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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重慶市人民政府第一次全體委員會合影

1949年12月，解放軍二野重慶入城式。

第二次直轄時的重慶蒸蒸日上。

■1939年，血火中重慶第一次直轄。

■重慶的第二次直轄，是在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直接領導下誕生的，為領導重慶和西南地區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鞏固和發展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破敗凋敝的國民經濟，建設和發展人民的新重慶，實施新中國的經濟建設計劃，和平解放西藏等，發揮了巨大作用。

■重慶的第二次直轄，是在百業待興的歷史時期進行的。它充滿朝氣和活力，它使巴渝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時，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雞蛋一兩分錢1個，新鮮豬肉四五角錢1公斤，人民沐浴在新中國的陽光下，無論是成渝鐵路的修建還是地標性建筑的聳立，都成了一代重慶人心中永遠的紀念。

記憶1949：青年們想大干一場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這一天，對進軍重慶的二野三兵團將士來說，值得紀念，“我父親是三兵團12軍老戰士，當天傍晚，他隨部隊從海棠溪渡過長江，直插市區。”軍事史專家李意志清楚記得，從童年起，父親李植生就給他講解放重慶的故事，“重慶，對他們那一代來自北方的將士來說，很有吸引力。畢竟，從湖南常德起，三兵團將士在穿越千里湘川山地途中，沒見過一座像樣城市。當時的重慶，曾繁華一時，忝列全國大城市第三位呢！”

1949年11月1日，我軍發起西南（入川）戰役，以二野三兵團11軍、12軍和四野47軍為主力，向重慶進攻，一路所向披靡，至“30日凌晨，蔣介石飛離重慶；上午，楊森市長乘吉普車巡視市區。”12月1日的《大公報》記載，“楊氏面容頹喪，深知解放軍已兵臨城下，巡視后既抽身逃遁。”進軍重慶的人民解放軍士氣高昂。李植生和戰友們30日傍晚渡江時，眼中的重慶“萬家燈火，樓宇連云，好一座漂亮的山城！”

時年18歲的上海姑娘陳虹（后任市顧委辦公室主任）、小伙子徐雄（后任市委副秘書長）對重慶的第一印象并不佳，“我們是隨西南服務團進駐的。老實說，當時重慶雖然也叫中央直轄市，但和上海沒法比，可以說是電話不靈、電燈不明、到處泥濘……”但他們與更多的青年一樣，充滿朝陽般的激情，時年25歲的重慶大學計統專業畢業生紀杏鸞，很快在市軍管會找到了工作，“我想起當年夏天畢業典禮上，大家心情灰暗，我的老師、中國北極探險第一人馮簡教授，送給我們六個字：要忍耐，要等待。沒想幾個月后，天就亮了！”時年24歲的馮三義，是1948級重慶大學理學院高材生，經歷失業后，也在城建系統找到了工作，“大家鉚足了勁，要為新重慶大干一場！”

直轄家底：全市公交車僅14輛

天亮后的重慶啥模樣？采訪中，文史專家楊耀健這樣描述，“全市面積300平方公里，人口110萬，地居水陸總匯，有工廠600余家，失業工人十余萬。”

這就是重慶二次直轄時的家底？

市檔案局局長盧大鉞指出，重慶第二次直轄時行政格局沿襲的是舊制，“因為當時我軍推進太快，在行政劃分上還來不及作出與新政權一致的調整。”市檔案局研究員唐潤明稱，“在我市現存檔案中，雖然找不到中央人民政府頒布重慶直轄的記載，但有1954年6月19日，中央關于將重慶等11個中央直轄市改為省轄市的決定，這足以證明當時重慶是直轄市。”

