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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國共產黨之復臨

農村生活的問題

    革命運動的諸多起因之中，最不易為人察覺的即是未受過教育的農民大眾的心態。至于物質生計的優劣，倒可以從經濟狀況上看出來。運氣好的話，還可以拿到統計數宇為依據。自一九一二年民國建立至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國，這期間的中國經濟成長如何，至今仍是爭論的議題。樂觀的看法——大體上以生產、貿易、投資的全面統計數字為根據——舉出中國棉紡織品的生產與消費增加為例，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所用的棉花，多于英、德兩國加起來之量。托馬斯·勞斯基詳列了銀行服務、貨幣供應、工資率、交通與貨運、消費等項目的成長數據，都是與持續的人口成長相隨的。他構想的是一個以穩定步伐漸漸工業化的社會。然而，在這么遼闊的國家里，這種外觀之內可能也包含著大堆的都市貧民區和無數窮苦的鄉村。
    有關中國鄉村貧苦境況的研究分為兩派。一派強調統治階級藉地租、高利貸等壓榨手段剝削農民，導致收益的分配不公。這種地主階級剝削行為的看法，合乎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也成為許多人的信條。另一派，按雷蒙·麥爾斯（Ramon Myers ,1970)所說，是比較"折中主義"的；這一派
強調的是舊式農業經濟的許多造成產量低的原因：每家人二畝田的耕地太小；這些小片耕地運用不當；農民缺乏資金，又不易取得新工技；無法控制自然天災；原始的運輸方式增加l 市場成本。
    贊成第二派說法的人指出，大多數中國農人是自耕農，有些一人既是自耕農又租地來耕，只有大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是不折不扣的佃農。因此，受地主剝削并不是農民的普遍處境。其影響也不如缺乏資本和技術的影響來得嚴重。勞力的供給卻是源源不斷的，因為社會習俗規定人們必須養兒防老，而且必須生兒子傳宗接代，以免死后無人上香祭拜而變成孤魂野鬼。
    不論問題的重點放在生產效率低或是分配不公方面，都可以看出來根源還是在于鄉村社會結構的影響。縣以下的行政是較少有人研究的，據杜亞拉（1988）分析，“清末新政規定，各鄉村應成立財政系統，以籌集建設新式學校、行政單位、自衛組織的資金。”中央政府轄權如此深入鄉村社會，乃是史無前例的。其重要措施包括，新稅課征不再按以往是以個人或私有財產為對象，而是以鄉或村為一財政個體而課征。結果造成舊式鄉下社會大亂。
    鄉間社會的組織，按杜亞拉所說的，是以“文化性的勢力連結”為依據。他所指的即是，宗族親屬的輩分關系、市場的等級、宗教的尊卑地位，甚至包括水利管制、主顧關系、姻親關系等等，這一切所形成的“勢力和權威可以在其中發生作用的那一整套架構”。換句話說，鄉村領袖人物的威權，來自家族關系、商業往來、宗教禮俗、內發結交的情誼、人際與法律互動行為的交錯相互影響。鄉村社會的文化性連結（cultural nexus），也就是這種種交錯相互影響的關系。
    二十世紀初年開始推行的新政中，主要刺激鄉村改變的就是新的征稅措施。縣官指派了衙門書吏做簿冊登記，另外有不支領薪水的“地方”、“地保”，每人負責催收六、七個村莊至二十個村莊不等的稅金。杜亞拉稱之為“經紀業務”的功能。他發現縣以下的稅收，通常可分為三個層次。各地的用詞或有不同，但大致都在縣以下劃分區，區以下為鄉，鄉以下為村。地方或地保通常是以稅款包收者的姿態工作，收足了應繳之額以后，還可以賺取生計，打點必要的開銷。
    各個村莊也可能聯合起來，出一筆錢給這位他們自己選出來的地方或地保，這位地保就會為他們的利益著想而手下留情。拿了村民好處的地方地保，也會為村民提供一些服務，例如組織自衛隊或田地收成守望戒備，保釋被衙門扣押的無辜村民等。這種“保護性的經紀業務”，可以具有以往被認為是地方士紳可發揮的功用。本書第四章敘述的士大夫階級社會，不可能一成未變。士大夫階級的活動，在縣官級的管轄領域下最為頻繁。人口增加之際，最低階層的士人——生員與監生——愈來愈少涉入縣以下的事務，因而也使縣以下的人員質量大不如前。
