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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年譜(1931―1968年)
趙 銳 匯編
1931年12月16日出生在蘇州。父親彭國彥是江西吉安人,畢業于東南大學政治經濟系,江蘇省首次文官考試獲得頭名,后出任吳縣縣長、江陰縣長、邳縣縣長等,為人耿介清高。母親許憲民是蘇州人,系當地女界名流,曾交叉加入共產黨和國民黨,性格熱情豪爽。1949年共和國成立后,許憲民一度擔任蘇州汽車公司副經理、民盟蘇州市委會、民革蘇州市委會委員、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父親希望長女效學班昭,故取名彭令昭。乳名蘋男,又名許蘋。林昭有一妹彭令范,一弟彭恩華。
大舅舅許金元,曾任中共江蘇省青年部長,1927年被國民黨殺害,年僅21歲。
小舅舅許潤元,在中央稅務局工作,1949年前去臺灣。
小叔叔彭國珩,中共黨員,在清華大學搞學生運動,后隨聶榮臻南下,30年代犧牲。
堂舅舅許覺民,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2007年病逝。
有多種資料證實林昭實際生于1931年,屬羊。因母親許憲民嫌屬羊不吉利,故意推后了一年,所以一般流傳其生年皆為1932年。
1932年 1歲 1932年5月,父親彭國彥遭遇牢獄之災,母親曾抱著五六個月的林昭前往鎮江探監,期間林昭重病。因家境突變,林昭幼年體弱多病,林昭多由外婆照顧。
1934年 3歲 母親許憲民同項堅白、謝玉如等,發起成立“蘇州婦女會”,吸收大量女青年參加,進行救亡的宣傳和戰地救護訓練。父親彭國彥當年9月無罪釋放。經歷這一坎坷,彭國彥脾氣變得十分暴躁,許憲民說他“神經完全變了”。外婆對林昭寵愛無比。
1938年 7歲 母親信佛,林昭曾跟母親去靈巖山方丈處,母親把她放在廟中小住數日。她曾悄悄地對方丈說:“我猜你晚上偷偷摸摸吃肉。”方丈大笑。當年春夏之交,林昭隨父母逃亡到長沙。
1939年 8歲 大概就在1938年與1939年之間,馮英子接到許憲民的來信,她說長沙大火后,他們夫婦帶著兩個孩子退到常德,小的還在吃奶,一家四口行動艱難,因此她決心經由海防,返回上海,再到蘇州去。許憲民說只要一息尚存,總是會戰斗下去的。1939年底,全家在貴州分道揚鑣,彭國彥只身赴蜀,許憲民帶著兩個女兒于1940年春返回淪陷區。
1940年 9歲 母親許憲民剛回蘇州,即被汪偽特務逮捕,關押于蘇州祥符寺巷90號偽特工站。因遭刑罰,致腹中三個月胎兒流產。幸運出獄后,許憲民在興化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任視察,來往蘇南各縣工作。與此同時,許憲民也受到國民黨懷疑,以為她與中共地下黨來往密切。國民黨三戰區負責人冷欣下令逮捕她,她只好在淪陷區到處躲藏,有時深夜回來探望一眼母親和女兒。這段時間林昭和妹妹由外婆撫育,外婆盡力給體弱的林昭增加營養。
1942年 11歲 母親許憲民兼任江蘇省三區黨務辦事處督導,指導上海、松江等八縣工作。林昭與妹妹仍居蘇州外婆家。
1943年 12歲 母親許憲民以上海貧兒工藝院院務主任的職務為掩護,擔任國民黨松滬戰區三區特派員,后因不堪日寇糾纏而潛逃離職。林昭曾隨母親居上海。
1944年 13歲 母親許憲民又被上海日本憲兵司令部拘捕,林昭隨母親入獄。獲釋后,許憲民被送到重慶中央訓練團第27期黨政班受訓。大概就在這一年,林昭曾因病住進同德醫院,她的病房就成了地下工作聯絡點。后來因出了叛徒,病房便被便衣監控,病中的林昭雖如同人質,但仍能機智應對保護母親及其戰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 14歲 母親許憲民再返淪陷區,在浙江淳安縣王艮仲(解放后任國務院參事)主持的“中國建設服務社”工作。10月,馮英子到蘇州,又見到了許憲民。那時彭家住在濂溪坊許憲民的娘家,是一幢單開間的平房。馮英子覺得許憲民變化不大,只是好像有點發福了。馮英子從別人嘴里知道許憲民幾年間吃足苦頭,受盡折磨。林昭父親彭國彥光復后任中央銀行專員。
1946年 15歲 在蘇州華關中學(一說萃英中學)讀高一。林昭與同學陸震華、陸咸、楊彥滔等創辦了“大地圖書館”,開始以筆名“林昭”寫作。當年,母親許憲民任吳縣銀行常務董事、吳縣婦女會理事長、新蘇長途汽車公司副經理,逐步脫離國民黨。
