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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紀末期以來的中國反智文化主潮中，大眾文化的消費娛樂和公知學者的犬儒主義是造就“韓寒神話”的兩大元素。前者需要的是“另類成功”偶像，后者需要的是“自由代言”英雄，超越真偽是非，“韓寒”就成為1999以后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神話。
今天質疑“人造韓寒”，意義不只是要還13年前那個“不讀書的文學天才韓寒”神話真相，也不只是要甄別作為“80后意見領袖”的“公民韓寒”的社會誠信，而且是要檢討中國文化的反智主義土壤，進行對公共領域的批評理性啟蒙。理性必須以求真為前提，沒有求真的理性，必將歸結于極權奴役和神話崇拜。

一“白卷英雄“的幽靈不散

文革10年，留給中國的最后一個文化記憶是“白卷英雄張鐵生”。今天重審1973年的歷史，那個因為聲稱“歷史清白如洗，個人表現勝似黃牛”的知識青年張鐵生，在只得6分的理化高考卷背面寫出那封信《致尊敬的領導》，初衷只是向“尊敬的領導”表示自己因為忙于生產隊長的領導工作而失去了復習備考時間，“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然而，這封本是“幾乎交白卷”的知識青年張鐵生為自我上大學求情的信，卻被毛遠新、江青一伙改造為《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而張鐵生本人則被樹立成“反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的“反潮流英雄”。“白卷英雄張鐵生”因此成為反文化的“革命符號”：讀書不僅無用，讀書而且有罪。
1976年以后，中國社會進入“新時期”的一個根本標志，就是對“讀書無用論”的文革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取而代之的社會理念是“知識就是生產力”（民間語則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制度的恢復，以考試分數而不是以政治表現作大學錄取標準，是對“讀書有用”的制度性肯定。與此同時，以“自由”、“民主”、“理性”為核心理念的現代性的文化啟蒙也以重續“五四精神”的路線展開。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社會歷史運行的特殊軌跡在擴大開放和深化市場的同時，弱化、甚至抑制了啟蒙精神，在“全民向錢看”的旗幟下，無邊界的功利主義使社會動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義和實踐中的投機主義。
度過20世紀最后10年的中國知識分子都知道，令舉世瞠目的中國經濟崛起和娛樂明星主導的大眾文化市場，這兩領域的輝煌拓展反襯的是作為一個群體的“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和末世沉寂。當知識界的袞袞宿學在清寂中以“學術登場，思想退場”自詡的時候，也有不少有識者將這個“非知時代”歸因于8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意外轉軌。
然而，如果我們熟悉王朔的“痞子文學”早在80年代后期就為下一個時代的反智主義興風作雨的時候，就會懂得，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口號呼喊出的并不只是某個邊緣群體的不平和抗議，而是在重續“白卷英雄”的反文化精神遺產。在王朔小說中，無一例外地在“指證”文革理念：知識者最愚蠢，無知者最聰明，反智者最英雄。王朔小說的英雄“玩主”如是說：“您千萬別把我當人”，“玩的就是心跳”。
