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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觀察者網

《喬石談民主與法制》最近出版，引來海內外熱議，這也使我回想起1987年5－6月間自己以英文譯員的身份陪同喬石訪問緬甸、尼泊爾、孟加拉國的情景。喬石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首先是一個平易近人，風格穩健，頗有幽默感的長者。記得我們抵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后，中國駐尼泊爾使館邀請喬石副總理給使館人員講講國內外形勢，這也是當時流行的做法，只要時間排得開，來訪的領導人一般都會去看望使館人員并做個形勢報告。那天，我們駐尼泊爾大使好是興奮，介紹喬石時激動地說：“我們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終于盼來了喬石同志，讓我們熱烈歡迎喬石同志給我們做報告”。喬石的反應很有意思，他面帶微笑，不緊不慢地說，“我是喬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塊小小的石頭”，引來笑聲一片。

結束了對尼泊爾的訪問，我們前往孟加拉國。抵達孟加拉國首都達卡后不久，我們駐孟大使向喬石副總理匯報了一些最新的情況，他提到最近幾天孟加拉國全國上下最關心的話題是印度正準備出兵干預斯里蘭卡國內的軍事沖突。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一樣，同屬南亞，但國內僧伽羅和泰米爾兩個民族沖突加劇，局部地區已陷入內戰。從歷史角度看，斯里蘭卡人口中僧伽羅族曾是壓倒多數，后來英國殖民者從印度南部遷入了數十萬泰米爾族的勞工，并采用了殖民者一貫的分而治之的手段，播下了兩個民族后來互相仇恨的種子，到了20世紀后期，這種沖突已演變成了斯里蘭卡政府軍和泰米爾猛虎組織之間的激烈對抗。我們訪問孟加拉國的1987年6月正值斯里蘭卡政府軍發動大規模軍事攻勢，以期一舉收復被猛虎組織控制的斯里蘭卡賈夫納半島。但在這個關鍵時刻，印度決定向被包圍的猛虎組織投擲食品和藥品，以解救瀕臨絕境的猛虎組織。斯里蘭卡政府強烈譴責，孟加拉國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印度繼承英國殖民主義的衣缽，利用鄰國的民族宗教矛盾來干預和控制南亞各國的內政，孟加拉國很担心有朝一日，印度也會對自己進行類似的干預。

聽完大使的匯報后，喬石果斷地說，我們明天會見總統時可以表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我們還可以修改一下今天晚上歡迎宴會的發言稿，他隨即看了一遍晚上的發言稿，用自己的鋼筆在已經打印好的發言稿加上了一句話：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孟加拉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的正義斗爭，并告訴我英文稿也要做相應的改動。當天晚上這句話就成了喬石副總理發言的重中之重。喬石念到這句話的時候，聲音特別堅定有力，隨后又停下來等我把這句話譯完。我們的話音剛落，整個宴會廳就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這種感人的場面至今我還記憶猶新，這也使我感受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周邊國家心目中的分量，盡管那還是1987年。

那次出訪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經歷。在飛往孟加拉國的飛機上，我隨手翻閱一本英文的新聞雜志，上面正好有一篇分析中國時局的文章，配有好幾張中國領導人的照片，喬石也看到了，他讓我把文章的內容翻譯給他聽。我記得文章大意是說，隨著1987年1月胡耀邦的去職，中共上層又陷入了新的權力斗爭，某某某代表了改革派，某某某代表了保守派，鹿死誰手，一時還很難見分曉，這類文章和今天海外一些媒體圍繞中國話題編撰出許多故事如出一轍。

喬石一邊聽我翻譯，一邊不時地發表簡短的評論：“這是捕風捉影”，“這是瞎編”，“這怎么可能”？我記得文章提到當時出版的鄧小平文集（指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設的社會主義》一書）是為了“敲打中國的改革派”，喬石笑了，說“亂彈琴”。文章還說人大常委會是中國保守派的大本營，喬石說，“缺少常識”。后來每每看到海外媒體關于中國的各種離奇故事，自己常會想起喬石的這些話，也會想起鄧小平當年對“美國之音”做出的經典評論：“一批撒謊的人在干事，連起碼的誠實都沒有。如果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定調，制定國策，要吃虧的”。

關于喬石的新書，最近國內熱議，但許多人似乎還沒有讀過喬石的原著就演繹出許多故事和評論，足以表明當今一些文化人的浮躁，但他們的觀點借著新媒體的傳播力得以廣為流傳，造成了對中國整體利益的誤判和傷害。這次熱議喬石新書的一篇傳播較廣的網上文章稱：“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歸中國那年，著名記者哥德爾斯曾在人民大會堂專訪了喬石（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哥德爾斯事后提及過這次采訪。說喬石談了很多, 就是沒有談到黨的領導。哥德爾斯問：‘那么，按照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喬石鄭重的回答說：‘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

