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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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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讓我做一次文化導游，帶領你穿越歷史時空，到兩個地點看一下。
　　避暑山莊在河北承德，是清代的離宮。甘泉宮在陜西淳化，是漢代的離宮。兩者的時間距離有1800年，空間距離有900公里，它們之間有什么關系嗎？沒有。但它們卻有可比之處，值得玩味和思索。
　　一、避暑山莊避暑山莊建于1703－1792年，地點在河北承德，位置在盛京（沈陽）和北京之間。三點一線，它大約是中間那個點（離北京近，距盛京遠）。這個位置值得注意。
　　為了理解的方便，我想打個比方。
　　中國古代都邑，多作點線分布。周人從今陜西扶風、岐山一帶崛起，沿渭水東進，占領今咸陽、西安一帶，再東出函谷關，占領夏地和其中心城市，今河南洛陽一帶，形成三個都邑：岐周、宗周和成周。岐周和宗周（包括豐京和鎬京）在關內，成周在關外。清人從東北入關，進入河北北部，從東北到西南，也有三個中心：盛京、承德和北京。盛京是老巢，相當岐周，為第一站。承德是連接東北、蒙古的關節點，相當宗周，為第二站。北京是控制漢地和中國的中心，相當成周，為第三站。盛京是留都（原來就叫承德），承德是陪都（等于第二個盛京），北京是首都。北京在長城以內，承德和盛京在長城以外。
　　一般印象，騎馬控弦的游牧民族，他們都是逐水草而居，輾轉遷徙，居無定所，像鳥兒一樣，海闊天空，自由飛翔。但實際上，他們是候鳥，隨季節而遷徙，遷徙有固定路線。游牧人，夏天多在北方或山北的某個草場放牧，冬天則在南方或山南的某個牧場放牧，牧場分夏牧場和冬窩子，彼此之間，也各有分地。匈奴、鮮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滿清皇帝（主要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冬春住北京，夏秋住承德，往來長城內外，也是保持這樣的習慣。歐洲和俄國的王宮，也往往如此。
　　避暑山莊，即熱河行宮，是滿清皇帝的夏宮。這個地方，我向往已久，但一直沒去，前些年，借便開會，才第一次踏上它的土地。
　　這里講一下我的印象。
　　第一，以前有位外國朋友跟我說，出北京，往北走，去承德的路上，一路非常漂亮，美得讓你喘不過氣來。但我的感覺，是司空見慣，沒什么特別之處。彼此的眼光不一樣。出古北口，回望長城，我會想起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皇帝紀實》（葉篤義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5年）中的描寫。兩百年前，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前往承德拜謁乾隆皇帝，也是從這里經過。對比于他們境內殘存的羅馬時期的長城（哈德良長城），他們對這個偉大建筑非常景仰，也非常好奇，曾登臨眺望，進行實地測量。書中寫到，“自從大一統局面形成之后，長城已大大減少了過去的重要性。隨著長城作用的縮減，中國人對它的興趣也跟著消失。初次來到中國看到這個偉大建筑的使節團員們對之贊嘆備至，但陪送前來的中國官員似乎對它不予以任何注意”。長城，秦、漢以下，都是為了拒胡。滿、蒙是被拒對象，和漢族的想法當然不同。中國的長城雖有預警和阻延的效用，但不可能把入侵者徹底擋在墻外（羅馬長城也一樣）。現在的長城是明代的長城，修得再好，等于馬其諾防線。滿人入關，失去意義，棄之山上，成為古跡，年深月久，凋零敗落，是必然結果。