20世紀最后10年，在一切領域都可以當稱“繁榮”的中國社會，理想主義的潰敗和批評理性的瓦解不僅很少被人覺識，而且相反被許多掌握著特殊話語權的人視作社會進步、民眾福祉。老作家王蒙將王朔的小說意旨釋讀為“躲避崇高”，并加以推崇，實際上宣告了90年代中國文化的粗鄙化是上下同流的，而非僅是底層潮變。然而，拜金主義可以開拓文化消費市場，卻不能提高社會文化品質；犬儒主義在躲避崇高的時候，滋生的并不是個體生活中的自信獨立，而是價值失落之后的迷信茫從。在1999年的中國社會空間，明顯可見的GDP騰飛使全民拜金主義意氣風發，而文化上空的精神蒼白和價值缺失，已經到了“沒有神也要創造神的”緊迫時節。

二　“不讀書“：反智時代的“天才神話“

德國哲學家本雅明說：“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話。”1999年中國文化空間，是理想和理性雙重缺失的時代，全社會過度旺盛的開發力惟有在“天才”和“大師”的方向上無可著力。然而，這又從反面強化了全社會對“天才”和“大師”的乞求。不僅基于本雅明的神話學原理，而且也基于市場經濟的供求關系，1999年的中國，鋪設好了“天才”和“大師”的神壇，不僅是虛席以待，而且是萬民恭候。因此，當韓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賽中提交僅用一個小時完成的、典籍掌故貫穿全篇、文字考究的千字文《杯中窺人》的時候，一個被期望中的“天才”就登場升座了。參賽者韓寒贏得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杯中窺人》，無論從語氣文風、知識引用，還是從思想觀念，與1999年的文化語境不相通，更與常識中的一個17歲的高中學生情趣意識不相通。作為一個曾對當代文學史有一定研究的學者，我認為《杯中窺人》更屬于80年代早期文化熱的語境，而且寫作者的心態更近于一個曾經滄海的中年作者。在1999年閱讀此文，我質疑的不是該文的真實作者身份，而是這一篇以掉書袋為長的作文何以被評為“新概念作文”標桿。準確講，《杯中窺人》無論對于17歲的少年，還是對于1999的中國文學，都不是“新”，而是“舊”。
然而，2000年韓寒出版了《三重門》。在這部20萬字的長篇小說中，小說的主題是描述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上海高中生的學習生活，卻引用了50余部中外學術、文學的歷史典籍，其中包括《尚書》、《論語》、《左傳》、《史記》、《管錐編》 等具有專業難度的著作，而且其引用并非泛泛而引，是表現了作者對所引文獻在一定程度領會之后的“化用”。在出版《三重門》的時候，韓寒因為連續兩年7科不及格（包括語文在內）在留級重讀高一一年之后，被逼退學。
無疑，作為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作為《杯中窺人》的作者，韓寒以17歲輟學的高中生出版這部包含著“巨額知識”的《三重門》，無異于對中國教育和文化投放了一枚顛覆性的炸彈――它不僅在“偏才輟學生”和“文學天才”之間劃上了等號，而且直接成就反對廣受社會詬病的“應試教育”的“不讀書的天才英雄”。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參加者（包括韓寒在內），都有一個目的，就是通過競賽獲獎免試升入名校復旦大學，實際上，復旦大學也決定錄取韓寒，但他選擇了放棄入學。
