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皖系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下)

簡體傳統

皖系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下)

    早年國會的特點
    筆者曾一再強調，‘議會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政治轉型運動的終極目標。不幸在轉型初期，這個議會卻是個無法躐等施行的體制，一個可笑的大衙門和政治盲腸。它那八百羅漢的議員也是頗為社會輿論所詬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級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這八百羅漢之中，卻沒一個羅漢，是由中國老百姓真正投票選出來的。他們原是各省區之內，對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憲派(老保皇黨)，甚或是一些特地為競選議員而組織的各種社團的頭頭，相互斗爭和協調，再經過各省縣的咨議局或省議會(也不是民選的)，和各省都督，分別指派出來的，他們沒有選民。嚴格的說，他們也不代表老幾。他們之中當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適所說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尤其是這個羅漢廟，卻是個逐漸腐爛的政治醬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啟超)，一但投入，為時不久，就會變成一個黨同伐異，爭吵不休的北京特產的幫閑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們人多勢大，而位尊祿厚。他們個體的年薪，平均為六千銀元。以當時購買力來計算足夠購買至少一千担華南的稻谷，或相同數量的華北大麥。這在當時餓莩遍地的中國之任何一省，都是個特大號地主的收入。另外，國會每次會議時，與會者更享有‘出席費’的高額補貼。至于山珍海味的宴會；花酒、鴉片、賭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飯了。這與當時徹底破產的中國社會中億萬民眾的貧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們事實上，與當時貪污腐化底軍閥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卻是統治階層中，最大的一個官僚集團，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議員也沒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議事規則’。在正常集會時，除吵鬧不休之外，往往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因為會議時法定人數，時有不足故也。當時很多議員個人生活也非常糜爛。吃喝嫖睹，拉關系，走后門，都視為當然。當年北京的紅燈區，住滿高級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國會議員，最愛光顧的游憩之所。社會人士也見怪不怪。君不見，當時清望所鐘的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人和‘家長’，──陳獨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的初期嘛。社會輿論不以為異呢。且用個今日大陸上的口語，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關于當年國會之不得民心，參見張玉法著，‘民國初年的政黨’，一九八五年臺北版，所引媒體的報導和評論，頁四五○─四五一。)或問，議會政治，在今日先進的民主國家里，都是全民景仰的體制，何以行之于中國，就糟亂若此呢？答曰，在先進的民主國家里，這種議會制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那有這么容易呢？百年回首，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了，且看臺灣的議會政治，是否還有待改進呢？大陸至今對它還視為毒蛇猛獸，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總之，咱中國佬，要想掌握這套本領，恐怕至少還要半個世紀的苦苦磨練呢。近百年前，我們的老輩政客，看人家挑担不重，畫虎不成，就出笑話了。
    【筆者附注】我的好友，當代治民初國會和政黨歷史的權威張玉法、張朋園兩教授，都相信書面史料，認為民初國會議員真的是當時具有選民資格(約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選民選舉出來的。(見張著前書，第四章，第三節。)在下比兩位張教授癡長半代。舍下親友老輩，頗有當年國會中人。根據筆者個人幼年期所聽到的‘口述歷史’，就沒有一個所謂議員真是經過選民票選的。這也就是我個人所深信，‘口述歷史’往往可以彌補著述歷史之不足的緣故。