1947年 16歲 年初,林昭與一批進步學生辦起大地圖書館。與此同時,林寶銓與程伯皋等成立了一文藝團體“文青聯誼會”,創辦了《初生》月刊,林昭以“歐陽英”為筆名在二、三兩期上發表文章。 當年暑假,林昭轉學有名的教會學校景海女中讀高二,星期天仍回大地圖書館參加活動。母親許憲民由史良、李文宜介紹,參加地下民盟,任民盟蘇州臨時工委委員,后在民盟支持下競選國大代表成功。
1948年 17歲 陸震華證實,當年暑假林昭轉學景海后,就在該校教師陳邦幸(中共地下黨員)的介紹下,在蘇女師支部楊愿老師處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景海女中,林昭深受語言老師陳旭賞識,英文也得到獎勵,但數學成績較差。林昭父親與景海女中校長江貴云相識,希望學校對女兒有所照顧,學校也的確保護了名列“黑名單”的她,并準備送她到美國讀大學。
當年春天,吳縣中學(今蘇州高中)學生唐崇侃等組織了一個“大眾讀書會”,經常以爬山、郊游等活動為掩護,跑到蘇州天平山、獅子山一帶去閱讀馬列毛著作,林昭是這個讀書會的積極參加者。
當年秋,母親許憲民與中共地下黨陳偉斯接觸,為其提供很多幫助,她還創辦了民盟報紙《光明報》。
1949年 18歲 與李璧瑩上了國民黨蘇州城防指揮部的“黑名單”。組織通知她們必須撤離蘇州,林昭認為母親是“國大代表”,不用撤離。從此林昭失去了黨籍,這件事成為她后來繼續投身革命的“污點”,以至她相當長時間里有沉重的自責心理。
景海女中畢業,父母希望林昭考大學,林昭卻渴望早日投身“火熱的革命工作”,考取了位于無錫的中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深夜離家出走被母親追回,當年7月1日,在給母親寫下“活不來往,死不吊孝”的字據后,義無反顧投奔革命。在蘇南新專填表時,為表現“革命決心”,自作主張將家庭成份填為“反動官僚”,母親后來得知后很生氣。在蘇南新專三班學習專業知識僅六七個月,下鄉時間就達四個月。
林昭父母本來政見就不盡相同,后來更因林昭產生矛盾。他們在此前后分居,父親散居蘇州。母親在蘇州喬司空巷15號和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各有住所。解放后,報紙停辦,許憲民被另眼相看,一度無比消沉。父親彭國彥則生活潦倒,脾氣越發暴躁。
1950年 19歲 1至3月,在蘇南新專業務學習,新聞學概念、采訪與寫作、報紙編輯、文藝政策、報業管理、通訊社工作。4月“共同綱領”學習。5月蘇南新專畢業,林昭志愿去農村參加土改運動。5月中旬正式下鄉。6 月參加全團整風,林昭團員轉正。8月,與同學吳萱如在吳縣木瀆作長詩《望穿眼睛到今朝》。
1951年 20歲 積極爭取入黨。3月中旬體檢,發現肺部有陰影,是第一期肺病。領導讓其休息,但林昭認為“我們的戰士在前線負傷不下火線”,“這也是戰斗的崗位”。1950年5月至1951年5月,共參加四次土改,一次征秋,兩次動員參加志愿軍,三次發放土地證。10月,土改工作隊回無錫集中,林昭因為對個別領導有意見而被點名批評,之后林昭回蘇州家中小住。11月,全體隊員在無錫東郊工人干校集中進行土改學習。12月21日,省委組織部陳部長在全體會議上公開點名批評林昭,林昭深受打擊。
1952年 21歲 被分配到《常州民報》工作。2月初在常州病倒,當年身體虛弱,經常犯病。民報是家私營報紙,林昭擔任副刊編輯,以林昭、小昭、高翔等筆名發表了通訊、詩歌、相聲等幾十篇作品,如《在總路線的陽光照耀下前進》、《走上社會主義光明大道》。民豐紗廠(常州國棉二廠)是她常去采訪的基點,率先全面介紹了全國勞動模范徐建華。
當年冬天,父母協議離婚。許憲民帶3個子女遷居上海,但她的工作和組織關系仍在蘇州。
1953年 22歲 在《常州民報》工作,前后將近兩年。《常州民報》撤銷后轉至常州市文聯工作。當年,全國高等院校按照蘇聯模式進行院系調整,原蘇南新專教育長羅列調北京大學中文系任副主任兼新聞專業負責人。領導批準林昭復習參加高考。當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去世。同年9月,赫魯曉夫被選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林昭為紀念斯大林,一段時間曾在發梢上扎白色絲帶。
1954年 23歲 夏天,以江蘇省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當年8月15日的《解放日報》7至11版《全國高等學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錄取名單(華東區部分)》在第十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新生中有“彭令昭”的名字。因屬干部,林昭每月工資25元。入校后,林昭很受人注目,人稱“林姑娘”。因常以“林昭”自稱,老師和同學們一度不知道她的本名,以后林昭的名字基本代表了彭令昭。
