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科舉制的客觀性

簡體傳統

文丨何炳棣

摘自《明清社會史論》，聯經出版社2013年12月

雖然唐代及唐代以后的科舉制度所反映的賢才觀念，已較古代察舉制更為狹窄，但在客觀性上已大有進展。

隨著時代的前進，賢才的觀念卻越來越狹窄，到了明清時期，有大部分時間，賢才的觀念竟緊縮到只剩經書的知識、僵化的行政理論和文學學識。這個賢才觀念長期變遷的原因相當復雜，但值得做一簡要分析。

第一，漢代及其后的察舉制，理論上，是以廣闊的賢才觀念為基礎，卻常不能發揮其重要的社會與政治的功能。漢代經由察舉進入政府服務的人，其中大半是現任的低級官員，或官員的后代，及讀書人家的子弟。近代有一項詳盡的察舉制度研究顯示，經察舉這個途徑進入政府做官的人，從他們留下的傳記看，只有極少數是布衣或非讀書人家庭出身的。從公元二世紀末起，中央政府權威漸失，地方上豪族的影響力大增，察舉制越來越被濫用，后來成為只是豪族延續自己權勢的有利工具而已。

由于察舉制發生的流弊與作為社會流動的途徑之失敗，使這個制度在后漢帝國于公元220年亡國以后，便不再繼續實行，而由九品中正官人法代替。九品中正官人法之下，在每一州郡置一新官名曰中正(字義為“不偏”“公正”)，其職權在品第與核實本地人才，分為九品，以供選用。這個制度本為糾正漢代察舉制之流弊，但很快地被濫用，以至于官品普遍皆依候選人的家庭地位而定。

晉愍帝建興四年(316)，華北陷入胡人手中，國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雖然有些胡人集團對北方豪族做致命性的斗爭，但這些不愿南遷筑塢自保的豪族并不好對付;所以，五胡中最成功的，例如氐人所建立的前秦(前秦高祖皇始元年至末主延初元年，351-394)與鮮卑拓跋氏所建的北魏帝國(北魏道武帝登國元年至孝靜帝天平元年，386-534)，都了解到爭取中國地方豪族支持的重要。于是在北魏的種族與政治妥協之基本政策下，北方的豪族與鮮卑的貴族合作，出任內政高官，以延續家族的生命。在南方的漢人王朝(東晉元帝建武元年至隋文帝開皇九年，317-589)，則依靠當地南方豪族及五胡亂華后由北方南遷的世家大族支持;因此，社會階層的秩序，特別是上層社會變得更僵化。在這將近三個世紀期間，不論南北，政治領域均由世家大族所控制，雖然仍有出身寒微的人因其雄心大志與賢能成為高級官員。但一般來說，高階官位仍然是世家大族世襲的。

第二，開皇九年(589)，隋室統一中國，緊接著的是唐朝(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宣帝天祐四年，618-907)，有必要建立一些選官的客觀標準，以及具競爭性的文官考試制度。初唐時代考試分為“秀才”(才能不凡之士)、“明經”(飽學經書之士)、“明法”(法律事務熟練之士)、“明書”(書法高明之士)、“明算”(算術精通之士)和“進士”(文意為“高級學者”，西方學者常視之為“文學博士”)等六科，除了最后的進士一科外，皆可以上溯漢代，只是以前是察舉，現在改用考試登進而已。這些考試反映的賢才觀念并不狹隘，而且仍經常大規模地薦舉各種賢才。

然而經過反覆試驗、不斷摸索，這個寬泛的賢才觀念逐漸縮小到只剩進士一科。進士科創立于隋大業年間(605-618)，一直延續到清光緒三十年(1904)。這個變遷的原因有好幾個：第一，唐初所立的秀才科，標準訂得很高，只有少數高才博學杰出者才可應試，貞觀年間(627-649)，有推舉而不中第者坐其州長，由是秀才科遂絕。而明算、明書與明法三科，又因為太專門而不能作為主要登進途徑。因此，在唐立國后百余年中，明經與進士就成為兩種最重要的學歷。明經考試有三，首先要由下列經書：記錄禮儀的《禮記》、記春秋各國歷史的《左傳》、論說孝順的《孝經》、孔子語錄的《論語》與解釋字意的辭書的《爾雅》中各選一段，背誦帖文十條，由考官給士子幾個字作為起頭，在這十條帖文中，應考士子若能背誦五條以上，才算及格;第二場考試是口試經問大義十條，對答六條以上才算及格;第三場考試是明白地作答指定的時務策三道，題目都是與時政或行政方面相關的。進士科與明經主要的區別，在不必考記誦帖經，但要多考兩道時務策，而且把口試經問大義改作詩賦。