　　第二，避暑山莊的修建是和木蘭圍場有關。木蘭圍場在承德以北150公里，占地10400平方公里，現在叫圍場縣。它的位置，正好在漠南蒙古的南緣，盛京的西側，北京的東北方向，是滿、蒙、漢三族相鄰的一塊三角地，漢族曾以“韃虜”混稱滿、蒙，英人稱之為“韃靼之地”。滿清皇帝在此會蒙古王公，聚滿、蒙八旗進行秋狝，有強烈的象征意義。秋狝是圍獵，同時是軍事演習。中國古代校閱士卒，也是借圍獵行之。春獵叫蒐，夏獵叫苗，秋獵叫狝，冬獵叫狩，四季各有專名（《爾雅。釋天》）。但漢族是農業民族，古人有“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的說法（《國語。周語上》），圍獵主要在冬天。滿清皇帝不同，夏天避暑，秋天打獵。圍獵主要是獵鹿。“木蘭”是滿語，本身是鹿哨的意思。時間則選在秋高氣爽、鳥獸肥壯的時節，套用漢語的說法，當然就是“秋狝”。貴族喜歡打獵，各國都如此。滿、蒙也有此好。但滿清皇帝在此行獵，還有特殊的政治意義。一是告誡滿族子弟，不要忘本，要居安思危，保持尚武之風，發揚“國語（滿語）騎射”的滿族傳統，二是撫綏蒙古各部，受其朝覲，固其盟好。康熙設木蘭圍場，本來是住灤平（喀喇河屯），后來才建熱河行宮。他從北京出發，去木蘭圍場，一路有20多個行宮，承德最重要，康熙、雍正、乾隆，每年夏五月到秋九月在此避暑、秋狝，一住就是小半年。其地位實相當于陪都。但盛世轉衰，嘉慶以下的皇帝，不遵祖制，來得越來越少。當地滿、蒙、漢三族雜居，經過300年融合，很難分辨。我和當地滿族人交談，口音酷似北京話，但仔細聽，還是有一點東北味道。當地廚子擅長做滿漢全席。人之口味，各隨父母，但好吃的東西，沒人拒絕。滿漢全席，主要是魯菜加東北、內蒙口味，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第三，避暑山莊，山莊本身，讓人想起法國的凡爾賽宮。作為皇家園林，和圓明園、頤和園一樣，湖光山色，非常美麗。但我印象最深，是它的門。山莊正門叫麗正門，這個名字是取自元大都的正門。有清一代，是以“外來之君入承大統”，作為征服王朝，寧可認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對漢族復明極為敏感。他們說漢族偏見太深，對元朝的評價極不公允，“歷代以來，如有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后世稱述者寥寥。其時之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者，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具備。而后人則故為貶詞，概謂無人物之可紀，無事功之足錄。此特懷挾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于外來之君，欲貶抑淹沒之耳”（《大義覺迷錄》）。這里是滿、蒙聯絡感情的地方，宮門名稱就是體現。又麗正門后是午朝門。午朝門上，乾隆題的匾，是用漢、滿、蒙、藏、維五種字體書寫。清朝五族雜居，當時有《五體清文鑒》。清代圖書，很多是滿漢合璧或蒙漢合璧（法國漢學，最初也是滿漢兼授）。很多匾額、碑刻、璽印也是數體并行，就像現在各國的國際機場，也是用多種文字寫成。過去主要是英、法、德、俄、日五體，現在偶爾還有中、韓二體。清朝的五族，漢族是地位不高文化高，書匾以漢字為主，作通行文字，滿、蒙次之，藏、維又次之。這種習慣，現在還有保留，如我們花的人民幣，凡紙幣，上面都印有漢（漢字和漢語拼音）、蒙、藏、維、壯五種字體，去滿而加壯。五體并用，也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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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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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避暑山莊外，有12座寺廟環繞，四座住喇嘛，四座不住。前者即“外八廟”。外八廟的“外”是對北京而言，指其建于塞外。它們從理藩院支銀，在北京有辦事處。理藩院是當時的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宗教事務管理局。外八廟是康、雍、乾時期中國邊疆政策的象征。溥仁、溥善二寺，是康熙為蒙古各部前來祝壽（六十大壽）而建，為漢式。其他六座，都是乾隆所建。