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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傳》

(美)陶涵 著 林添貴 譯 華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42.00元。

在蔣經國誕辰100周年之際，由美國哈佛大學陶涵(Jay Taylor)教授所著的《蔣經國傳》在2000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和臺北時報出版公司同時推出英文、繁體中文版的十年后，出版了簡體字版。該書是一部“非官方授權”的傳記，力求客觀信實地反映蔣經國的一生。

陶涵是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通曉中文及中國事務，寫作之前擬出過詳細的寫作大綱與研究計劃，在海峽兩岸與美國訪問了160多位認識蔣經國及其屬下追隨任事的朋友與舊部，如李煥、王升、宋楚瑜、馬英九等人，博采周咨，歷時三年，方得告成。陶涵在寫作過程中，未受到任何方面包括資助方的影響，并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國國家檔案局迄今尚未公開的資料，發掘出許多不為人知的有關蔣經國的秘密。該書引用資料之多、之廣、之新，幾乎是空前的，其英文版的注釋和索引即達90頁，以致被廣泛認為是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柯偉林教授認為，《蔣經國傳》的取材理論和文學觸筆，都是可圈可點的。

在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夾縫中

蔣氏父子敗退到臺灣的初期，蔣經國為穩定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秩序作出了不少努力，主要掌管臺灣的情治機構與秘密警察。在海峽兩岸緊張的武裝對峙中，發生了兩次金門炮擊。雖然炮火紛飛，雙方也嘗試接觸與溝通。到底是誰扮演了傳話人的角色？應該是蔣經國與中共駐香港的情報單位取得了聯系，傳遞了信息。

雖然蔣經國希望與大陸保持秘密溝通，但并未主動尋求與大陸關系的緩和。1971年，聯合國第26屆大會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臺灣被排除在聯合國之外。臺灣如何應對，是蔣氏父子面臨的一個難題。事實上，這個“挫敗”，強烈凸顯臺灣的外省人與本省人風雨同舟的命運。甚至，中美關系逐步正常化實際上也緩解了中共對臺灣當局的軍事施壓，臺灣有機會全面啟動政治與經濟改革。

蔣經國此時主要關注兩件事情，一是如何推進臺灣的政治改革與經濟建設；二是如何應對大陸和平統一的呼聲。1972年5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1973年8月，他告訴美國“大使”馬康衛，表示要加強團結，臺灣必須要有“更開放的社會”。為此，蔣經國在世界能源危機與全球經濟走疲的大環境中，經濟上推出了一項雄偉的建設計劃，即十項建設項目。針對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后，中美關系的逐步接近，蔣經國決定盡一切努力，爭取美國國內對臺灣的同情。

1973年3月，蔣經國的老同學鄧小平回到中共中央，周恩來把大部分涉外事務交給他。鄧小平立刻宣布北京準備好可以跟臺北直接談判統一的問題。鄧說，在現階段，“優先考慮和平方式(統一)”。滯留大陸、依附中共的老國民黨人通過公開的、私下渠道，向蔣家父子招手。但是，蔣經國并沒有理會。他告訴紐約時報記者，“與中國共產黨接觸，就是自殺行為，我們沒有那么愚蠢”。不過，蔣經國雖然如此表示，但未必是其真心。在臺灣當局“反共復國”的時代，任何與大陸方面的明顯接觸都將動搖臺灣當局獲得的民心，這或許是蔣經國未能相應和大陸秘密談判的考量。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后，蔣經國開始逐步軟化其父所建立的威權政治，宣布大赦減刑，有3600名受刑人員蒙福，其中約200人是政治犯。這是針對國民黨的反對勢力所展現的最大善意。同時，蔣經國也時刻關注大陸政治形勢的變化，尤其是當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后，蔣經國判斷他的老同學鄧小平極有可能復出，重新掌權。蔣明白，鄧小平一旦復出，粉碎“四人幫”，美中關系全面正常化的機會勢必大增，這對臺灣的生存將是一個不小的威脅。

為圖生存，蔣經國通過各種方式盡量影響美國，以獲得美國的繼續支持。譬如，蔣經國批準發動“一人一信運動”，號召臺灣居民發出了25萬封信給美國卡特總統，敦促美國不要拋棄老朋友。民調顯示，美國多數民眾贊成與北京建立外交關系，但不同意與臺北斷交。然而，中美正式建交是不可阻擋的。1978年12月16日晚，當蔣經國得知1979年1月中美將正式建交后，當晚發表電視演講，表示“中華民國”不會跟共產黨談判，也不會放棄光復大陸的神圣使命。臺灣也爆發了針對美國不滿的游行示威運動，甚至沖擊美國駐臺的“大使館”。蔣經國顯然同意在可控局面下展現出對美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怒意。

因蔣經國的努力，竭力通過各種途徑，施加對美國的影響，美國卡特總統在一面信守對鄧小平的承諾時，美國國會通過了《臺灣關系法》，“乃是臺灣的政治勝利，也是蔣經國個人的勝利。把美國對臺灣安全利益的關切，涵蓋杯葛與禁運，似乎更超過原有共同防御條約的規定”。