更重要的是，因為《三重門》的出版，作者韓寒“被認證”的不僅是非凡的文學才能，而且是只有神童才可能具有的遠超年齡的知識掌握和表現力。但是，不僅父親韓仁鈞的公開表述在描繪一個寫作《三重門》之前一年還幾乎不讀書的“天才玩童”，而且韓寒本人也多次宣稱自己不讀書，“不讀四大名著”。因此，韓寒出版《三重門》，不僅直接抨擊了普及教育的“應試教育”，而且對“知識與能力”的學習邏輯也是毀滅的――實際上是根本否定了學習的意義。與“白卷英雄”異曲同工，作為“不讀書的文學天才”，“韓寒神話”在1999年再次為“讀書無用論”正名。“讀書無用”，因為有“不讀書的文學天才”。這對于一個功利主義主導的社會，是一個多么具有蠱惑力的口號？而對于許多在“應試教育”重壓下的學生和家長，這“不讀書的文學天才”，無異于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福音。
在20世紀后期的中國，功利主義、文化造星和全社會的反智心態，共同為韓寒的“不讀書的文學天才”準備了土壤。我們相信，歷史再重復一次，這個“韓寒神話”也完全會如期重演。問題在于，將韓寒直接扶上“天才神壇”的，并不是擅長于流行偶像造神的娛樂市場，而是當時以新概念作文大賽評委身份集聚起來的包含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在內的全國重要的高教和學術機構的著名文學教授、文學批評家。作為當時的新概念作文大賽評委之一，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曹文軒曾表示：“讀罷《三重門》，愈發使我感到驚奇。……在《三重門》的作者韓寒身上，卻已幾乎不見孩子的蹤影。若沒有知情人告訴你這部作品出自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顯然，《三重門》作者表現的非少年的心理和語言的成熟，令熟悉少年作者作品的曹文軒先生“吃驚”，但是，曹先生又說：“他（《三重門》作者）是覺察到了自己的智慧——有智慧在助他。有了智慧，一切都會變成另一副樣子，一切都會有另一種說法。”（曹文軒《三重門》序）我們據此可以判斷，以作家和文學教授的眼光，曹文軒教授從作品本身，“已幾乎不見（作者）孩子的蹤影”，“以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但是因為在視該作者為文學天才的語境下，“一切都會變成另一副樣子，一切都會有另一種說法”――本來可以展開的對作者真實性的質疑立即轉化為對作者天才的迷信。
曹文軒先生對《三重門》作者超年齡的“文學天才”的認定，應當代表著當時認證韓寒為“文學天才”的作家、教授們的普遍意識。我們不懷疑他們的文學鑒賞能力和判斷能力。但是，在1999年的反智文化語境下，正常的文化邏輯和學術理性被虛擬了，在面對韓寒這樣的“特別案例”（另類）的時候，這些作家和教授們對作品的判斷是受控于超作品、超文學的“天才饑渴”語境的。在這個語境中，全社會的功利主義改寫了個人判斷密碼，在對于一切可能的天才跡象的求證中，將“寧信其有，不信其無”作為絕對指令植入個人意識深層。在曹文軒教授的《序言》中，《三重門》表現出的成年人的成熟、深刻和智慧被作為作者的超常的文學天才被贊賞，在“求天才心切”的語境下，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一個16歲的高中輟學生，不僅沒有證據表現出寫出前期的必要知識儲備，而且沒有時空條件保證其寫作中對這些知識的檢索和引用。如果一個有文學創作和批評經驗的作家和教授沒有放棄最低限度的質疑意識的話，應當提出的關鍵質疑是：以韓寒的特殊經歷，“一個不讀書的天才”，在一年高中學習期間，在20萬字的《三重門》寫中如此熟練的引用“巨額知識”究竟如何可能？而且，從其最近公開的《三重門》手稿視頻圖像可見，韓寒“寫作《三重門》”的“手稿”卻如同謄清稿一樣整潔――17歲少年創作一部引用“巨額知識”、長達20萬字的長篇小說，一年高中生學習時間完成，“一次定型”（韓寒自敘語），這作者是神嗎？