    再者，抗戰后，我自己也具有選民資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親眼看到的立監國大代，也絕少是真正選民票選出來的。參選的候選人，其主要競選的地區，不在他們參選的省縣，而是在南京四處請托。當時大陸上最現代化的選區，上海南京應該是模范了。可是我在先岳吳開先先生逝世后，一次和上海區選出的立委馬樹禮博士閑談，馬公就告訴我說，當年在上海參加選舉，‘沒有開公點頭，是不可能當選的。’其所以然者，是當時立監國大代的名額的分配，已由國民黨各派系，和民青兩黨議定了。競選者只能在各該黨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競選，與社會上的一般選民，關系不大也。吳開先先生當時是執政黨、CC系駐上海監管選務的要員。沒吳氏點頭，任何競選者，都難得冒進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后地區，尤其是民國初年，那就更不用談了。
    筆者本人在離開大陸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當過一陣編輯和記者，個人所見所聞的選舉故事，也是筆難盡述的。此處談點個人的觀察，絕無意低貶前賢老輩，我只是覺得‘形勢比人強’的歷史古訓。我們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是分階段前進的。時代未到新體制不但是無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斷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遠。
    且看民初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曾享有許多獨立行動的自由，包括拒賄和秘密收賄的自由(像曹錕賄選)。在國民黨時代，雖然許多自由都沒有了，但是競選者如認為選舉不公平，還有抬棺材抗議的自由。到共產黨時代，不但抬棺材抗議的自由沒有了，連開會不舉手的自由也沒有了。這就是歷史三峽中的回水，把躐等引進的政治社會體制，回沖得，愈沖愈遠的實例之一埃孫中山也受賄百萬馬克那時交戰雙方對中國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銀彈攻勢，從公開借款和半公開的酬勞、傭金、手續費用等等，到干脆的秘密賄賂，是千奇百怪的。歷史本來比小說有趣，我們如把它詳細的紀錄下來，其故事之驚心動魄，就不下于福爾摩斯偵探案了。最難想像的是，連一代圣賢的孫中山先生，也變成他們帝國主義者銀彈攻勢下的受害人。為著「反參戰’，他老人家也曾接收過德國政府秘密奉送底兩百萬馬克的酬勞。雖然他實際上只收到一百萬馬克，另外一百萬，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飽了，至今還是個天大的疑案。
    為著「反參戰’，中山接受了德國的大量酬勞，在當時是早有蛛絲馬跡的，國民黨的黨史家，對此也微有所述。但是數目多寡，兩方授受的詳細情況，卻是個不解之謎。一直到二戰后，德國國家檔案被全部公開，再經過精通德語的資深華裔史家李國祁博士，對該項檔卷的細心翻閱，始案情大白的。
    李博士二戰后留學德國，返國后曾任臺灣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年。接觸廣泛，著述豐盛，中外咸欽。關于此項發現，李教授在著述之余，也曾在南港近史所，和臺北國史館都做過公開報告。國史館主持人，當時是曾經孫國父耳提面命的黨國元老黃季陸先生。黃公也公開認為此項報告為十分難得的一手史料。既是可靠史料，就該認真處理。
    筆者有幸亦曾親往旁聽，也曾與國祁老友多次細談。據李教授的深入研究，德國原贈中山之數目為兩百萬馬克，而中山所實收者，不過半數；至于所余百萬之款何往，李教授則認為，可能為經手人曹亞伯所中飽。但是一般民國史家都認為數目太大，曹君小黨員，不會有如此大的腸胃可加以吞沒也。另百萬馬克，有人懷疑，可能是由德國經紀人直接送給另一反參戰鉅頭的岑春了。然耶？否耶？就有待更深入的考據了。
    有的讀者，讀拙著至此，不免心有難安。認為國父一代圣賢，怎能收受外國的賄賂呢？需知中山是一位不治私產的革命者。孔門弟子不是也說過，只要大德無虧，小德出入可也。他們那時搞革命的人，往往也認為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為著爭取革命的成功，則何事不可為？這一概念，對倫理學家來說，可能有保留余地。但是近現代革命家，很多都是奉為圭臬的。當然它也不會有傷于中山先生的日月之明也。
    當時馬克的國際匯率，僅略低于美元。百萬之數，在當時中國是嚇壞人的鉅款。它對其后的中國內戰，所謂‘護法戰爭’，是有其決定性影響的。我們勢將繼續討論下去。下章再說吧。
    二○○一年十月八日于北美洲
    不是議會政治，是幫會政治
    這也是轉型期所避免不了的現象吧，這種不新不舊的政客，他們所表現的新舊之長，往往遠不如他們所保存的新舊之短。前篇已言之，這種政客，在民初所組織的各種大小政黨就不下三百余個之多，參眾兩院的議員，往往身兼數黨，而且朝秦暮楚，為著一己政治利害，而變換無窮。
    在袁世凱時代，所謂政黨內閣，曾盛傳一時。為著爭犬入閣’，甚或‘組閣’，小黨派成員乃紛紛結盟，毀黨造黨，分別形成了親孫的‘國民黨’和擁袁的‘進步黨’，事詳前書。在兩黨之間發生了爭執之時，不用說‘肢體抗爭’之激烈，不下于今日臺灣之立法院。斯時去古未遠，議員們所使用的文具，都還限于毛筆和硯臺。在辯論激烈時，往往筆硯橫飛，墨汁四濺，當之者就頭破血流不成個人形了。所以后來國會之中數百只的石制硯石，都被釘牢在辦公桌上，動搖不得了。筆者述史，為何連個小小的硯臺，也不放過？無他，搞微觀史學，從小看大耳。
    我們要知道，臺北今日所實行的議會政治中，一些肢體抗爭的現象，只是大陸當年搞議會政治的遺傳而已。一脈相承，沒啥稀奇也。今日臺灣，李前總統，和呂副總統，都不要做中國人了。但是他們政治血液的因子，還是地道的國產嘛，想做真正的日本人，也就很不容易了。大陸上的老江，今日之所以堅決否定議會政治者，朋友，您看看博物館中，民初國會中的硯臺，和今日臺灣鬧選舉的亂象，您或許也會同情他底恐懼的。大陸太大，亂不得也。