    中央政府權力伸入鄉村，一般的結果是使村民本來就捉襟見肘的處境更為惡化。年頭安穩的時候，以主客的人際關系為基礎的道德性經濟(moral economy)可以正常運作，如地主兼放貸人與佃戶兼借款人之間的關系即是一例，彼此送禮或請吃飯都可以潤滑這種人際關系。雙方各有其可扮演的恰當角色。
    然而，年頭不好的時候——有天災、戰亂、貪官的時候，這種社會關系就被攪翻了，村民們沒有了領袖，全然不知所措。政府加征新稅后，家境富裕的地主退出了原來村民領袖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地痞”式的包收稅款者，這種人通常都是拼命刮錢的，而且多不是本村人。正派的農民因而都避免去做監督担保契約的中間人。這種時候，大地主大財主都遷到城里去了。政治權勢不再系于文化的連結關系，鄉村也就淪為“政治掠食者的捕獵場”。簡言之，政府強國計劃把征稅要求加諸鄉村領袖身上，使鄉村領袖與鄉民村民之間有了隔閡。無所謂道德原則的包收稅者接管了收稅職權以后，舞弊的情形也增加了。前文曾提及，地主在外地的情形漸增，地主的財務總管又無力代理必須本人躬親的地主佃戶關系，才導致江南地區的文化連結關系解體。
    軍閥時期的地方行政是每下愈況的。地主階級不再是國內最上層的一等人，也不像以往那樣有滿腦子為人導師的儒家理想，變成目光窄而顧私利的人。幫會組織——如上海的紅槍會和四川的哥老會——成為地方財主用來自保的工具，以免遭受百姓騷亂或官吏壓榨之害。幫會組織都有許多分支，會內有類似總務財務的部門，以及可以動員暗中有會員身分兄弟們的當家堂主。大家族有了幫會撐腰，往往可以在類似成都平原這樣的富庶地區中變成一村之主。這種秘密結社可差遣的武力是一群職業殺手，其收入則來自包庇妓院、賭場、鴉片煙館、不納稅的黑市買賣等。除了這較不名譽的一面，幫會組織也保護從事一般正當行業的自家兄弟，而且常有最富的大地主或官吏做他們的大哥。
    國民黨于一九二七年開始當權之時，由于有電話、電報、公路的聯絡，南京（以及后來的重慶）一有命令，就可以立刻下達各地村鎮。南京政府于是繼續建設鄉間官僚機構。按孔斐力（CHOC 13）描述，取代帝制時代縣官與士紳的，是南京派來的行政官員，以及他們要推行的改革，還有警察組織的反共保安網。以前皇帝派任了縣官以后，指揮縣官就是省級大吏的事了。現在的中央政府不然，都與地方縣長有直接聯系。縣長們都要到首都去，接受蔣介石的中央訓練團的灌輸調教。另外，中央政府還設置負責管理軍事、關稅、運輸等事務的地方行政機構，是獨立于正規縣政府結構之外的。國民黨也設了地方支黨部，由中央黨部控制，與公務員系統是平行的。縣以下的新層級有區、里、鄉、鎮、村、鄰與戶，恢復起保甲的制度。
    國民黨的理論是，政府在訓政時期可以通過這種層層戶籍編制訓練人民學習地方自治。一九三九年間，國民政府頒布了重組地方政府的新法令。各戶家庭改采較有彈性的方式組成甲與保，村與鎮變成可以自己運作地方行政的法入團體。每一保應成立保民大會，選出兩名代表參加村民大會或鎮民大會，協助村鎮長治理事務。村鎮長則由民選。按計劃，一九三九年的法令應于自由的（即國民黨的）中國幾乎所有縣內實施。但是，當時大權在握的是軍方與警方。并沒有關于此種選舉形式確立的記錄可循。
    “地方自治”雖然在倡導民主的西方人腦中能激蕩起愉快的反響，對中國一般百姓而言卻有相當不同的含意。這個術語其實通常意指地方士紳管理事務的中介手段，用來取得村民的稅款，以完成現代化的改進。建公路、辦新式學堂、支付警政費用，都是頭腦新的士紳們樂見其成的，但是為了換來這些而加征新稅，使村民未蒙其利之前反倒先受其害。當時抗議實施改革的農民為數不少。
    再者，地方自治習慣上并不以一枧同仁的舉手表決方式“一人一票”做決定，而是按村中大老們一向的議事慣例，用達成一致同意的方式。一九〇九年各省咨議局議員是由嚴格限制資格的選民選出的，議員們卻得以類似達成一致同意的方式再相互推舉代表。如果讓“民主”在二階層劃分的中國社會里用單純多數決的方式運作，無異于否定自律修養使人品高超的理學信念。然而，在私人關系淡化之際，多數決似乎是現代作風所要求的。
