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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特·司各特（Emmet Scott），著有《穆罕默德與查理曼大帝：爭議的歷史》（New English Review Press, 2012）。

上個世紀，英國最杰出的兩位文學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各寫了一本引人入勝的反烏托邦小說。兩本小說都是對統治集團控制下的社會的噩夢般的敘述，該集團的唯一目的是享受權力。在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中，統治的暴君被稱為老大哥，顯然以斯大林為模型。若與奧威爾的老大哥相比，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的統治者沒有那么邪惡和殘忍。兩本書當然差別很大。《美麗新世界》是確實能讓我們笑出聲來的黑色喜劇，而《一九八四》中絕對沒有任何滑稽可笑之事。但是，兩者的確有些相似之處。可以說兩者都準確地預測了我們當今生活的世界的一些具體特征。

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相似性當然是兩者都預測了極權主義的未來而非民主和自由。據說兩人都不相信自己預測的未來不可避免，雖然每個人都同樣清晰地看到20世紀中期的某些方面顯然會走向極權主義。因此《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或許可以被視為兩位作家對未來世界趨勢的警告。這些趨勢是什么？作者為什么認為它們走向極權主義呢？這些就是本文試圖解答的重要問題。

奧威爾和赫胥黎描述的極權主義國家在多數細節上都有很大差別，雖然也有很多對應關系。老大哥的世界與美麗新世界都是由專制的精英統治，他們本質上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唯一目的是就是維持其權力和特權。兩個世界在核心上都是唯物質主義，宗教的推行一直是出于民眾的意識。而且，家庭事實上在兩個反烏托邦小說中都已經不存在了。奧威爾的世界中還有家庭的殘余，但即便在這里，孩子（配偶）所忠誠的對象卻是國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已經完全沒有家庭了，孩子們被視為在工業化農場條件下孵化場飼養的產品。實際上，在赫胥黎的反烏托邦世界，科學被精英用作有利于他們實施控制的手段，從阿爾法到"半傻子"的愛普西隆等各種人都是試管中培育出來的旨在實現某些特定功能的產品（這些人在出生之前，就已被劃分為"阿爾法(α)"、"貝塔(β)"、"伽瑪(γ)"、"德爾塔(δ)"、"愛普西隆(ε)"五種"種姓"或社會階層---譯注）。婚姻已經消亡，男女亂交甚至性變態等行為還得到國家的鼓勵。　

兩本小說的差別和相似之處都非常有意思。奧威爾的可怕未來顯然建立在蘇聯的斯大林殘酷政權的現實基礎之上，因而往往是一種回顧而不是前瞻。比如，總體上他沒有預測技術在未來專制政權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雖然老大哥用來監視每個人的"遠程屏幕"應該被視為當今時代大規模電子監控手段的驚人預言。

相反，赫胥黎把科學技術置于其反烏托邦世界的核心。管理者使用技術控制一切---包括每個公民身體的基因構成。為此，技術和工業的英雄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美麗新世界》中受到推崇，就像馬克思、列寧被當作社會主義的英雄而受到推崇一樣。這是了解赫胥黎世界觀的關鍵線索和他的極權主義未來觀的核心。在赫胥黎看來，社會主義者的物質主義與技術官僚和資本主義者的物質主義乃一丘之貉；它們不過是同一枚物質主義硬幣的不同兩面而已。

奧威爾和赫胥黎準確地預測出現代生活的若干方面。比如，奧威爾的"新話"是老大哥故意重新塑造和扭曲的英語，它與過去20-30年來西方社會太熟悉不過的政治正確的語言操縱沒有什么兩樣。"新話"的政治目的是控制民眾的思考，在這點上，它與政治正確創造的新詞匯和用語沒有什么不同。赫胥黎沒有像奧威爾這樣深入探討語言問題，雖然我們也注意到在《美麗新世界》中某些"得罪人的"話語如"十字"已經從公眾場合消失了，如倫敦的查林十字車站（Charing Cross Station）已經按照亨利·福特的"T型轎車"被更名為"T型車站"。

