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評羅杰·克勞利《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

簡體傳統

——評羅杰·克勞利《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

克勞利完全沒有發揮歷史哲學的興趣，像熱心的導游一樣只顧引用著名游客的贊美之辭。如果說作者的史識決定了作品的層次高低，優秀的說書人肯定不能跟深刻的思想家相提并論。

馬和正教會都意味著普世、獨一和永恒。君士坦丁堡是兩者的正統繼承者，構成聯接古典世界和近代世界、異教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樞紐，直接體現神意秩序和世界秩序。君士坦丁堡的保全和陷落當然都具有世界性意義，跟地方性邦國的興衰成敗不在同一個層面上。阿瓦爾人（古代歐亞大陸游牧民族，起源中亞，一說是“柔然”殘部。約6世紀遷到歐洲中部和東部。到9世紀初以前一直統治潘諾尼亞平原。阿瓦爾人的遺民主要居住在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的山區，人口大約六十萬，平原地區也有少量分布，另外還分布于俄羅斯的卡爾梅克共和國、車臣共和國等聯邦主體，以及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土耳其等國）、保加利亞人、阿拉伯人的鐵蹄一再掠過君士坦丁堡，強化了帝都——凱撒之城的神話，給各民族留下了無數真真假假的傳說。奧斯曼帝國摘下了金蘋果，卻沒有結束神話。歷史學家自然不會忘記君士坦丁堡，1453年的陷落為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國歷史學家，不朽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提供了《羅馬帝國衰亡史》的終點，也為朗西曼（斯蒂文?朗西曼爵士，1903-2000，英國歷史學家，出身名門，代表作為三卷本《十字軍史》、《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提供了畢生著述的高潮。這條炫目的道路不會到此為止，羅杰·克勞利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rrrrr如果我們將羅杰·克勞利稱為歷史學家，希羅多德（484BC-425BC，古希臘歷史學家，《歷史》（《希波戰爭史》）的作者。他的創作屬于奇聞異事展，而沒有進行嚴格的考辨）或許不會有意見，布羅代爾（費爾南·布羅代爾， 1902-1985，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的的第二代代表人，提出了著名的長時段理論）卻不見得。歷史到底屬于繆斯（希臘神話中主司藝術與科學的九位女神的總稱）的天然領地，還是科學的必要分支，這種爭論永遠不會有答案。我們只需要知道克勞利不屬于后一類，就足夠了。《1453：君士坦丁堡之戰》是故事性、敘述性很強的暢銷書，與其稱之為史書，不如稱之為歷史題材的紀實文學。作者像希羅多德寫《歷史》和托馬斯·哈代（1840-1928，英國文學家。他在19世紀的創作以小說為主；晚年主要創作詩歌，《列王》是他的長篇史詩劇）寫《列王》一樣，設置了希臘悲劇的宏大格局。東方和西方。永恒的主題與短暫的生命。欲望的空幻和命運的撥弄。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善惡相生，禍福相倚。勝利者收獲瘟疫，失敗者繼承世界。這是《阿伽門農王》（古希臘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的作品，描寫遠征特洛伊的邁錫尼王阿伽門農被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和姘夫埃癸斯托斯謀害的故事。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另兩部是《奠酒人》和《報仇神》）的雄偉史詩，卻不是“特洛伊戰爭史事考”，更不是“希臘盛衰原因論”。如果你想探討西周封建與明代分封有什么不同、希拉克略（弗拉維斯·希拉克略，575-641，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610-641年在位）的帝國與巴希爾（巴西爾一世，867-886在位，拜占庭帝國皇帝，馬其頓王朝的創建者。拜占廷歷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巴西爾二世，976-1025在位，在他統治時期，中世紀的拜占廷帝國達到極盛狀態）的帝國有什么不同，大概會失望的。作者對這些問題不感興趣。某些讀者既喜歡《東周列國志》的英雄人物，又喜歡《三國演義》的精彩場面。《1453》就是為他們準備的，周朝和漢朝之間的政治經濟演變并不影響場面的壯麗。