“以后別再說共匪，說共產黨就可以啦”

中美關系的正常化，海峽兩岸的緊張狀態得到了緩解。在若干觀察家看來，對臺灣反而是利空出盡，實際上改善了它的投資環境。1978年12月16日，人民解放軍停止了1958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單打雙不打”的炮擊，“國軍”也停止了反炮擊。國民黨面臨中共更活躍更集中的和平攻勢。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信。臺辦負責人廖承志也發表致蔣經國“老弟”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完成國家統一。

面對大陸對臺政策的主動調整，蔣經國了解到，北京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長期下來對臺灣是利大于弊。如果兩岸人民旅行、貿易往來慎重發展，必可提升臺灣在全中國的形象和影響力。可是蔣經國不認為1979年是朝這個方向采取具體動作的時機，他認為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和穩定才是最重要的。蔣經國及其政府猛烈抨擊北京的示好，并宣布“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

很快，蔣經國對大陸的政策就有所改變，覺得不能光采取守勢，必須發動“對大陸的統戰攻勢”，其長期目標就是在大陸制造一股逆流———以臺灣模式，而非中國模式統一中國。

美臺斷交后，臺灣主動加深對大陸的影響力，臺北企業界人士越來越樂觀認為，中國大陸市場頗有可能開發成臺灣機械工具、消費者產品的天然市場。1980年，臺灣當局放寬規定，準許老百姓自由申請護照。頭10個月就有15萬人申請護照，許多人前往香港，再轉入大陸老家探望。自此，兩岸之間開始有了直接的交流，雖然基本停留于單向度，但開啟海峽兩岸的相互了解，增進信任的大門。

當大陸的示好得到了臺灣當局的一定響應后，1981年9月，中共發動全面和平攻勢，發表了中國統一的九條原則（編者注：俗稱“葉九條”），其中包括臺灣可以維持自己的軍隊，充分自治，不干涉臺灣內部事務……大陸的各種聲明開始強調，國民黨和共產黨有共同的歷史傳承。鄧小平還就“一國兩制”統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構。為了進一步改善氣氛，人民解放軍還從臺灣對面的福建，撤走了相當數量的軍隊。

鄧小平至少有一次通過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候。鄧小平強調，“除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方面沒有其他絕對的條件，所有的其他條件、方式，都可以談判、調整”。這是臺灣可以從北京所獲得的最有彈性之談判起點。可是蔣經國不認為他在島內已經凝聚共識，獲得民眾支持兩岸談判，而且中國大陸的局勢條件也還未充分變化到足以讓他展開統一的談判。

1983年，蔣經國認為，由于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和務實外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日漸強大，如果臺灣和大陸能結合，“中國會有偉大的未來前途”。關鍵在于如何建立一個可行的政治架構？在各種強力理由中，撇開知性及道德上的抉擇不說，這個架構必然是個民主的政治架構。

顯然，此時的蔣經國對中共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1985年12月5日，蔣經國與“中央黨部秘書長”馬樹禮談話，說“以后別再說共匪，說共產黨就可以啦”。

臺灣民主化與中國統一相容的唯一途徑

1986年，蔣經國在推進民主政治的進程中，他在5月間與接任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的一次交談中，表示有三個目標要其完成，其中一個就是“兩岸統一”。這是他最明確、最強烈的一點，顯示他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甚至在他去世之前的有限時間內，有必要也有機會獲得名義上的統一。他說：“我們必須采取主動，踏上統一之路。臺灣和大陸終究必須統一。兩岸若不統一，臺灣恐怕將越來越難獨立存在。”

鄧小平傳話給李煥，他愿意派楊尚昆與李煥晤談，時間、地點都可以由李煥定。蔣經國得到報告后，他告訴李煥“時機還不對”。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他所言等待的時機究竟是何時，只能是天不假年。

鄧小平此前一直擔憂蔣經國的健康，深恐這位老同學一旦撒手人寰，臺灣局勢可能復雜化。聽到蔣經國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臺灣事務辦公室和對臺工作小組的報告后，鄧小平表示，中國的統一是一件世界大事，當蔣經國健在時，“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復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的經驗，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P382）

顯然，蔣經國與鄧小平都相信，兩人若是攜手，最可能就兩岸協議達成妥協方案。兩人都希望留給后人繁榮與和平，又能維護大一統的原則。可是，就蔣經國而言，臺灣的安定和進步，需要落實民主政治，亦即勢必要臺灣化，可是臺灣化對統一的原則卻有潛在的威脅性。因此，蔣經國相信兩岸放寬，加深交流，然后帶動大陸中國社會自由化，乃是敦促臺灣民主化與中國統一相容的唯一途徑，這或許是蔣經國心里所想的時機。

權且不論蔣經國彌留之際思考的對錯，也不論其心里統一的原則如何，現在兩岸在蔣經國時代開啟的相互交流正在全面深入與擴大，或如蔣經國所期待，最終找到統一的交點，實現兩岸真正的和平與繁榮。

2023-10-05 12:5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