    以上所說的，還只是民國初年，搞議會政治問題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們如何搞實際政治，則明暗、大小就各異其趣了。在袁世凱時代，他們要參加選舉總統，組織內閣，場面大矣哉。所以要毀黨造黨，從小變大，庶幾人多勢大，進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當政時，總統和內閣人選早定，搞政治變成搞小圈圈，以便爭取實權、實利，搞大黨就不如搞小派運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間的興趣，就集中于組織小派系，和組織小而收獲大的政治俱樂部了。
    在老國會恢復之初，首先老的‘國民黨’和‘進步黨’都萎縮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組其‘憲法商榷會’，和‘政學會’(后來南京國民黨政權中‘政學系’的始祖)一類的小組織，以便在當時最熱門的政治事件中，實際參加，并發生影響。一些滄海遺珠的國民黨員，則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廬派’、‘韜園派’，和‘丙辰俱樂部’一類的小組織。總之，原來號稱‘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民黨’，是被一些親孫、離孫，乃至叛孫的一些小組織代替了。
    至于老的‘進步黨’，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啟超等人領導之下，與袁世凱時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啟超為首)，和‘交通系’(原來以梁士詒‘財神’為首，把持了財政部、交通銀行，和鐵道運輸的親袁老官僚的無形政團)聯合，也組織了一個實力雄厚的‘憲法研究會’。因此，這個恢復了的‘老國會’，就變成兩個以研究憲法為名的政團短兵相接的戰場了。[參見，一辛著，‘中國政黨小史’(節錄)，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一，頁二一三─二三○。]可嘆的是，他兩方傾掣，重點不在福國利民，而是以各該系的本身的利益為主。因為他兩系都不是‘選民’選出來的，沒有對選民負責的問題。所以他們既不代表任何社會階級，也不代表任何社會團體。因此他們爭吵的內容，就純粹以各該系政客最狹隘的私利為出發點了。這也就把最高級的議會政治，低貶成最低級的幫會政治了。事實上，上述鄧小平和江澤民所詬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議會政治，而是畫虎不成，走了樣的中國式、走火入魔的‘幫會政治’。
    在宏觀史學的遠景之前，議會政治蓋為將來中國必有的客觀實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華民國，和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還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當國者，都被幫會政治(像文革時期，四人幫那樣的政治)嚇昏了頭，便錯把幫會政治，當成議會政治了。
    老國會是怎樣恢復的
    再談談三頭馬車之一的國會吧。袁死段繼之間，那時各派政客和南方軍閥，爭得最厲害的，便是恢復‘民元約法’，和‘民二老國會’，兩者在當時都是神圣無比的，但是讀者知否？所謂民二老國會，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只結不散的，沒個固定任期的萬年國會也。這個國會的上下兩院，共有議員八百七十余人。他們是在民國元二年之間，經各十詢出的代表，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職開議的。這在民國史上號稱‘第一個正式國會’里，國民黨原是第一大黨，宋教仁便是想運用此第一大黨來組織責任內閣，而招致殺身之禍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夏季)，雖然導致孫袁決裂，但袁世凱對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國民黨卻屈與優容，因為他要利用當時的國會，來選他做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在他當選了并于十月十日正式就職之后，國會正在進行制憲，并曾推出一部中華民國制憲史上‘第一部憲法’，所謂‘天壇憲法’。可是這部憲法還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時，袁就在國會中找個借口來驅除國民黨議員了。結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國民黨議員的議員證，于同年十一月五日被袁勒令吊銷，國會失去了開會的法定人數，這個所謂‘民二國會’就被解散了。其后袁氏又借口他底總統大位是根據‘民元約法’選出來的，而民元約法是個施行‘內閣制’的約法，與他担任的‘總統制’相矛盾，所以他要修改約法。因而，在外籍憲法顧問的鼓勵之下，袁就炮制出一套適合他理想的‘新約法’，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這樣得寸進尺，他后來就做起皇帝來了。
    等到他袁皇帝加冕未成，又取消帝制回頭做總統時，袁又恢復使用他的‘新約法’。段祺瑞便是在袁氏恢復‘新約法’時出任國務總理的。袁死之后，由于南方護國派的堅持、段的同意，‘新約法’再度被廢除，‘民元舊約法’和‘民二老國會’也就隨之于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底八月初，相繼恢復了。這段很復雜的故事，我們曾做過詳細的敘述，本篇只略為反芻一下，以幫助說明這個老國會恢復的經過。
