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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極權時代的自由主義策略

──無權者的權利和非政治的政治 邵建

在一個后極權主義的時代，自由主義解構極權政治的本土策略可 以是“無權者的權利和非政治的政治”。這個題目來自李慎之先生的 啟發，李先生給《哈維爾文集》中譯本作序的題目是“無權者的權力 和反政治的政治”。由于筆者和李先生表述的不是一個問題，所以本 文所用的標題是“權利”而不是“權力”。

按照現代西方“天賦人權”或“自然權利”理論，人的權利是與

生俱來且無可讓度的，本不應存在“無權者”這樣的概念，尤其是在 現代社會。而現在之所以要伸張“無權者的權利”，恰恰是因為權利 者的權利被剝奪了。是誰剝奪了權利者的權利，這個問題要到“極權 社會”中尋因。

極權社會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政治形態，它是一種最現代或極端現 代的政治體制形式。與古代皇權社會不同，它把自身的政治權力發揮 到“極致”。如果說古代皇權社會里在政治權力之外還有一個自生自 發的民間社會，在這個空間中是所謂的“天高皇帝遠”，那么現代極 權社會的政治權力則無遠弗屆，它吞噬了社會自治的空間。這樣一種 全方位的覆蓋使極權統治下的社會被國家化了，只存在著“國家” ， 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20 世紀的極權主義有兩種形態：右翼 極權主義和左翼極權主義。前者以種族或民族訴求為其意識形態，如 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后者往往以全人類的名義包裝其意識形 態，如斯大林的前蘇聯和中國的毛澤東時代。由于左翼極權打的是“全 人類”的旗幟，因而比“種族”更具道德迷惑性。另外，右翼極權多 少還保留傳統的私有產權，因而在政治權力之外還有一個私人領域； 而左翼極權則不允許這個領域存在，或者，私人領域完全被意識形態 化。因而左翼極權的權力真正做到了古代帝王做不到的“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在某種意義上，極權社會雖然是一種現代形態，卻屬于向古代皇 權社會的倒退。如果從價值維度而非單純的時間維度來衡量，現代和 古代的區別就在于“權利”狀況的區別。現代之所以被視為“權利覺

醒”的時代，是因為現代社會的公民擁有古代社會的臣民所沒有的實 質性權利。然而，極權形態的出現卻產生了這樣一種悖舛，即生活在 當代的民眾甚至失去了古代人尚且擁有的權利。比如，古代人可以有 退隱山林的權利，可是在極權社會里連一處可以隱居的地方都找不 到，“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這一權利事實上就被剝奪了。又 如，古代人假如沒有說話的自由，至少還有沉默的權利，可是極權社 會的“表態”機制卻令保持沉默的權利蕩然無存。在這個意義上，可 以說極權社會是一個沒有權利的社會，沒有財產權，沒有自由權，沒 有生命權（生命的存在僅僅類同于一顆螺絲釘）。于是，人，成了真 正的“無權者”。剝奪這些權利的，就是權力，極權社會的政治權力。

我們今天處在一個“后極權”時代，這是目下學界一個較流行的 說法。本來，后極權應該是指“極權之后”，比如1990 年代終結了極 權統治以后的民主俄羅斯。然而，現在中國的所謂“后極權”卻不是 “終結之后”而是終結之前，它指的是極權主義的“后期”階段或晚 期階段。既然如此，“后極權”在性質上依然是極權的，而“后”之 所云，則意味著極權的發條已經松動了，它已經力不從心了。因此， 準確地說，后極權就是“次極權”和“亞極權”。在極權社會中，權 力站著的地方，就是倒下去的權利，兩者不兩立。那么，在后極權時 代，權利會在權力發條松動的地方慢慢地站起來，開始伸張自己。它 向前走一步，權力就向后退一分；當然，也有相反的情況，權力反過 來逼一步，權利又向后退一分。也就是說，“無權者的權利”在極權 社會是被當做“資產階級法權”來批判的；在后極權社會，它卻可以

