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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簡介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一九六○年初秋，在張家口農科所勞動兩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單位作了如下鑒定意見：“（汪）有決心放棄反動立場，自覺向人民低頭認罪，思想上基本解決問題，表現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單位民間文藝研究會沒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無奈情況下，給西南聯大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楊毓珉寫信。

現年八十歲、剛做完胃癌手術的楊毓珉至今還清晰記得當時的情景：
那時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來。跟團里一說，黨委書記薛恩厚、副團長蕭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長孫房山是個戲迷，業余喜歡寫京劇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應下來，曾祺就這樣到團里當了專職編劇。（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訪）老作家林斤瀾介紹說，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關心過汪曾祺調動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開始參與改編滬劇《蘆蕩火種》，由此揭開了他與樣板戲、與江青十多年的恩怨與糾葛，構成他一生寫作中最奇異、最復雜、最微妙的特殊時期。

汪曾祺

當時的北京京劇團副團長蕭甲講述道：

為了趕一九六四年現代戲匯演，團里迅速充實創作力量。改《蘆蕩火種》第一稿時，汪曾祺、楊毓珉和我住在頤和園里，記得當時已結冰，游人很少，我們伙食吃得不錯。許多環境描寫、生活描寫從滬劇來的，改動不小，但相當粗糙。

江青看了以后，讓她的警衛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等領導認為不妨演幾場，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后還得聽江青的。這出戲在藝術上無可非議，就是因為趕任務，以精品來要求還是有差距的。

我們又到了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改劇本，薛恩厚工資高，老請我們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出主意，分頭寫，最后由汪曾祺統稿。滬劇本有兩個茶館戲，我們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后來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氣逼人，涉獵面很廣。他看的東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書。當時他比較謹慎、謙虛，據說解放初時是比較傲的。江青比較欣賞他，到上海去，她問，“作者干嗎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場戲，汪寫了一段新唱詞，江青看后親自打電話來，“這段唱詞寫得挺好，但不太合適，就不要用了。”

趙燕俠發牢騷，“練了半天不用了，練了干嗎？”而汪曾祺依舊那么兢兢業業，在階級斗爭高度壓力下，他過得很本份。談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訪）據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寫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劇本期間江青曾問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歲數。《沙家浜》定稿時，江青坐下來就問：“汪曾祺同志，聽說你對我有意見？”汪說：“沒有。”江青“嗯”了一聲說：“哦，沒有。”江青對此事始終耿耿于懷，她曾與蕭甲說過：“汪曾祺懂得一些聲韻，但寫了一些陳詞濫調，我改了，他不高興。”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飾演刁德一的馬長禮傳達江青指示時，還有這么一條：“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詞，他對我有意見。”

楊毓珉說：“江青曾調汪的檔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汪曾祺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歷史問題，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蕭甲也表示：“江青說過‘控制使用’這句話，在領導范圍內說過，積極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來。”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憶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訴汪的，他老兄在飯桌上汗如雨下，不說話，臉都白了。當時不是夏天，他出了這么多汗，自己后來解釋說，“反右時挨整得了毛病，一緊張就出汗，生理上有反應。”

他覺得江青這個女人不尋常，說不定何處就碰上事。那幾年他戰戰兢兢，不能犯錯誤，就像一個大動物似的苦熬著，累了、時間長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采訪）楊毓珉認為：“汪當時確實不能再犯錯誤，因為誰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江青對汪曾祺是防范的。”當時與汪同在創作組的閻肅也談及這個問題：

“為了改編《紅巖》，江青告我，‘從京劇團找一個人跟你合作……’我說，‘一定跟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賞識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采訪）有一回，江曾祺傷感地對劇團書記薛恩厚說：“我現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說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樣，她不信任我。”汪后來曾形容，江青稍發脾氣，薛恩厚就汗出如漿，輾轉反側。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這樣說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種地也是革命。”江青對汪曾祺的寫作才能印象頗深：