黨史專家艾新全的研究從另一層面更接近真相：重慶的第二次直轄，是在劉、鄧、賀首長直接領導下誕生的，“建國初期，中央政府為鞏固政權，將全國劃為六個大區，其中北方分東北、華北和西北，南方分華東、中南和西南。每個大區都有隸屬中央的直轄市，如東北4個，即沈陽、旅大、長春和哈爾濱；華北是北京和天津；西北是西安；華東是上海、南京、青島；中南是武漢、廣州；整個西南，只有重慶！”

這時的重慶百業凋敝、敵特猖獗、物價飛漲，“困難如山啊，舉個小例子吧。”市建委離休干部馮三義說，“當時全市公交車只有14輛，要么燒柴油，要么燒煤炭，熄火后還要人推。這叫直轄市嗎？”

干部配備：整個西南重慶最強

“對重慶的困難，中央是有預見的。”艾新全說，“早在進軍大西南之前，重慶的組織機構就在南京搭建了；1949年7月17日，中央決定成立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的中共西南局；同年12月3日，重慶市軍管會成立。”

市委辦公廳離休干部陶維全，剛一解放就在市委機關工作，是當年的活見證，“重慶市軍管會配備的干部是最強的。”成員包括張際春（二野副政委，后任中宣部副部長和國務院文教辦主任）、陳錫聯（二野三兵團司令員，后任炮兵司令員）、張霖之（二野五兵團副政委，后任煤炭部部長）、謝富治（二野三兵團政委，后任公安部部長和國務院副總理）、曹荻秋（后任上海市市長）、段君毅（后任鐵道部部長）、閻紅彥（后任云南省書記）、王近山（三兵團12軍軍長，后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王蘊瑞（后任南京軍區參謀長）、任白戈（后任重慶市委書記、市長）、羅士高（后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劉明輝（后任云南省省長）等。

這些干部，幾乎全是拿槍桿子的軍人，雖戰功卓著，但在重慶，他們面臨全新課題：怎樣鞏固新生政權，怎樣“建設人民的生產的新重慶（劉伯承語）？”

鞏固政權：在嚴厲打擊中注重策略

剛解放的重慶市情復雜。在110萬人口中，散兵游勇有9000多，潛伏敵特6000多，楊森留下的“保民軍”2萬多，流氓、扒手1萬多，妓女1萬多，加上亟待改造人員，“這是一個接近10萬人的龐大數字，新政權受到嚴重威脅。”陶維全說，“有一次，陳錫聯從枇杷山駐地下來，還挨了特務黑槍。”

為保衛新生政權，在西南局統一指揮下，解放軍和公安部隊開展了大規模行動，分別于1950年1月18日和1951年3月13日采取集中行動，共計逮捕各種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000余名，從嚴審判、槍斃320名，“重慶的社會秩序迅速好轉。”

歷史往往具有特殊性。譬如，對重慶的袍哥怎么辦？袍哥是清代形成于川渝地區的民間幫會組織，由于重慶是個龐大的水碼頭，加入袍哥的不少人來自社會底層，“當時，市軍管會的有關領導主張堅決打擊。”這時，諳熟悉四川歷史和人脈的鄧小平出來說話了，“我在市軍管委駐地蜀樓（現市兒童醫院），親耳聆聽了鄧小平對袍哥問題的處理意見。”陶維全說，“小平同志抽著煙對大家說，同志們，你們大多數來自北方，對袍哥不了解。袍哥問題‘提起千斤重，放下四兩輕’，它很復雜，必須一分為二：對袍哥中的反革命、造謠者，要堅決打擊，但對大多數，不要輕易動，否則打擊面就太大了，不利于團結大批底層民眾。”

重慶的穩定，為整個西南區的解放和穩定奠定了基礎。

恢復生產：總值占西南區三分之一

鞏固政權的同時，當務之急是恢復和發展生產。艾新全說，“作為中央直轄市，如果不把生產搞上去，就沒有發言權。鄧小平主政西南不到三年，重慶經濟就超過抗戰最鼎盛時期，可以說是一個奇跡。”