    回顧南京政府的這十年，我們看得出來，按理想，政府本該用改良農業技術的計劃來解決最重要的農業生產問題。南京政府早先曾要求“國際聯盟”提供公共衛生設施所需的技術援助。一九三〇與四〇年代，外國也曾提供許多極佳的經濟重建藍圖給中國。墾荒、造林、水源管理、水力發電、農作與畜牧育種、農具改良、土地用途改進、蟲害防治、儲谷設備、土地重新分配、降低地租、輕重工業建設、鄉村工業與合作社、低利農貸、民眾教育、公共衛生、交通運輸、法律治安，全都有人提倡，也都有顯然的理由。這些努力的第一的首要的目標，都是為了提增農民生產力。這是中國的難題的癥結所在，國民政府卻未能把它抓出來。南京政府根本沒有擬出詳盡的整治計劃，當然更不用說有什么實際行動。
    南京十年是西方國家該為中國的蓬勃經濟成長提供支持的時候，但是歐洲正全神專注著納粹德國，美國則因為經濟大蕭條與“新政”而自顧不暇。國民黨統治的中國這幾年中在許多方面有蹣跚的零星的進展，但是并沒有什么特定目標。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曾以“荒歉不足之經濟”形容老舊農耕環境與習慣造成的泥淖困境。這種由來已久的低水平人力經濟，因為中國人強調知足之美德而長存不滅。農民自古就接受這種制度化了的貧困生活——除了這個也沒有別的了，才能夠令使個人把自己安插到關系團體之中，承受生活中的遭遇，并且因而達致自己與周遭社群的高度“社會性整合”。的確，中國農民的狹隘見識、低效率、粗陋飲食、病痛不斷，雖然令現代觀察者感到怵目，卻一直是舊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這些情形也是近代以前歐洲存在過的。

鄉村建設

    南京十年期間，政府對鄉村并沒有大規模的支持，倒是有愈來愈多的私人力量普遍投入“鄉村建設”。好幾個地區的農民生活問題都有人在做研究，并且擬出推行教育與改善生活水平的方法。其中有一些是傳教士帶頭做的。西方人最熟知的是華北定縣的平教會實驗計劃，由信奉基督教的晏陽初主持，部分資金來自洛克斐勒基金會。南京政府在首都附近發展了一個模范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學者梁漱溟——蓋·亞力托（Guy Alitto，1979）稱他是“最后的儒者”，他在山東的鄉農學校建設首創風氣之先。根本上，這些改革建設的目的不外乎給農民一些公民教育、一些公共衛生服務、作物與牲畜育種的科學化改良。
    相關研究最多的乃是晏陽初在定縣主持的平民教育運動，其影響范圍也最廣。晏原在耶魯大學讀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基督教青年會派了四十多名中國學生到法國參加華工服務，他便是其中之一。晏在替華工寫家信的時候，就開始教不識字的華工認字讀書，還辦了一分報紙。回中國以后，他便發動多人，利用青年會的宣傳及動員方法推行識字運動。這些事情把他帶到鄉村的問題上來，他除了推廣識字教育，進而擴及改良公共衛生、農業技術、手工業、貸款營銷合作社，召集村中長老、地主、官吏參加各種公眾活動并協助安排有益的行動計劃。
    晏陽初往美國和英國募款，以聘請專精的人才。這此人必須想出可以實行的主意，而且所需費用愈少愈好。例如，衛生計劃征召村中一名農人為衛生員，經過十天訓練后，此人便著手做一些最重要的統計，找出最明顯存在的疾病向訓練中心報告。他配備有急救藥箱，可以分發眼藥、蓖麻油、阿斯匹靈，另外還可以替人們接種疫苗，做環境消毒。但是，查爾斯·海福德（Charles Hayford．1990）的研究說得很明白，習俗的硬殼是很難打破的。例如，接生婆一向都是不講衛生的，有時候堅信干牛糞的療效優于其它藥品或療法。
    一九三一年以后，包括定縣在內的全國性鄉村建設運動，成立了許多有類似功能的工作中心及工作計劃，都是未受政府指揮管理的。一九三〇年間，定縣踏出了最后一步，以自己提名推舉的人選担任了縣長。其實驗性的工作設計出許多配合農民需要的措施，包括鄉村工業、合作社、稅款的公平正當運用等。地方上的保守人士覺得這些作風太接近共產黨了，終于設法把縣長調了職。
