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外灘與近代寧波社會的變遷 孫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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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外灘與近代寧波社會的變遷

孫善根

孫善根,副教授,1986年畢業于杭州大學,獲碩士學位,同年起至今一直在寧波大學執教。長期從事“寧波幫”及近代寧波研究,主編《寧波幫大辭典》、《論近代寧波幫》等論著多部(篇),其中《寧波幫大辭典》獲寧波市第八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寧波外灘是西方列強侵略寧波的產物,它的存在是近代寧波半殖民地化的標志,但同時也對近代寧波歷史進程產生了諸多積極作用,影響的范圍甚至擴及浙江乃至全國,對此應予以客觀地評價。

一、通商口岸中的“寧波模式”

寧波與上海等地是中國五個最早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但后來發展道路卻各有不同,寧波成為不同于租界的“外國人居留地”。與有“國中之國”之稱的租界不同,外國人居留地是指外國人已擁有一定特權但尚未發展成租界的居留、貿易區域,其基本特征是沒有租界限制,居留地的建設與管理有中國地方當局參與。這一模式的形成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

長期以來,英國人一直看好寧波的商業地位,力圖早日打開寧波這一龐大市場。為此,鴉片戰爭結束不久,即任命英軍占領鎮海時任民政長官的羅伯聃為駐寧波領事。1843年12月19日,羅氏等奉命“坐大小火輪船各一只,夷兵船一只,駛至寧波”。他們與寧波地方官員會商開埠事宜,議定在江北岸設立領事館。隨后,英人即租賃民房設立“寧波大英欽命領事署”,并授權管轄浙江全省有關英國的對外交涉事務。英國人之所以對寧波江北岸發生興趣,主要基于江北岸

寧波歷史文化二十六講

位于雨江之間,對外貿易極為便利。另外,雨江沿岸商業發達,又無成有限制,有廣畫的發展余地,商船和軍艦可以自由進出。寧波正式開單后,美國、法國、西班牙、德國、荷蘭、挪威、瑞典、日本等國紛起效傷,在這里設立領事和副領事。到1850年,常住江北的外國人已達19人。1855年為22人,其中14人是傳教士,5人是商人,3個是使館工作人員。1859年為49人,大求具有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的雙重身份。盡管當時中外雙方沒有簽訂協議章程,但清政府實際上"默認了外國人居留區的事實"

19世紀60年代初,西方列強利用太平天國戰爭鞏固了他們在寧

江北岸外灘

波居留地的地位。1861年12月,太平軍攻占寧波城,約7萬華人為躲避戰火,紛紛涌進江北岸。此時江北岸已完全為英法軍隊所控制。不久,即1862年1月13日,駐寧波的英、美、法三國領事開會訂立協議,他們以保護外僑生命財產為借口,單方面規定了江北岸居留地的界址。會上,經過商議達成兩個協議:第一,江北岸居留地界址為東起甬江邊,西至余姚江邊,南至三江口,北抵北戴河和寺廟一線,外國人自由居住,不受干涉。第二,將來必要時,領事有制定地域內規則

的權利。5月31日,英法聯軍協同清軍奪回寧波城,三國領事又召開第二次協商會議,再次確認上述條款。同年8月間,法國領事埃丹(B·Edan)撤回他們原來的意見,提出在寧波建立法國專管租界的主張。對此,美英等國表示反對,使法國開辟專管租界的計劃破產。這樣,江北岸外灘一直成為外國人的公共居留地。