普寧寺，是乾隆為慶祝平定準噶爾部（衛拉特蒙古之一），宴請衛拉特蒙古（西蒙古，即明瓦喇）各部的首領而建，是照西藏三摩耶廟（桑鳶寺）的樣式；普祐寺，是蒙古喇嘛的經學院。安遠廟，也是乾隆為慶祝平定準噶爾部而建，則仿新疆伊犁的固爾扎寺。普樂寺，是為慶祝杜爾伯特部（亦衛拉特蒙古之一）、左右哈薩克和東西布魯特歸附而建。這四座是藏漢混合式。普陀宗乘之廟（也叫小布達拉宮），是乾隆為四方藩屬前來祝壽（他自己的六十大壽和他母親的八十大壽）和慶祝土爾扈特部（亦衛拉特蒙古之一）東歸而建，則仿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須彌福壽之廟，是為六世班禪前來祝壽（七十大壽）而建，則仿西藏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班禪在后藏所居）。這兩座是藏式。普寧等六廟，都是喇嘛廟。歷史上，漢族與北方民族為鄰，苦其侵擾，從秦始皇到明太祖，一直都是“高筑墻”。滿族以外族入主中原，角色相反，是靠“廣修廟”。清代懷柔遠人，主要用喇嘛教（黃教），而不是他們原來信奉的薩滿教。滿、蒙、藏三族可以一教統之。漢地有佛教，也可相通。只有維、哈等族，因為信仰不同，不適用，但畢竟掌握了宗教上的多數。
　　清朝不僅在此接見藩臣，也接見外國使節。如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的英國使團，就是在避暑山莊萬樹園的黃幄大帳謁見乾隆皇帝。中國古代的“藩”，既是邊疆也是外國，兩者的概念常有混淆。在乾隆皇帝眼里，英國和蒙、藏藩臣也差不多，只不過距離更加遙遠罷了。
　　二、甘泉宮中華帝國的王朝史，秦漢是頭，明清是尾。避暑山莊和甘泉宮，正好在一頭一尾。它們都是帝國盛世的輝煌建筑。
　　甘泉宮，是漢武帝因秦舊宮而建，大約建于漢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前后。它的興衰，也和國運相伴，武帝最盛，昭、宣弛廢，元帝復作，成、哀則時罷時復。漢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奏廢武帝諸祠，這里不再是皇帝的駐蹕之所。但東漢時期和魏晉南北朝，舊宮還在，偶爾還使用，隋唐以來才湮滅無聞。現在是一片廢墟。
　　去年，去陜西考察，自西安出發，西北行，經三原、涇陽，從谷口入淳化縣境，道如深溝，越往北走，越高越平，最后到達這片遺址。
　　過去，讀漢賦，如王褒的《甘泉賦》，揚雄、劉歆的《甘泉宮賦》，我的印象是，這里山川秀麗，宮觀玲瓏；珍禽異獸，出沒其中；繁花茂樹，點綴四周。但一路所見，卻是滿目的黃土，溝溝坎坎，顛顛簸簸（當時正在修路），除了莊稼地還是莊稼地，北面的遠山（甘泉山），也是昏蒙一線。那感覺就像西方探險家初入伊拉克。他們很難想象，眼前這個氣候惡劣，蚊蠅叢生，野獸出沒，強盜橫行，貧瘠而荒涼的土地，就是《圣經》和古典作家筆下那個有如仙境的文明之域。凡是古老文明的故地，都貧窮落后，災難深重，這是令人傷感的地方。
　　這是一片開闊的塬區，荒煙衰草之中，有十個綠草叢生、大小不一的土堆，即古代建筑的夯土臺基，聳立其中。其中兩個窩頭狀的土堆，是著名的通天臺。兩臺的前面有個小院，現在是遺址文物保護管理所的工作站，原來是明清武帝廟的獻殿所在。院子的后面，野地里戳著兩件西漢石刻：石熊和石鼓。石熊，面部殘損，但憨態可掬。石鼓，高可齊腰，據說原有魏太和六年艾經、艾程等人的題記，已經看不清，可以看清的是宋政和六年種浩等人的題記。田埂上，隨處可見農民耕地撿出的殘磚斷瓦，拿起看一眼，都是秦漢遺物。此外，一切很平常，就像其他北方農村。歷史的記憶，震撼的美麗，靜靜地埋在這片土地之下，一睡就是兩千多年。沒有人去發掘，把它從沉睡中喚醒。
　　空白誘發想象，止不住。我們還是看看古人留下的描寫吧。