    鄉村建設運動不久就發現，經濟生活上的問題與社會政治制度脫不了關系。西方式的任何民主改革，都必須有較高的生活水平為先決條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又端賴社會改革。比方說，定縣打算推行的科學化改良所需的財力支持超出了農民的能力范圍，支持地方改善的農民組織必須得到官方許可，作物改良牽扯出地租和租用期的問題，識字推廣以后民眾表達委屈不平的聲音變大了。
    簡言之，不論舊秩序的那一方面要做任何實際的改革，都意味著整個體制要做根本的改變。中國鄉下的問題太深遠了，要求改變的催促又太緊迫，以至于一有改革就似乎可能點燃起可能導致暴動的連鎖反應。
    國民政府的地方自治計劃即是因為這種征候而受挫。中央只能從表面上下達政令，根本到不了農村內部。要在地方行政系統中設置代表中央單位的計劃或立法，通常都和督軍及商會代表的省級利益相沖突。改革建設計劃帶到地方上的有延長的公路、公共汽車線、電話、電報。各種建設計劃，包括地質勘察、農作物統計、農業管理、地方治安，都要靠往農村加征新稅得來的錢才能辦。農民們卻一直覺得，中央和城里人搞的這些進步改革對他們沒多大好處，官僚們則是對這整套組織鄉村自治的觀念感到陌生。結果，南京政府沒有把社會改革做成功，尤其是擴散土地所有權與減少遙領地主（absentee landlordism）兩件事的失敗，讓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〇年代有了可乘之機。

毛澤東之興起

    國民政府奮力要建立抵抗日本的軍事力量之時，中國共產黨正在鄉村里掙扎著求生存。一九二七年間原已有大約六萬名黨員，卻很快就被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消滅了十分之九。剩余的黨員許多從此就聲消跡匿，最固執的分子則躲入偏遠的鄉下，漸漸形成十多個根據點，以小撮的“紅軍”（即共產黨員）支持反叛的政治領袖。毛澤東和軍閥軍官出身的朱德在湖南江西南部邊境聯合以后，開辟了一個主要基地。但隨即往東北移入江西山區，以瑞金為中心據點。其它基地分別建于武漢東北的大別山，或江蘇北部長江口的洪澤湖沼地周圍。
    意識形態與組織力相輔運用無疑一直是大多數革命運動的致勝法寶。毛澤東的組織原則和任何其它成了大功的流寇所用的一樣，用強力與狡詐（包括一套新理論教導）來討好地方人民。通過共產國際從蘇俄借來的意識形態，耗費了相當長的時間才適應了中國的環境。例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析解中，都市無產階級、工廠工人、加入共產黨的工人領袖都占有關鍵性的地位。中共享農民群眾取代無產階級以后，工作才有了進展。但這么做等于是把原來的理論意思顛倒了。
    陳獨秀于一九二七年因為共產黨在他領導下幾乎敗亡而失勢。以后，中共領導權就由一連串的青年担當，都是莫斯科共產國際提出的人選。由于這些人在上海和其它都市里必須躲在暗中活動，使他們發動革命之戰的能力大受妨礙。教條宣傳可以印在紙上，卻不能糾集群眾運動。活動者仍接受莫斯科指示，并且把這些指示傳送到各個基地區。
    一九三一年起，著名的留俄派“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即國際派）掌控了中國共產黨的大權，蘇俄的影響力更為加強。這一派人的觀念和目標都屬馬列正宗，并不切合中國的實際狀況。他們仍然高倡無產階級革命，企圖占領都市，繼而使各省獨立。這個路線對國民黨正有利，共黨則是每次舉事必敗，根本沒有在中國掀起暴動的“巨浪”。到了一九三二年，中共中央委員會被迫撤出上海，遷往江西的大基地，也就是毛澤東坐鎮的地方。撤來的人雖然職位比毛澤東高，卻和他一樣融入了農民的生活與其疾苦。從這時候起，毛澤東的人格與觀念就成為支配中國共產黨革命運動的一個要素。