其實，如果不是基于迫切“認證“《三重門》作者的“文學天才”，一個熟悉文學史的作家和學者可以做出兩個判斷：第一，《三重門》作為一部長篇小說，遠非上乘之作，它不僅沒有表現如《少年維特的煩惱》、《了不起的蓋茨》和《麥田守望者》等真正天才作者的非凡的文學才華和獨特深邃的人生感悟力，而且以極度的填充和炫耀知識而使一部“青春小說”彌漫著嚴重的冬烘陳腐。第二，《三重門》的文風和手法表現，不僅缺少少年天才之作的才氣和青春活力（“已幾乎不見孩子的蹤影”），而且就是作為“出自于成年人之手”的作品，也絕不是20世紀末中國文學語境中的產物，它的作者無疑是一位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文學環境滋養定型的，具體講，它的作者是當時的文化熱熏染成熟的小說家，他的心態被這個時代定格了――這不僅表現在《三重門》從語氣至敘事手法都嚴重模仿錢鐘書先生的《圍城》，而且表現在作者在小說中苦心羅織和炫耀“巨額知識”。從80年代早期的文化熱以來，中國文學經歷了先鋒敘事、魔幻現實主義、新寫實、身體寫作、女性主義寫作、新歷史寫作等等思潮和手法演變，這些都沒有在《三重門》中留下痕跡，它的“17歲的作者”猶如一個封凍在80年代文化熱中的仿錢鐘書作家，知識、觀念和文風都如此封凍著，這一樣一個“少年作者”，如果說是一個書蟲式的仿古作家還可以，何談“文學天才”？
因此，如果當時給予《三重門》一份負責任的文學史鑒定，“文學天才韓寒”的神話也許就無從談起。然而，當時驚訝于《三重門》作者的“少年老成”的時候，那些負責“天才識別”的作家和文學教授們偏偏遺失了文學史鑒定――這本來是鑒別天才的基本維度。

三　“不學為知“：反智時代的皇帝新衣

在安徒生童話中，那些聚集在一絲不掛的皇帝面前的大臣們，極力見證“皇帝的新裝”，不僅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忠誠，而且也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見識。在20世紀末中國的反智文化語境下，基于同樣的理由，“不讀書的文學天才韓寒”輕易地逾越了社會質疑和文學識別而進入21世紀的中國文化中。一個新的問題在過去13年的時間中，沒有被警覺：“文學天才韓寒”并沒有繼續表現他在《三重門》中的創作能力和超齡學識，他成名后前期“轉青春風格”的文學作品表現的是很普通、甚至相較同齡作者更為低水平的文學寫作能力，而其后期的博客文章所表現的從文字到觀念上的“粗痞化”更與《三重門》的作者判若兩人。然而，博客的興起為“文學天才韓寒”提供了新的空間，所以“80后意見領袖韓寒”、“自由公民韓寒”、甚至于“當代魯迅韓寒”在博客中適時出現了。
在博客中，韓寒先是以文學批評、繼之以社會批評的“另類批評家”形象出現的。2006年，當他針對批評家白燁否認80后作家的文學創作價值寫出的《文壇是個屁，誰也別裝逼》問世的時候，被震動的不僅是確實“腐而且敗”的當代中國文壇，而且正在興建的以網絡為基本媒介的整個中國公共空間。閱讀這篇《文壇是個屁，誰也別裝逼》，你會發現，全文并無正統文學批評論爭的理性和邏輯，它沒有論述、甚至沒有論據，它的全部力量都集聚在它的工整而充滿語言顛覆力的標題中。這篇文章奠定了“80后意見領袖韓寒”的“文化－社會批判”的策略和話語邏輯――它的力量來自于話語扭曲產生的爆破力，它表述的只是常識和公理，但它在非邏輯的語言狂歡中表現對被批評對象的肆虐和反叛。因此，讀韓寒博客文章，各階層的讀者都會獲得異常的欣快感受――雖然作者并沒有提供任何獨特的思想和見解，在知性層面傳達的只是常識，但是它們的確讓閱讀者感到無可替代的“解氣”。