1955年 24歲 參與北大詩社等學生社團。林昭以古、近、今體兼能,詩、詞、文俱佳在詩社占得一席,“林姑娘”的美稱由此興焉。北大詩社自當年春天出版月刊《北大詩刊》。林昭當時在《北大詩刊》只是兼職,她同時還在校刊編輯部任職。二年級開學,林昭剪掉辮子燙起頭發,穿上時新的衣服。當年,毛澤東發起了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經歷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后,林昭漸漸發現自己的愛與恨是一盆漿糊,她在給母親的信中懺悔道:“他們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沒辦法,寫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我不得不滿足他們……我沒存心誣陷你。”她向母親發誓:“今后寧可到河里、井里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1956年 25歲 秋天,北大黨委決定創辦一個學生綜合性文藝刊物,即后來著名的《紅樓》。《北大詩刊》因此停辦,并對其編委會成員作了增補,林昭名列其間。這一年創作詩歌頗多。1954年學校迎新舞會上結識譚天榮,從當年夏天起開始叫譚天榮“小弟”,譚天榮稱林昭“姐姐”。
當年,母親許憲民由民盟轉入民革。
1957年 26歲 當年春天,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求各界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5月19日,北大出現第一張大字報。當天傍晚,中文系三年級學生沈澤宜、張元勛貼出長詩《是時候了》。隨后,物理系學生譚天榮發表了《一株毒草》、《二株毒草》等大字報,并在廣場上發表演說、與人辯論,北大民主活動風起云涌。5月20日,林昭寫了《這是什么歌》的長詩支持張元勛。不久,譚天榮、張元勛、陳奉孝等學生組織成立了“百花學社”,準備創辦刊物《廣場》。林昭支持《廣場》的出版,以筆名“任鋒”為《廣場》寫了《黨,我呼喚》一詩,還公開發表其他文章和詩歌,稱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北大得到了貫徹落實。
當年夏天,“反右運動”開始,譚天榮、沈澤宜、張元勛等后來成為北大首批“右派”。林昭系第二批“右派”,她被開除團籍,保留學藉,勞動查看。北大當時有8000師生,共有1500人成了“右派”被開除了公職與學籍。林昭吞服了兩盒火柴頭自殺,獲救后她大聲說:“我決不低頭認罪!”因態度惡劣,林昭被判勞教三年。羅列老師憐其體弱多病,經常咳血,冒險為之說情,沒有發配到西北勞改,而是留校在苗圃勞動,以便群眾“監督改造”。
當年8月,林昭在中國青年報實習。8月中旬實習結束回上海,假期病發,咯血甚烈。
12月21日晚上,林昭讓張元勛做好被捕準備,并與張元勛互換了家庭地址,商定二人不管經歷多少磨難也不能失去聯系。12月25日清晨,張元勛因涉及“七人集團”及欲往英國代辦處政治避難未果,以“參加反革命集團”被秘密逮捕。1965年12月24日刑滿釋放,然后留在勞改隊“繼續改造”。直到1979年11月24日,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平反。
1958年 27歲 春末,好友羊華榮到山區勞動。二人始有書信往來,后林昭發現信件被人拆看,二人聯系漸疏。
6月21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并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在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工作由王前女士(國家主席劉少奇前妻)領導,王女士對她頗為照顧。還有一位同伴是人民大學學生、也戴上“右派”帽子的甘粹。甘粹17歲參加劉鄧的二野,隨軍在四川萬縣從事群眾工作,1955年考中人民大學新聞系。期間,林昭研究《南斯拉夫共產黨綱領》,寫長詩《海鷗之歌》,改編魯迅的小說《傷逝》為電影劇本。