江北岸雖然未被辟為租界,但界內的市政建設已被外人控制,當地的警察組織也一度直屬于領事團。為維護江北岸外灘居留地的治安,開埠不久即設立巡捕,由寧紹道臺撥綠營兵勇8名,改為巡捕,駐扎江北岸,委任英國人戈林監帶,受稅務司節制。19世紀60年代后,由于大批華人進入江北岸,使這里的治安問題更加突出。為此,1864年(同治三年),寧紹道臺稟經浙撫批準,在外灘設立巡捕房,行使江北岸商埠區的一切治安、刑事等權力。為更有利“巡捕查逐各國流氓”,英國人華生擔任督捕,蒲克禮士任副督捕,巡捕數也增加到40人。1867年,英國費(Fittock)領事、法國席(Simon)領事委派葛參將為總巡捕官。寧紹道臺委任葛參將以管訓巡捕委員(簡稱武委員)職,加委浙海關林稅務司為文委員,仍以英國人戈林為督捕。1880年制訂《寧波重設巡捕辦事章程》,中國方面部分收回了當地警察權。根據這一規定,巡捕房經費由中國政府承擔,由寧紹道臺任命外國人擔任巡捕房督捕,逮捕居留地內的華人,手續如同逮捕華界中的華人;逮捕“無約國”的外國人,通常應由稅務司商同地方官辦理;逮捕“有約國”的外國人,通常應有該國領事簽發的逮捕證。1894年(光緒二十年)訂立《寧波增訂巡捕禁令章程》,改變10多年前的規定,即中國差役雖然仍能入界“巡查地方”,但查拿界內人犯,其牌票須先送巡捕房簽字,并須由巡捕房協拿。

1898年,經浙海關稅務司提議,開始在江北岸成立負責道路、衛生、電氣、水道等市政建設事宜的工程局。工程局設董事會,浙海關外籍稅務司穆麟德(Mollendortt)任董事長,另有局董8人,中外各4人。

工程局的設立促進了江北外灘的建設與繁榮。工程局成立后即以碼頭捐收人在江北岸修筑一條長達數百米的碼頭,并對沿江堤岸與市面馬路進行整修,加快了江北岸的開發與發展步伐。到十九世紀末,江北外灘已呈現出一片興旺景象。當時,旗昌、太古、三井、怡和等許多著名的洋行都在外灘設有分支機構。1890年,在江北外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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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國公司與洋行達28家。在此胸后,許多著名的中國金融、貿易、航運企業出粉紛進入江北。成立于1872年的著名洋務企業--輪船招商局次年就在寧波江北岸設立分局,1875年又建造起碼頭。中國最孕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在成立的第二年也在江北設立兌換處,后發展為除上海以外的第一家分行,其營業大樓是當時寧波最高、最雄偉的一座建筑物。

由于江北外國人居留地行政管理權名義上采取中外聯合執掌的方式,而事實上中國地方當局也參與了居留地的建設與管理,中國主權喪失較少,這一所謂“寧波條約口岸模式”受到中國官方的信導與推廣。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北被迫訂立《馬關條約》時,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奉旨議復時擬對策十九條,其中第一條即是推廣寧波之做法:

寧波口岸并無租界名日,洋商所在居地名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關道出貴,雇傭洋人充當。今日本斷開蘇、杭、沙市三處口岸,系在內地,與海口不同,應當照寧波章程,不設租界名日,但指定地段縱橫四至,名為通商場,其地方人民管轄之權,仍歸中國,其巡捕緝匪修造,一切俱由該地方官出資雇人辦理。

張之洞的建議受到清廷的重視,后來在開放蘇州、杭州等城市時力圖推行寧波的做法。

到20世紀前后,江北外灘已是五方雜處、商業繁華的洋場。據《申報》載.1915年常住寧波的外國人達130余人。他們中以傳教士與商人為主。特別是傳教士,在傳教布道的同時還在寧波積極從事文化教育、醫療及其他社會公益活動,這不僅為江北外灘增添了許多新鮮色彩,而且有力地推動了寧波走向近代化的進程。

進入20世紀后,特別是20年代,隨著反帝愛國運動的興起,寧波人民要求收回外灘主權的呼聲日益強烈。1909年,中國方面全部接管了江北岸巡捕房,并改名為寧波警察局,所有警察官員均由中國人擔任。此后,人們把目光投向江北工程局,直到1927年寧波設市,國民政府最終收回外灘的行政管理權,從此所謂的外灘不復存在。