    ‘參戰案’是怎樣開始的？
    第二個更嚴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參戰案’了。
    所謂‘參戰案’者，便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歐洲的德奧與英法兩幫帝國主義之間，忽然爆發了一場國際戰爭，后來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戰爭雖然發生在歐洲，因為戰爭雙方都是白色帝國主義，它就必然牽涉到交戰各國在亞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國那時正是交戰兩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時則是英國的同盟國，因而日本也就學模學樣的，做了個外黃內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加入了英法一幫的協約國，對德宣戰。日軍既然不能遠赴歐洲去參戰，它就向在我國山東半島的德國租借地開戰了。它不但占領了膠州灣和青島的德國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國整個的山東半島，也給霸占了。并乘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要把中國干脆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詳前卷。
    就在歐戰正酣之時，我國朝野，尤其是對歐戰有‘研究’興趣的知識分子和政客，也就發生了中國應否像日本一樣的去‘參戰’的問題了。就在這研究中和辯論的當口，歐戰轉劇，德國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為封鎖協約國的海上物資供應，而實行其所謂‘無限制潛艇政策’。這一來就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外貿易了。
    這時美國的對歐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援協約國的。只因國內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時尚需維持中立。迨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國郵輪被襲擊之后，美國便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國宣戰了。美國既然參戰了，美總統威爾遜也就有各種理由，邀約中國一同參戰。美國對中國的邀請書一旦發出，中國政府如何回應呢？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國輿論之上，就發生中國參戰與否的現實問題了。
    參戰利弊大辯論
    當時主張參戰最力的是國務總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馬，這批‘北洋軍閥’之熱中于參戰，其動機顯然就不像段氏之單純了。其時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而擁段的原進步黨和研究系等有影響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們認為參戰對中國，有百利無一害。理由甚多：首先是美國參戰以后，協約國在歐戰中的最后勝利已十分明顯，因此中國應該參加協約國，庶幾在將來的國際和會上，有爭取勝利果實的權利。
    中國的著眼點則集中在山東半島，因為日本志在戰后，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而擴大之。中國要抵制日本，收回山東半島，就非參加戰后和會不可。要參加將來的和會，目前參戰而成為戰勝國，實為必需也。
    再者，中國參戰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奧等國在中國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財產，停付對德奧等國的庚子賠款；還可以參戰為借口，要求緩付對協約國英法美義等國的庚子賠款，其年均總數皆在兩千萬以上。由緩付開始，戰后中國，更可乘機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賠款。前途無限，利莫大焉。
    抑有進者，在段黨看來，中國參戰還得有其參戰軍。段政府正可乘機擴大國防軍，增加北京政府在國內外的軍事力量。為著擴軍，政府還得整頓稅收，交涉外債。總之，對段政府而言，參加世界大戰，對中國是有百利無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張接受美國邀請，立刻參戰。事實上，段氏為著參戰，幾乎廢寢忘餐，全力以赴。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在參戰政潮上也表露無遺。反參戰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對立面的黎大總統，就同床異夢了。黎元洪何以反對參戰呢？說穿了，黎與段至此已是勢成水火的政敵。凡敵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為轉型期中國政壇的公式(包括國共兩黨當政時期)。更重要的還是，黎此時是一位徒擁虛名的政治領袖。但他卻有其被利用的政治價值。