    毛澤東勝過當時其它人的地方在于他能使理論與實踐一致，這是儒家哲學的重要中心思想。我們可以觀察一下，自一九二〇年起在國民黨主導的聯合陣線之內活動，毛的觀念是如何發展的。他曾任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廣州時也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講習所提供為期五個月的教育課程，毛澤東并于一九二六年五至十月間親自給六個班授課，教導了三百二十名來自中國各省的學生。講習所的課程似乎是以分析農民問題與分析鄉間階級結構為主。毛澤東以一九二五年在湖南組織農民協會的六個月經驗為依據，在一九二六年間撰寫的文章中，描述了農民階級——上起自耕農，下至無土地的勞工——無法擺脫的被剝削處境。他指出，農民受的壓迫來自：（1）高額地租——占收成的一半或更多，（2）高利率，每年為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3）高額地方稅，（4）農業勞力被剝削，舊地主與軍閥、貪官串通，想盡辦法地剝削農民。在這整個制度背后還有帝國主義者的共謀，他們的目的是維持既有秩序，以方便他們在中國貿易牟利。
    這時候，毛澤東已經完全接受了列寧主張的以階級斗爭為手段，進行對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者的世界性運動。不過，毛認為，在這一般公認的架構中，中國革命的成功關鍵有三：一是徹底析解明白鄉間的各種不同階級。第二，要以非常實際的方法辨別，在什么樣的革命階段中該與那些階級合作，與那些階級對立。第三，黨工在鄉村扮演的角色應該是指導者、催化劑，不應是無所不知的人。他必須小心審視村民的困境與不滿、期望與恐懼；唯有如此，他才能表達出農民的需求，并且照計行事——盡可能聯合最多數人攻擊最小的目標，以達成革命步驟。
    不幸的是，一九二六年間毛澤東在做這些打算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卻一心只想用聯合陣線的策略。黨員們仍舊認為，一九二〇年代的國民革命運動應定義為中產階級的革命。歷史卻將證明此種看法相當有問題。中國共產黨就抱持這個誤導的信念，聽從共產國際建議，不計代價地繼續與國民黨聯合，把動員受苦難農民起而行的觀念低調處理，直到帝國主義已經被新的中央政府逐出中國以后。為了維持與國民黨的聯合陣線，放棄鄉間的社會革命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中國共產黨反對“農民行動過度”，是因為北伐期間南方各省農民組織蔓延太快，曾惹來當時仍大權在握的地主武人集團血腥鎮壓。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武裝兵力，因此，農民運動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后就迅速煙消云散了。這也是中共咎由自取。
    在此時期，毛澤東很本分地配合莫斯科轉達的路線，而且試圖把握設想中的時機“高潮”，只不過這高潮并未出現。他發現，農民階級的力量可以動員，甚至可以包圍城市，但是卻對抗不了國民黨的軍隊。因此他也明白了一件事，中共必須在一個可以集合人力與糧食補給作戰的基地領域之內發展武裝兵力，才可能存活以至壯大。自一九三一年起，“江西蘇維埃共和”便成為達致這個目標的工具，領導人自然是毛澤東。
    這一回，共黨爭取農民支持的辦法是重新分配土地、發現大地主就予以掃地出門、特別照顧窮困的農民。毛澤東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起爭執的地方很多，其一是對待富有農民的方式。毛澤東認為富農是地方經濟的必要成分，有意安撫他們。可是，留俄派的教條主義者卻認為富農對共產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質有害。據湯尼·賽克指出，毛澤東的用意是，掃除養成鄉村社會安定狀況（及問題）的地主佃農主客關系，再以經仔細分析形成的新社會秩序——此乃是階級斗爭的準備動作——取而代之。但這可不是容易辦到的事。