在2012前的最后5年中，以“文學天才”打底的“80后意見領袖韓寒”（別稱“自由公民韓寒”和“當代魯迅韓寒”）的成型和成功，既是與這期間整個中國社會的消費主義的泛文化擴展分不開，在韓寒背后的商業集團和媒體都看好并在不同程度參與了這個“青年偶像”的包裝、塑造；同時，又與在此期間中國知識分子整體在全面商業化、功利化中的批評力喪失相聯系。“不讀書的天才”韓寒能夠成為這期間的“意見領袖”，深層的原因是知識分子退卻留下的非理性批評沖動的社會需要――實際上是發泄和解氣的需要――為韓寒的“第二個神話”提供了現實土壤。問題在于，在個人與媒體之間的不對等，在批評理性與媒體資本邏輯之間的不平衡，最終我們看到了一個以博客為平臺的“神話韓寒”，這個“韓寒”的博客文章，如同定期發布的“圣旨”一樣，哪怕全文只有一個“喂”或“·”，所在網站都會將該“文”推薦到網站首頁，而且點擊率就是數以百萬記。
在這個以點擊率為影響力的博客時代，“韓寒是不可戰勝”的神話就造成了。
在這個“不讀書的天才”韓寒成為“意見領袖”的時代，是社會批評理性被媒體傳播邏輯取代或操控的時代。作為“自由公民”偶像，韓寒形象的自我悖論表現為：他的“自由言論”培養的支持者（數以百萬計的粉絲）卻多以對偶像“韓寒”的無條件的“忠誠”和“捍衛”為前提，當這些韓粉們對于韓寒的異議者總是施以網絡暴力圍攻的時候，我們看到，伴隨著“韓寒的自由批判”，是網絡公共空間中的“韓寒恐怖”。因此，我們不得不檢討的是，為什么“自由公民韓寒”并沒有培養起他的支持者對于異見者的平等意識？為什么“韓寒的言論自由”要以其擁戴者（粉絲）對他人批評韓寒的“網絡暴力”為前提。由此，難道我們不應當檢討韓寒那些充滿反智主義趨向的批評話語和策略中所包含的反自由、反民主的暴力極權基因嗎？當然，我們就不應當奇怪，為何“自由公民”韓寒從來沒有針對于“偶像韓寒”享受的媒體特權（霸權）作任何反思和自戒。

四　無知者的暴力：“自由公民韓寒“的原相

然而，作為一個“自由公民”或“意見領袖”，“韓寒神話”的全部虛幻性和矛盾性在這次“質疑人造韓寒”的網絡運動中徹底暴露出來。韓寒本人、韓父韓仁鈞及其長期合作者路金波，在回應麥田、方舟子等人“質疑韓寒作品被代筆”中，表現的霸道、蠻恨和前后矛盾，與“自由公民”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韓寒本人的表現尤其不符合媒體塑造的“韓寒形象”。在這20余天中，他的極端、失態和自相矛盾的言行，不僅破滅了“自由公民韓寒”的偶像形象，而且暴露了從語言表達到知識學養的嚴重缺陷――不僅完全不具備《三重門》的“文學天才”的影子，而且缺少一個80后青年普遍的文明見識和心胸氣度。
對于被質疑代筆，韓寒初期回應說：“這是最下流的招數，利用作家職業無法自證的特殊性，披著質疑的外衣，干著誹謗的勾當。”（《正常文章一篇》）近半月后，韓寒更如此界定對他代筆的質疑“一個團伙因為發泄私憤，預設立場再有罪推論進行到喪心病狂”（韓寒《答春綠》）作為一個以“自由公民”身份立足于網絡而且以犀利、勇猛批評社會著稱的“青年偶像韓寒”竟然如此看待和回應質疑，不啻于是自我背叛。如果韓寒確有一點他曾經標榜的“自由公民素質”，他就應當首先肯定別人的質疑權利，進而應當反思自己為何招致“被代筆”這樣嚴重的質疑。在事件發展20余天的進展中，韓寒始終用方舟子等質疑者“公報私仇”等陰謀論說辭回應質疑，既不敢稱認方舟子等人介入質疑是有自己“懸賞征尋代筆者”這一前提，更不敢面對多位學界質疑者公布出來的嚴謹、理性的質疑論據。從既有媒體披露出來的信息可確認，無論韓寒參賽新概念作文大賽的過程，還是他作為一個包括語文在內七科不及格的體育特長生卻在16歲創作《三重門》這部匯集高密度知識信息并且表現出成熟深刻的成人視角，都存在嚴重的疑點。
對一個多年來被社會接受為“文學天才”的作品產生作者真實性質疑，并且展開理性的分析、考辨，是中國社會文化理性進步的表現。這就是方舟子所代表的質疑者做的工作。當韓寒將這樣的質疑指控為“最下流的招數”、“誹謗的勾當”、“一個團伙發泄私憤”而進行惡意回應的時候，實際上也放棄了理性反駁質疑、合理自我澄清的機會。