這時剛剛恢復建制的老國會，和國會之中的多數黨(老國民黨各派系)，和他們現時在野的老黨魁孫中山，以及當時盤據西南數省的實力派，像原護國軍首腦、現任云南督軍的唐繼堯、廣西督軍岑春、廣東督軍陸榮廷，也都聲明反對參戰。在他們底影響之下，京滬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學團體也反對參戰。并在北京政府中公開表示擁黎反段。這一來，中國是否應該參戰的問題，黎段兩派，就旗鼓相當，政府也就隨之一分為二了。那位原無政治實力的黎大總統，在各實力派一致擁護之下，也就頂起了‘反參戰’的半邊天了。(關于參戰辯論和輿論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軍閥’，第三卷，頗有選錄，見頁五六─九九。)反參戰的理由何在呢？說來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站在一個民族革命家的立場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原來就是一埸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么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之間的分贓戰爭呢？
    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革命成功與否的問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產，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攔路打劫去了。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頭語)，弄得民國不如大清。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打倒軍閥，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來，軍閥盤據如舊，全國上下，還要擁護軍閥，乘勢壯大，去參加歐戰，豈非舍本逐末？所以孫中山就反對參戰了。孫中山當時在國內是頗享清望的，在他底號召之下，商學各界，就深受影響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軍頭，為何也反對參戰呢？那就更不難理解了。他們所反的事實上卻是北洋系這一政治實體，而非‘參戰案’這個政策。因為時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凱帝制的‘護國戰爭’期間(一九一六春季)，他們初次擺脫了北洋系的控制，頗嘗南北分治的政治甜頭。如今袁去段來，北京政府雖然少了個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質，卻是換湯未換藥也。加以他們原來又都和革命派甚為接近，雖然無愛于國民黨，但是他們原和黎元洪一樣，也都以民國的締造者自居，對北洋系的軍閥，忌嫉與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見段派北洋系以參戰自肥，他們以反參戰為借口，而達其擁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若論部分國會議員之反參戰，其所反者，實際上亦系北洋系之專政，非參戰之政策也。中國參戰與否，對他們實在非關閎旨。若在任何情況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臺，由國會議員來組織責任內閣，則參戰與否，原不在話下也。
    一言以蔽之，這也就是‘轉型期’政治現象的可悲之處了。各實力派都要利用響亮的政策問題為借口，來大踢其與政策無關的政治皮球，從事權力斗爭而已。還是李宗仁先生的話說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熱化的時候，哪還想到什么國家民族啰。’制憲、參戰，兩大政治皮球上面的例子還只是唐氏以親戚身分，私人干政；國會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個分權單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當成政治皮球，在議會中踢來踢去，這個中央政府便要擱淺了。今日臺北政壇的混亂，多少也似乎與這個傳統有關。當年的當政者的袁段蔣毛之憎恨議會；后來鄧江諸公對議會政治的顧慮，顯然也在此。
    從大處說，當年黎段當政時代的國會里，就有兩大皮球被踢來踢去，最后鬧垮了段祺瑞內閣，引起軒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議會政治癱瘓到底，天下大亂，至今還令人談虎色變。這兩大皮球，第一是‘制憲’；第二便是‘參戰’。
    先談談制憲，前文曾說過，當年搞政黨政治的政客們，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興趣，便是制定憲法。他們認為，只有實行三權分立的憲法，才能約束獨裁，防制寡頭。讓政黨黨魁組織責任內閣，使政黨政治發生實效，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辦法。他們這一理想，在袁世凱時代，被老袁徹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時代，他們就企圖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國會恢復之后，國民黨的精英都集中到一個新組織的‘憲政商榷會’去了。進步黨的精英則熱衷于他們的‘憲法研究會’。兩黨的本身，對他們活動分子來說，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過去了，今日我們回頭看去，所謂憲政運動，在民初中國，似乎只是笑話一場(且看縱在五十年后，劉少奇還曾手執憲法，向紅衛兵喊叫的慘事，其余就不必多說了)。這就叫做‘文章不與政事同’了。但是在當年的國會里，他們卻搞得煞有介事。黎總統當時對政黨政治就表示支持，段總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級軍閥和政客，對他們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壓制了。