　　第一，從地圖上看，甘泉宮也是漢胡來往的關節點。它所在的云陽縣，本來是義渠戎（可能與匈奴有某種關系）所居，秦昭襄王母宣太后用美人計刺殺義渠王，才占有該地。秦昭襄王修長城，是秦始皇修長城的先聲。他修的長城是一道斜穿北緯38度線的長城。始皇拒胡，再修長城，把漢胡分界線推到北緯41度線左右，設北地、上郡、云中、九原四郡鎮守之，控制匈奴南下的通道。秦末漢初，中原內亂，匈奴南下，占領蒙恬故塞，曾一度把漢胡分界線推回到秦昭襄王長城，即朝那（今甘肅固原東南）、膚施（今陜西榆林東南）一線。漢武帝再拒戎胡，又把匈奴勢力推回到秦始皇長城，即北緯41度線。甘泉宮是在云陽，今陜西淳化縣的西北。淳化縣又在秦都咸陽和漢都長安的西北。它和咸陽、長安有馳道相連，去長安約三百里（《三輔黃圖》卷二）。這個地點，是從兩大帝都北上黃土高原的入口。秦、漢在此大興土木，修建離宮，是以它為北通胡地的塞門。秦人北拒匈奴，是仰賴兩個浩大工程，一是橫貫東西，修萬里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二是縱貫南北，修高速公路，南起云陽，北至九原，當時叫直道（長約900公里）。直道的起點就在甘泉宮后約4公里的甘泉山上。秦始皇崩于沙丘，他的尸體，就是從井陘、九原，沿秦直道，經云陽，送回咸陽發喪。漢代備胡，也是以它為長安的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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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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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甘泉宮是西漢的六大宮殿之一。其他五宮，長樂、未央、建章、桂、北，全部集中在長安。長安以外的離宮，名氣最大，要數甘泉宮。甘泉宮是因秦舊宮而建，不是一個宮殿，而是一個宮殿群。學者說，它的實際地位是陪都，一點沒錯。這個宮殿群，也是一座大型園林，當時叫“甘泉上林苑”（有“甘林”瓦當出土），或省稱“甘泉苑”。園林是仿長安上林苑（原為秦苑），既是避暑勝地，也是校獵的圍場。苑南有大湖，和長安一樣，也叫“昆明池”。苑中宮觀，是以秦林光宮和漢云陽宮為主要宮殿。此外，還有武帝禱祠神君的壽宮和武帝用事太一的竹宮，以及高光、長定、望仙、七里、增城諸宮，仙人（林光宮內）、石關、封巒、鳷鵲、露寒、益延壽、迎風、儲胥、洪厓、弩陸、彷徨、天梯、瑤臺、走狗、白虎、溫德、相思諸觀。甘泉苑南，今淳化縣城附近，原來還有梨園和棠梨宮。漢武帝到此避暑、校獵，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和康熙、乾隆于承德避暑、木蘭秋狝情況相似，連時間都幾乎一樣，圍獵也主要是獵鹿。避暑期間，皇帝還在此處理政務（如受郡國上計），接受諸侯王朝覲，特別是處理藩務，宴享外國賓客，派遣使節出塞。如張騫出使西域，就是從這里出發。漢宣帝接受匈奴單于和蠻夷君長朝覲，也在此處。
　　第三，甘泉宮是漢代最重要的祭祀中心。西漢時期，官方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是叫“祠畤”。祠和畤，混言無別，細分則有差異，祠是泛稱祭祀神鬼的場所，如武帝太祝所領的六祠：亳忌太一祠、亳忌三一祠、冥羊祠、馬行祠、甘泉太一祠和汾陰后土祠。畤，則專指祭祀天地、五帝，即舉行郊祀的場所，如甘泉泰畤和雍五畤。畤可稱祠，如甘泉泰畤也叫甘泉太一祠；汾陰后土祠屬于畤，卻以祠稱，但一般的祠卻從不稱畤。《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記載的祠畤，都是國家注冊的宗教場所，民祠還不知道有多少。它們有點類似后世的寺廟。但漢代，祭祖的場所多叫廟，如高廟、孝文廟、孝武廟；祭祀神鬼的場所多叫祠，如上面說的那些祠。當然兩者也混用，如漢文帝的渭陽五帝廟，既不稱畤也不稱祠；武帝立汾陰后土祠前，高祖已立后土廟。唐宋以來，也是把后土祠叫后土廟。武帝時期，其文治武功，也是借“廣修廟”，除致力政治統一、學術統一，還強調宗教統一。武帝和武帝以后，王莽廢祠以前，西漢祠畤達700多處，其中最有名，是三大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和雍五畤。甘泉泰畤是祭天中心，地位最高，就是設在甘泉宮。甘泉，秦奪其地前，固有所謂“黃帝明廷”和“匈奴祭天處”，本來就是個古老的祭祀中心。泰畤，有祭天圜丘，上為太一壇（紫壇），周環五帝壇和群神壇，有如后世的天壇（旁邊有紫殿），這是漢族最高的祭祀中心。此外，它還有六座象征武帝懷柔政策的祠廟。三座是胡祠，徑路神祠是祭匈奴的刀劍之神；休屠祠應是匈奴休屠部的神祠；金人祠是祭匈奴供奉的“祭天主”，神像是胡貌胡裝，用銅鑄造，也是虜自休屠。它們都是為胡而設，祭胡之神，既可撫綏遠在北方和住在當地的胡人，又可配合漢人自己的宗教信仰。漢族祭天，太一無象。匈奴祭天，則有金人。兩種信仰，和平共處，并存于甘泉，是一大奇特景觀。三座越祠，是由越巫用一種叫“雞卜”的巫術，在一座小臺上進行祠禳，當時叫“越巫※※祠”。前者是漢武帝北逐匈奴，借匈奴神祇懷柔匈奴。后者是漢武帝南征南越，借南越巫術懷柔南越。它們很像承德的外八廟。這些廟，是當時的天下縮影，有點像現在的世界公園。