然而，過了半個月，韓寒似乎忘記了自稱“作家職業無法自證的特殊性”，不僅在博客中用圖文展示“寫作《三重門》的手稿”，而且要用這1000頁手稿上法院證明《三重門》是韓寒本人原原創，而非“被父代筆”。韓寒提供的手稿，如果獲得司法驗證，只能證明韓寒本人是手稿文字書寫者，并不能證明韓寒本人是《三重門》的原創作者。鑒于已經公開的事實和證據，由于韓寒父子文學的特殊歷史，韓寒需要提供直接證據證明：父親韓仁鈞沒有條件為他提供《三重門》原創。無疑，這比通過DNA證明父子倆沒有父子關系還難――而且即使證明（當然我們相信不可能）兩人沒有父子關系，仍然不足以證明韓仁鈞先生沒有為《三重門》代筆。在這個意義上，“作家職業無法自證的特殊性”是可以成立的。其實，韓寒不理解，他需要而且可能證明的只是自己作為“文學天才”的創作力――他遭受質疑的根本正在于無論《三重門》寫作的當時，還是后來的13年，韓寒不是合理表現，而是讓公眾對他的文學創作力產生嚴重質疑。
對于面對方舟子堅持質疑，韓寒不是正面回應，轉而訴諸法律，他聲稱：“訴訟是為了讓我的手稿和證據能夠確證，也為了防止行業開此先河，就是當你看一個作家不順眼，不需要觀點之爭，不需要文學批評，也不需要任何證據，只要說他的某篇文章是別人寫的，于是這個作家的名譽將受到損害。”（韓寒《二月零三日》）韓寒顯然在這里創建了一個完全不符合文學史的“作家風險”――作家可以任意被質疑代筆，而且必將遭受名譽損失。韓寒將此說法作為證明自己清白和反擊方舟子的武器，在企圖將自己面臨的被質疑困境普遍化、抽象化的同時，暴露了他自身作為一個1999年成名的“文學天才”，迄至13年后的今天始終沒有進入文學寫作史，不懂得一個真正置身于文學寫作史的作家，是不需要、也不用担心被質疑代筆的。當韓寒反復向媒體申訴這一說法的時候，他此舉的實際效果是在反證“被代筆的質疑”。
在這次“質疑韓寒被代筆”事件進展到本文寫作的今天，我與多位公開表達意見的學者一樣認為，無論方舟子所代表的質疑者將把“質疑代筆”的研究工作推進到什么程度，也無論韓寒起訴方舟子侵犯名譽權是否勝訴，“韓寒偶像”是破碎了。正如沒有直接證據，方舟子就不能最終坐實“韓寒被代筆”，“韓寒偶像”的破裂，不是因為這次由麥田引發而自由展開的理性而強勁的“代筆質疑”，甚至也不是因為韓寒及其支持者不能有效證實《三重門》等作品為韓寒原創，而是因為韓寒在整個回應質疑過程有三個在根本上與“韓寒偶像”的應有品質完全相反的表現：第一，始終敵視被質疑，甚至以詆毀污辱質疑者人格的方式回應質疑；第二，不僅始終無視質疑者據以質疑的論據的客觀存在（這些論據絕大多數來自韓寒父子公開出版的作品和媒體言論），而且對于自己（包括其父韓仁鈞）的言論缺少責任感；第三，無論其博客文章和視頻言論，均表現了與“文學天才”，尤其是與《三重門》作者完全相反的語言能力和文史水平。
韓寒回應《三重門》的知識來源說：“為了顯示自己讀書很多，我有一個小本子，記下了很多可以引用的地方，用在文章里和第一本小說《三重門》里，這也是當時為什么很多教授大為震驚，覺得我旁征博引，其實我只是有多少存款花多少錢而已。少年總是特別希望自己是老成的和高深的，就好比以前有一個傻逼給我女朋友寫英語情書，我居然沒看懂，因為把愛情說成‘love’總是太膚淺了，講成‘affection’自然顯得有文化。《杯中窺人》也是這樣一篇文章。在2005年之后的很多采訪里，我已經反思并嘲笑自己說，那是一篇很裝逼的文章，《三重門》是一本很裝逼的書。”（韓寒：《正常文章一篇》）
