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一）

簡體傳統

轉引自《南方周末》

文章作者：謝瓦爾德納澤

有兩個意義上的抗戰：一個是金戈鐵馬的疆場格斗，一個是使節穿梭的外交搏殺。如果說前一個抗戰發端于七七事變，那么后一個抗戰則要早得多，至少從九一八事變起就已逐次展開。而在后一個抗戰的最初階段，最重要的戰場竟然不是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蘇日三角外交，而是中德日外交。這鮮為人知的一幕，終于被我駐德外交官陳仁霞博士的這本處女作揭開。
　　這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并不古板，相反卻寫得波瀾壯闊，跌宕起伏，險狀叢生，扣人心弦，描述了中國政府面臨日軍鐵蹄的節節進逼，在極端自私而冷漠的國際關系中如何苦苦掙扎的過程。

　　美國的“借刀殺人”與蘇聯的“禍水東引”

　　國際關系最大的特征是弱肉強食，沒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純粹的利益交換。正因為如此，雖然就道義而言，中國是受侵略的一方，理應受到廣泛的國際援助，但即便是相對而言對中國還算比較友善的美國，也認為中國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不大，由日本人統治中國對美國最有利——同時也對中國有利。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就斷言，中日爭端的解決可能對美國的利益有害，最好讓日本在一個美國沒有重大利益的地區，陷入一場非決定性的斗爭；允許“我們遠東政策的原則及和平理想……蒙受進一步小損害”。于是，美國以“借刀殺人”為其遠東政策的指導思想，一面慫恿日本與蘇聯和中國為敵，鎮壓遠東的大、小布爾什維克，一面避免日美沖突。這就注定了，美國對日本侵華僅停留于空洞的道義譴責，而不可能實際干預。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求援，美國置若罔聞。甚至當1937年12月12日，侵華日軍故意挑釁，在南京江面擊沉美國炮艇“帕內號”，導致美方70多人死亡，美國仍表現出驚人的忍耐力，一如既往地對日本提供貸款，出售戰略物資。
　　美國如是，蘇聯又如何呢？
　　蘇聯的最大噩夢，是遭受德日兩國夾擊。面對來自日本的危脅，蘇聯的主要對策，便是挑動中日沖突，并使中日沖突升級為全面戰爭，讓日本這股禍水在中國泛濫，以犧牲中國為代價，達到挽救蘇聯之目的。皇姑屯事件現在被證實為蘇聯間諜所為，張作霖并非死于日軍之手而是死于蘇聯間諜之手。（詳見《青年參考》2003年9月4日對俄歷史學家普羅霍羅夫新著《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的報道）此案單從邏輯上看也是完全合理的。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蘇聯如愿以償。為了讓中國能夠拖住日本，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援助，但這種援助是有限度的，必須以不得罪日本為前提，必須以不把蘇聯卷入中日戰爭為前提。所以，無論國民政府如何再三懇求，蘇聯堅拒對日出兵。在有限度援助中國的同時，私下里蘇聯日本一直勾勾搭搭，于1941年4月13日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該條約
　　1930年代的中德友好圖
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沖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這顯然是對日本侵華的默許和縱容。蘇日《共同宣言》更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以中國領土為相互饋贈的供品。蘇聯實現了確保東線安全的初衷，并從此斷絕了對中國的援助。對正處于抗戰以來最艱苦歲月的中國人民來說，這無疑是令人寒心的叛賣之舉。
　　美蘇如此，其他大國也不仗義。國際社會保持著可恥的沉默。中國不得不在恐怖的孤獨中迎戰強敵，外交上一個失敗接著一個失敗，一個危局接著一個危局，欺騙之后復有欺騙，叛賣之后還是叛賣。
　　日本這頭鹵莽的野牛最終如中國期望的那樣撞上了美國的腦門，迫使美國拔劍自衛，日本從此陷于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泥沼，不能自拔。中國終于告別孤軍狀態，以弱克強，與盟國攜手迎來了反法西斯戰爭的輝煌勝利。

　　出于反蘇的需要，德國一度反對日本侵華

　　在抗戰前夜和抗戰的最初階段，德國在中日沖突中竭力保持中立，這一點從前是甚少披露的。德國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需要，注定了德國根本不可能站到中國一方，而是與同樣是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日本攜手挑戰文明世界，最終與中國為敵。但發展到這一步，有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德國并非自始至終都與日本沆瀣一氣，在中日沖突的早期，德國還保持著相對清醒的頭腦。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認識到，中國的戰略地位和國際影響盡管還不是很強大，但不容忽視。德國需要同中國保持密切聯系，這樣既可以獲得從別的渠道所無法獲得的戰略物資，又可以向中國擴大商品輸出，帶動德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治上為叢驅雀，把中國逼上絕路而迫使中國與蘇聯結盟。
　　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和他們主持下的德國外交部、國防部、經濟部，對日本侵華政策是持異議的甚至是明確反對的。1937年7月28日，德外交部在給其駐日大使狄克遜的訓令中明確指出：“日本欲以中國為基地，對抗共產主義以履行防共協定，此舉令人無法理解。須知，在第三國領土上對抗共產主義，并非防共協定之目標。我們認為，日本的做法實已違反防共協定，因為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一，導致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后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國的支持。”德國還幾次向中方聲明，1936年德日簽署的防共協定，并沒有要求德國担負在中日戰爭中援助日本的義務。
　　一方面，德國對日本侵華不以為然，另一方面，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堅決抵制建立親日遠東政策的強大呼聲，苦心孤詣地維持中德邦交。以至于德國親日派外交官狄克遜不能不悲哀地承認：“德國對東亞的同情，最重要的一個特征是對中日兩國厚此薄彼。”“就連在外交部，親華派的人數也壓倒了親日派，而且隨著希特勒和納粹黨與日本關系的不斷推進，前者的人數越是增加。”