    但是國會畢竟是人多勢大的機構，段系只是一些舊式軍人和政客，他們一不會組黨來以毒攻毒；二不會發動革命群眾來助紂為虐。他們只能利用便衣軍警用零星小錢，來雇用街頭失業游民，甚或乞丐妓女，來組織所謂‘公民團’，以最可笑的方式來包圍國會，作其下流的反擊。反擊無效，他們就動刀動槍來對付國會了。秀才遇到兵，這民二老國會，終于被張勛的槍桿解散了。
    從‘無法無天’到‘法令如毛’
    前節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關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約法’上的幾十個字了。一旦他們府院兩造，對這幾十個字的意義，發生了疑問，由誰來解釋(釋憲)才算正確呢？縱使另有權威(大理院)解釋清楚了，有誰能來強迫兩造服從(司法)呢？兩造縱使都愿意服從國家的法律，則每項政治設施和處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規(行政法)呀！這樣一來，豈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實說，朋友，任何先進的法治國家，都是訟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積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幾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國當政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法律也沒有。從這樣一個無法的落后國家要轉變成法令如毛的現代化法制國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則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鉆其法律漏洞來化公產為私產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領導的中國為例吧，大陸今日是迅速的現代化了，為著實際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這如毛的法官群中，據說卻沒幾個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學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離真正的法治，縱在今日，都還有一段長路好走呢，何況百年之前？(廣東近有法官一萬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無大專學歷，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稱職，而被免職，見紐約‘世界日報’二○○一年十月七日。)在民國初年，軍閥政府比毛澤東的無法無天雖略勝一籌，但是當時中國的法令也沒有幾部，大家談‘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為黎大總統喉舌的饒漢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為法人就是‘公務員’因而自稱‘漢祥法人’。為此，他也就有了個外國諢名，叫做‘巴黎人’了)。
    雖然那時政府之內，也有許多‘了不起的人’(胡適語)像梁啟超、王寵惠、顧維鈞等人，但是他們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牽動九牛，那就是幻想了。這些洋東西，直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都還不能掌握，民國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會大眾，就更是花崗石頭腦了。花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說的‘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了。讀者賢達，您千萬不能以‘現時觀念’來厚責古人啦！思想轉型是有其強烈的階段性呢。一切都是黑貓白貓慢慢地摸索出來的，慢慢地培養出來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黎段兩個老軍閥，把個府院之爭，鬧得水深火熱，就更不難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邊，為他撰寫文告的‘巴黎人’饒漢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國元首，下級服從上級的最高上級，掌握著「印把子’，號令全國，怎能作橡皮圖章，只蓋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須臾離的秘書長徐樹錚的認知中，中國當時實行‘民元約法’是責任內閣制，他段總理才是全國的最高行政長官呢。黎總統只是個花瓶，哪能遇事干擾國務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書長對總統府就頤指氣使了。他兩造原來是各有道理，在一個現代化的民主國家里，他府院兩方的正常關系，應該是分工、合作，雙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國，雙方的關系就糾纏不清了。長話短說，他們的關系就變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實上，也無法可依。所以他們的府院之爭，也就永遠無法和平解決了。其骨牌效應，至今未已。