　　甘泉宮的祭天金人是在佛教傳入前就存在。佛教傳入后，曾被誤解為佛教造像。如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的初唐壁畫就是這樣畫，崔浩、張守節也有這種解釋。其實，這種金人是代表匈奴的天神，它與秦始皇銷天下之兵鑄造的十二金人是同一類造像，都叫翁仲，并不是佛像。前者是直接虜自匈奴，后者則是仿制品，原形還是匈奴的神像。這樣的神像被立于甘泉宮中，有如承德普寧寺的大菩薩（高達23米多），有強烈的象征意義（夸張的說法，是一廟可抵百萬兵）。它們既是秦漢武功的象征，也是秦漢懷柔的象征。
　　三、余論：中國早期的“五族共和”
　　動物兇猛，因為害怕。人類殘忍，源于恐懼。他們害怕敵人，子子孫孫，世代傳遞深仇大恨，早晚一天會復仇。
　　說到這個話題，和漢征匈奴有關，和休屠金人有關，有個故事值得提起。這就是休屠王太子金日磾的故事（見《漢書》本傳）。
　　金日磾，“金”是紀念漢武帝虜獲休屠金人而賜以漢姓，“日磾”蓋原名之譯音，“翁叔”是漢代常用的名字，則與“翁仲”相配。他以父王不降見殺（初與昆邪王謀降漢，后悔，被昆邪王殺害），而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初入漢宮，只有14歲，因為身材高大，相貌莊重，見后宮佳麗，目不斜視，樣子長得好，馬也養得好，深受武帝喜愛，先拜馬監，后遷駙馬都尉，隨侍武帝左右。武帝對他母親很好，母死，下令為她畫像，掛在甘泉宮中，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必拜，向之涕泣；他的兩個小孩，也是武帝身邊的弄兒，有如寵物。莽何羅刺武帝，日磾救過他的命，夙有忠孝之名。武帝死后，遺命封侯，不受，與霍光共同輔佐漢昭帝，地位極其顯赫，死葬茂陵，謚曰敬侯。我到茂陵參觀，見過他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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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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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這個故事，是因為我很好奇，古人為什么常常用自己過去的敵人或敵人的后代做近侍或養馬？難道他們就不怕孫悟空（官封弼馬溫，就是養馬）大鬧天宮，勾踐（他也為夫差養馬）臥薪嘗膽，一洗會稽之恥嗎？看來，政治家是要有點胸襟和魄力的，就像人能馴服猛獸，豢養役使之。他們懂得，“奴才”比本來意義上的“自己人”要更為可靠。“奴才”是“喪家之犬”，對主人最有依賴性，不像“自己人”，各有地盤和勢力，盤根錯節，反而難以駕御。
　　古人有這個膽量，也有這個器量。
　　當今世界，是個充滿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沖突的混亂世界，虔誠有余、寬容不足，以巴沖突是其縮影。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圣地都在耶路撒冷，一地難容三教。他們根本不能想象，甘泉宮是把漢胡之神擱在一塊兒。“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這個靠武力輸出一切的世界，聲音太小。它使我們不能不對歷史上的民族融合進行重新思考。