反復修改長詩《海鷗之歌》,并寄給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孫和。孫和的妹妹孫復系北大中文系林昭同學,孫和是從妹妹處得知林昭及其《海鷗之歌》,并主動與林昭聯系。經孫和介紹,林昭與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張春元結識。 秋冬之時,院里壘起煉鐵小高爐,林昭也參加了值班。每個星期日林昭都起得很早,后來甘粹知道她是去教堂作禮拜。入冬,林昭常生病,有時臥床不起,甘粹為林昭灌開水、打飯、弄爐子,二人感情加深。甘粹星期日陪林昭去教堂作禮拜,林昭給他講《圣經》,同時會見一些有思想的人。甘粹常給林昭望風或掩護林昭去校外活動。為紀念難友,林昭創作了一首歌《呼喚》,并教甘粹唱。這期間,她時常徘徊于天安門英雄紀念碑前。甘粹勸她不要碰硬,雞蛋是碰不過石頭的。她立刻嚴正地回答說:“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億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也會被擊碎的!”
7月,北大“右派”同學劉發清畢業到大西北。林昭請他吃飯,鼓勵他說自己已經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多少右派?全國有多少?反右斗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后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么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么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林昭成“右派”后,許憲民也受到沖擊,工資由300元減至200元、120元,身心交瘁。
1959年 28歲 當年春天,校方風聞林昭與甘粹在談戀愛。新聞系黨支部警告甘粹:右派不能談戀愛。林昭得知此事便拉甘粹手去院中散步,始稱甘粹為未婚夫。
6月,林昭對甘粹說:“我們不能結婚,這樣會害了你。”甘粹認為他可以照顧林昭并使她不會過早出事。甘粹向校方提出結婚,被拒絕。
9月,組織上把甘粹發配到新疆勞改農場。林昭心情惡劣,病情加重。因支氣管擴張經常咯血,申請回母親身邊養病。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批準了林昭的請假要求,母親許憲民特來北京接林昭回上海養病。臨行前與王前女士依依惜別,合影留念。林昭把文稿寄存在北京政協副主席羅青家中,文革開始后,由于害怕惹禍羅將其全部燒毀。
10月,甘粹在到新疆后發現去的地方是勞改隊,又逃回上海去見林昭,林昭母親堅決反對他們的婚姻。禮拜天他們同去烏魯木齊路教堂作禮拜,一星期后沒有戶口和任何生活來源的甘粹重返新疆。林昭和母親、弟弟住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妹妹彭令范工作后經常住宿舍。
上海養病期間,林昭結識蘭州大學物理系“右派”研究生顧雁,并通過顧雁再次與蘭州大學歷史系“右派”學生張春元建立聯系。張春元,河南人,志愿軍軍官,后考入蘭州大學歷史系,林昭稱張是我們時代的主將。顧雁,1935年生,上海南匯縣人,1957年畢業于北大物理系,后為蘭州大學物理系研究生,1958年淪為“右派”。張春元專程來滬會晤林昭,張回蘭州前,林昭將《南斯拉夫共產黨綱領》和長詩《海鷗之歌》送給張春元,張春元極為欣賞。后來,張春元、顧雁參照此書,寫成《當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公然提出“要在中國實現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并將林昭的《海鷗之歌》單獨油印成宣傳資料。張春元提出創辦刊物傳播思想,顧雁、徐誠等雖然明知這樣做會有怎樣的后果,但為了中國的前途、民族的未來,還是積極參與其中。