從數據看，當時整個西南區五省（川、黔、滇、康、藏）共有七千萬人口，重慶僅110萬，但創造的生產總值占全區三分之一強，占四川省的70%以上，“解放后，重慶人民的創造熱情和生產積極性極大提高，工業品源源供給西南五省區，譬如當時的成都，連火柴、牙膏、皮鞋都要從重慶進呢。重慶還為當時的抗美援朝生產了大量軍工產品。”

正是基于強大的工業能力，即使1954年7月重慶劃歸四川管轄后，“中央仍分別于1958年、1965年和1983年，三次對重慶計劃單列，目的就是要讓重慶能有更快的發展。據1957年底的統計，在四川省內，鋼及鋼材只有重慶才能生產，發電量、水泥、機床、硫酸、棉布等主要工業品分別占全省的73%至95%，這奠定了重慶作為新中國內陸工業基地的基礎。”

“重慶50年代生產總值占西南區三分之一，這個數據我們至今還沒達到！”李意志分析認為，哪怕是2006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486億，財政收入達到529億，“但同期四川省國內生產總值突破8000億大關，財政突破千億大關；云南省突破4000億大關，貴州省突破2300億大關，三省相加達到1.5萬億。兄弟省市的進步是好事，但就直轄十年的新重慶來說，我們還有奮起直追的空間啊！”

担當責任：為和平解放西藏作貢獻

解放西藏，實現祖國大陸的統一，是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央的戰略決定。最初，黨中央和毛澤東把解放西藏的任務交給中共西北局負責，“1950年1月初，毛澤東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經再三考慮，將這一重任改交西南局，在重慶的鄧小平成為解放西藏的總指揮，重慶也成為解放西藏的大本營。”楊耀健對這段歷史作過認真研究。

為堅決執行中央指示，鄧小平還專門給進軍西藏的二野18軍題詞：“接受與完成黨所給予的最艱苦的任務，是每個共產黨員、革命軍人無上的光榮。”并親自修訂了與西藏上層談判的《十項條件》，經中央批準后，鄧指示將《十項條件》全文譯成藏文，要求進藏部隊認真執行，“還有，我18軍進藏的全部物資，幾乎全是重慶提供的，包括我軍發起昌都戰役的武器彈藥，爬雪山的大衣鞋襪、進藏的物資裝備等，可以說重慶為和平解放西藏、維護祖國統一作出了重大貢獻。”楊耀健說。

成渝鐵路：鄧小平三招說動毛澤東

194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鄧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會上，擱置半個世紀的成渝鐵路被提上議程。作為川人，鄧小平對引發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運動太清楚了，清政府和國民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鐵路，共產黨能不能修好？“這考驗執政黨，也考驗重慶人。”

時值建國初，百廢待舉，單就鐵路來說，至少有兩條亟待開工，一是剛成立的海軍提出修從山東藍村到煙臺和浙江蕭山的鐵路，以備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將軍給中央打了四五次報告，請求加快寶蘭、蘭新鐵路修建，以鞏固西北邊防，“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務。因此，當鄧小平赴京向毛澤東請示時，毛回答，你能說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說不服，那就暫時擱置。”

面對雄才大略的毛澤東，睿智的鄧小平用了三招，“第一招，鄧對毛說，四川交通閉塞，政令不暢，古人云：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為西南首省，不修鐵路不利于政令暢通。此其一。”楊耀健說。

“其二，重慶、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鐵路，不僅可以帶動四川乃至西南百業興旺，還可向全國提供優質大米、豬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無。此其二。第三，中國人還從未自行設計、自行施工修建鐵路，如果成渝鐵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國際聲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廠訂貨充足，加快工業發展，有百益而無一害焉。”

這三招讓毛澤東下定決心：“修成渝鐵路，先期啟動資金撥2000萬公斤小米工價。”1950年6月15日，鐵路開工；1952年7月1日，全長505公里的“新中國第一路建成通車了，成渝兩地歡聲雷動，”馮三義回憶說，“通車那天，我作為交通口代表上了火車，一直開到永川，真讓人激動！修成渝路還帶動了重鋼的生產，它的鋼軌就用在了這條路上。”