與語言問題有關，兩位作家都預測了極權主義的未來要改寫歷史或徹底消滅歷史（在這個詞的任何有意義的含義上而言）。因此，老大哥的世界里有一個政府部門---真理部，其目的就是篡改歷史。真理部的任務就是摧毀真實的歷史文件，然后偽造出令老大哥喜歡的文件。人們的歷史意識被破壞得如此徹底以至于傳統歌曲和搖籃曲也都被完全忘掉了。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美麗新世界》中。在這里，人們也沒有歷史意識，實際上所有的"教育"都受到國家的控制。

當今西方學校中的"歷史"課程簡直就是政治正確的產物，現在的常態是多么令人心驚肉跳啊！

兩位作家的另外一個共同之處是精英對所謂的"下層階級"的態度。在老大哥的世界，下層階級被描述為"普羅大眾"（proles拉丁語，子嗣的意思，馬克思的"無產階級"proletarius/ Proletariat就源于這個詞----譯注），這是社會的絕大部分，國家故意要讓他們一直愚昧無知下去。國家允許普羅大眾的混亂狀況，酗酒和犯罪不僅得到寬容甚至得到鼓勵。同樣的，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從伽馬到愛普西隆的下層階級實際上從基因上就是要設計為傻瓜的，而且還為他們提供一種被稱為"唆麻"的藥品（soma一種無副作用的致幻劑，類似現在的尼古丁---譯注）改變其思想，讓他們變得智力低下、癡呆、容易管教。

再次，我們注意到這些與西方社會尤其是英語世界的許多規范之間令人吃驚的相似之處。過去三四十年中，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和野蠻的"下層階級"得到了大發展。該階級不僅完全無知而且因為浸淫在"通俗"文化、毒品、酗酒之中而變得營養不良，他們完全無力擺脫吞噬了他們大部分生活的福利依賴。

那么，奧威爾和赫胥黎誰更準確呢？更重要的是，為什么他們兩個都認為未來具有極權主義特征呢？

必須承認，在這兩種反烏托邦世界中，赫胥黎的世界似乎更準確。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我們把《美麗新世界》理解為一種喜劇，因而它是對現實的夸張與諷刺。考慮到這一點，我們能夠看到新興的極權主義在很多方面似乎與赫胥黎的預測完全吻合。現代精英鼓勵的享樂主義和愚昧無知真實地反映在《美麗新世界》中，腦死亡的群眾服用的"唆麻"幾乎在字面上與現代城市中工人階級街區猖獗的毒品沒有差別。到現在為止，管理者的"軟實力" 而不是老大哥的殘酷控制更符合西方精英實行的極權主義控制，畢竟，現在已經沒有了集中營和101房間。雖然如此，需要強調的是情景的流動性，我們不能完全排除《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形象的那種更具壓迫性的極權主義。過去20年，很多西方社會已經見證了言論自由范圍的逐漸收縮和公民權利不斷遭到蠶食。筆者認為，赫胥黎中管理者的"軟實力"轉變為奧威爾老大哥的"硬實力"并不需要多大功夫。

那么，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作家是怎么認識到西方社會的極權主義趨勢呢？

筆者認為答案其實很簡單：他們看到自己時代的西方知識分子精英的左傾趨勢，他們不過是想象了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可能造成的后果而已。社會主義的欺騙性和明顯的"人道主義"特征大大加劇了這種趨勢的持久影響力，尤其是在全世界意識到法西斯主義的恐怖行徑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法西斯主義本身最初就是社會主義的變種，但這個事實當然被人們輕易忘記了）。社會主義尤其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烏托邦注定要走向極權主義，因為任何相信自己在創造"完美的"世界的工程都無法容忍任何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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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園愛思想 吳萬偉 譯 2015-08-23 08:5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