1960年 29歲 是年,中國大地饑荒蔓延,餓殍遍野。在甘肅天水勞動改造的張春元等人湊錢買了一部油印機,油印了首期自辦刊物《星火》,其中發表了林昭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然后,他們四處搜集各地黨政負責人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名字,企圖將一封公開信發送給中共各省(市)委書記,呼吁他們正視惡劣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的苦難,借鑒參考南斯拉夫模式,努力遏止中共的極左政策。在這封信中,他們明確表示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遭到不公正批判、罷官是不正確的,中共應該正視“三面紅旗”下的貧困和災難,“大躍進”是反科學的,否定彭德懷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是否定事實,也否定科學、民主,并由此提出“還我民主,還我科學”等口號。結果很快就東窗事發。
當年春天,遠在大西北的“右派”同學劉發清正因饑餓而絕望,忽然收到林昭寄來的30多斤全國通用糧票。劉發清回信表示感謝,并認真敦促她“認真改造”。不久,林昭復信說此乃小事一樁,不足掛齒,至于足下所說“認真改造”云云,則“你我都是共坐一條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這一時期林昭常住在蘇州和父親在一起,她第一次認真的和不傾向共產主義而崇尚西方法治的父親平心靜氣地交談,醒悟到父輩一代人的追求,對自己的革命熱情進行了反思。初夏,張春元、顧雁策劃向各位中央委員發信告訴他們全國的工業、農業發生了嚴重的經濟情況。
7月,張春元被捕。
9月30日,與張春元一起勞改的學生、教師39人被捕,支持他們的數十名當地農民一起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對他們表示過同情的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秋天,林昭給張元勛家寫信表示問候。張元勛哥哥唯恐其中有詐,要求林昭寄照片一張,不久林昭寄來照片,背面題詩一首。
10月24日,林昭“以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在蘇州被捕入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親人音信全無。母親千方百計想得到一些消息,但多方奔走毫無結果。逮捕時恰好父親彭彥國進門,他立即變了臉色,口中喃喃道:“我們家完了,我們家完了!”說著踉蹌離去。11月30日,他吞食老鼠藥自殺身亡。與此同時,顧雁在浦東紅橋老家養病時被捕。
1961年 30歲 轉入上海靜安分局關押。入獄一年多后才有信出來,說親人可以送一些錢和物品。母親每次探監都很沮喪,因為得知林昭在里面“表現很壞”。林昭則一次次寫信向家人索要白被單,后來才知道白被單被她撕成條條用來寫血書。寫下組詩《牢獄之花》、《思想日記》等。
5月,與虔誠的基督徒俞以勒同囚一室,她們成了好朋友。俞以勒說林昭經常在獄中高唱革命歌曲,大聲要求給囚犯革命的人道主義和合理的待遇。如果獄警不理,林昭會整夜敲打獄門。
12月初, “《星火》反革命集團”案有十幾人被判了重刑。其中張春元被判無期徒刑。
1962年 31歲 3月5日,在母親的努力下,當局同意林昭保外就醫。母親和妹妹彭令范去上海靜安分局接林昭,林昭堅決不肯回家,她對母親說:“你怎么這么天真,他們放我出去仍要抓我進來的,何必多此一舉!”林昭拖住了桌子腿執意不走,母親和妹妹無奈,最后只得請一位朋友家的花匠來,硬把她按上三輪車載回家里。
回家后在親人照料下情緒漸漸好轉,燙了頭發,身體也稍胖起來。在家她總要告訴母親和妹妹獄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事,給她們“表演”反銬180天期間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臉、吃飯和大小便。母親和妹妹不忍看,林昭說:“真可惜你們不要看我表演,因而喪失了一個機會理解二十世紀的一種特殊生活模式。”母親和妹妹問林昭為什么要這么多白被單,林昭支吾其辭。當她們看到她手腕部有血跡斑斑的傷痕時,母親立即把她衣袖拉起來,這才發現其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親當時放聲大哭。林昭曾對妹妹說:“如果需要,我還是要寫血書,因為讓血流到體外比向內心深處流容易忍受。”
據妹妹彭令范回憶,林昭當時曾提到說毛澤東在一所審問過她,因許憲民和彭令范都不敢再聽下去,林昭也就沒有繼續講。在上海保外就醫期間,林昭專門到《解放日報》找到原蘇南新專三班輔導員胡子衡,問他:“什么是新聞自由?我想辦報,你們允許不允許?”還說:“新專什么都好,就是沒有教會我們做人不好,害得我們出去老是碰壁!”