質疑者、資深編輯張放說：“其實《三重門》作者對上述知識的使用上，用‘信手拈來’，‘隨心所欲’形容更為恰當。也就是說，作者絕對不是表層意義上地、像高一生那樣地泛泛地了解上述知識面里的知識，并非為了秀而秀。正相反，作者的知識儲備，顯然還遠不僅止于此。更大膽一點說，是有著更寬泛的閱讀量的，像拿小水杯從一個大桶里舀水一樣自如。也正如此，才會給人一種作者是成年人的判斷。”（張放博客《一個回應加一個道歉》）張放的評議不僅與曹文軒的《序言》相吻合，也與《三重門》責任袁敏的評議相吻合。袁敏說：“（《三重門》）果然很棒，它的行文似有《紅樓夢》的格局，它的用筆又有《圍城》的韻味，它的語言藏龍臥虎、吸古納典，語言本身有細節、有性格、有生命，充滿靈性。它寫的是一部校園小說，但卻折射出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一個17歲的少年對社會、對人生、對世事、對周圍的一切，常能發出一些深刻獨到、直抵要害的見解來，那份智慧、那種敏銳足以讓成年人都汗顏。”（袁敏《 我編＜三重門＞的前前后后》。
韓寒用“抄書裝逼”搪塞關于《三重門》“巨額知識來源”的質疑，不僅違背了他的肯定者和質疑者對《三重門》共同的評判，而且表現了“不讀書天才”的無賴相――當然，一味逃避質疑而罔顧事實的時候，也不恤13年前以自己的文學信譽將他扶上“文學天才”神壇的老師們的苦心了。然而，就本文而言，這個“抄書裝逼”的自供雖然并非《三重門》來源的實話，但的確把一個反智主義時代的“人造偶像”的內底給翻倒出來了。然而，“公民韓寒”的無賴相更強烈的表現在其博客中的《質疑魯迅》一文，在這篇韓寒自稱“轉載”的無主文章中，作者用惡搞魯迅的方式影射“質疑韓寒就如質疑魯迅”，此文極力炫技耀識的文氣手法與韓寒博客文章《答春綠》別無一致，而且兩文表現的對質疑者的復仇心切的刻薄兇戾只能出自同一作者。讀這篇《質疑魯迅》，我們不可能相信這是一個對文學藝術有真的尊重、對理性、平等和自由有真的信仰的“自由公民”所為。它讓我們看到，為了自我維護，一切（包括自己宣稱、主張的）價值都可以踐踏，這不就是那個“非革命”、“非民主”，只要“一點寫作自由”的“公民韓寒”的神話，這個神話的精髓不就是“既殺戮政府，又要殺戮人民”的信仰？
總結韓寒對這次被質疑代筆的回應，我們可以概括出他的三個策略：第一，“文學天才無所不能”，“你做不到的，不能說我做不到”；第二，“抄書裝逼”，我不讀書，但我抄書，“有多少錢花多少錢”；第三，“遺忘”，自己說法前后不一，父子說法互相矛盾，“13年前的事誰還記得？”
這三個策略，對于質疑者，就如三個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坑，任何事實確鑿的質疑都會如遭遇黑洞一樣，被陷落其中――所以韓寒至今不是據理據實反駁質疑，而是一言以蔽之，質疑者對他的質疑全部是“捏造”、“造謠”和“抹黑”。在“三重坑”背后的韓寒，給予公眾的是誠意還是欺詐？是真相還是謊言？是負責還是推諉？恐怕細心觀察的人士多會選擇每個問題的第二答案。
在近一月來，韓寒及其主要支持者（特別是韓父韓仁鈞和合作出版人路金波）公開作做出的全部回應，不僅絲毫沒有有益于澄清質疑，而且在極大程度上強化和印證了“人造韓寒”的質疑。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是，韓寒本人回應質疑的全部說法都在向公眾指向一個判斷：韓寒在撒謊。我本人在閱讀雙方爭議全部文章和相關視頻后，認為雖然尚沒有直接證據揭示“人造韓寒”的真相，但是今天面對質疑的韓寒始終在為13年前的真相撒謊。
對于深陷質疑困境中的青年韓寒，我們要提醒的是：真相解放韓寒――一個寬容的社會可以原諒那個13年前“被文學天才”的孩子，一個理性的社會理解17歲的他“裝逼挖坑”，一個溫和的社會接受他對13年前“被文學天才”的“歷史遺忘”，但是，社會的寬容、理性與溫和，絕不能成為容忍13年后這個“天才人偶”繼續撒謊的理由。

五　兩個英雄　一種反智