    蔣介石發起的消除江西共黨“毒瘤”的行動，迫使中共引用游擊戰術。游擊戰術的第一原則就是，誘使敵人沿其補給線前進，再將其先導部隊包圍切斷。第二原則是，除非敵寡我眾，而且確有勝算，決不發動攻擊。江西東部的山區崎嶇地形和狹隘谷地，正是運用這些戰術的理想所在。蔣介石的先頭部隊愈往前推進，就愈脆弱。蔣軍只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五次行動中勝利，這一次由德國顧問在進攻沿途山邊設計了碉堡系統，其位置使各碉堡的炮火可以依序先后作掩護。碉堡由卡車運補給，固若頑石，終于使蔣軍占得優勢。游擊戰術的第三條原則——動員農民供給信息并補充人力與糧食，也因此一戰而喪失效果。

長征，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一九三四年末，中國共產黨展開“長征”行動（見地圖22）。開始可能有十萬人的隊伍，一年后只剩下大約四至八千人。長征的要旨是，在國民黨勢力外圍找一個根據地盤，這與滿人當初據守明朝帝國外圍的情形不可謂不相似。中共需要一個他們能控制能組織的地區。如果能占取云南省，正可符合這個目的。但是云南的軍閥并不打算讓共產黨接收，相反的，他們正逐漸被蔣介石的追兵接收。蔣軍在追剿共軍的時候，名正言順地把中央政府軍隊帶到了各個遍遠省分之內。
    長征一直被看作近乎奇跡的事，相關的記述比討論摩西帶領上帝選民過紅海的記錄還要多（一年走了九干六百多公里，平均每天要走二十七公里多）。這么浩大的軍隊和黨工人員怎能夠以這么短的時間步行走完這么長的路？答案當然是，只有領導分子和少量的軍隊走完了全程。
    我們應該想象一下地形。中國西南地方是一片由山脈隔成棋盤狀的大小盆地，人口稠密的平原區水源引自不宜人居的山上。長征隊伍穿越西南地方時，必須翻山涉水，不能走有幾條汽車公路的平原區。因此，大半路程不是往山上攀就是往下坡滑，走平地的時候非常少。運輸工具不能用火車和推車，只能用滑竿和挑担。趕路途中，共黨紅軍的高階領導人多半是坐在二人抬的滑竿上睡覺，其它人則呈一縱列跟在后面走過山間石隘和田間小徑。夜晚，領導人通常都不休困，大部分時候在處理紅軍情報、后勤、人事、戰略等問題，以安排次日行路或準備作戰。
    共黨的領導人都有勤務兵、副官、保鏢照顧保護自己，作風和一般傳統軍隊一樣。他們也和美國對抗日本人的時候一樣，有秘密的情報來源。共軍的無線電可以接收很容易譯解的中央軍通訊，他們了解敵人的程度勝過敵人對他們的了解。
    長征進行途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是，下一步往那里走？該由誰指揮前進？隊伍離開江西之前，毛澤東的地位已經降到留俄派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與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共軍事顧問之下了。個性隨和的周恩來的軍階也比毛的高。不過這些人都攻不破蔣軍的要塞。共產國際的意識形態專家只會打陣地戰，結果每戰必敗。長征初期一路上的戰事因此損失極大，而每逢過河時傷亡尤其慘重。后來，毛澤東的機動戰非正統主張被接受了。往西與西北轉進途中，毛于一九三五年初再度掌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從此也就再也不曾松過手。原來是他上級的周恩來，也從此成為他的主要支持者。
    行進的速度快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出發時就拖在后面的十數里長的重型裝備、補給品、小分隊、傷員，后來只得棄之不顧了。開拔時登記的軍事職兵計有八萬六干人，一年后抵達陜西時只剩兩、三千人，其中有很多還是途中陸續新投效的。從這時候起，參加過長征的人就是共黨革命運動中
的貴族了。
    長征一舉也幫共黨的新領袖竄出頭角。毛在長征期間就已開始與同僚保持距離。他登上至高的唯一領導人地位之后，住處就與其它領導人分隔開來。就像是將要登上皇帝之位的人，他從此不再有地位平等或說知心話的人。他已經陷入了統一中國者必須忍受的束縛。我們如果回頭看以往，會發現毛澤東的興起令我們聯想到漢、唐、明三朝的建立。這三朝的情形一樣，都是先有一群領袖，聽命于一位帶頭的領袖。這些領袖在各自的區域內動員群眾參加軍事行動，可能是推翻暴君，也可能是驅逐外族統治者，總之，必是號召百姓群眾才能做到的事，開國皇帝不可能單人獨力完成。一旦開國之君大權獨攬，就有難與功臣共處的問題。