二,寧波外灘與寧波的近代化

寧波外灘存在了約80年時間,這對近代寧波的影響是復雜的,多方面的,對此應該作歷史的、全面的分析。毫無疑問,寧波外灘是

西方列強侵略寧波和浙江的基地與橋頭堡,它的存在是對中國主權的產重侵犯,同時它也促進了寧波這個古老城市的成長與近代化。

寧波外灘在寧波近代化的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外灘的存在是古老的寧波從傳統走向近代的助推器。江北岸被劃為“外國人居留地”后,西方傳教士、商人接踵而來,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文化的西方文化以各種物質的或精神的載體直接呈現在寧波人的面前。教堂、報刊、學校、醫院以及近代市政設施紛紛在寧波外灘出現。從而對寧波近代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外灘的存在使寧波經濟開始直接面對世界市場,刺激了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提高了寧波經濟的近代化程度。寧波開埠后許多洋行與公司進人江北岸,他們早期主要經營鴉片和棉紡織品。后來發展到航運、金融保險、編織等行業。在外商的示范下,領風氣氣之先的本地寧波商人也積極行動起來,他們利用江北外灘這一碼頭獲取國際市場信息,積極從事對外貿易,使寧波對外貿易有了較大發展,特別是一些能主動適應國際市場需要的草帽、棉花、錢莊業迅速得到發展,如寧波草帽1868年出口僅4萬頂,價值4百兩白銀,到1875年猛增到410萬頂,1877年又增至1372萬頂,價值18.3萬兩白銀,十年間增長了250倍。寧波是浙江的重要棉區,但開埠后一度受美國棉花的排擠而出口不暢,1860年,美國爆發南北戰爭致使國際市場棉花價格大幅上揚。寧波商人抓住這一機遇積極從事棉花出口。1863年寧波出口棉花創下歷史記錄,達到12.5萬擔,價格從每包9元上升到28元。此后棉花出口繼續上升,最高時達20余萬擔,

同時在外商企業的影響下,本地寧波商人紛紛創辦新式企業。他們引進先進技術,開始創辦近代企業。早在1854年,費倫志、盛植官等人集資7萬兩,向外商購買輪船一艘,定名為“寶順”,護航于滬甬線上.這是近代中國引進的第一艘輪船。進入19世紀70年代后,近代寧波最早的民族企業如機器制造、輪船航運、棉紡、印刷等紛紛在江北岸或其附近出現,從而使寧波經濟近代化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其次,在西方文化向寧波乃至浙江的傳播過程中,寧波外灘起到了“窗口”與“橋梁”的作用。1854年寧波出版了第一份近代報刊《中外新報》,它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首批出版的中文報刊,比上海第一家中文報刊《六合叢談》還早3年,為浙江省新式報紙之始。之后,又相繼有傳教士創辦的《寧波日報》、《甬報》等近代報刊出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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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顯的“文字布道”外,它們也刊載一些“西學”和“新學”,為長期處于閉關狀態下的寧波人民打開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戶。自此以后,寧波人自己的報刊紛紛出現。傳教士也是寧波近代印刷出版業的始作俑者。1845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將原設澳門的印刷所遷至寧波,定名為“華花圣經書房”。同年9月,投人使用,印刷機器來自美國。1860年遷往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后發展成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所辦規模最大、設備最齊全的機械化印刷出版機構,在寧波的15年間共出版了100余種西方書籍,其中宗教類占81%,科學文化等占19%。

外國傳教士在創辦近代教育上取得了更大成就。1844年,英國基督教長老會東方女子教育會的傳教士愛爾德賽從南洋來到寧波傳教,自費創辦一所女塾,這是浙江第一所洋學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之后,1845年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江北槐樹路開辦了浙江境內最早的男子洋學堂(杭州之江大學前身)。從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時起,教會學校進入了迅猛發展階段,不僅數量猛增,而且規模也不斷擴大,開始出現中學,如1881年北美長老會在寧波江北岸設立的崇信書院,1912年改為崇信中學。據《寧波教育志》載,到1912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寧波已經開辦了18所新式學校

這些按西方模式創辦起來的學校,帶有許多中國傳統書院不管有過的新鮮氣息,對寧波傳統的教育體制產生了巨大沖擊,促進了寧波教育的近代化。從教育的內容看,寧波各家學堂所學的內容開始采用西方的體系,教授曲線學、微積代數、三角幾何、外語等,如華英書館就有出國留學生教授英文、算學,洋文書館教授英、俄、法三國語言。從教學方法看,也更為合乎學生接受知識的規律,強調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注意鍛煉學生的體魄。近代中國第一個女留學生金雅妹、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以及楊坊、周宗良等“寧波幫”重要人物都曾畢業于教會學校。

