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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中午，總統徐世昌正在中南海的總統府內為剛剛回國的駐日公使章宗祥接風洗塵，國務總理錢能訓、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交通總長曹汝霖也都作陪。酒宴上大家杯觥交錯，一片歡聲笑語。此時總統府里的電話聲突然響起，電話里，警察廳總監吳炳湘氣呼呼地報告了北平學生游行示威的消息……

然而，徐世昌對此并不意外。

鷸蚌相爭

1918年10月10日，在安福國會的操縱下，徐世昌當選為大總統。就任伊始，他便宣稱:“今我國民心中之所注意者，僉曰南北統一。世昌以救民救國為前提，竊愿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

當時國家南北割據、戰禍累累、軍閥混戰、民生凋敝，舉國上下都對這位北洋政府歷史上第一位文人總統抱有極大的希望，而他宣稱的“偃武修文”政策及一再標榜的“文治主義”，也極大地刺激了人們對未來的憧憬。

但要完成這樣的宏愿，對于這位手無實權的“文治總統”來說談何容易！且不說列強環伺，虎視眈眈，僅憑手握重兵的段祺瑞一句話，頃刻間就可讓他位置不保。

雖然徐世昌的總統之位全賴段祺瑞之力，但他并不喜歡做段的傀儡，其“偃武修文”的主張一開始就背離了段祺瑞企圖武力征服全國的愿望。為了制衡段祺瑞勢力對中央政府的控制，徐世昌著力拉拢在政界有廣泛影響的梁啟超研究系，以及具有強大財政實力的舊交通系。

也就在徐世昌穩步進行政治布局之時，“巴黎和會”的召開給他提供了一次“重新改造中國”的難得機會。歐戰結束，美、英、法諸國并不希望一戰期間日本獨霸中國的局面繼續維持下去。一個包括各種軍事政治力量組成的、對列強各國平等開放的、和平統一的中國，比一個單純效忠聽命于日本的皖系軍閥獨裁、南北對峙的中國，對他們更有好處。

而在徐世昌看來，日本一國獨大，必將支持段祺瑞武力征服全國、恃威專權，而一個各種力量相互制衡，“以夷制夷”的局面，對他維持統治無疑是最為有利的。

在梁啟超的建議下，徐世昌給自己專設了一個外交委員會，原外交總長汪大燮任委員長，林長民為理事長，委員有熊希齡、朱啟鈐、孫寶琦、李盛鐸、王寵惠等，也多為研究系中人。這一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為總統提供有關巴黎和會的政策、方針、措施，處理某些外交事務。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外交有著明顯的親日傾向，徐世昌想以此來制衡段祺瑞勢力對外交的控制。

林長民建議徐世昌派梁啟超赴歐洲，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的身份，與各國著名人士聯絡，進行會外活動。徐世昌欣然應允，并主動為其籌集旅費。

1919年春，梁啟超抵達歐洲后，在會場內外積極活動，呼吁歐美各國支持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他意外得知去年九月北京政府與日本訂下的密約，原來段祺瑞為獲得日本貸款，已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拱手讓于日本。那時徐世昌還未成為總統。1919年3月11日，憤怒的梁啟超將此密約電報給徐世昌。

徐世昌收到電報后，考慮到當時山東問題正在交涉，英、法、美態度尚存變數，過早暴露于交涉不利，故將電報加以處理，轉交汪大燮、林長民等人，并于3月22日發表于《晨報》，舉國遂震驚。 

報界馳援

作為手無實權的總統，徐世昌深知訴諸輿論，實行“國民外交”的威力。他暗中發動全國學生商人，地方會議以及海外華僑等團體，連日雪片似地向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團發去慰問、鼓勵電報和信件。與此同時，包括《晨報》、《申報》等各大報紙每天都詳細報導巴黎和會的進展情況。這位就任以來“對于新聞記者異常注意”的文治總統，確實希望動員和凝聚各種可能的社會資源來增強自己的力量。他曾說，“戊戌以來, 每次政治上變革之功, 咸歸于報章鼓吹之力”，“報紙在社會上之權威, 儼有凌駕官吏之趨向”。

隨即，作為徐世昌總統顧問的林長民，聯合汪大燮、張謇等人組織國民外交協會，以此向北洋政府的親日派施加壓力，希望對中國外交有所支援。4月8日，“國民外交協會”成立之日，張謇等致信梁啟超:“務肯鼎力主持，俾達目的，則我四萬萬同胞受賜于先生者，實無涯矣。”

在巴黎，梁啟超提前獲知消息:4月30日，美、英、法三國將議定，將原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給日本。梁啟超獲悉噩耗，深感問題緊迫。4月24日，梁啟超急電北京國民外交協會汪大燮、林長民兩總長，建議發動不簽字運動，抵制賣國條款。

5月1日，林長民經徐世昌同意，立即通過外交協會致電巴黎，希望中國全權代表不簽字。隨即國民外交協會成員連夜起草三份文件，進行抗爭。首先，致電巴黎和會四國首席代筆威爾遜等人:“德國在山東所攫得之權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歸還中國。……中國人民不承認加害中國人民的密約，若以強力壓迫我國，四萬萬人誓以全力抵抗，并訴諸世界之輿論！”同時林長民以中國國民外交協會名義致電中國代表陸征祥等人說:“無論如何吾等不能承認，諸公切勿簽名。否則，喪失國權之責全負諸公之身，而諸公當受無數之譴責矣。望諸公幸勿輕視吾等屢發之警告！”隨后，林長民滿懷激憤寫下《外交警告國民書》，于5月2日在《晨報》上發表。文章稱:“嗚呼！此非我舉國之人所奔走呼號，求恢復國權，主張應請德國直接交還我國，日本無承繼德國掠奪所得之權利者耶。我政府我專使非代表我舉國人民之意見，以定議于內折沖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惡耗，前兩日仆即聞之。今得任公電，乃證實矣。……國亡無日，愿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該文刊發后，北京、上海、山東等地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拒簽和約斗爭, 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收到7000多封國內警告電。 

發動學界

如果外交失敗，日本在華權益得到承認，就意味著段祺瑞實現獨裁指日可待，那么徐世昌一切“偃武修文”、和平統一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總統之位也將難保。徐世昌心里明白，現在政府已不可靠，“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只有靠學生了。”

如果說“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的話，那么徐世昌此時則有意點燃了這根引線。

5月2日，國民外交協會理事蔡元培召集北大各班班長和學生代表一百多人開會，將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轉告在座學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和國民社的許德珩、張國燾、鄧中夏、段錫朋等很快做出決定:明晚召開全校學生總動員大會，串連北京各大學學生，于5月7日“國恥紀念日”集體罷課示威；通電全國, 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罷市、抵制日貨等等。

當天，在總統府，徐世昌的外交委員會已決議拒絕簽約，汪大燮、林長民將致電代表團拒簽電稿送呈徐世昌總統，徐閱后交給國務院準備拍發。不料國務總理錢能訓卻密電命令代表團簽約。恰巧林長民有位同鄉在國務院電報處工作，連夜將消息透露給林長民，林當即又向汪大燮匯報。汪大燮得知后十分焦急，5月3日凌晨，他匆忙去找蔡元培。

蔡元培聽后大為震驚。當天上午，他召集羅家倫、傅斯年等部分學生代表到自己家里，通告情況。5月3日這一天，自晨至夜，蔡元培東堂子胡同的家中人流如梭。他再三囑咐，在行動時一定要嚴守秩序，以免為政府干涉落下口實。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第二天舉行游行示威。  

漳右漁夫 2010-07-15 0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