍團傳達遵義會議精神。陳云在傳達時，除了詳細向部隊干部介紹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外，更主要的是，動員干部們堅決貫徹遵義會議精神，按照遵義會議精神組織好部隊新的行動，這實際上是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核心地位之后的黨中央的最大支持。

金沙江畔的九天九夜

紅軍渡過金沙江，是紅軍長征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說，渡過金沙江，是紅軍轉危為安的關鍵。具體負責指揮紅軍過金沙江的人，要承担重要而又艱巨的任務。因為當紅軍到達金沙江渡口時，上游的龍街渡和下游的洪門渡的船，大部分被敵人燒毀了，龍門渡只剩下兩只小船，劉伯承率部搶占皎平渡時，也只繳獲了兩只大船，5只小木船，中央決定，紅軍主力從皎平渡過江。但是只靠這7條破船，將幾萬紅軍渡過江去，是十分困難的，必須進行嚴密的組織工作。如果組織不好，紅軍就有被敵人消滅在金沙江邊的危險。讓誰來担任渡江總指揮好呢？毛澤東想到了陳云。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就發現了陳云有條不紊的指揮才能、精明的頭腦、干練的工作作風，經毛澤東提議，中央任命陳云為渡江指揮部政委。

陳云對紅軍渡江問題事先考慮得很周到。他按照紅軍部隊到達江邊的先后，安排部隊有秩序地渡江，渡江者，不論是軍官還是士兵，一律得聽從渡江指揮部的指揮，即使是軍團長也沒有優先渡江的特權。同時，他安排一部分部隊在外圍阻擊敵人。在陳云的指揮下，紅軍從5月1日起開始渡江。渡江時，一部分紅軍部隊阻擊敵人，一部分紅軍有秩序地渡江。

當時渡江主要靠人工擺渡，因此，擺渡工人的積極性高不高，是解決渡江問題的關鍵點，陳云恰恰抓住了這一關鍵點。金沙江邊的擺渡工人，都吸大煙成癮，要他們擺渡過江，不給他們大煙土吸，他們就渾身無力，動不了，是不能擺渡的。當時黨內有人提出，吸食大煙，是惡劣習俗，紅軍不能給擺渡工人大煙土吸。但陳云卻是實事求是的、務實的，他認為，紅軍目前的緊要任務是過江，如果過不了江，讓國民黨軍隊分割包圍消滅后，中國革命就失敗了，還談什么阻止擺渡工人吸大煙？于是，他冒著受到當時左傾分子打擊迫害的危險，決定給擺渡工人大煙吸，不但要給，還要給足、給夠。他命令部下，把從國民黨軍隊那里繳獲的大煙土弄來，發給擺渡工人，不但給他們，還讓人在江邊燒了一大鍋云南鴉片，隨便由擺渡工人吸食，不向他們要錢。這還不算，陳云還考慮到擺渡工人都有喝酒的習慣，就命令部下弄一些白酒來，讓擺渡工人喝足、喝夠，保證供應，也不向他們要錢。陳云還讓部隊殺了一些豬，做了比較好的酒席，每天給擺渡工人開六頓飯，每頓飯都讓他們管夠吃。這樣一來，擺渡工人高興了，加上他們原本就都是苦出身，對紅軍很支持，因此，在擺渡時，非常賣力氣，還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想了很多讓紅軍能夠更快更安全渡江的好辦法。這樣，紅軍渡江就十分順利，贏得了擺脫敵人的時間。