▋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1432-1481

rrrrr作者有古典作家的雄心和愛好，利奧皇帝（東羅馬帝國先后有六位利奧皇帝，阿姨在此指利奧一世）和穆罕默德蘇丹（指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奧斯曼土耳其蘇丹，軍事統帥。1453年率軍攻占君士坦丁堡滅拜占庭帝國，并遷都于此，改稱伊斯坦布爾）的肖像足以贏得吉本和司馬遷的贊譽。可惜在現代歷史專業訓練中，文學功底根本不是必需品。英雄人物的性格決定歷史，更不是廣受歡迎的解釋。如果你沒有總結蘇丹政府決策和亞得里亞堡（埃迪爾內 Edirne，舊稱哈德良堡或阿德里安堡，因羅馬皇帝哈德良所建而得名，位于今土耳其最西北）甜食稅收的邏輯關系，著作就會顯得不夠深刻。片面關注政治軍事，則是方法陳舊的證明。（當然，這些肯定是惟一能使外行讀者津津樂道的地方。）這些都不是主要問題，因為作者明顯不是來解釋因果關系或制度演變的。他是一位優秀的風格作家，有些神來之筆能讓伏爾泰的同行自愧不如。

rrrrr瑰麗的文學修辭不一定會妨礙深度分析，除非作者本來就沒有這方面的意圖。吉本就是熟練的文學家，《羅馬帝國衰亡史》和《1453》的主題頗有重合之處，例如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一世，272-337，屋大維后的第42代羅馬皇帝，第一位尊崇基督教的羅馬皇帝。公元330年將羅馬帝國的首都從羅馬遷到拜占庭，將該地改名為君士坦丁堡）的掠奪性建設。“君士坦丁建造了帶有柱廊的街道網絡（大街兩邊是帶露臺的公共建筑）、氣勢恢宏的廣場、花園、高柱和凱旋門。這些建筑既有異教的色彩，也有基督教的特征。城內屹立著從古典世界劫掠來的雕像和紀念碑、足以與羅馬賽馬場媲美的賽馬場、皇宮以及‘數量比一年中的日子還要多的’教堂。”

▋君士坦丁一世，272-337

rrrrr吉本隨即對照區區雅典產生的無數藝術天才和泱泱帝國制造的粗劣工匠產品，大發感慨：伯利克里（約前495年-前429，雅典黃金時期（希波戰爭至伯羅奔尼撒戰爭）具有重要影響的領導人，帶領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第一階段擊敗了斯巴達人，在廢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藝術，現存的很多古希臘建筑都是在他的時代所建。他的時代被稱為伯里克利時代，是雅典最輝煌的時代，產生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一批知名思想家）建設雅典，不愁沒有大師創造。君士坦丁建設帝都，只有強征前代遺留的精品，因為本朝已經沒有能夠勝任的能工巧匠。自由與創造、專制與沒落的關系，豈非昭然若揭？克勞利卻完全沒有發揮歷史哲學的興趣，像熱心的導游一樣只顧引用著名游客的贊美之辭。如果說作者的史識決定了作品的層次高低，優秀的說書人肯定不能跟深刻的思想家相提并論。

rrrrr帝國的衰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明的沖突是一個深刻的挑戰，正統的末日是一個戲劇性的主題。三者當中，克勞利其實只能勝任或只想承擔最后一項任務。末代皇帝的英雄氣概和絕望掙扎令人聯想到梁元帝（梁元帝蕭繹，508-554，字世誠，小字七符，自號金樓子，552-554在位。梁武帝蕭衍第七子，梁簡文帝蕭綱之弟。他善畫佛畫、鹿鶴、景物寫生，技巧全面，尤其善于畫域外人的形貌。傳世的《職貢圖》是北宋年間的摹本。在西魏攻入江陵之際，他焚燒了十四萬卷圖書，哀嘆道：“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在江陵的訣別辭：“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漢魏帝國和羅馬帝國的東渡偏安政權曾經體現、保護和壓制了古典文明的殘余爝火，如今終于走到了盡頭。吉本太息羅馬典章不可思議的偉大，跟東方專制主義的簡單粗暴形成鮮明對比。麥考萊感謝蠻族粉碎了越來越壓抑的大一統鐵屋，重新解放了歐洲混亂而自由的生機。作者關心的目標比他們次要得多：他要塑造一位臨危赴難的末日英雄。君士坦丁十一世搭乘的快船離開暫時可保無虞的愛琴海隅，偷渡不再屬于帝國的色雷斯海岸，越過金角灣的橫海鐵索，迎接不再屬于自己的命運。暮色降臨，拜占庭的黃昏將漫長的陰影投向西方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