    幕后的經濟暗盤
    以上所述都還限于中國政壇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歷史家如揭開他們舞臺后面的幃幕，看看他們臺后的運作，就與臺前頗有不同了。因為在民國政治史中的政爭，和其他歷史上的政爭，也只是大同小異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還有其經濟暗盤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國際關系史上所謂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開外交是一套，暗盤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戰期間，也是世界歷史上國際間秘密條約最為茂盛的時代。君不見，我們轟轟烈烈的愛國‘五四運動’，不就是因為中日之間的密約曝光，而爆發出來的？從秘密條約搞起，對本國或異國當權派，和有影響力的政客軍閥作經濟之賄賂，那就更是不在話下了。
    在參戰案初起之時，歐洲戰場中對立的協約和同盟兩集團，對中國的參戰與否，都極為重視。對協約國的英法來說，日本既已參加了協約國對德作戰了，中國再隨之加入，德奧在亞洲的勢力，不用說就全部掃地出門了。中國雖是個老大無用之國，它卻有無限的人力資源、廉價勞工、原料和市場，能補協約國之不足。還有就是日本，乘歐戰方殷，在東亞混水摸魚，已勢不可遏。日本曾為英國在遠東的貿易之勁敵。為久長之計，制衡日本，為戰后重返亞洲著想，英法兩國都有強拉中國入伙參戰之必要。
    對同盟國的德奧來說，中國一旦對德奧宣戰，不用說它們在中國數十年來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權、租借地和所有的經濟設施，立刻就化為烏有。他們留在中國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報人員，全部都要被作為戰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數，派出最資深專家和有影響力的外交家，挾大批馬克，來華活動；并暗中資助(事實上也就是賄賂了)反參戰人士反參戰到底。口頭工作效率不夠，雙方對中國各實力集團，就用美金、馬克作重貲賄賂了。
    顧維鈞V.S唐紹儀
    經驗豐富、觀察入微的當年的國務總理顧維鈞先生，就曾經告訴我一則他親身經歷的，和他岳父唐紹儀齟齬的小故事：據顧氏回憶，在他第一次出使華府時，適逢袁死段繼。國庫枯竭，官府薪餉不繼，財政總長陳錦濤，乃連電顧使在美國試舉外債，以渡難關。顧氏奉命之后，乃使盡渾身解數，在美國銀行界尋覓不帶政治條件之放款。并盡量避免舊有借外債之陋規，壓低利息，為中國舉債六百萬美元，以濟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滿解決，北京大樂，優電褒獎。顧亦私心自慶，斯為中國政府舉借外債以來，條件之合理與優越，均為前所未有之創舉。殊不知正在此歡慶期間，顧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國務總理唐紹儀拍來的急電。嚴囑顧氏停止此項交涉，注銷此項外債。顧氏接電之后，夫婦皆為之驚詫不已。顧如遵岳丈之囑，一通電話，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債之簽署，則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經濟危機，段內閣即有倒閣之虞，國家勢必再遭動亂，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設想。
    當顧氏告訴我這段秘史時，我問：唐前總理此時退休在滬，何以忽然靜極思動，起而干涉朝政呢？顧說：唐紹儀是國民黨員，此時他顯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問顧氏，在此公私兩難的夾縫中，您自己何以自處呢？顧說，他身為國家駐外使節，一切當以國家利益為重。此時國家的安定問題要緊，他們自己私人間的翁婿之情，就不應該越分了。我再問，當時國家統一，國民黨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財政總長陳錦濤，不也是國民黨員參加內閣的嗎？何以唐紹儀還要乘危搗亂，制造政潮呢？顧說正是這話，他覆電岳父，也就說這次舉外債，是奉財政總長之命行事的。唐紹儀接到女婿抗命的覆電，當然也是氣惱不已。當顧公告訴我這段他翁婿之間不快的故事時，他也向我感嘆，那時反對黨之反對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談原則，不擇手段的。這就與先進國家反對黨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當時中國政局之糟亂，亦不能專責于軍閥政府也。(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第一冊，頁一四四─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