3月底,對片警說隨時準備重返監獄。曾幾次三番打好包裹去公安局門口要求入獄,不讓進還靜坐,每次都由母親和妹妹強領回家。林昭說真理在自己一邊,不怕把牢底坐穿。從早春起,到顧雁家中探望其親人,直到再次入獄。她和顧雁的父親成為忘年之交,顧父系早年留學法國夢想實業強國富民的工程師。林昭再次入獄后,顧雁的哥哥顧鴻將當時家喻戶曉的卡斯特羅著作《歷史將宣告我無罪》寄給法院,并將“無罪”二字用紅筆劃出。顧雁的妹妹顧麋則在日記中表達抗議。顧鴻、顧麋因此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顧麋認為林昭“對別人富有同情心、愛護心,是個熱愛生活、向往幸福的知識女性。”
春天,與好友倪競雄見面。知道倪在寫歌頌人民公社的戲,林昭忍不住告訴她許多人民公社的陰暗面,說內地有的地方大片餓死人。倪競雄說:“怎么辦呢?我們是不滿國民黨腐敗才去參加革命的,難道還能回到過去?”林昭搖搖頭說:“你是好人,無論共產黨有多少缺點錯誤,你總以善良的愿望去為它辯解。”從此不再與倪談這些話題。
7月,致信北大校長陸平,呼吁效仿蔡元培校長,主持公義,營救被迫害的學生,將此信交由戶籍警轉遞上海市靜安區法院。同時將此信與平時寫的一部詩稿托顧雁父親暫保存。養病期間寫成30萬字的《獄中回憶錄》,惜后來只存殘稿。陳偉斯先生80年代初采訪時,在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看到一首林昭以手代筆、以血代墨寫下的《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可能是這段時間所作。
母親為使林昭遠離是非之地,將她帶回蘇州監管。不料,正是在蘇州觀前街,林昭邂逅在此擺攤賣書的“摘帽右派”朱紅,并通過朱紅介紹認識另一“摘帽右派”黃政。
夏天,北大好友羊華榮前往蘇州會見林昭。林昭明確告訴羊華榮,她不滿當前的社會,決心要為自由民主而斗爭。羊華榮表示不支持她的任何活動,勸她不要糾纏于是是非非的圈子中。林昭則說:“哀莫大于心死。”臨別,林昭贈羊華榮一張自繪的題為《鐵窗之花》的書簽。
8月29日,初審開庭。林昭在上海出庭后再次返蘇。
9月,林昭在蘇州與黃政商量并起草了《中國自由青年戰斗同盟》的綱領和章程,提出政黨、軍隊、經濟、外交等全面改革的八項綱領。林昭還制訂了《行動計劃》、《初期組織形式》等文件,并為以后聯系約定了方式方法。她將給大哥(即張春元)的一封信,以及自制的一些揭露和抨擊時政的漫畫、卡片等物品托黃政代為保存,并交給黃政一份原北大、蘭大“右派”同學的名單和通信處(約七八人)。出于對朱紅的絕對信任,黃政一直通過書信將與林昭活動的細節告知遠在北京的朱紅,并將上述重要文件等收藏在朱紅家。通過與林昭的交往,黃政感到林昭是一位才華橫溢、文學修養極高、思維敏捷、能言善辯的奇女子,更是一個政治感性強、憂國憂民、滿腔激情、敢為國家命運赴湯蹈火的女豪杰。9月,林昭在上海市淮海中路與無國籍僑民阿諾•紐門聯系,要求阿諾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四篇文章帶到海外發表。9月27日左右,林昭為三次傳票所迫返回上海。
10月3日,黃政被安置在一家服裝廠就業。
11月8日林昭再次入獄,被囚于上海提籃橋監獄,親人不許探監。
12月,獄方安排林昭去上海精神病院作精神鑒定,院長粟宗華親自判定她精神不正常。文革中粟宗華因此被指稱“包庇反革命分子”,抑郁成疾,含恨而終。
1963年 32歲 6月18日,寫《絕食書》。刑事犯張姑娘與林昭關在同一囚室,獲得林昭信任。
7月18日,張姑娘釋放后,先后到上海顧雁父親家借書、借錢打探消息。7月27日又前往蘇州與朱紅、黃政等建立聯系,共同起草傳單、編印宣傳小冊子、搞地下印刷機等,繼續進行一系列“反革命”活動。
8月8日,林昭從上海市監獄(已經關押8個半月)移拘上海第一看守所。
10月,借秋瑾的斷句為韻,林昭血寫立志成仁之義的《秋聲辭》,又寫《自誄》、《血詩題花》。10月3日,黃政被捕入獄,與林昭成了“同案犯”,后獲刑15年。據悉,林昭在獄中得知上當受騙后,精神受到極大刺激。
11月24日,林昭寫《囚室哀志》。
難友基督徒俞以勒出獄以后,專門到彭令范所在的醫院看病,她們相約第二天早晨六點在陜北菜場見面。俞以勒特別強調,林昭寫血書,一度紙筆都給沒收以后,她就更多的寫血書,用牙刷柄在水門汀上磨尖以后刺破血管,用血寫在白的被單上。俞以勒說:“林昭很勇敢,但是情況每況愈下。”