西方傳教士還積極在寧波從事醫療事業。早在1843年,美國傳教士瑪高溫在寧波城內開設診所,并在月湖書院內辦班傳藝,發展成為大美浸會醫院,后改名為華美醫院。隨后,美國傳教士麥嘉締、英國圣公會相繼在江北岸開設惠愛醫局、體生(后改名天生)醫院。從此,西方的醫術與藥物在寧波地區傳播開來,在內地許多地方人們避之不信的西醫為許多寧波人所接納。到民國初期,中醫一統寧

波天下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寧波城內中西醫已平分秋色。

再次,寧波外灘對近代寧波的另一作用是促進了近代寧波市政與社會公益事業的興起。外國人十分重視居住環境的改善。寧波開埠后,外國人在居留地先后設立工廠、學校、船埠、商店等,修建道路、碼頭、房屋、教堂、醫院、電燈等公共設施,使寧波有了最早的城市市政體系。1898年江北工程局設立后,體現西方科學技術的各類機器、設施被移到了外灘,如寬敞的馬路、電燈、自鳴鐘、腳踏車、洋房、教堂以及銀行等。這些物化了的西方文化,與寧波的原有器物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從而成為寧波人了解西方的窗口。寧波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了解了西方的物質文明及其優越性。江北岸外灘街面富麗、清潔、有秩序,洋房林立,商業繁榮,這些事實促使寧波人逐步地學習、模仿。

這一時期,外灘已經用先進的電力照明替代了煤氣照明,這一進步趨勢很快傳到寧波其他地區,寧波人開始利用這一先進的技術。1897年,由旅滬商人孫衡甫投資,在城區戰船街創辦電燈廠向城區江廈街、東大街、甬江大道頭等主要商業區和少數居民區提供照明用電。當時,甬江大道頭新到奇巧水月電燈焰火亮如浩月,光耀射目,與市上燈燭比之相差天涯也。"

其他公共設施、公共服務也在適應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長的需要時應運而生。據統計,1900年,寧波城內人口已經達到30萬,其中雇員12萬,60%的人從業于商業。這個狀況需要城市為大眾提供醫院劇院、保險、銀行等新的公共建筑、設施和各種服務,而這些近代城市因素則恰恰是通過外灘傳到寧波各地的。1864年(同治三年)在甬洋行達24家,其中怡和、恒順、廣元、悅來等洋行代理英商海上保險公司、聯合保險公司等公司的保險業務。

在西方慈善觀念影響下,近代寧波慈善事業也發生轉型,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慈善機構由以養為主轉為教養并重乃至以教為主,育嬰、醫療等受到高度重視。當時民間溺女惡俗較多,窮人因無力撫養子女,只能將子女溺死。為此,寧波當局建立了保嬰會,并頒布《嚴禁溺女惡俗告示碑》,提出要嚴禁溺女惡俗,“勸諭富紳,廣設育嬰處所,妥為收養,俾無力貧民,不致因生計艱難,再蹈惡習。倘仍不知改變,即治以應得之罪,毋稍姑貸。”此外,寧波當局還對無力就醫的貧困者進行幫困、施醫,施棺掩埋,在月湖附近設有水濟施醫局。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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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緒二十五年)夏秋,寧波疫病叢生,苦乏良醫,許多市民為此苦惱。寧波當局在府屬東設立施醫局,請江西名醫來甬診治。

總之,外灘的存在使西方文化對寧波的影響廣泛而深人。顯然,外灘是近代寧波人得以“領風氣之先”的重要因素。許多后來在外部世界成就大業的寧波人不少都是在家鄉接受最初的現代文明洗禮而逐步成熟起來,大步走向世界的。歷史值得回味。近代寧波人在遭受屈辱的情況下沒有沉淪,而是在困境中奮起,在落后中前進。近代寧波外灘的歷史對現在大步走向世界的當代寧波人來說并不是沒有啟示意義的。其一,對外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在屈辱的條件下進行的,但對外開放畢竟是在世界市場基本形成條件下一個民族或地區走向富強的重要因素。對外開放有力地瓦解了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經濟結構,提升了寧波經濟近代化成分,成為推動寧波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力量。其二,文化上的多元與寬容是造就人才輩出局面的重要條件。寧波作為一個具有悠久對外開放傳統的通商口岸,各種文化都在此碰撞、交融,使近代寧波人在文化認同上表現出較大的寬容與開放心態。他們敢于并善于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努力吸收外來文明成果,又不拋棄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從而使近代寧波人獲得長足的進步而成就宏大的事業。