寫這篇報道的人顯然還沒有讀過喬石的新書，因為書中相當完整地轉載了喬石接受加德爾斯的采訪（注意：書中用的是“加德爾斯”這個譯名，而不是文章中的“哥德爾斯”，整個采訪見第551－559頁），書中收錄的這篇談話中恰恰沒有文章所引用的這段話。那么這段話是加德爾斯的任意發揮呢？還是喬石自己審稿時刪去了，我們不得而知。但加德爾斯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我《中國震撼》英文版今年4月在倫敦搞首發式，他還專程前來祝賀，我對他的人品有信心，而喬石又是一位信譽很好的政治家。縱觀全書后，我估計可能是喬石自己審稿時略去了這段話，不是因為這段話內容有誤，而可能是為了避免重復，因為喬石在此前的一個采訪中已經說了類似的話。

1996年12月13日喬石接受了《費城問訊者報》專欄作家特魯迪·魯賓女士采訪（第514－520頁）時說：“我們的憲法也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喬石還進一步解釋：“我們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實施憲法和法律。我們一直強調，憲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體現，也是黨的主張的體現執行憲法和法律，就是按人民群眾的意志辦事，就是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兩者是完全一致的”。（第518頁）

這個觀點和李鵬１９９９年３月９日日記中的敘述的觀點一致。李是這樣說的：“關于黨和法的關系的闡述，是我在人大工作過程中，廣泛聽取意見和調查研究后，特別是通過這次修憲得到的體會，中國法律的特點是把黨的方針政策，經過法定的程序上升為法律，變成國家的意志。黨領導制定法律，黨也必須遵守法律。因此，‘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喬石在另外一個場合還這樣說過：“共產黨領導制定的法律，黨不遵守誰遵守？”（第396頁）

“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了一種預設，即黨和法處于一種競爭乃至對立的關系，所以就產生了誰比誰重要的問題。但喬石的意思很清楚：在中國，黨和法兩者不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中的兩個組成部分，須臾不可分離。黨凝聚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法律，黨自然要執行和遵守這樣的法律。否則黨和人民的利益都要受到損害。文革期間的“無法無天”給執政黨本身及其人民的利益帶來的重創就是這樣的教訓。反之，黨和人民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加強，就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確立（從喬石的新書來看，這是他任職期間重中之重的工作），保證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成功預防了金融危機，也鞏固了中國執政黨的執政基礎。

至于喬石在加德爾斯在采訪中是否談及黨的領導問題，我想這取決于當時采訪的實際情況，如果采訪者沒有主動提及這個問題，被采訪者當然也沒有必要主動談論這個話題，但喬石新書的一個主線始終是圍繞著黨的領導展開的，喬石幾乎是不厭其煩地談這個主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第544頁）“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黨的領導下，依法行使職權，開展工作，努力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全心全意為全國人民服務。”（第517頁）“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主要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機關推薦重要干部。黨組織關于國家事務的重大決策，凡是應當由人大或人大常委會決定的事項，都要經人大或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第517頁）

國內有一些人提出“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問題，除了他們心中只認同西方政治體制、充滿政治浪漫主義情懷之外，還因為他們缺少對中國政治體制的了解。西方媒體和文人也批評政府，甚至批評得很尖銳，但很少質疑自己國家的體制，這是西方各種政治力量數百年政治磨合后的結果，他們的媒體和文人與體制已基本相安無事。相比之下，國內的一些媒體和文化人還是不斷地質疑中國的國家體制，中國出了任何事情，無論大小，他們都會上綱上線，歸罪于國家根本體制，而美國出了金融危機這樣的大事，美國的文化人與媒體大都認為這與美國的國家體制無關。我相信，隨著中國的全面崛起，保持繁榮與穩定，中國內部的體制認同問題遲早會解決。

我最近在牛津大學《中國震撼》研討會上講了這么一個觀點：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它集5000年連續文明和超大型現代國家為一體。這種國家是自己數千年悠久歷史進程中“百國之和”的產物。這樣的國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話，一定會走向分裂和解體，這實際上也是我對中國那些政治浪漫主義者的忠告。其實不光是中國，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歐盟今天也無法實行西方的多黨制和一人一票來選舉歐盟“總統”。如果這樣做的話，歐盟要么解體，要么成為一個沒有任何決策力和執行力的空架子。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是四個超級因素的復合體，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淀。這一切也意味著中國政治形態只能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為主。中國的執政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如今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各階層、各民族整體利益的代表，并與中國悠久的政治歷史傳統相契合，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那種西方政黨。如果中國的執政黨像西方那樣，不是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話，它將失去“天命”，被人民拋棄。這就是中西方政治傳統的最大差別。