和權力博弈，甚至可以說，后極權時代本身也成為“權利”和“權力” 反復博弈的拉鋸式過程。這個過程是歷史的進步，盡管這種進步是艱 難的，甚至脆弱的。

后極權社會位于極權社會和民主社會之間，從后極權社會向民主 社會過渡，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知識分子的愿望。但它卻有一個路 徑取向的問題，即通過什么樣的道路，或采用什么樣的策略才能從后 極權抵達民主。如果民主在這里是一種“道義理性”，那么，在自由 主義看來，更重要的是強調這個道義目標過程中的“實踐理性”。由 于自由主義是一種緩進主義，緩進的目的在于盡可能以“和平”的方 式完成社會形態的轉換，盡可能減少這個轉換過程中由新制度所需要 墊付的“交易成本”（即因暴力沖突而導致的流血犧牲）；因此，后極 權時代的自由主義，在其策略上，也許就不是直接抵達容易導致暴力 發生的“國家民主”，而是把它作為一個可預期的目標，轉而從“權 利”出發，以落實“個人權利”來迂回包抄民主。

從“個權”出發，這個策略需要解釋。首先需要解釋的就是“權 利”本身。權利是一個復數概念（rights），它可以包括很多子項。在 一級劃分的意義上，人的權利有兩種，先天的和后天的，即“自然權 利”和“契約權利”。前者是根據自然需要所產生的，它具有天賦性， 比如人的生命權利、生存權利、人身權利、言論信仰的權利、遷徙權 利以及因維持生存而形成的財產權利等，這些都屬于“自然權利” ， 或者是自然權利的直接延伸。所謂“契約權利”是在人類社會中形成 的，它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來自自然，而是來自人與人之間

的契約。比如“民主”，作為民主社會中公民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 就不具有自然性，它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公共約定。人類的這兩種權 利構成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復式結構，它由兩個領域相銜而成，“私人 領域”和“公共領域”。自然權利因應于社會生活中的私人領域，“契 約權利”（更準確的說法則應是“政治權利”）則因應于社會生活中的 公共領域。在比較的意義上，可以把一個人在“私人領域”中的權利 視為“私權”，同樣，這個人在“公共領域”中的權利則屬于“公權”。 而以上所謂的“個權”是一個綜合概念，它既包括一個公民本有的“私 權”，也包括他（她）被賦予的“公權”。

在極權社會中，“無權者的權利”是雙重地被剝奪，“無權者”既 沒有私權，也沒有公權。私權的沉淪在于社會生活中“私人領域”的 被破壞以及意識形態的強行進入。“文革”期間，一個人連燙什么樣 的頭發、穿什么樣的裙子都做不了主，還有什么私權可言？至于公權， 名義上有，而且冠冕堂皇，但它卻是一個不能兌現的“空洞的能指” ， 僅僅是一種名義，甚至誰都不會去因名責實。進入后極權社會了，人 的權利狀況獲得了改善，至少“權利”被承認屬于“正當”訴求（right 同時具有“權利”和“正當”的含義），而且被剝奪的權利也有所還 原；當然，有所還原遠非全部還原，這個過程還很長。

目前正在繼續的這個過程中，權利的還原導自于權力的退卻。那 么，在后極權社會，權利和權力的配比是一種什么格局呢？首先，政 治權力依然遠遠大于公民權利，這是一個基本估量。其次，就還原了 的權利而言，它主要體現在私人生活領域而非公共生活領域，亦即個

人自身方面的權利正在逐步兌現，而公民的“政治權利”則依然屬于 紙上談兵。換言之，政治權力可以也事實上逐步退出日常生活領域， 但政治領域卻是它的不讓之地。這是后極權社會的一個基本狀況，也 是當下的一個基本的社會現實。在這樣一個現實面前，“民主”的目 標自然就成為眾目所矚的問題。它不僅是“五四”以來一個世紀的夢 想，而且極權社會的根本解決也正在于政治領域中的制度更新。