寧波是人類從事淺海活動的最早地區之一。河姆渡出土的獨木舟木槳和陶船模型等充分表明,寧波先民早在7000年前,就來往于江河湖海之上,從事水上生產活動。寧波也是中國最早擁有港口的地區之一。春秋時期,我國擁有著名的碣石(今秦皇島)、轉附(今煙臺)、瑯琊(今山東膠南縣)、會稽(今紹興)、句章(今寧波)等海港,其中句章港在五個港口中占據顯赫的地位,越王在該港設置造船工場,制造戰船,興辦水師,同時吸引前來貿易的“海人”,當時已經成為具有軍事和商貿雙重功能的重要港口。

其發展的基礎,那么,從漢代遺址中出土的為數甚多的舶來品,上林湖古窯址生產的大量外銷陶瓷,則樹起了一座新的對外交往的里程碑,它標志著寧波的海洋文化已經進人到一個以東西方文明對話為核心的時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強有力地推進了寧波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騰飛。至唐代,則是明州(寧波)“海上絲綢之路”迅速發展時期。明州依托港口,于長慶元年(821)遷治三江口后,擴建州城,興建港口,設置官辦船場,拓展腹地(筑它山壤,修杭甬運河)等一系列舉措,遂使明州成為當時中國港口和造船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與廣州、揚州、交州并稱唐代四大名港。當時,明州商幫(團)將唐代佛教用品、香料、藥品、茶葉、絲綢、陶瓷、書籍等大量運銷日本、新羅及東南亞等地,其間包括鑒真大師等經明州東渡日本傳教,日本最澄等遣唐使入明州等地求法回國弘布等,使明州成為“東亞貿易圈”中四大樞紐港(中國的明州、登州,日本的博多,新羅的韓國清海鎮)之一。宋代是明州"海上絲綢之路”的全盛時期,宋淳化三年(924)設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事務。北宋元豐元年(1078)和宣和五年(1123),明州兩次奉旨打造四艘萬斛“神舟”和伴行客舟,其規模之大.制作之精,造船技術領世界各國之先,飲譽海內外。明州被朝廷指定為通往日本、高麗的特定港口,遂使貿易規模和文化交流發展迅猛。宋元時,明州、慶元(寧波)乃全國最著名的三大對外貿易港之一。清初弛“海禁”后,清政府在寧波設立的“浙海關”,是當時中國四大海關之一。

歷史證實,寧波不但是與世界各國、地區進行交通貿易的名港大埠,而且是開展國際間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3.寧波“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的主要特征

為做好申報《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工作,寧波市對區域內已發現的104處文化遺存,按照聯合國科教文組織1972年頒布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的6條標準,在經分析、篩選之后,確認19處遺存為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史跡,其中包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處,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10處,寧波市文物保護單位2處。

寧波“海上絲綢之路”史跡具有以下三個顯著特征;

第一,時空跨度大。從19處史跡看,自漢至近現代其跨度約2000年,源遠流長,經久不衰。肇始于東漢的世界著名的上林湖越窯遺

端丁樂百的丁波地區。

以上所舉關于梁祝傳說的文字材料,一般都比較簡單,現存較早、也較完整的是宋李茂誠(宋大觀中知明州事)的《義忠王廟記》:

神諱處仁,字山伯,姓梁氏,會稽人也。神母夢日貫懷,孕十二月,時東晉,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聰慧有奇,長就學,篤好墳典。嘗從名師,過錢塘,道逢一子,容止端偉,負笈擔簽。渡航相與坐而問曰:“子為誰?”曰:“姓祝,名貞,字信齋。”曰:“奚自?”曰:“上虞之鄉。”曰:“奚適?”曰:“師氏在邇。”從容與之討論旨奧,怡然自得。神乃曰:“家山相連,予不敏,攀魚附翼,望不為異。”于是樂然同往。肄業三年,祝思親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歸省。之上虞,訪信齋,舉無識者。-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屬文,其祝氏九娘英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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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踵門引見,詩酒而別。山伯悵然,始知其為女子也。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奈何已許貿城廊頭馬氏,弗克。神喟然嘆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區區何足論也。"后簡文帝舉賢,郡以神應召,詔為酂令。嬰疾弗瘳,囑侍人曰:“西清道源九隴墟為葬之地也。”瞑目而殂。寧康葵酉八月十六日辰時也。郡人不日為之塋焉。又明年乙亥暮春丙子,祝適馬氏,乘流西來,波濤勃興,舟航縈回莫進。駭問篙師。指曰:“無他,乃山伯梁令之新冢,得非怪歟?”英臺遂臨冢奠,哀慟,地裂而埋葬焉。從者驚引其裙,風烈若云飛,至董溪西嶼而墜之。馬氏言官開槨,巨蛇護冢,不果。郡以事異聞于朝,丞相謝安奏請封義婦冢,勒石江左。至安帝丁酉秋,孫思寇會稽,及酂,妖黨棄碑于江。太尉劉裕討之,神乃夢裕以助,夜果烽燧熒煌,兵甲隱見,賊遁入海。裕嘉奏聞,帝以神助顯雄,褒封“義忠神圣王”,令有司立廟焉。越有梁王祠,西嶼有前后二黃裙會稽廟。民間凡旱澇疫癘,商旅不測,禱之輒應。宋大觀元年季春,詔集《九域圖志》及《十道四蕃志》,事實可考。夫記者,紀也,以紀其傳不朽云爾。為之詞曰:生同師道,人正其倫。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于國,膏澤于民。謚文溢忠,以祀以裡,名輝不朽,日新又新。(見清聞性道《鄞縣志》)

山露水,逐漸大白天下。當地人們為這一突發的“事件”所震驚,開始探究問底,于是,民間才開始傳說他們生前一幕幕凄婉動人的傳說。或者“馬言之官,事聞于朝,丞相謝安奏封義婦冢"之后,梁祝奇事才在民間逐漸流傳開來了,然后經過民間藝人的不斷加工充實,才演繹出一個流傳千古的經典傳說。

梁祝傳說發展到此,已基本成型,只是還沒有“化蝶”的結尾。此后比較重要的文獻記載還有明代馮夢龍的《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和清(道光)邵金彪的《祝英臺小傳》,尤其是后者出現了化蝶的結局:

祝英臺,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欲為擇偶,英臺曰:“兒出外求學,得賢士事之耳。”因易男裝,改稱九官。遇會稽梁山伯亦游學,遂與偕至宜興善權寺之碧鮮巖,筑庵讀書,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為女子。臨別梁,約曰:“某月日可相訪,將告母,以妹妻君。”實則以身許之也。梁家貧,羞澀畏行,遂至衍期。父母以英臺字馬氏子。后梁為鄞令,過祝家詢九官。家童曰:“吾家但有九娘,無九官。”梁驚語,以同學之誼乞一見。英臺羅扇遮面,出身一揖而已。梁悔念而卒,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臺將歸馬氏,命舟子迂道過其處。至則風濤大作,舟遂停泊。英臺乃造梁墓前,失聲慟哭,地忽開裂,墜入塋中。繡裙綺糯,化蝶飛去。丞相謝安聞其事于朝,請封為義婦冢,此東晉永和時事也。齊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助戰有功,有司為立廟于鄞,合祀梁祝。其讀書宅稱碧鮮庵,齊建元間,改為善權寺。今寺后有石刻,大書“祝英臺讀書處”。寺前里許,村名祝陵。山中杜鵑花發時,輒有大蝶雙飛不散,俗傳是兩人之精魂。今稱大彩蝶尚謂“祝英臺”云。

雖然“化蝶”的情節,在宋代薛季宣的詩中已有“蝶舞凝山魄,花開想玉顏”之句,但到這時才結合地方環境,有機地組成生動的結尾,從而將梁祝傳說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段記載的另一貢獻是突出了東晉的時代背景。當時由于士族制度,門第相等才能互通婚姻。青年男女在這種嚴格的階級對立情況下,縱然有緣相識,互相傾慕,但是由于門第、身份等的關系,婚姻不由自主。梁祝之不能成婚,恐怕由于傳說中說梁山伯出身寒門,因家貧,推延婚聘之期,直等到后來做了縣令,才至祝莊訪友,是一個主要原因。當時有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說。如梁時,王源嫁女給富家滿氏。沈約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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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州與媽祖信仰的淵源關系

