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獄中書簡:關于信仰 鳳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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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是捷克斯洛伐克聯邦共和國最后一任總統(1989年至1992年),也是捷克獨立(1993年1月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成兩個獨立國家)后第一任總統(1993年至2003年)。作為一國之領袖,他因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實踐,被譽為現代“哲學王”。1970至1989年三次入獄,被關押近5年。


給奧爾嘉的信
瓦茨拉夫·哈維爾


譯者前言:從來沒有體驗到哈維爾如此地絕望和感傷。這次監禁(從1979年10月開始)讓他覺得非常無望。看得出來,他反復在考慮和自我懷疑:為什么他來到了這個地方?非來這里不可嗎?而且似乎出路遙遙無期。把人逼到了這一步,他便不得不從另外一個非同尋常的角度,來思考自己行為的全部意義,因為種種現實的利益及其破碎的景象,已經不足以提供為什么這樣去做的充分解釋。他討論了責任、信仰、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等問題,他看到了遙遠的、唯有此才成為我們存在維度的“地平線”(horizon );將自己和一個更廣大的“存在的秩序”(order of Being)聯系起來,使得他最終免遭虛無的傷害,沒有將自己陷入進一步的破碎和怨恨之中,保持了自己心智上、人格上的完備和完整。換句話說,他恰如其分地接受了只有在絕望中才被賦予的禮物,找到了與絕望相匹配的那種尊嚴。不是人人都能得到這么一份禮物的,即不是人人都善于絕望的。


真正的信仰是某種遠為深刻和神秘的東西,它肯定不依賴于一時一地的現實”,以及人們在其中暫時的成功或失敗。

——1981年1月17日


親愛的奧爾嘉:

作為新年賀詞,我給你寫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失去信仰和希望。正如我曾經答應過的,我愿意簡短地回到這個主題上來。

首先,當我說到信仰和希望的時候,我想的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樂觀主義,因此而相信“一切都會好的”,我不擁有這樣的信念,并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幻覺——當人們普遍這樣表達時。我不知道“每一件事”將結果如何,因此我就不能不承認這種可能性:每件事——至少大多數事情——或許會變得更壞。然而信仰,并不依賴于預測可能性的結果。人們可以想象一個沒有信仰的人相信一切事情會變得很好,而一個有信仰的人卻認為一切將變壞。在這里,我所理解的樂觀主義不是簡單的積極向上和生氣勃勃,而意味著它的對立面:我曾經遇見過許多熱情澎湃的人,當他們覺得事情即將有起色時,他們盡頭十足,而一旦遇上了反對的意見——通常還在剛開始——就突然變得十分懷疑起來。他們的懷疑主義(通常體現為災難的景象)如同他們先前的興高采烈一樣情緒化、膚淺和主觀任意,僅僅是一枚錢幣的兩面。簡言之,需要幻想才能活下去,這并不是力量的體現,而是虛弱的表現,人們期待的只能是實際生活的結果。

真正的信仰是某種遠為深刻和神秘的東西,它肯定不依賴于一個特定時刻的現實。也正是從這個立場看來,只有對信仰有著深刻理解的人才會看到現實的真相(毋寧說,朝向現實及其現象敞開),而不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扭曲它們,因為他如此去做沒有個人的、情緒化的理由。顯然,說這樣一個人沒有信仰是不確實的:他沒有任何必要努力去尋找現實的底部——因為這種嘗試,也許比其他人——更需要信仰,如果沒有信仰更加不可思議。而沒有信仰的人只是盡可能減少痛苦和舒適地活著,對其余一切事情都麻木不仁。他所宣稱的現實通常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服務于他自己的生活“概念”——換句話說,僅僅適合于他本人。他不會不帶偏見地朝向現實所有的維度敞開。