　　世界上的國家形態，一直有兩條路子。一種是部族紛爭，小國林立，長期分而不合，或只有松散的聯合，管理水平低下，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權力中心。一種是大地域國家，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科層管理非常系統，疆域廣大，人口眾多。前者如雅典，后者如亞述、波斯和中國。由于取徑不同，政教關系也不同，造成兩種“大一統”：一種是有統一宗教，沒有統一國家，宗教管國家；一種是有統一國家，沒有統一宗教，國家管宗教。前者的典型是歐洲各國，后者的典型是中國。
　　兩種國家形態，兩種大一統，哪種更好，這里不必談。很多問題，短期里還看不清。我想說的是，中國在國家形態的研究上有什么意義。
　　我們都知道，國家的產生是為了制止和控制人類的流血沖突。我們人類比任何動物都更愛自相殘殺，也更會自相殘殺。對這個物種來說，殺人是最高科學。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怎么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和平共處，這是一個難題，至今還困擾著人類。在數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我們能看到的最普遍，最簡單，也最徹底的辦法，就是既消滅其肉體，也消滅其精神（主要就是鏟除對方的信仰），挖對方祖墳，毀對方宗廟，滅對方社稷，斬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亞述帝國和蒙古帝國，馬蹄所到，劍鋒所及，經常是血腥屠城。近代列強瓜分世界，也充滿野蠻殺戮，遺風被于今日。征服者為了獲取其可憐的安全感，他們覺得，殺死對方居民，真是太有必要。即使留下婦孺老弱，也只限于女性，所有男人，必須全部殺光，西周銅器銘文叫“無遺壽幼”。為了防止意外，坑殺降卒，在古代也極為普遍。
　　這些都是笨辦法。
　　梁惠王問孟子，什么樣的人才能統一天下，古代的聰明人孟子回答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即不是殺人成癮樂此不疲的人才能統一天下。他的話，并不等于說，不殺人者才能統一天下。這樣的“好帝國主義”，從來沒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殺人。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更殺。他們都靠殺人取天下，我們不能忘記。忘記這一條，少數民族不答應，周邊的國家也不答應。但光靠殺人不能統一天下，孟子的說法完全對。
　　還有一個聰明人，孔子說，“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論語。堯曰》）。“文革”批林批孔，這話批得最多，但是孔子思想中的閃光點。他的意思是說，最好的統治辦法還是籠絡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人家的國家亡了，要想辦法把它重建起來；人家的國君死了，要把他血緣最近的遺屬找出來，讓他接續香火，保持該國的祭祀；人家的大臣和賢人躲起來，不敢露面或不肯露面，也要三顧茅廬，把他們請出來做事，共襄盛舉。
　　這樣的辦法，很好，但絕不像有些人以為，全是孔孟發明、儒家傳統。實際上，這樣的想法，孔孟之前就有，孔孟以后也沒斷。它們的真正發明者全是鐵碗政治家，發明物也不是道德，而是制度。如武王克商，把商紂斬首示眾，血淋淋，但下馬之始，即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請商朝遺老出來做事。商王的后代，也授土授民，初封于殷，后封于宋。商的與國也各有分封。就連商的軍隊殷八師，也被周人全盤接收（當然，同時要移民設監，編戶齊民，類似后世的“徙豪強”）。特別是周之“百姓”，傳出五帝，各有自己的祭祀系統，春秋戰國以來，散處各地，每個國家都不能一族獨大，必與他族共存，兼并各國，統一天下，就更離不開這條。因此，出現五帝并祭的局面（秦最早，也最突出）。
　　五帝并祭，就是中國最早的“五族共和”。