在其實踐層面上，筆者傾向于認為，不妨從“個權”出發，先爭 取權利，后實現民主。當然，民主也是一種權利，是每個公民應該擁 有的政治權利；我這里講的“個權”（或權利）是指它在日常生活方 面的內容而非政治方面。在策略意義上，“權利優先，民主殿后”或 許是一種較為有效的價值排序，它雖然是讓民主緩行，但絕不是不要 民主。筆者知道，這很容易招致道義理性的指責，什么犬儒主義、什 么逃避民主；但根據實踐理性，該策略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 的考慮。

從現實角度看，“無權者的權利”目前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 恢復。換一個角度，政治權力的干涉也正從日常生活中緩慢地逐步退 出。權力的退就是權利的進，但這種“進”是“漸進”而不應是“激 進”和“冒進”。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和體制討價還價的，是日 常生活中的公民個人的自身權利而不是政治權利。政治作為體制最為 敏感的領域，至少現在，它是不允許你和它討價還價的。其所以如此， 是因為“私權”僅僅是“權利”，它和“權力”無關。而“公權”，比 如民主選舉，從公民個人來說是“權利”，但從政治體制來說，同時

又是“權力”。凡是涉及“權力”的地方，體制都會“當仁不讓”，這 是它的最后防線。既然如此，自由主義應該審時度勢，在條件許可的 情況下，知其可而為之；反之，知其不可而暫不為。具體而言，當下 自由主義的努力其重心依然是在公民個人生活的日常領域，是爭取這 個領域中公民自身權利的逐項落實。權利是一個清單，在這份清單上， 公民個人被權力所侵犯的權利還很多，它需要以“個案”的方式一條 條去伸張，一款款去敲定。胡適介紹他的美國老師杜威的觀點說：改 革不是批發的買賣而是零售的交易。抓住公民受侵害的個案在輿論上 做文章并從法律上解決問題就是“零售”，而期冀民主問題的解決， 尤其是期冀民主解決一切問題，倒有似于“批發”了。

從理論上看，公民權利中的“私權”部分大致就是伯林所說的“消 極自由”；而公民政治生活的權利則對應于所謂的“積極自由”。伯林 在論述這兩種自由時，顯然是“消極自由”優先，并對“積極自由” 抱有一定的警惕。自由是權利不受障礙的狀態，從自由到權利，無權 者首先需要恢復的也是屬于“消極自由”的自身生活權利，其次才是 “積極自由”范疇下的政治權利。日常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基礎，人類 生活的原始發生就是從日常生活過渡到政治生活，后者甚至是很后來 的事；而且人類個體對這兩種生活的介入也是這個順序。按照這個順 序求自由、爭民主，是順推，而不是逆取。逆取往往逆而不得，因為 權力是暴力，逆取必須集中比極權更大的暴力；但這種更大的暴力一 旦獲得成功，它本身就是頭疼的對象，甚至更極權。這樣的事在歷史 上發生過，史鏡可鑒。

轉從歷史角度來看，“民主”這個口號早在“五四”時期就被提 了出來，還被人格化為“德先生”。“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這個國家 制度層面上的運作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然而，他們可曾以同等的熱情 關注過屬于個人的權利？“個權”在“五四”年代屬于失落的概念， 這個失落幾乎延至整個20 世紀。也許是因為它太小了，不屬于宏大 敘事，很難引起知識分子的價值沖動；也許是那時的人們認為，只要 民主問題解決了，個權之類的一切也就迎刃而解。然而，個人與國家 之關系猶如地基和房舍，如果略過個人的具體的權利而直奔國家的民 主，這樣的民主是凌空蹈虛的，極易為一些政治力量所利用。事實正 是如此，20 世紀當中，民主的口號震天響，可是結果如何呢？這面 旗幟為政治權力開拓了道路，而個人權利的狀況更糟了。如果從中總 結教訓，盡管原因可以很多，但追求民主的路徑不對，最終為某種勢 力所乘，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假如從“五四”時就堅執于個權的努力， 走從個權到民主的道路而不是撇開個權講民主，歷史也許當不至此。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但現實卻可以選擇。今天，正是通過歷史失足 處的反思，我們方才選擇個權策略，即立足個權，各個擊破，由此打 通向往民主的道路。