對《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滿意。在討論第二場時，姚文元提出：“江青××為了這場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幾句好一點的詞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我想兩句，我當場就想了兩句，她當時表示很贊賞。（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歷經幾年文革風雨，一九七二年四月決定北京京劇團排練《草原烽火》時，還是江青一錘定音：“寫詞也有人，叫汪曾祺寫。”可見江青對汪曾祺手中那支筆的看重，正因為如此，汪曾祺在文革中很快就從“牛棚”解放出來，重新參加樣板戲創作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軍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會議室去談話，對我說，“準備解放你，但是你那個《小翠》還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說，“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說，“我們知道，你是個很不馴服的人……你去準備一下，做一個檢查。”

快到中午的時候，李英儒又找我，說，“不要檢查了，你上去表一個態。”

等群眾到了禮堂，他又說，“只要三分鐘。”我當時很激動，不知道說什么好，大概說了這樣幾句，“我是有錯誤的，如果江青××還允許我在革命現代戲上貢獻一點力量，我愿意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表態之后，就發給我一張票，讓我當晚看《山城旭日》，不一會兒又將原票收回，換了一張請柬。又過了一些時候，李英儒找我，說讓我和閻肅坐在江青旁邊，陪她看戲。開演前半小時，李又說，“陪江青××看戲，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這個榮譽給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該說的話不要說。”（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汪曾祺《關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門》）汪曾祺形容自己當時如在夢中，心情很激動。江青來看戲時并沒有問到“解放”之事，幕間休息，她對汪曾祺說了一句觀后感：“不好吧？但是總比帝王將相戲好！”

上海時期的江青

后來，汪曾祺真實地談到自己內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當時是很感恩的，我的這種感恩思想延續了很長時間。我對江青，最初只是覺得她說話有流氓氣，張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覺她思想破碎，缺乏邏輯，有時簡直語無倫次，再就是非常喜歡吹噓自己。這個人喜怒無常，隨時可以翻臉，這一點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對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誠惶誠恐。”（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會泳的關系》）按當時慣例，《紅旗》雜志要發表各個樣板戲的定稿本。一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們討論《沙家浜》，以便定稿發表。江青說哪句要改，汪即根據她的意見及時修改，直到江青認可為止。全劇通讀修改完畢，江青深感滿意，汪曾祺也認為自己“應對得比較敏捷”。沒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時半，江青的秘書忽然打電話到京劇團，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門，原訂團里參加“五二○”群眾大會的只有譚元壽、馬長禮、洪雪飛三位主要演員。那天，汪正在為《紅旗》趕寫《沙家浜》的文章，他跟軍代表田廣文說：“那文章怎么辦？能不能叫楊毓珉去。”田廣文說：“什么事先都放下，這件事別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們先在一個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門城樓的西側。這天，江青沒有出席大會。《人民日報》刊出消息，在幾百人出席的名單中出現了汪曾祺的名字。老作家林斤瀾當時正關在牛棚里，看到報紙一陣驚喜。十幾年后他笑著告訴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門，還等你來救我了。”

汪曾祺那時有了受寵若驚的知遇之感。他的兒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時在長影拍《沙家浜》，劇團的人大都在長春。有一次江青要開會，特意說如果汪曾祺在長春，要派專機接回北京。其實當時他還在北京。”汪朗表示，父親是一個摘帽右派，文革中沒有打入十八層地獄，這與江青對他的看重很有關系。而且父親覺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劇，對唱詞好壞有鑒別力。

江青對樣板戲劇團“關懷”備至，對辦公、劇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諸多方面一一過問。有一次，馬長禮告訴江青，現在劇團在后臺辦公不方便，房間窄小。江青問：“你說哪有好的？”馬長禮說，工人俱樂部旁邊有一座小樓。事后江青一句話，把那座小樓撥給北京京劇團。江青嫌原來飾演十八位新四軍傷病員的演員歲數過大，稱他們為“胡子兵”，就調換來戲校年輕學生，表示這群傷病員的戲要整齊。在討論蘆葦蕩一場戲時，江青忽然想出一句臺詞：“敵人的汽艇過來了。”以此來烘托氣氛。這一切給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認為江青在當時高層領導人中比較懂戲，對京戲比較內行，而且提供了當時算是優越的工作條件。