還是回到喬石的新書吧。文如其人，喬石的書，準確地反映了喬石本人關于中國政治制度的清晰立場。就像當年出訪亞洲三國一樣，喬石判斷問題時頭腦清晰，回答問題時胸有成竹，他不回避任何尖銳的問題。有人說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喬石答道：“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早在70年代末就開始了，并且一直沒有停止過”。他舉了廢除了農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擴大了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等例子，然后說“今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還將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第491頁）就我個人對中國政革的研究而言，中國把許多政治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融在一起進行，展現了一種政治智慧。這樣做使我們很好地避免了政治改革單項推進可能帶來的政治混亂和動蕩，從而有效地保證了中國今天的崛起。當然，這樣做也有自己的代價和問題，但總體上利遠遠大于弊。

喬石還回答了“中國共產黨是否會演變成社會民主黨”這樣的問題。他說：“中國共產黨所走的道路，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黨領導人民經過幾十年的奮斗犧牲，在中國的土地上，從中國革命和實踐中產生、發展和受到檢驗的，今后還將繼續下去。”（第503頁）

在談到中國是否需要民主化的時候，喬石說：“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和軌道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們可以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有益的東西，但決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政治模式”。他還補充說，“民主建設必須服從于和服務于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第410－411頁）

當被問及所謂“軍隊國家化”問題的時候，喬石的回答非常明快：“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是國家的軍隊。。。。我國憲法序言中明確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當然也包括黨對軍隊的領導”。（第545頁）確實，締造和培養了像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樣一支一流的軍隊是中國執政黨對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之一。百年來，中國軍隊一直打不過西方列強，直到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中國軍隊和西方主要大國的軍隊都交了手，取得了輝煌的戰績，這種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奠定了中國作為世界政治大國的地位，為中國后來數十年的和平發展和崛起創造了良好的外部安全環境。中國軍隊有自己的軍魂，有獨特的傳承，有獨一無二的組織方式，有自己的戰略戰術。它取人之長，但從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軍隊的成功和中國模式的成功其道相通，哪有放棄之理。

總之，喬石的新著內容廣泛而深刻，對那些只認同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義者是一貼很好的清醒劑。那些還沒有讀過此書就說信口開河的人不妨靜下心來，暫時擱置一下自己的意識形態偏執，細心讀一讀喬石的著作，定會受益良多。

中國正在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這種崛起的規模、強度和力度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對此，許多西方的智者比我們的一些文人書生頭腦要清醒得多，采訪喬石的加德爾斯就是這樣一位智者。有些人與其在那兒糾纏喬石和加德爾斯是首否談過黨的領導，還不如讀一讀加德爾斯就中、美兩國政治模式比較寫過的不少文章。加德爾斯對美國今天政治模式似乎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并多次提到美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美國將競爭不過中國，他這樣寫到：

現在我們生活在消費者民主制度之中。在這種制度下，從政客、傳媒、市場反饋的所有信息，都引導社會獲得即時的自我滿足。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新的現實環境要求增強政府的統治能力，設計更好的管理體制——既有更多的制約，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這種體制不僅能夠抗衡新媒體時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夠抗衡定期選戰接近時的種種壓力。這些壓力都是政黨策劃和電視即時新聞排斥民主協商所造成的惡果。

沒有被統治者的同意，統治制度不能夠維持下去。但正如從孔夫子、柏拉圖到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的每一個政治智者都明白，當公眾的貪念否定了治理，結果則是兩敗俱傷。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直接民主的極端例子 —— 公眾的支配力量，已經證明是毀滅性的。加州的危機顯示，減肥可樂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費又不儲蓄；既要現代化基礎設施和良好的學校，又不想納稅，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靈，只不過是美國整體政治問題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國，當企業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場解放出來時，統治者保持著極大的政治治理能力。他們借助新儒家政府強有力的手，以社會和諧和長遠發展的名義，調節著發展所釋出的利益。（見2010年1月27日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喬石的新著是一貼良藥，加德爾斯的文章是又一貼良藥，中國的政治浪漫主義者服用了定有好處，癥狀輕的也許可以一次痊愈，癥狀重的估計也可以減輕病狀，但愿如此。

2012年7月1日（赴法國開會途中）。

網載 2015-08-23 08:5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