對于陳云自己親自指揮這次渡江的有計劃和有秩序的情況，陳云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也有記述，他寫道：“赤軍渡河（實際上是金沙江，外文翻譯時統稱為河———筆者注）時，不能架浮橋，只在交西渡渡口及其附近上下渡口搜集六只（為七只之誤碼———筆者注）船，大者可渡三十人，小者可渡十一人。而且船已破爛，常有水自船底流入……渡河速度因水流太急，故每小時只能來往三四次。而赤軍全部人馬，幾乎都從此渡河。”陳云寫道，紅軍之所以能如此從容渡江，最大原因是國民黨軍隊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但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因赤軍之渡河技術，有極好的組織。”“赤軍總司令部及共黨中央委員會派有共黨高級人員組織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隊均須聽命于這個渡河司令部。各部隊按到達江邊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爭先恐后。并在未到江邊之前，沿途貼布渡河紀律。部隊到江邊時，必須停止，不得走近船旁。必須聽號音前進。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時，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河灘上，預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號碼。船內規定所載人數及担數，并標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時幾人上船，只能一路縱隊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員，船中秩序必須聽命于這個司令員。”“赤軍中軍團長、師長渡河時，亦須按次上船，聽命于司令部，不稍違背。赤軍之組織能力，除表現于組織秩序外，而同時極好地組織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聞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軍渡河司令部除派共黨干部進行宣傳工作外，并優給工資。”全部紅軍渡江之后，陳云考慮到后面有國民黨追兵，果斷下令毀掉一切船只。這是使紅軍順利擺脫敵人的很重要的一手。陳云又考慮到毀船之后擺渡工人生活困難，便命部下發給每個船工現大洋30元，還發給他們幾斤鴉片。有的船工因對紅軍有好感，便參加了紅軍，隨紅軍長征。

在陳云指揮下，紅軍從5月1日起到9日，用了9天9夜的時間，全部順利渡過了金沙江。在這9天9夜中，陳云幾乎沒有合眼，直到全部紅軍都過了江，他才和劉伯承一起最后渡江。

承担特殊使命

在上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共產國際的領導。紅軍長征后，黨中央與共產國際中斷了聯系。長征途中，中共中央考慮，還是要設法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同時努力恢復白區黨的工作，使白區工作能與紅軍的斗爭配合。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在長篇發言中也提到了這一點。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就考慮派誰去上海恢復黨的白區工作比較合適。周恩來向中央推薦了陳云，于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2月底3月初做出決定：派陳云和潘漢年等人去上海設法尋找與共產國際聯系的途徑，恢復黨的地下工作，讓潘漢年先行一步，去上海打聽上海的地下黨還有沒有同共產國際的聯系。潘漢年接受命令后，在遵義會議后即動身去上海。因陳云工作担子很重，一時走不了，要后行一步，潘漢年到上海后，在那里等待陳云。

當紅軍在4月下旬接近昆明時，中央準備讓陳云混入昆明城中，然后從那里去上海，但陳云在昆明城附近試了幾次，均未混入昆明城，只好重新折回長征隊伍，等待機會。5月，紅軍進入瀘定城，陳云經過白區去上海的條件已經具備，中共中央負責人開會，決定陳云正式啟程，去上海恢復黨的組織。

對于陳云去上海的安全問題，周恩來考慮得十分周到。他先讓陳云經過一段準備和交待工作的時期，然后安排有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席懋昭送陳云出四川去上海，在敵人層層封鎖的情況下，為了讓陳云順利出四川，周恩來特意釋放了一個從沒有見過陳云的國民黨天全縣的教育局長，讓他與陳云、席懋昭在路上“巧遇”，然后好結伴而行，利用這個國民黨教育局長的關系，掩護陳云。經過一段交待工作和準備的時間，陳云于6月上中旬在天全縣靈關殿村與中央紅軍有關部門、中共地下黨組織共同安排他出四川去上海的席懋昭見面。由于陳云滿口上海話，很容易讓國民黨軍隊發現，于是，他就扮作來四川做生意的商人，是為了躲避紅軍而出川的，而席懋昭則扮成川軍的軍需人員。他們從靈關殿出發后，果然按照周恩來的預想，與那個國民黨教育局長“巧遇”，那位國民黨教育局長自愿為陳云和席懋昭帶路，與陳云、席懋昭結伴而行。由于有這位國民黨教育局長帶路，他們順利到達成都，持劉伯承的親筆信，住在劉伯承的一位好友家里，經劉伯承這位好友的安排，陳云等順利到達重慶，又持劉伯承的親筆信住在劉伯承的弟弟家里，經劉伯承弟弟的安排，于6月下旬乘輪船前往上海。

從那時起，陳云沒有再參加后來的長征，但他為長征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陳云此后仍全力宣傳長征。他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于1936年在法國《全民月刊》上發表。這是世界上第一本宣傳紅軍長征的書，后來收入《陳云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