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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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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從小被賦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的。自從被林巧稚大夫接生到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上來，直到七歲發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出身即命運”的意義。

1957年我剛滿七歲，正在邵力子夫人傅學文辦的“培新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反右”初起，父親成為全國斗爭的重點，就有人不斷地找已經同他分居的母親談話，要她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那時不懂事，但從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親，父親一定是有錯，因為毛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天，母親從幼兒園接我去參加一個大會，事先教了幾句話，要我上臺去說。

這是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一場批判會，但父親沒有到場。許多人上臺發言，憤怒聲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輪到我上臺，把事先背好的話說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下臺時還有人跟我熱情握手。后來聽母親說，握手者是吳大琨教授——父親早年的助手，曾尊父親為恩師。母親也發了言，事后她對我說：沒有辦法，別人是無關痛癢，我們可是有關痛癢。懵懵懂懂地當了一次政治工具，“劃清界限”的噩夢，始終困擾著我的人生。但親情是無法用政治來割斷的。父親沒有責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諒了母親，他自己也有許多對不起母親的地方。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學（后改為府學胡同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六年的小學生活，我和別的兒童一樣快樂，沒有感覺到這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不過我加入少先隊比別的孩子晚，而且始終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隊員，連班干部都沒有當過。

那時的我對文學和繪畫很有興趣，夢想成為一名文學家或畫家。但父親說，“你最好去學自然科學”，母親的意見也是一樣。后來我逐漸明白，他們不主張我學文科，是因為在這個體制中，文科是高風險行業。

↑1950年代，章乃器在北京。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附中，成為一名住校的初中學生，開始填各種表格。“家庭出身”一欄，我問父親該怎么填，他說，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們這些民主黨派成員，1949年后參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認是革命干部。但我怎么也無法把頭上扣著“右派”頂戴的父親與“革命干部”劃等號，雖然他從來不承認這頂帽子；學校里有不少趾高氣揚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與他們劃等號。于是接受母親的建議，在“家庭出身”欄里填了“職員”，母親曾是父親創辦的中國征信所和港九地產公司的職員。

清華附中的老師，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錢偉長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等。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王女士，夫君是清華大學著名的一級教授，1957年與錢偉長、黃萬里等一同被劃成“右派“。王老師對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賞，那時我經常不交作文，因為有些題目我沒法寫，例如“我的父親”、“我的家”之類。記得某個學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師仍給了滿分。有一次母親去參加家長會，王老師在談話中知道了父親的名字，從此對我比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開始被同學稱為“小右派”。我那時喜歡寫一些詩詞，還與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從課桌中翻出，偷偷交給班主任。

不久，在王老師主持下全班開了一個批判會，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當場頂撞了她，從此在本校列入“另冊”。而那位同窗因為轉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無事。我所尊敬的老師，因為丈夫當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學生來表現進步，令我無比困惑，從此開始厭學，以至于留了一級，離開了原來那個班。

近年校友聚會，老同學史鐵生回憶說，立凡那時光畫畫兒不做功課，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鄉”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見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沒有上大學的命。王老師晚年讀了我寫的父親傳略，曾打來電話鼓勵，并再度表示歉意。我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師以及萬邦儒校長等皆已去世，他們都是好老師、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識分子良心沒有泯滅。如果不是碰上那個荒唐的年代，是不至于整人的。

轉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北京大專院校學生躁動起來，清華大學有人給蔣南翔校長貼大字報。那時本校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已開始不公開地批判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校領導惟恐隔壁大學之火殃及池魚，于是宣布“內外有別”，規定大字報必須貼在指定的一間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時有一條政策，叫做“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論’，重在表現”。我對清華附中的整人之風歷來不滿，認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與幾位同班同學一道，在本校的一樓門廳公開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對校領導壓制輿論的做法提出異議，不料一下子捅了馬蜂窩。

我們這幾位初中同學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各種反擊的大字報貼滿全校，面對強大壓力，不得不起而應戰。我連續三天幾乎沒有睡覺，趕寫了不少辯駁的文章貼出。由于毛澤東批準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形勢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時高年級同學也在另一條戰線上出擊，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校領導。

終于有一天，附中黨支部的主要成員聚在一起捶胸頓足地大哭，說自己站錯了隊，學生們則站在門外大罵。支部的門上也被貼上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團中央派出以劉晉、章建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本校，開大會宣布校長萬邦儒“停職反省”，校領導班子被宣布為“修正主義黨支部”，老師們紛紛揭發校領導，并相互檢舉以圖自保。高年級的“紅衛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員會，開始執掌大權。校長等被扣上“黑幫”帽子，開始從事掃廁所的賤役。

我有些幸災樂禍，曾畫了一張漫畫貼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層教學大樓，將所有被揭發為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校領導和老師，都畫了進去，里面也有素來欣賞我的美術老師吳承露。據說吳老師看了這幅畫，頗有幽默感地說：“畫得還挺像。”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虧心事。