1964年 33歲 2月5日,林昭吞食藥皂自殺,未遂。
3月,致信審訊者。
9月26日,紙筆被獄方收繳,無法書寫,此后一直用血書寫。 11月4日,謝絕營養葷菜。11月9日,與獄方談話不投機,第四次加戴手銬,延續到1965年5月26日才取消。11月10日,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殺未遂,是日起絕食10日。
12月2日,接到起訴書。12月5日,出庭受審。12月6日,第一封致上海地方長官柯慶施的血書托檢察院轉送。12月,第一次給《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并表達政治見解,血書。無回音。12月24日,寫對《起訴書的批判》。這一年張春元被槍殺。當年在獄中為懷念“四•一二”中犧牲的舅舅寫了一首詩《家祭》。
1965年 34歲 1月5日,索要進食筷子。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兼任國務院副總理,林昭開始向柯慶施申訴。1月底,有材料說她遭到獄卒施暴,待證實。
2月20日,獄方與林昭談話。2月21日,早晨開始拒食。2月至3月,第二次給《人民日報》寫血書反映案情并表達政治見解,無回音。此信附有一封呼吁書,要求轉給正在給非洲人效力的日本律師長野同治和智利記者羅哈斯,希望引起國際正義力量對自己的事業和案情的關注。
3月,血書組詩《血衣題詩》。3月3日,第二封致上海地方最高長官柯慶施的信交出。3月6日,交上血寫的絕食書,獄方鼻飼流質,直到5月31日絕食80天,此間天天寫血書。到上海第一監獄22個月,僅于1964年11月5日家人送了一回副食品。3月21日,從獄方米湯中聞出米沙爾氣味,喝后腹瀉,疑心有毒。以后經常因喝米湯腹瀉或腹痛。3月23日,林昭開始血書《告人類》。3月25日,身體極為虛弱,以來月經為由要求輸液,未允。
4月5日,上午11時喝獄方米湯,5分鐘后腹瀉,疑心有毒。4月5日,上海地方最高長官、國務院副總理柯慶施發病,9日下午逝世。林昭覺得柯慶施之死含有政治陰謀,以為是因自己的上訴信引起。3月至5月,一個半月沒有張口說話。
5月31日,再一次開庭審判,以“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由上海第一看守所押至上海提籃橋監獄女監。
6月1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鮮血寫作《判決后的申明》:“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血衣題跋》可能寫于當年八九月間。5月至12月,寫成《靈耦絮語》18萬字。
7月14日至12月5日,第三次給《人民日報》寫信申訴案情并陳述政治思想,系統而堅決地批判了“階級斗爭”學說(戲稱為“樓梯上打架”的理論)和極權統治,呼吁人權、民主、和平、正義,長達14萬字。她在信中一再表示贊同這樣的觀點:自由“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只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并作了這樣的發揮:“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在該信中,林昭還寫道獄警對她的折磨以及她所做的種種反抗。這是目前流傳出來的少數獄中材料之一。
林昭未向親人透露是否信奉基督教,但她在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以及日記中都寫了“主歷”,她在信中也經常提到“我的路線,上帝仆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還有“基督親兵”、“作為一個基督徒”等等。
1966年 35歲 林昭在提籃橋監獄時,有一次母親又一次勸她不要給家庭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林昭毫不猶豫地回答:“那也只能對你們不起了,我為真理不惜任何代價!”