周恩來的角色

    長征的另一項成果是讓毛澤東找到周恩來這個最親密的共事者與未來的宰輔。周恩來是引人興趣的人物，極有才干，本能地保持中間立場，努力要凝聚黨組織，同時又明智地不使自己成為最高領導人的競爭對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待四十八年，創了世界紀錄。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出色的總理（prime minister），為黨與黨的領導人鞠躬盡瘁，與古時歷代宰相（prime ministers）為皇帝為朝廷效命之忠心一般無二。
    這個角色也有幾分是其來有自的。周的本籍在浙江紹興附近，即上海以南與寧波及杭州之間的地方。清代許多大臣的師爺謀士正是出自這里。周恩來的叔伯輩有三人曾考中舉人，有一位做到了巡撫。周十歲時到沈陽讀小學，一九一三年進入天津的南開中學，受到杰出開明的教育家張伯苓博士的熏陶。周恩來讀書用功，但自始就是一名學生領袖。一九一七至一九年在日本期間，他接觸到社會主義。五四運動爆發后，他回到南開——此時已改為大學，投注全部心力辦學生報紙。自這時候起，他的生涯大致就離不了組織與宣傳。不久他就走向左派，幾個月的坐牢經驗更確定了他的革命立場。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到了法國。
    當時法國已有數百名中國留學生，另外還有大約十萬名華工，代表中國對世界大戰所盡的一份力。大多數學生是半工半讀的，但是有許多學生卻把救國的大問題放在第一位。周恩來立刻以他最服眾人、最平和、最具外交手腕的條件成為頭號的青年領袖。他的特長不是發號施令，而是促使相互競爭的人協議合作。因此，從最開頭，他的角色就是領袖，是憑說服力而不憑霸氣維系領導力的領袖。他于一九二四年回到廣州的時候，已經是聯合戰線革命政治學最有造詣的實踐者。
    周恩來隨即加入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成為政治訓練部副主住。換句話說，是一位重要的政委，也是年紀相當輕的蔣介石的部下兼學生。一九二七年三月，共黨在上海策動暴動以待國民黨軍隊應接，周恩來正是上海行動的指揮者。同年在南昌的舉事，也是周主導的，“紅軍”便是在這次行動中誕生。后來，他與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合作，支持過一連串數個黨書記，卻一直避免讓自己担上這個職務。在江西期間，在陣地戰術未把共軍幾乎拖垮之前，他都是支持陣地戰的。
    周恩來一生成功的秘訣是，他有足夠的智慧認清兩件事：莫斯科的教條主義在中國起不了作用，而他自己欠缺使中國共產黨適應中國環境條件的能力。正因為他有自知之明，毛澤東在一九三五年初長征途中的高潮——遵義會議——中開始執掌中共領導權之時，他才能夠以原來毛的上級的身分而甘居毛的下屬。
    周恩來代表了一組同儕的連貫。與他同期在法國的陳毅和聶榮臻，都將成為共軍的主帥。后來在北京政府里，陳成為外交部長，聶主持核武發展。鄧小平在巴黎期間曾替周操作油印機。歷經長征的這批領袖無不互有極深的淵源。
    長征接近尾聲之時，毛澤東和他從江西基地帶來的紅軍與另一支紅軍會合。這一支軍力由中共另一位建黨人張國燾領導，原來基地在武漢東北的大別山中，一九三三年向西移入川北。兩軍相會時，張的人馬遠超出毛。據班杰明·楊（Benjamin Yang，1990）的詳細研究，雙方將軍隊組成兩大部，但毛澤東與江西同來的一伙人無法接受張國燾的模糊計劃與自認領導者的態度。毛和江西伙伴突然獲知，有一小支大別山出來的共軍已經在陜北近長城的地方建立基地，就決定以陜北為目的地。張國燾遂與毛等人分道揚鑣，后來又倒向了國民黨。