“紅衛兵”執掌學校大權后，同學們開始發生“革命性”變化——以粗野為時尚。首先流行“國罵”，據說有的女同學為表現“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練“三字經”，直練到隨時脫口而出的水平。還有一種風俗是赤腳，因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見本校某些“校花”，裸著白嫩的小腳丫，在煤渣鋪成的道路上艱難行走，真是那個年代的獨特風景。軍服也成為時髦服裝，配上軍用寬皮帶，以示威武雄壯。后來流行“將校呢”，那是高干子女們的專利。

不久開始流行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華大學操場去開大會，聆聽“造反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唱到最后，全場齊呼：“滾他媽的蛋！”

其后數日，全城處于“破四舊”的狂熱之中。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里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志性建筑“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汗流滿面搬運磚石……當晚我回到宿舍，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干的大字報：“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我不敢去燈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親的住處，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么出身”。我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胡同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從學校脫身后的幾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沖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后，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里出來的惟一生還者。

母親的兩位老同學黃瑞華和周國德，一住京師，一居滬上，都是被抄戶。兩人多次到“抄家物資清理辦公室”查詢，永遠被告知“還沒查到”，窮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沒領回一錢一物。

前面說到，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與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担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于執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歷，至少與國父是同一輩分。

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佬，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志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于苦出身，后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嬌小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里。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于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與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氣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前妻）。后來張女士終于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師。

老先生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潔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于是張女士采取變通辦法，到云南與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后，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

“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于是街坊四鄰對她的“生活作風”開始有所議論。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潔鳳是“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批斗，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梁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兒面上，饒她一命。但“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年僅六歲的小女兒。

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舍活著。有時她在胡同里遇見我，照例會叫一聲“小東哥哥”，但我所能給予的，僅僅是撫摩一下她稀黃的頭發。終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發花白的工程師從云南趕來，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著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準備離開這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后面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幾位“小腳偵緝隊”。待他們拐出胡同，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潔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干部又跟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文革”結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署名來信，說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約在北海公園前門見面。我一時竟搞不清來信人是誰，如約前往，方知是張潔鳳的女兒和丈夫。得知張潔鳳仍未落實政策，我幫忙出了些主意，起草書信向統戰部和僑務部門申訴。張潔鳳畢竟是知名人士眷屬，終于發還財產、配給住房，給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倆從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遠不能復生。

母親當年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有幾位要好的女同學，其中一位名叫張為璇，我稱她為張阿姨，她的女兒劉小遷，是我幼年的玩伴。

張阿姨戴著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是一位胖胖的、和藹可親的知識婦女，一口吳儂軟語。她也是個普通人，但其父張一卻大大有名，曾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張阿姨家道殷實，夫君劉先生是一位工程師。女兒劉小遷是個白白凈凈的小姑娘，小我一歲，曾與我在幼兒園同學，常在一起玩“過家家”游戲。后來劉先生工作調動到邯鄲，母女移居蘇州老家。小遷那時已是個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沒見過她。

張阿姨與母親保持著通信聯系，“文革”爆發后，人人自顧不暇，音訊中斷。1966年11月，我揣上父親給的20元錢，擠上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憋悶的火車南下“串聯”。

張阿姨家原住在蘇州城內吳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給母親的信，都注明“蘇州富郎中巷××號顧乃文轉”，顧氏為當地名醫，與張家是世交，張阿姨回鄉定居，便成為顧家房客。到達觀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時，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門前怔住了——門上貼著紅衛兵的大封條。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聽，孰料她竟嗲聲嗲氣爆出一條驚人信息：“顧——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趕快解釋是找顧家房客。經一位好心鄰居指點，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張阿姨，但不見小遷。據說是隨學校參加學農勞動去了。

蘇州是歷史文化名城，全市被抄家的有64056戶，僅圖書、字畫、文物就抄沒十七萬件以上。顧氏為姑蘇世家，宅第中亭臺樓閣，曲徑回廊，當然是抄家的重點對象。他不堪侮辱，跳樓自殺了。張阿姨雖是房客，但因為家中陳設講究，又是名人之后，連帶著也遭抄沒，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張阿姨做了蛋炒飯給我充饑。她現在全靠丈夫寄來的工資，維持母女生活。談起北京家中情況，我據實相告，她說人活著就好。張阿姨談吐樂觀，我覺得可以放心向母親復命了，不過沒能見到小遷，心中多少有些惆悵。