但是,這種真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它從什么地方來,什么是它所要堅持的和所導向的?當然,我沒有一個詳盡無遺的答案,因此僅僅試圖指出兩個顯而易見的事情。這里指的信仰通常采取具體的形式,即“信仰某個東西”,但是“某個東西”又不是一個確鑿的事實,即不是某些偶像的形式,相反,是對那種不是動搖信仰便是要求偶像的迅速更替的做法的挑戰。真正的信仰是原發性的、根本性的和抽象的,它領先于它的對象(如果有的話)。換言之,信仰賦予它的對象以生命而不是相反。(自然也存在相反的、互相作用的傾向,但這總是其次的,是主導因素所引起的一種反應。)這是真正的信仰與樂觀主義的熱情之間的區別之一:它并不從特定的現實或假定中汲取力量,如果依賴于此,在失掉了這種依賴之后便如同刺破了的氣球一樣垂頭喪氣。真正的信仰不是由某個惑人的對象引起的迷狂狀態,而是一種復雜的“精神狀態”,一種深刻的“存在的維度”,一種你要么有、要么沒有的內在引導——如果有的話,可以將你的整體存在提升到更高的存在的高度。與此同時,人們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在何種程度上是否意識到它的存在,這都不重要;唯一要緊的是它所承担的意義的深刻性,你如何渴望它,它如何蟄伏于你與這個世界的關系和你全部行為的深處。我所說的包括個人存在的意義和“意義整體”(它作為個人存在的意義的唯一和終極的源泉),這種東西超越了時間、空間和人類的功利主義(或相對主義)的計算。(因為只有依據永恒的、絕對的“存在的記憶”,人們所做的好事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釋。)并且,正像這種意義超越了與此相對的現實世界,對這種意義的信仰也就超越了所有相對的功利主義,從而可以完全獨立于事情結果如何的考慮:從信仰的立場看來,每件事情——甚至是結局不好的事情——都有其自身得到認可的晦暗的意義。沒有這種有關意義的假定和對于它的追求,無聊的經驗——意義的缺失——將是不可想象的。(這就是稱之為荒誕藝術比任何其他東西都包含了信仰在內,它是一聲絕望的喊叫;當藝術失掉了與信仰的聯系時就變成了商業藝術。)在任何信仰的情況下,由于它是對意義的承担,總會遇到虛無的經驗這個自然的對立面;它們互相聯系,事實上,人類生活就是我們的靈魂在這兩種力量之間搖擺的一場持續的斗爭。如果虛無贏了,沖突的張力消失,人們屈服于麻木不仁,信仰和意義便作為一種背景而存在,借助于此,人們意識到他的失敗。

雖然信仰采取人的心情、狀態、愛或其他心理特性等不同的形式,但它顯然比這些要走得更遠把人帶到諸如責任感面前——這兩種東西總是聯系在一起,帶到某種即超出事物的存在之外又處于事物之中的東西面前:它是它們的“絕對的地平線”.作為原創者、意義的承担者和給予者原創者,這個地平線,遠遠不是一種冷冰冰的、抽象的天文學和形而上的份額,而是提升人、人性和歷史的最重要的力量的源泉。也許可以這樣表述:如果人是存在的普遍奇跡中一個集中和反復的體現,那么所有可見的表達其源頭在于,將人和存在的奇跡最初和和唯一地拴在一起的東西,即人信仰這種奇跡的意義。可以肯定,這是一種“全權委托的信仰”,是在意義的活生生的經驗和它的未知性之間無休止的張力,這種張力賦予人的全部行為之所以為人的行為真正內涵。

在上封信中,我提到了我可能尊重的圈子在某種程度上“變窄”.事后,我又感到這種概括可能引起誤解;我該說的是這個圈子變得越來越清晰了,因為我有了判斷這些事情的更精確的尺度。

還有一件現實的事情:1979年5月或4月的某天,他們拿走了我的駕駛執照半年之久;這時間已經夠長的了,我發現有必要讓他們知道我還活著,就住在勞改所,當我回去時,他們必須還我的執照(在這之前,無疑他們想讓我再考一次)。如果拿不回執照又不告訴他們我在什么地方,存在的危險是他們會宣稱它已經無效和作廢——然后我又不得不進駕校重學!我不知道駕照此刻在楚特諾瓦還是在布拉格的交通辦公室;細節我記不起來了。你最好幫我找一找。

吻你,瓦塞克

崔衛平 譯


鳳凰讀書 哈維爾 2015-08-23 08: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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