　　敵乎，友乎？德國對中日戰爭的微妙態度使日本感到惱火

　　抗戰前夜和抗戰的最初階段，德國“親華派”的努力取得了明顯成效。由于“親華派”的努力，1933年，德國的考茨少校和威伯爾中尉，可以在后方坐鎮指揮張學良部與日本關東軍作戰。而到1935年，德國在華軍事顧問隊伍已經達到70人之多。德國顧問團幾年內為中國訓練了30萬中央軍，成為抗戰的重要力量；1937年“淞滬戰役”中國軍隊大敗日軍，使其速戰速決、強迫國民政府訂立城下之盟的如意算盤化為泡影。而在此次戰役中痛擊日軍的主力部隊，就是德國顧問訓練的中國精銳部隊。由于“親華派”的努力，1936年，德國幫助中國制定了“中國工業發展三年計劃”，準備在華南和華中建立新的經濟中心，打下工業基礎，為抵御日寇入侵做好充分準備。為了籌措建設資金，中德秘密簽署信用借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方貨物信用借款1萬萬馬克。中方將在隨后5年中每年購買2000萬馬克金額的德國軍火和機器，在10年內用各種農礦產品歸還，每年為1000萬馬克。中國的軍火供應也基本仰賴德國，1936年中國從德國訂購軍火占中國進口軍火總額的80％以上。即便在抗戰最初幾個月，中國對日作戰的軍火仍有80％來自德國，以至于日本有人將這場戰爭稱為德國戰爭。德國的做法當然令日本惱火。日本最終以退出反共產國際協定相要挾，說服希特勒下達了停止對華軍火供應、撤回在華德國顧問等命令，但這些命令仍一度遭到“親華派”占上風的德國軍方和外交部的強烈抵制。迫于軍方和外交部的壓力，戈林給國防部國防經濟處處長托馬斯上校發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繼續與中國的貿易。”對于日方的抗議，德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魏茨澤克毫不客氣地反唇相譏：“不僅日本無權控制或質問德國武器輸華，就連德國政府亦無權阻止私人對華軍售。”外長牛賴特也表示：“德國武器輸往中國，保持適當之限量。中德經濟之發展，是基于純粹商業基礎，并非經由德日談判所能解決。”1937年德國以易貨供應方式輸入中國的作戰物資，價值高達8000多萬馬克，比1936年激增3倍多。1938年7月，美國國務院統計七七事變以來各國輸入中國軍火的數量，德國仍壓倒蘇聯居第一位，德國當時對中日戰爭的微妙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德國傳統政治精英不僅準確地預見了日本侵華必然導致的遠東政治色彩的變化，而且他們一直認為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中國未必會在中日戰爭中失敗。如果德國外交始終由這批政治精英主導，既能把日本綁在反蘇的戰車上，又可維持中德邦交，繼續從中國撈好處。這對德國的國家利益無疑是最不壞的選擇。換句話說，德日同盟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領導權的問題：是德國主導德日同盟，還是日本主導德日同盟？德國的傳統政治精英堅持前一個選擇，然而他們的選擇并沒有能夠成為德國政府的最終選擇。
　　希特勒和他手下的一批納粹黨棍并不具備起碼的專業能力和務實精神，也不管德國的國家利益何在，只基于意識形態的狂熱來決定德國外交的方向。1936年以前，希特勒在德國還沒有完全樹立起絕對的個人權威，因此不能不對德國傳統政治精英多所包容，他們因此還能在外交方面發揮重要影響。但從1936年起，希特勒在國內已經可以一手遮天，德國傳統政治精英的悲劇和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悲劇便正式上演了。里賓特洛甫之流的納粹黨棍最終把持了德國外交的大權。他們一改德國傳統政治精英的理性立場，不再對日本有警惕和防范之心，而是將德日同盟的主導權拱手相讓，完全被日本牽著鼻子走。德國傳統政治精英苦心維護的中德邦交毀于一旦，德國完全投向了日本的懷抱。這種愚不可及的選擇最終被歷史證明為政治上的自殺。
　　抗戰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在抗戰前夜和抗戰初期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但矚目于此的學者并不多，許多關鍵內幕因此一直無從獲知。陳仁霞博士歷數年之功，從已經塵封的德國外交檔案中翻檢出大量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寫就《中德日三角關系研究》一書，以嶄新的史料、翔實的細節豐富了抗戰大歷史，揭示了原本暗昧、實則驚心動魄的中德日三國角力大場景，使讀者獲得了很多新鮮的教益。在即便是學界仍不免人心浮躁之今日，這樣扎實的和具有開創意義的研究無疑是值得稱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