岑仲勉教授曾對作為學術資格考試的明經科，為何不久之后便不受一般人的尊敬及進士科獨尊的原因，做出很好的解釋。簡要地說，明經科注重機械式的記誦，而進士科則重創作;記誦是比較容易的，只要努力就可以達到，而文學創作(指詩賦)卻要富想象力，不是光靠努力就可以達成。因此，一般人均把明經科比作鸚鵡學舌。而且明經科口試經問大義，缺乏客觀標準，易于舞弊矇騙;又由于進士科每年平均錄取不過三十名，這個數額較后代少得多;所以得之不易，人皆貴之，乃有“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之諺語。就因為進士科之貴，使那些可由其他方式入仕途的貴族子弟也要參與考試，與平民相競爭。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晚唐的一位皇帝(宣宗)甚至自題其姓名于宮中殿柱上曰：“鄉貢進士李道龍”。雖然一般文體已漸改為散文，但唐政府的公文仍需使用高度嚴格而洗練的駢體文。因為沒有一科需要像進士科那么要求超高練達的文學技巧，久而久之，進士科的出身升遷至政府中樞高官的機會，顯然較為優越;因此，初唐所有的科目中，只有進士科能得到社會威望，而且一直延續下去。

第三，表面上唐代與唐代以后的進士科，似乎與早期的賢才觀念相乖違，但經進一步的研究得知，其間的差異比一般想像要小得多：首先，唐宋時代曾列出一些賢能項目薦舉賢才出仕，但不過是一種裝飾品點綴點綴而已，并非有其真正的目的;因此，由這一途徑入仕的人并不多。唯一的例外是明代(太祖洪武元年至思宗崇禎十七年，1368-1644)最初的七十多年，由于政府對官員的需求極大，薦舉制才在選官方式中超越科舉制而占重要地位。可是一旦官僚組織達到飽和狀況，明朝政府便幾乎只依靠科舉制定期地補充官員。不論科舉制的范圍多么有限，但它總比薦舉制客觀，而且少受黨派勢力的影響。自從進士科成為主要出仕之途以來，曾有一系列的辯論，比較考試制與其他選官方法的優點，其中最精致的討論出現在十一世紀的后半。雖然有些著名的宋初政治家主張大事修訂進士科，甚至主張最終要廢除進士科，但最終并未帶來永久性的改變。在教育理論與選官方法爭論中，以大詩人蘇軾(宋仁宗景祐三年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036-1101)的見解最為平實。他以嚴格的功利觀點立論，認為自政事言之，則無論詩、賦或策論(多基于陳腐的古人意見)，均為無用，與行政效率無關;但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進士科仍然是最好的辦法。他指出，雖然進士科與實際行政需要相去甚遠，但自唐至宋，以詩賦起家的成功官員與出色的政治家不可勝數;因此，仍是個相當適宜的取士方法。雖然十一世紀末關于教育方法的爭論已然明晰，但是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遭到西方挑戰而暴露這種教育方法缺點之前，其間并未出現任何更新的見解。原則上，進士科需要的知識范圍并不狹隘，與儒家所提倡之通才教育理想相當接近。而且即使有人能將老生常談式的古代理想與原則，加以模仿改造成新的，并因此僥幸地通過考試，但準備考試所需的通才教育，常能使應考士子養成施行善政切要的資質，健全的判斷力與常識;在一個行政問題比較簡單，不需大量專門知識的時代，這已經足夠了。

總之，雖然唐代及唐代以后的科舉制度所反映的賢才觀念，已較古代察舉制更為狹窄，但在客觀性上已大有進展;因此，岑教授明確指出，進士科之所以能長存于中國，并非由某些唐代君主的奇想，而是經驗主義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