文革前，江青曾向劇團主創人員贈送《毛選》。送給汪曾祺時，江青在扉頁上寫了“贈汪曾祺同志，江青”幾個字，江青寫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幫”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題寫的扉頁撕碎了。據說，這一套《毛選》非常難得，只印了兩千冊，是毛澤東、江青自留或贈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當時備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動。

身為劇團負責人、《沙家浜》的導演，事隔三十多年，蕭甲認為對過去日子應持客觀態度：

誰都得按當時的氣氛生活，江青是那個地位，我們都得尊重她。江青一邊看戲，我一邊記錄，不能說她全不懂。如果她事后單獨談，那就表明她經過了思考。有時她說話就比較隨意，她說，“柳樹呆板，太大了。”我們改了，她又說，“我跟你們說了，怎么弄成這樣？”如果弄得不太好，她還會覺得你跟她搗亂。

有一次，演員們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見，我說，“別爭了，這是江青的生死簿。”

還有一次，江青說：“看《紅燈記》就落淚。”我在背后說：“這不好，這會損壽。”有人匯報上去，江青說：“咒我早死。”市委很緊張，就讓我在黨內檢討。我說，沒惡意，只是詼諧。

上天安門，是江青說了算。當時江青確實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氣。汪曾祺覺得意外，但沒有拍馬屁，而是老老實實地寫東西。他在團里挺有人緣，主要演員都看得起他，他在劇作上很有貢獻。（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訪）汪曾祺是個嚴謹認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歷次對《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導演和演員參考。在第一屆全國樣板戲交流會上，他奉命二次到大會上做過有關《沙家浜》的報告。有一次在團里傳達江青接見的情況，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議喊三聲“烏拉”，以示慶賀。汪曾祺后來告訴林斤瀾，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翹著二郎腿、抽煙的人，江青誰都可以訓斥，就是沒有訓過他。
汪曾祺以后反省時，也感到自己那時也陷入狂熱和迷信的地步：

我對江青操心京劇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說她身體不好，出來散步，帶一個馬扎，走幾步，休息一下。她說一直在考慮北京京劇團的劇目，說她身邊沒有人，只好跟護士說，“北京京劇團今年沒有一個戲，全團同志會很難過的。”我為她的裝腔作態所迷惑，心里很感動。（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檢查》）他曾先后為《沙家浜》寫過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荊斬棘，推陳出新》刊登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報》，動筆前領導指示要突出宣傳江青在樣板戲中的功績，一切功勞歸功于江青。一位領導還叮囑道：“千萬不要記錯了賬。”

汪曾祺在文中注意用小細節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們最近根據江青同志的指示，在開打中，讓郭建光和黑田開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腳下”、“江青同志曾經指出，應當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關鍵的地方，小節骨眼上，不放過”，等等。

汪曾祺對于當時的一個場景一直難以忘懷：

在康平橋張春橋那個辦事處，江青來回溜達著，聲色俱厲地說，“叫老子在這里試驗，老子就在這里試驗。不叫老子在這里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當時我和閻肅面面相覷，薛恩厚滿頭大汗，李琪一言不發。回到招待所，薛還是滿面通紅，汗出不止，李琪說，“你就愛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祺《關于紅巖》）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體驗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體關進渣滓洞一星期。閻肅描述道：“十幾個人睡在稻草上，不準說話。我是被反銬的，馬上感覺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羅廣斌、楊益言指揮，像受刑、開追悼大會，都搞得很逼真。”楊毓珉說：“我們戴上鐐銬，每天吃兩個窩窩頭，一碗白開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槍斃，真放槍，里面的人喊‘共產黨萬歲’，痛哭流涕，而我們已回招待所睡覺。后來上華山夜行軍，伸手不見五指，一個人抓前一個人的衣服前進，第二天天亮一看嚇壞了，旁邊均是萬丈深淵。”