張阿姨與母親的通訊時斷時續，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無。母親得到一個不確切的傳聞：張阿姨和小遷一同上吊自殺，但始終不肯相信。她們既不是“黑五類”更不是當權派，沒有必死的理由。“文革”結束后，人們開始尋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親友。我在董竹君、許寶兩位前輩的熱心幫助下，輾轉找到了張阿姨在北京的弟婦。當向這位老太太說起我母親是張為璇的同學時，她平靜地回答：“我還記得令堂，可惜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又問小遷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聲：“為璇把她也帶走了！”原來，“清理階級隊伍”時，劉先生被圈禁審查，音訊全無。張阿姨生活來源頓時斷絕，這意味著將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過那種四下哀求“嗟來之食”的生活，帶愛女走上了不歸路。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本校體育老師趙曉東（我同班同學的父親）跳樓自殺，頭觸在階角上摔得粉碎，遺體慘不忍睹。不久我被揭發出有反動言論，于1968年12月被關進了“群眾專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側，系由自行車存車棚改造而成。頂部覆蓋一層瓦楞鐵皮，用紅磚砌上墻壁，再分隔成單間加上鐵門，腳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內有兩張木板床鋪和一個課桌，沒有窗戶也沒有電燈爐火，黑暗陰冷無比。

我從被關的當晚開始受審，被要求交代“惡攻”罪行。連續審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個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級“出身好”的“革命學生”。清晨回到“牛棚”時，腰已被踢得直不起來了，頭皮上滿是揪出的血泡。時值隆冬，室內溫度幾乎與室外無異，幾天下來，兩腳凍得腫起，連鞋都穿不上了。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隊”，連打三天收效不大。“軍宣隊”的軍代表來教訓我：“你老子反動你也反動，是‘現行反革命’。革命群眾‘動’了你幾下，是出于革命義憤，不好好交代問題別想出去。”我知道這次在劫難逃，無理可講。把心一橫，要來紙筆，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寫，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寫了出來，索性當他一回“反革命”。

校長萬邦儒和被迫揭發我的同學都關在這里，同我關在一個“棚間”的難友是副校長韓家鰲。韓校長是個溫文爾雅的人，真草隸篆都寫得很漂亮。此刻卻破衣爛衫，蓬頭垢面，耳廓長著半圈凍瘡，每天與萬校長等“專政對象”一起“勞動改造”。韓家鰲對我很照顧，我被打得一連幾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給我打飯、打熱水。我為自己過去的冒犯向他致歉，韓校長則透露了以往校領導整人的內情，并表示自己也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牛棚”的飲食以窩頭為主，平時只許吃最便宜的素菜。我們有時只好搞“精神會餐”，各自詳盡描述自己吃過的好東西。1969年1月1日，毛澤東發表“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開始實行“人道主義”，室內安了一個煤爐。我倆最愜意的享受，就是烤窩頭抹臭豆腐。不久又進一步“人道”，遷入有暖氣的宿舍樓。

我的凍腳隨著恢復供暖迅速恢復，不久被責令與韓家鰲一起參加“勞動改造”，掃廁所并為鍋爐房運炭渣。燒鍋爐的師傅對我們很和氣也很照顧，最重的活他總是親自干，我倆只要搭把手就行。看來身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未必革命得“鐵板一塊”。

搬入宿舍樓后，實行早晚“請罪”制度。“牛鬼蛇神”們橫列一排，在偉大領袖像前低頭肅立幾分鐘。早“請罪”完開始勞動，晚“請罪”畢開會“斗私批修”，說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

從1966年到1969年的四年中，偉大領袖不時發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徹夜敲鑼打鼓的慶祝游行，預示著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產生，人們開始厭倦這種“不斷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經風頭十足的紅衛兵領袖，他們引以為榮的父母也成了運動的對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殺，有的“靠邊站”。紅衛兵的利用價值使盡之后，便被牽出來做替罪羊，以平民憤。輪回如此迅速，使“老紅衛兵”（簡稱“老兵”）充滿了怨憤，于是組成“聯動”炮打“中央文革”。

我發現周圍的人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我幾乎不再被視為“另類”，因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親不過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臺上干部的子女，繼續耀武揚威；而倒臺干部的子女，仍保留著攀比父母級別的習慣思維定式。因父親過去曾是四級“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為同類，讓人哭笑不得。有些“老兵”主動與我攀談，發泄對這場運動的不滿，懷念起當初一起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日子。記得某日與一位“老兵”，在清華園的“水木清華”后面小山上閑聊，碰巧有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女大學生低頭走過。“老兵” 悄悄告訴我：“她就是劉濤。”劉濤乃劉少奇之女，運動初起時與賀龍之子賀鵬飛同為清華大學革委會負責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當，起來揭發繼母王光美。及至父親被打倒，她的利用價值也耗盡。此時形單影只，人人視同陌路。

事隔多年后，劉濤曾向我談及被禁止參加父親追悼會，言下極為傷感。我相信劉濤無非是年輕無知，被利用而已。

（本文原載《老照片》）

東方歷史評論 章立凡 2015-08-23 08:5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