在以“白卷英雄”張鐵生為男主人公原型的電影《決裂》中，男主人公憑著一雙長滿厚繭的“勞動者的手”取代了電影中的代表知識傳授者的教授（反動權威）的位置。在當代以網絡媒體主體的公共公間中，韓寒以一個“不讀書的天才”成為“自由公民”偶像。他們成為偶像（英雄）的時代不同，但共同的就是，反智主義是中國文化的主潮。在文革時代，張鐵生并不孤獨，在他身旁還有更年少的反潮流英雄黃帥；而在當代的反智文化主潮涌動中，在韓寒的身旁有以低俗表演走紅中國的小沈陽、“抄書抄得好”的出版奇人郭敬明和“網絡嘔像”鳳姐等偶像群星。韓寒和鳳姐，都是這個反智時代的代言人，只是在反智的愚樂鬧劇中，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他們是在同一個市場走紅。因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么韓寒和鳳姐同是這個時代的“英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質疑韓寒作品代筆論爭中，不問真假是非而力挺韓寒的，不僅是沉潛于網絡的無名“韓粉”，也不僅是那些在娛樂市場上與韓寒惺惺相惜的娛樂明星，還有不少活躍于公共領域、以“理性”、“獨立”著稱的“公知教授”。人大教授張鳴稱，韓寒是“非公權力”公眾人物，不應在被“打假”之例；北大教授鄭也夫稱，韓寒非學者教授，無須對他進行“打假”。清華教授郭于華根本無視在次被質疑事件中，韓寒一再表現的對自由、理性、平等的踐踏，多次公開撰文堅稱“韓寒之可貴，在于他的獨立、自主、率性，這些都是社會中的稀缺之物”。她將諸多教授、學者對韓寒的理性質疑定性為“廝殺”、“互毆互毀”，表現了“對個人極度不寬容甚至刻薄，而同時對制度之惡卻寬容體諒”的“劣根性”；認為質疑韓寒的“惡果”就是“沒人再批判強權暴力，無暇再關注弱者的處境”。
（上述教授言論分別見其博客、微博）公知教授們，都把“自由代言”的希望寄托在“公民韓寒”身上了，但是，如果他們不是閉眼而是理性面對這位“公民韓寒”在面對質疑時的表現，難道他們不會看到的不是一個“獨斷專橫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動力”的“韓寒”嗎？我們的理性獨立的公知教授就是要為中國民眾捍衛這樣一個“公民韓寒”？
2月3日韓寒發表博文稱“我也將不再回應此事，就此事，現在收筆。” （《二月零三日》） SOHO中國CEO張欣女士說：“韓寒的謝幕詞讓人讀了想哭，無論是曾經犀利的韓寒，還是現在情緒低落的韓寒，總有他獨特的魅力。”（張欣微博）由一位企業高管說出這個“韓寒總有他獨特的魅力”的感嘆，表達的是對“韓寒”的“偶像魅力”的欣賞，已經成為這個反智時代的跨階層的“超是非”的審美無意識。它告訴我們，一個反智時代，就是一個全民需要偶像、不需要真相的時代。
在一個習慣了奴役和崇拜的國度，就是“自由”和“反叛”，也要攀援在一個偶像身上－－即使是一個虛假的偶像，總比失去偶像要好。當代中國文化的大悲劇在于，沒有偶像，真正心酸和恐懼的還不是那些在茫然中徘徊的少男少女，而是那些在公眾看起來很不凡的學者名流－－他們（她們)不僅是“天才韓寒”生命長青的暖房，而且左右著普通公眾、尤其是年輕公眾的“自由理性”。因此，無論現實中的韓寒表現了多少無知、謊言和無賴，也無論多么令人失望，作為一個“人偶”，韓寒“總有他獨特的魅力”。建立在反智文化時代語境基礎上的韓寒的獨特魅力在于：他既是一個超值的娛樂消費偶像，又是一個“自由代言”的政治符號。
這次韓寒偶像被質疑而迅速破碎，開始的是當代中國批評理性的再次覺醒，它預兆的是被中斷的當代中國的理性啟蒙將會重續。美國學者曾將網絡視為一個蠻荒的世界，這是“不讀書的天才”韓寒成為網絡偶像的天然土壤。但是，伴隨著網絡空間的全民化，網絡的文明和理性開發必將進入日程。這次“偶像韓寒”在方舟子所代表的學者和文化人士的理性而艱韌的質疑中破滅，就是一個中國網絡文明進步的證實，而且它的意義是超越網絡而輻射到全社會的。
    

肖鷹 2012-02-23 00: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