1.媽祖的生平及其影響

媽祖即天后,又稱天妃,天上子母,民間俗稱媽祖,是我國自北宋以來沿海百姓崇祀的海神,

媽祖原名林默,祖居福建莆田溫洲島。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三月二十三,班限四年(987)九月初九羽化升天。林默出生時,有祥光異香,因其彌月不哭,因此名“默”,她自幼聰慧,從師讀書,過目成誦,深解其義。長大后,她決心終生行善濟人為事,矢志不嫁。她專心慈善事業。精通醫術,治病救人。她性情和順,為鄉親排難解紛,引導人們避兇化吉。她還通曉天文氣象,熟悉駕舟操舵,水性嫻熟。傳說,林默能乘席渡海,馭云駕霧環游島嶼間,也能預卜未來兇古。雍熙四年(987)升仙后。常著紅衣顯靈海上,于是鄉民在湄洲建祠祭祀稱“林夫人廟”。

自宋以來近千年間,天后的故事廣為流傳,天后的信奉日漸擴大,其要是人民群眾對善力的崇敬。天后的信奉者們從最早企求天后救難扶危,保佑海上平安擴展到期望天后濟世救難,庇民護國,并籍天后信仰倡導同舟共濟、救死扶傷、見義勇為、助人為樂和忘我無私的大無畏精神。天后信仰,根植于民眾之中,體現了千百萬民眾寄予的美好愿望。在天后信仰的精神支持、鼓舞下,沿海人民戰風斗浪,開辟航線,不斷開拓新的生活領域。

天后的影響還通過華僑波及到東南亞及歐美。數百年中,成千上萬的華僑遠涉重洋到世界各地謀生。每當一批華僑離鄉之際,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要到天后廟進香以求保佑,希望航海平安,家人無恙,盼望有朝一日能返故土。據有關資料統計,現在世界上約有1億人信奉天后,已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興建有天后廟,各國凡有華人聚居的地方,幾乎都存有天后信仰。相當多的海外華人把天后作為祖國和母親的化身,天后又成為海外游子尋宗問根的“橋梁”。

從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始到清道光為止,媽祖受歷代皇帝賜

封26次,封號由“夫人”、“妃”“天妃”“天后"直至“天上圣母”。媽

華民族傳統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超信仰,經過千年的融合厚造,孕育成影響深遠的文化現象,成為中

2.明州(寧波)在我國媽祖信仰傳播中的作用

寧波地處東南沿海,自古以來與海洋結下了不解之緣,特別是唐宋以來,更成為我國重要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乃著名的“海上絲湖之路”發祥地和始發港之一。

據史料記載,北宋宣和年間,朝廷派徐兢等赴高麗,回國后,根據其本人赴高麗途中及在高麗的經歷,撰成《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其中曾有一段重要記載:“宣和五年(1123),給事中路允迪等奉使高麗,因中流震風,七舟俱溺,獨路所乘,神降于檣,安流以濟,使還奏聞,朝廷特賜"順濟'廟額。"根據這一史料記載,明州與媽祖信仰這一段鮮為人知的十分密切的關系,已演繹成真實的歷史事件,其情節概述如下:

北宋宣和五年(1123)初夏,風和日麗,碧空晴天,繁榮的明州港迎來了一次遠航盛事。遵徽宗皇帝的旨意,給事中路允迪等乘定海(今鎮海)打造的兩艘神舟,與數艘客舟組成龐大船隊乘風揚帆,出使友好鄰邦高麗國。

數日后,北宋遠航的船隊浩浩蕩蕩抵達高麗。高麗國王親臨歡迎,臣民萬眾,載歌載舞,傾國聳觀,一片歡歌笑語,四處歡呼嘉嘆。

返航途中,船隊突遇狂風巨浪,茫茫大海天昏地暗。一艘又一艘的客舟在惡浪肆虐中慘遭吞噬,龐大的“神舟”也被巨浪拍打得危在旦夕,眾人仰天求禱……忽然,媽祖身披著紅衣,駕祥云顯圣于船桅之上,剎那間,船隊獲救了,幸存的人們跪磕船頭,拜謝神女媽祖救危解難之恩。