    共產黨人于一九三五年未來到陜北，再往西去就是沙漠，東邊和北邊只有黃河。陜西省是一片受過千百年侵蝕黃土高原地形，由于欠缺可行汽車的公路，成為易于防守的地區。但是也欠缺糧給和人口。國民黨的清剿行動本來可能把這兒撤底摧毀，豈料日本人卻于一九三七年發動侵略。駐守在西安的東北軍原定進攻共軍，現在卻寧愿與占領他們的家鄉的日本人一戰。在此以前，東北軍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叛變，劫持了蔣介石。在釋放蔣之前，他們力主中國人組成統一戰線抗日，中國人不再打中國人。

第二次統一戰線

    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走到一個低潮，連第六次大會也迫得在莫斯科召開。這時候起，共產國際有一段時間左右了中共的走向。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留俄派的勢力開始被毛澤東的擁護者取代。其中陰謀奪權的成分不大，主要是因為毛找到了在中國鄉下掌握權勢之鑰。而他的原則是體諒人民大眾的心態、需求、利益。他所提倡的“群眾路線”，主旨確實是要人民大眾來導引支持革命運動。外國輸入的教條應該退居次要，首要的是傾聽人民的心聲，進而吸收人民、動員人民、控制人民。
    接受共產國際指導的國民黨勢力白色地區，也發生了類似的倒閉事件。共產國際一再試圖組織工會為都市無產階級，利用暴動占領城市，卻屢試屢敗。從中脫穎而出的行動組織者，是曉得如何運用可行手段的劉少奇。劉是華北地區各城市的共黨運動指導人，積極鼓勵左翼文學運動、利用藝術宣傳、吸收學生。他把共產國際的無產階級革命教條擱在一邊，以中國共產黨這套方法的本土化，達成了相去不遠的目標。
    劉少奇于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與毛澤東會合的時候，國共的第二次聯合已經展開了。全體中國人以統一戰線對抗日本，自從一九三五年夏天起就是莫斯科的路線，目的是要對付在歐洲抬頭的法西斯主義與日本在東方的侵略行為。毛澤東宣布贊成中國以統一戰線對抗日本，但拒絕和蔣介石合作。這時候，抗日救國已經重于中國的社會革命運動了。但是毛澤東不會為了全力投入前者而放棄了后者，所以就極力主張兩條戰線的策略，一面抗日，一面發展蘇維埃基地抗蔣。為了表示誠意，延安的共軍向東開拔到山西，以準備再往東進攻擊日軍。然而，共產國際卻于一九三六年春天來了指示，命令毛澤東與蔣介石合組統一戰線。為此，周恩來前往上海談判合作條件。
    國共兩黨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議定以統一戰線抗日，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氣勢也于此時漸漸完全壓倒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殘余。毛非但不和國民黨聯合，反而計劃在做為抗日基地的“蘇區”繼續進行社會革命。這一策略運用成功的話，自成一系的共軍可以在跟著全國一致抗日的口號走之時，暗中擴大基地，爭取人民支持。毛澤東要建立的全國性共產黨基地，轉眼即可成真。
    一九二〇年代初，俄國顧問來輔佐國共兩黨的專政之時，曾經動員過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兩黨之中年資較長的國民黨，已經成為開明的都市專業人士心目中求進步的希望所系。這些支持者多為西方留學歸國者，或有教會學校的教育背景。因此，國民黨統治的中國面對兩種作風，一個是都市里的改革西化，一個是農業區的保守主義。有時候，同一個家庭里就可能并存著這兩種作風。
    若不是日本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府統治下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影響。在戰時的環境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要打階級戰的新型態的中國。二十世紀的這一群中國革命者，將要攻擊并重組已經有至少三千年歷史的社會結構了。

費正清 2013-08-22 11: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