5月6日,剛剛刑滿釋放仍在監督勞動的林昭摯友張元勛偷偷來到上海,以“未婚夫”身份偕同林昭母親許憲民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林昭。張元勛看到林昭渾身縞素,長發從頭頂部扎起一把拖在一邊,像京戲中旦角受刑時的打扮,額頭用一塊白布圍住,上用血寫了一個“冤”字。二人進行了令張元勛刻骨銘心的交談。5月,林昭完成《鮮花開放在悲壯的五月》詩稿。
6月,完成《 基督還在世上》長詩。6月8日至27日完成《不是練習――也是練習》長詩。
年底,妹妹彭令范最后一次探監。當年12月,監獄準備為林昭加刑。
母親許憲民在文革中被批斗、毆打、抄家,并被停發工資,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當年9月,許憲民服利眠靈自殺,后獲救。
1967年 36歲 5月1日,正在監督勞動的張元勛再一次偷偷來到上海,偕同許憲民來到提籃橋監獄要求探望林昭。傳達室告曰:“監獄已經軍管,一切接見停止。”
1968年 37歲 年初,好友羊華榮到上海探望林昭母親許憲民女士。許憲民談到小張之事,說林昭得知受騙后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在獄中破口大罵。羊華榮認為林昭為人過于單純,幾次上別人的當。還得知其母把林昭書稿交上海造反派,他們要為林昭平反,后來錢用完了,書稿也丟失了。
4月29日,林昭從有期徒刑20年加判為死刑。她在接到判決書時,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寫的遺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當天,林昭被從病床上架起,秘密處決。當時體重不足70磅。
5月1日下午2時,公安人員來到林昭母親家,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被鎮壓。家屬要交5分錢子彈費。”林昭的妹妹彭令范送上5分錢,林昭的母親許憲民當場昏厥。許憲民萬念俱灰,從1972年9月26日至1975年6月14日,又連續9次被兒子彭恩華毒打,多次離家出走。1975年11月24日,許憲民摔倒在離上海外灘不遠的42路終點站附近,由行人送到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因是“反革命”,醫院不予搶救,第二天逝世。 妹妹彭令范1985年帶著二十美金前往美國,后多次回國參加悼念林昭的活動,發表過《我的姐姐林昭》等數篇紀念文章。彭令范畢業于上海第二醫學院,從文革到1985年赴美之前,長期在“上海山海關路張家宅地段醫院”當內科醫生。出國后,在美國德州達拉斯和霍普金斯大學獲兩個碩士學位,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研究技術員。現定居巴爾的摩,加入了美國籍。彭令范常在夢中見到血淋淋的親人,長期飽受憂郁癥折磨。在沉默了許多年之后,彭令范以自己家族的經歷寫作了一本《懺悔錄》,但至今未見流傳。林昭弟弟彭恩華早年堅決與家庭劃清界線并殘酷虐待母親,后也移民美國,現已身故。
林昭年譜(1931―1968年)_圖1-2
2022-12-08 19: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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