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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動手寫這篇書評的時候，“方韓大戰”仍萬馬戰猶酣。雙方都沒有聽從我的和解勸告，方舟子堅持質疑韓寒有代筆，而韓寒則向上海法院遞交了訴訟。我之所以勸和，從私心角度講，是作為一名文學研究者，希望文學的事情由文學本身來解決，不希望看到80后文壇實力的被削弱；而從公心的角度講，則希望同時保護創作自由和批評自由，不愿意看到哪方因遭強力壓制而噤聲。方舟子的質疑固然犀利，韓寒的反擊固然猛烈，但由于雙方皆非文學研究者，所以他們都不知曉文學理論中有這樣一個概念：敘事者。一旦我們從“敘事者”的視角看待作品，許多爭論就是完全多余的了。

 一般讀者都認為文學作品是“作者”寫的。但那個現實生活中的“作者”，跟讀者通過作品想象出來的“作者”，關系是非常復雜的。僅在極少數情況下，二者基本重合。寫《阿Q正傳》的“巴人”，決不等于在教育部當官的那個“周樹人”；給我們講述“孔乙己”悲慘遭遇的那個魯鎮酒店的小伙計，更不是少年魯迅。因此文學理論家們發明了一個“敘事者”概念。這個敘事者，是作者通過作品所塑造出來的一個虛擬自我。例如我們讀古代白話小說，覺得那個敘事者好像是在茶館酒肆的一個說書人，隔三差五就喚咱們一聲“看官”，而真正的作者可能是身居高位的大臣。30年代的人，讀郁達夫的小說，感覺敘事者窮困潦倒，而生活中的郁達夫，嬌妻美宅，過著“富春江上神仙侶”的日子。事已至此，我不想用敘事者這個概念去介入方韓的官司，只想從這個視角看看韓寒2010年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長篇《1988》，或許會增加一點我們對80后文學的理解。

 這部小說的情節很簡單。第一人稱敘事者“我”，開著一輛1988年出廠的旅行車，到幾千里外的異地，去接一位朋友出獄。這輛車，就是那位朋友在報廢的基礎上給改造的。“我”夜宿小鎮，邂逅了一位妓女。接受了服務后得知，她已經懷了不知是哪位客人的孩子，并且想生下來，培養成一個理想的后代。因為被警察抓了嫖娼，“我”跟這個妓女產生了復雜的感情糾葛，于是就一路帶著她去找某個男人。“我”在路上不斷回憶往事，于是就插敘進來其他少年往事和感情線索。終于到達了異地，“我”去監獄接出來的，其實是朋友的骨灰。而妓女也沒有找到她的“孫老板”，接著二人在醫院里走散。故事的結尾，妓女生下孩子后托人送給了“我”，“我”就“帶著一個屬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

 如果把這個故事當成“賽車手韓寒”的夫子自道，顯然是天真和外行的。書中的回憶有眼保健操里包含“為革命保護視力”的開頭語的情節，有被同學批判為“反革命”的情節，此類“閃回”顯然不是80后而是60后以前的人生記憶。但80后憑什么就不能借用甚至虛構60后的人生記憶呢？所以，我們不必追究作家韓寒的“創作程序”，值得研究的是敘事者韓寒與賽車手韓寒的靈魂交錯。我曾經說過，韓寒的小說具有一種“速度感”。這種速度感不是簡單的節奏快捷或者思維跳躍之類，而是韓寒的文字經常給人一種“在路上隔著車窗看人生”的感覺，這個感覺跟80后60后無關，這個感覺只屬于一個曾經喜歡長跑、后來喜歡狂飆的狂狷之士。不論我們覺得他有什么天才或缺陷，不論我們覺得他有什么洞見或偏激，不論我們覺得他天馬行空或鼠肚雞腸，他都是獨一無二、只可模仿不可復制的。

 正因為不是在正常的速度中看世界，所以敘事者一方面“想和這個世界談談”，而另一方面他所呈現給讀者的世界是動蕩的，是可疑的，是不可久居的，是不斷向后掠過的，是沒爹沒媽的，是活得快死得也快的，是剛剛尋找到就發現已經成了骨灰的。80后文壇上，集中全力為讀者奉獻出這樣一個世界的，只有一個“敘事者韓寒”，不論這個韓寒在生活中是誰，哪怕他是一個韓國人，都值得他的那些粉絲向他致敬。因為他所奉獻的，是一個“韓寒的世界”。

             2012年2月10日    (本文發表于《長篇小說選刊》2012年第2期)

本期博客思考題：

1.一個寫作團隊使用一個筆名，可以不可以？

2.為什么筆墨官司不宜用打官司的方式解決？

3.去掉了神圣光環的韓寒，還有沒有文學和文化價值？

孔慶東 2012-05-29 22: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