接著，江青又授意改編《草原烽火》，汪曾祺、楊毓珉、閻肅他們又在草原上奔波兩個月，一輛吉普車的玻璃全震碎了。回來匯報說，日本人沒進過草原，只是大青山游擊隊進草原躲避掃蕩，發動牧民斗爭王爺不符實際。于會泳卻說：

“那就更好了，海闊天空，你們去想啊！”

“很早就聽曾祺講述這個故事，幾次聽他在會上講。既把它當做笑話，也看作是悲劇。”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瀾談及此事，不由長嘆一聲。
楊毓珉介紹說，《杜鵑山》第二、六、八場是汪曾祺執筆寫的，全劇寫完后又出了一段故事：

江青一開始就說，可以撇開話劇，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鵑山》韻白很好，高興之下又要我們把《沙家浜》的臺詞也改成韻白。我們費勁費大了，真寫出來了，江青來電話說，算了，別動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訪）在寫《杜鵑山》雷剛犯了錯誤還被信任的臺詞時，汪曾祺聯想到自己的際遇，一時動了感情。他對別人說：“你們沒有犯過錯誤，很難體會這樣的感情。”

文革時期《沙家浜》劇照

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劉慶棠回憶說：

北京京劇團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鵑山》的創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會泳跟我說過，汪很有才華，應該很好發揮他的這種才干。（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采訪）一九七三年后，江青與張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聯系，于會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隊伍，汪曾祺與他們的關系相對疏遠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會泳通知汪參與《新三字經》修改，此書將作為小靳莊貧下中農編的批林批孔讀物，汪只寫了其中幾句話：“孔復禮，林復辟，兩千年，一出戲。”一九七六年二月，于會泳又要把電影《決裂》改成京劇，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資派的級別寫得高一點，并表示如果樣板戲不注意質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后來于對《決裂》彩排不滿意，批評說像是一根繩上掛了許多茶碗。汪曾祺他們想不出辦法，只好每人讀有關“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開會，原訂匯報各自的設想，可是誰也沒有說什么，因為暗地里已經知道“四人幫”垮臺了。

我在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游行中覺得心情非常舒暢，我曾說，“哪次運動都可能搞上我，這次運動跟我沒有關系。”我當時很興奮，很活躍，也很沖動。

我寫標語，寫大字報，對運動發表自己看法，參加各種座談會，還寫了一些作品，在團內張貼，向報社投稿，送到劇團希望人家朗誦、演出。
我覺得和江青只是工作關系，我沒整過、害過人。我還說江青在《沙家浜》初期還沒有結成“四人幫”，還沒有反黨篡權的野心，并表示這段問題搞起來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綜合檢查》）一九七七年四月，團內給汪曾祺貼了第一批大字報。五月，汪曾祺在創作組做過一次檢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檢查。當時文化部長黃鎮認為，文藝界清查不徹底，高壓鍋做夾生飯，火候不夠，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當眾宣布為重點審查對象，一掛就是兩年。

當時上面認為江青還有第二套應變班子，老頭成了懷疑對象。老頭天真，別人覺得他日子過得風光，他覺得受苦受累大了，別人對他的認識與他的自我認識有很大反差。把他掛起來，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厲害，在家里發脾氣，喝酒，罵人，要把手指剁下來證明自己清白無辜。天天晚上亂涂亂抹，畫八大山人的老鷹、怪鳥、題上字，“八大山人無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處跟文革不合拍，不認同。在創作上痛苦不堪，他是從這個角度認識四人幫的。在大環境中若即若離，沒有成為被政治塑造的變形人。

那時他給老同學朱德熙寫信，從不寫樣板戲如何如何，最多只寫“我等首長看戲，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兒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口述）那時他寫了不少反駁材料，不同意人家寫的結論。人家讓他簽字，他逐條辯駁。他被單獨審查一陣，讓回家，但不讓串連。從上面來了一批老干部，整得厲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幫倒之前，卻沒少傳小道消息，把我們嚇死了。《紅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訴我的，說，“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興，手舞足蹈。

