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不要再歌頌帝日侵略者

簡體傳統

日本治台五十年，日本人對台灣最大的傷害就是治出了許多感激老鴇的神經病。台灣最近流行研究日本治台史，研究日本治台史的目的不在學術而是拼命挖掘日本人的治績，從後滕新平到八田與一，歌功頌德之外還怪外省人不讀台灣史，不知感恩圖報，同時搬出一堆堆的史料以為佐證。但是細聽他們的言論，立刻發覺問題一大堆，第一他們史學訓練不足，甚至不知如何解讀史料，二、選擇性的引用史料對日本人殘殺台灣人，奸淫台灣人的人格骨氣，的事實略而不提，三、許多討論治台近代史者患有「先天性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為什麼加上一個先天性，因為這種病是因為人處在長期驚恐之中向加害者認同而引起的，如今加害者日本人早已被趕離台灣六十年了，這些人還如此作賤地認同加害者，感念加害者，所以我稱之謂「先天性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遺傳性「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近年來民進黨學者、媒體、名嘴又不斷地歌頌日本人在台灣的治績，把劊子手後滕新平譽為台灣現代化的先驅，同時馬英九也呼應民進黨的說法感念日本水利專家八田與一對台灣水利的貢獻，這種態度除了病態之外同時我懷疑他台灣史瞭解不夠，但是資料會說話，我用歷史資料來解說一下所謂日本人「治績」的背後，他們說過些什麼，做過些什麼。

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褔澤諭吉在，日本政府任命樺山資紀接收台灣之後，福澤諭吉便在「台灣之處分」中宣稱：「總之，關於台灣之處分，我輩之所希望者，在不將彼人民置於眼中，而以其土地、物產為目的，斷行萬般新政」，根據福澤諭吉的看法，台灣的人民是日本經營台灣的障害物。因為台灣人民是「蒙昧無智的蠻民」。對接收台灣，對台灣人的反抗，他說：「茍不從我政之輩，一日亦不得存於我版圖之內，況實際試圖抵抗者！……叛民兇徒之類，當然誅戮之。茍有抵抗我兵者，不問兵民，全數誅戮，使成焦類，以成掃蕩之功」。呼籲：「應將全島視為蠻民之巢窟，以威臨之之外別無他法」，而且「應以此次騷動為好機會，以兵力進行無容赦之掃蕩，枯其葉絕其根，殲滅一切醜類，土地等物盡皆沒收，舉全島為官有地」。

褔澤的話變成後來日本軍政要員治台的最高指導原則，並且影響了後來的「六三法」，台灣總督的權力無限大，連日本議會都不能過問台灣政務，對日後台灣的殘酷統治奠定了法律基礎。

我們再看日本人對台灣的教育政策，一八九八年地方長官會議，兒玉總督表示尚未有確定的殖民地教育方針的同時，也指出：「教育不可一日忽之，然必期不漫然注入文明流，養成競趨權利義務之論之風，而使新附之人民陷於不測之弊竇」。中央政府－尤其是法制局也堅持主張不應提高殖民地的教育水準。例如，當時的法制局長官高橋作衛便向內閣總理大臣大隈重信提出一份意見書，主張應抑制殖民地教育：「…土人﹝台灣人﹞已能理解高度之思想，如更授予抽象之教育，助長其提升文明意識，徒昴進土人之自覺心，橫溢不平之念，對施設每生障害，而造成統治之困難，此徵之歷史，歷歷明瞭。因此，輓近列強關於土人教育之施設，皆避免普及抽象之教育，防止其自覺心之增長，而講求安其民生之策」。法治局認為，殖民地教育主要的目的在培養優秀的勞力，因此必須將重點置於實業教育，至於高等普通教育則不必積極發展；即使迫於需要，也只要整備「形骸化」的制度即可，顯然的，「土人教育的主要著眼，應置於生產技術的普及，繁榮優秀的勞力。若夫以增進一般智能為目的之普通教育，固僅有附隨之意義。尤其高等普通教育，即使鑑於民度，為調攝社會人心萬不得已時，也應努力抑制使止於設智其形骸。」亦即，「將來台灣土人教育之至當措置為，以產業上之技能教育為主，低度之普通教育為從，儘可能不施高度之普通教育。」

這就是殖民的教育教策，這種教育其目的是提高台灣的勞工水準，同時「盡量避免注入抽象之知識…..」這種心態，這種動機，連日本人都看過不去了，一九二六年一個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自由主義學者矢內原出版了一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強烈責日本帝國主對台灣人之壓迫、虐待，這本書被譽為日本人「良心之書」，雖然被禁，但不少台灣人，尤其是留日學生偷偷地看。許多人邊看邊流淚。

我們再看被一些無知台灣人推崇備至的台灣現代化的先驅後藤新平的所作所為。後藤新平是褔澤諭吉理論的崇拜者與執行者，兒玉總督時代做台灣的民政長官，兒玉因為先後兼任陸軍大臣、內務大臣，又兼日俄戰爭時期的參謀長，因為太忙所以台灣政務全部委交後藤全權處理，在台時間長達八年。後藤用「生物原理」治台，把台人看作「生物」「欲將文明國家的制度強行在未開化國中實行，可稱之為文明的暴政……。」把台灣人視為「未開化國」之非文明人。

為了進一步瞭解台灣的生物習性，後滕邀集學者做了大規模的舊習慣調查，根據調查報告後藤擬訂的政策是縱容台灣人壞習慣包括迷信、抽鴉片等只要不妨害日本統治一律縱容，但是如果妨害日本統治則一律格殺，後藤自述從明治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被殺的土匪有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人。後藤新平的鴉片政策表面上漸禁策略，收益限定衛生用途，但是鴉片公賣以後台灣總督府從此富甲一方，不再要求中央補貼，財政單位樂此不疲，收入限定衛生方面的初衷早就拋到九宵雲外，日本人鴉片公賣對台灣人身心健康之傷害，貧苦小百姓經濟之傷害，比強盜還凶狠。「生物原則」嚴重地毒害了台灣人的精神部份，台灣人一直到今天人文素養不足，精神狀態異常，日據時代的後藤新平「生物原則」要負最大責任。

一個現代政府推動建設是政府的責任，做得好是應該的，做的不好該受遣責，做得好也沒有必要歌功頌德，畢竟不是帝王時代，對執政者歌功頌德是封建臣民的心態，何況日本人治台從頭開始就沒按好心，對於侵略者的一點建設感激零涕還常怪泛藍群隊不瞭解台灣史。這種心態連妓女都不如，日本治台五十年，出了一個後藤新平，出了一個八田與一，請問國民政府來台後的前五十年中華民國政府有多少比後藤、大前對台灣貢獻還大的官員？請問國府來台以後無論建設、經濟、農業、文化……。跟日本在台五十年怎麼比？無論質跟量都無法相比，最重要的是心態，國府治台是正常國家政府推動政務的服務心態，而非老鴇逼妓女接客心態。請問有沒有一個學者主張要對國府遷台五十年的成就歌頌一番？

歌頌侵略者，加暴者的成就是不可思議的事，二次大戰後全世界的殖民都解放了，都獨立了，包括很多比台灣還現代化的地區，但是我們沒有聽到任何一個殖民地的人民可以完全忘記帝國主義對他們施加的惡行，更遑論歌頌帝國主義，感念帝國主義的建設。

台灣人，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