　　中國的大一統肇始于秦，但民族矛盾太激烈。制度統一較順利，思想統一（學術統一和宗教統一）不成功。專恃武力和法律，不足以收拾人心。漢代的辦法還是西周的辦法，恩威并重，軟硬兼施。但對外宣傳，還是強調“軟”。如《尚書》和西周金文都有一個詞，叫“柔遠能邇”。對待前朝遺臣，越是地位尊顯，越是手下留情（殺小留大，是我們的傳統）。漢高祖取天下，不但為七國絕無后者尋找后代（包括秦始皇的后代），維持祭祀，還為造反失敗的陳涉置守冢，奉祭血食。漢武帝整齊學術，可以團結當時的精英，但光靠這一條，還不足以收拾人心。收拾人心，還得整齊宗教。他到處修祠立廟，干什么？就是為了整合各地不同的信仰。一國多教，很符合現代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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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暑山莊和甘泉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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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以后，中國的大一統，內部融合比較成功，但邊患無窮，始終頭疼。“蠻族入侵”，世界各國都抗不住，只有中國，胡漢之爭兩千年，各有勝負。中國的領土，就是借這種你來我往，我化你，你化我，而成就其大。單就領土而言，雙方各有貢獻，但“蠻族”的貢獻更突出。歷代版圖，蒙元最大，滿清次之，民國、唐、漢又次之，遑論其他。元代和清代，統治者都來自塞北，世界歷史上，除近代歐美列強，他們是最大征服者。有清一代，雖受反清復明的革命黨人詆毀，包括章太炎和孫中山，但平心而論，他們能以少融多，把橫跨歐亞大陸的眾多國家和民族納于同一個國號之下，反客為主，確實有其獨到之處。邊疆政策，它是兩種“大一統”并用：漢族是以政統教（延續傳統），邊疆是以教統政（類似歐洲），遠比漢族成功。民元以來，孫中山倡“五族共和”，是繼承清朝。再向上追溯，則是元朝。這點對現代政治很有啟發。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大東亞共榮圈”，也是模仿清朝和元朝，幸好未能如其愿。
　　蒙古族，在中國的邊疆地區，除蒙古本部，在青海、西藏、新疆，到處都留下了他們的深刻影響，居民也散居各地，青海、新疆和西藏，到處都有。清朝在統一政策上，最能認同的是元朝。他們的邊疆政策，首先就是整合蒙古各部，蒙平則回定（北疆定則南疆定），青海、西藏也迎刃而解。他們是從蒙古手下接收整個西北邊疆，然后借廣闊的西北邊疆，內控漢地，外紓列強包圍的外部壓力。
　　前些年，我到青海訪問，去過青海湖、日月山、瞿曇寺，到處可見“五族共和”的痕跡。如青海湖邊有共和縣，共和縣里有海神廟，雍正平定羅卜藏丹津之叛，在此與蒙、藏、漢、回會盟，改遙祭為近祭，就是五族共祭。廟中有碑，原題“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民國改為“中華民國萬歲”，仍襲其禮。日月山，是唐朝與吐蕃會盟，分疆劃界的地方。如今，山南山北，還是兩幅景色：山南是遍地牦牛，山北是漢式村莊。日月山以北的居民，即使是藏民，也是漢語漢裝。瞿曇寺，是喇嘛廟，也采用漢式。
　　北京居庸關，有個云臺，券門內有《陀羅尼經咒》等題刻，是用漢、藏、西夏、梵、維和八思巴六種文字刻成。它說明，蒙元才是“五族共和”的更早源頭。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強調世界市場的形成，本來中國才是老大。其實，世界市場的形成，海路，是歐人開辟；陸路，是蒙元開辟。這才是世界市場的本來面目。
　　清朝認同元朝，背后的原因很深刻。
　　2004年11月22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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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2013-08-19 13: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