回國后,路允迪等將使團船隊在海上遇難時受媽祖保佑之事察奏朝廷,徽宗皇帝聞后龍顏大悅,揮毫欽賜"順濟”廟額。于是,媽祖神佑的故事傳遍朝野。從此,媽祖信仰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并且借助明州,很快傳播到全國各地,媽祖則成為中華民族的航海保護神。

明州與媽祖的淵源關系,根據上述真實的歷史事件中發生的背景及所涉諸相關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

(1)我國進人宋代后,由于對日本、高麗等國為主的海事活動日益頻繁,以及無法通過北邊的絲綢之路與外部聯系,中外交流的通道漸漸轉移到海上來。可是海上交通受到造船技術的限制,人們認

寧波歷史文化二十六講

識到性情暴庭的大海吉兇莫測,對海洋產生了一種提俱,追使人們必然找到一種力量支持自己,對抗大海的威脅,于是航海保護神南運而生,媽祖信仰從福建一隅向全國范圍傳播勢在必行。

(2)媽祖信仰既是朝趕出于安定民心的需要,同時又正好符合廣大民眾尋求精神依托的愿望,從而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影響深廣的民間信仰,而官府的不斷崇祀、冊封,又推波助瀾地便媽祖信仰日臻完美,

(3)明州是我國宋代三大貿易港之一,朝五十分重視市舶貿易并專門在明州設立市舶司(用以征收商稅,經營海貨的專買專賣,以及管理海外諸如高麗等國的朝貢等事務)明州知州樓異,在朱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奏請微宗準許,在明州特設高麗司(即高麗使館)

(4)宋時明州造船業十分發達,幾次出使高麗的船都是由明州打造。如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曾派使臣安燾陳睦往聘高麗,就指令明州打造兩艘大船,一曰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一曰靈飛順濟神舟到宋徽宗宣和年間派徐兢出訪高麗,朝廷又在明州打造了兩艘巨型海船,一日鼎新利涉遠康濟神舟,一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巍如山岳,浮動波上:錦帆在首,屈服蛟螭。所以暉赫皇華,震懾海外,超冠古今。是宜高麗人迎紹之日,傾國聳觀而歡呼嘉嘆也。"(徐兢《宣和

奉使高麗圖經》卷四《神舟》)

(5)宋徽宗御賜“順濟"廟額是媽祖信仰傳播中重要之事。從海船船名到媽祖廟額均以“順濟"命之,反映了宋代向往海洋,敬畏海洋征服海洋的一種特有的文化心跡。

宋徽宗因宣和五年發生的這起海事活動而萌動對媽祖廟御賜“順濟”額,確立了明州(寧波)在我國媽祖信仰傳播中的獨特作用和重要地位。

3.源遠流長的浙東媽祖文化

浙東是最早接納媽祖信仰的地區之一。由于浙東地處沿海經濟興盛,商賈云集,各地商人依托寧波港優越的地理環境,開設商號、打造船只、經營貨物,繁榮的海上貿易、海外交通促進了媽祖信仰的發展和傳播。

宋紹熙二年(1191)即媽祖晉升為“妃”的第二年,福建船主沈法詢在明州(寧波)建立了第一座天妃宮(現已毀),遺址在今東門口南側的江廈街,在宋代這里為航運碼頭區,是舶商活動中心。

元朝朝廷對保護漕運安全的天妃特別崇敬,寧波是元代漕糧海運航線上的重要港口。天歷二年(1329),皇帝遣使祭慶元天妃廟。

明清時期,政府施行海禁政策,抑制海外貿易的發展,寧波港窒息一時,但媽祖信仰在民間并沒有因此而淡漠。

清代“開禁”后,寧波港口貿易獲得了很大發展,媽祖信仰的傳播達到了鼎盛時期。浙東地區的大多數天后宮都創建于這一時期,

僅寧波地區就有大小媽祖廟40余座,最著名的則推慶安會館。

清代中葉,寧波私營海運貿易業得到了很大發展,航運商幫會館紛紛成立,這些會館往往與天后宮建筑合為一體,形成了極富地域特色的媽祖文化。


2022-12-08 19: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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