三座地標：見證一個光榮時代

除生產發展外，第二次直轄還至少給重慶留下三座地標，至今厚澤市民。

第一座：市人民大會堂。工程于1951年9月動土，由西南軍政委員會組織修建，造價600萬元，于1954年3月竣工，至今仍是我市最重要的大型集會場所，并成為全國著名人文景觀。

陳虹說，“當時西南局的領導真有氣魄，敢把大禮堂修那么大！”于是有了這樣一個小插曲：時任新華社記者的紀希晨，寫了一篇報道叫《豪華的大禮堂，花錢的無底洞》，“據說周恩來總理看了很生氣，提出了批評。”陶維全說，“其實，修大禮堂占用的是荒山、亂墳崗，沒拆遷一間民房。”據陳虹回憶，1956年周總理來重慶時，“我跟著陪他從人民支路的石梯坎往大禮堂去，總理對大禮堂的風格很贊賞嘛！”此后紀希晨表示后悔，認為報道欠妥。

第二座：大田灣體育場。紀杏鸞清楚記得，大田灣體育場是由她所在的市城建局下的計劃。1951年4月底宣告落成，成為我市大型集會和活動的主要場所，也是重慶建國后第一個城標性建筑，“后來的體育館等設施是在賀龍主持下于1956年全面建成的。幾十年來，它給多少重慶人留下了歡樂的記憶啊！”

第三座：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家住七星崗的工程師李清華是50一代，“我認為文化宮也是一座地標，不但因文化宮大門那幾個字是鄧小平提的，更在于，它在我們那一代人的青春期里，給我們傳播了文化的種子，譬如它的露天電影，幾十年來，有多少萬青少年接受過它的教益？至今同學們聚會，說起文化宮的露天電影，無不滿懷深情啊！”

文化宮于1952年8月建成，至今已55年。

前輩的負重與努力值得敬重

上世紀50年代初的第二次直轄，在許多重慶人心中正淡去，“但那時的物價，很多人卻記憶深刻。”楊耀健說，“如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雞蛋一兩分錢1個，新鮮豬肉四五角錢1公斤，市民沐浴著新中國的幸福陽光。”

相對于1939年的第一次直轄，第二次直轄似乎復雜許多。何故？體制。在記者采訪的所有當事人中，無論老干部還是專家學者，對重慶給四川作出的貢獻并不諱言，“按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應該對此有合理評價。”專家們提供的數據是，自1954年重慶劃為省轄市后，重慶上繳省里的利潤，50年代是60%，60年代50%，七八十年代是30~40%。重慶人顧全大局，但有時也很郁悶，以至在60年代的貴州會議上，時任市委書記的任白戈作出關于“炮艦政策”的發言，一時語驚四座。那是重慶憋了很久的。

記者采訪到的，比能寫出來的要多10倍。無論政治訴求還是情感訴求，我們按慣例只能遵循為尊者諱、為逝者諱的傳統；因此，我們只能努力并謹慎地接近真相。能說的是，早在鄧小平調北京前，他就考慮過重慶的出路，甚至給中央打過報告，擬將四川省劃分為東川省和西川省，分別以重慶和成都為中心，各自獨立發展。后來考慮到東川省干部太強，西川省相對較弱，加上其他諸因素，方案放棄了。但鄧小平對重慶的歷史地位、對重慶在西部的特殊區位優勢和經濟上的巨大影響，一直非常重視，以至坊間盛傳的重慶第三次直轄是小平同志的遺愿，是有依據的。

往事已矣。前輩的負重與努力，值得敬重；捫心自問，你我，還能為第三次直轄的新重慶做些什么？

記者 張衛 富治平 實習生 趙珊珊

網載 2015-08-25 16:3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