后來有一陣審查松懈，無人管理。剛好曹禺《王昭君》發表，閑來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劇，我改成京劇。那時他已開始收集《漢武帝》的資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漢武帝的人格。后來體力不行，住房太小，沒有條件寫下去。

我們勸他搞小說，他說，“我沒有生活，寫不出來。”實際那時已在打小說腹稿，還找出四七年寫的小說給我們看，讓我們說歸什么類。

他說，樣板戲十年磨一戲，很精致。但主題先行，極左思潮影響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藝術。有些唱段可能會流行。王蒙、鄧友梅說不能聽樣板戲，老夫子很同情，覺得是這么回事，對他們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口述）京劇團創作室老同事袁韻宜記得那時見到汪曾祺進出辦公室，總是低頭進低頭出，見到熟人說：“我又挨整了。”《杜鵑山》導演張濱江說：“他有時一言不發，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審查的結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寫了將近十幾萬字的交待材料，成為他十年樣板戲創作的副產品。

后來不少朋友勸汪離開京劇團這塊傷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喬木當場找了一張煙卷紙，上面寫了“汪曾祺到作協”幾個字。汪還是沒有離開，他覺得京劇團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單位那么復雜。

在那段苦悶的日子，《受戒》、《大淖記事》已經開始謀篇成形。張濱江曾聽他講過《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讀了《受戒》初稿后，驚訝地說，小說還能這么寫？她給楊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發表嗎？”楊毓珉在一次會上介紹《受戒》的內容，引起在場的《北京文學》編輯部負責人李清泉注意，就沿著線索索取《受戒》發表。

林斤瀾說到另一名作《異秉》的發表經過：

汪曾祺當時跟文學界脫離，狀態很懶。我說，把《異秉》交給我轉寄吧。《雨花》的葉至誠、高曉聲看后覺得很好，說江蘇還有這么好的作家。但是兩三個月沒發出來，我寫信問，葉至誠說，“我們也講民主，《異秉》在小組通不過。

組長說，我們要發這樣的小說，就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可發了。”后來高、葉一定要發，高曉聲還特意寫了編者按。汪很欣賞編者按，認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采訪）以后汪曾祺在小說創作上一發不可收拾，聲名遠揚。閻肅看了他的新作，打電話夸獎，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閻肅有感而發：“汪曾祺這個人沒有城府，從里到外都比較純，甚至沒有多少防人之心。”他憶起文革中在上海寫劇本時，與汪曾祺在街頭小店喝黃酒長聊的情景：“我們不敢議論江青，也不提那該死的劇本，就是聊家鄉的事、讀過的好書及早年看過的好萊塢電影明星，有一種窮人的樂趣。”

汪曾祺一生都彌漫著楊毓珉他們所說的書生氣、士大夫氣，成敗俱在于此。

一九五八年補劃為右派的罪證是汪所寫的鳴放小字報《惶惑》，結尾如此寫道：

“我愛我的國家，并且也愛黨，否則我就會坐到樹下去抽煙，去看天上的云。”

其中有一句最令領導們憎惡：“我愿意是個瘋子，可以不感覺自己的痛苦。”這句話使他切切實實地付出痛苦的代價。后來他對人說，戴著右派帽子在農村勞動時心里很慘，唯一樂事就是給六歲兒子汪朗用拼音寫信，我不會拼音，逼著我學著用拼音給兒子回信。
兒子長大了。目睹父親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勸慰情緒起伏很大的父親。兒子說，你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沒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認識，就是有點知遇之恩。兒子說了很多，父親想了想，總是說：“對！對！”汪曾祺后來愛說：“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歸于平淡，平淡如澈。

（本文刊載于《讀書》雜志1998年第11期）

燕南園愛思想 陳徒手 2015-08-23 08: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