最后，對于民眾而言，屬于“公權”的政治權利固然重要，但日 常生活中的各項權利顯然更重要。就一個城市下崗工人來說，或者就 一個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抑或有了工作而工資卻不能兌現的農民工來 說，他們會覺得自己的工作權利、最低生存保障的權利以及勞工應得 的權利重要，還是手上那一張選票重要，答案不言而喻。殖民地時期

生活在香港的人并沒有投票權，卻享有其他民主國家都能享受到的公 民個人權利，因此香港社會長期以來是穩定的。相反，在中國的“文 革”時期，公民私權大幅度被褫奪、被侵犯，與此同時，個人的虛擬 政治權利卻被有意識地利用，以至放縱為泛濫成災的個人權力，幾個 人隨意打出一個旗號，就能對另一個人抄家批斗，這樣的“大民主” 必然導致社會的動蕩與虛脫。象“文革”時期那樣，只有政治生活， 沒有日常生活，只有畸變的政治權力，沒有正常的私人權利，那么個 人的能量、熱情、注意力勢必向盲目追求政治權力傾斜，如此不出現 那種“民粹式的民主”才怪。以上一正一反兩個例子表明，民眾出于 生存的需要，往往更在意他們的私權；而沒有私權基礎的公權則很容 易變形。因此在現有的條件下我們的努力似乎應當從私權開始，盡量 以法律框架允許的方式抗爭（即使這個框架看來遠非完善），從而逐 步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權利保障的基礎，而后再問鼎自己應有的民主 權利，亦即由“私權”而“公權”，就像2003 年至2004 年香港每年 7 月所做的那樣，這才是一條較為實在的可取之途。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后極權社會”，追求“無權者的權利” 宜先從個權的伸張開始，然后過渡到民主權利。這樣的策略，換一句 話說，就是“非政治的政治”。這里有兩個“政治”，但它們的內涵并 不相同。前一個“政治”，指的是權力意義上的政治，或曰國家政治 權力；后一個“政治”是指政治生活所在的公共領域，它不是指政治 權力，而是權力之外的公共事務空間，是公民在這個空間中的（泛） 政治的權利。由于政治無論在極權社會還是后極權社會都是一個非常

敏感的詞，因此，有界分這兩種政治的必要。

當“無權者的權利”是率先從個人日常生活開始時，它不會威脅 體制的政治權力；相反，體制為了顯示自己的變革的誠意，也許會愿 意把權力從這個領域中退出。它的退出是逐步的、也是有條件的，那 就是以不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力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體制可以提出 自己的口號“權為民所用”，但卻不肯接受更為合理的“權為民所授”。 從理論上說，只有“權為民所授”，才能有效地保證“權為民所用” ； 只有在“權為民所授”的制度里，一旦權力不為民所用，民才有變換 權力者的權利。而現在的狀況是，政治權力尚未完全退出公民日常生 活領域，國家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和事件時有發生，而且還得到相關 的行政法規或法律支持。也就是說，這個領域中的權利狀況很不穩定， 還有很大的權利空間需要逐個突破和改善。

當政治權力開始退出一些“個權”領域之后，若要求它立刻進一 步退出政治領域，那無異于要求它吐出所有的既得利益（而且是最后 的利益），那它肯定不接受，也不會善罷甘休。由此可見，如果審時 度勢的話，我們的用力之處應該是在權力退卻的地方，這也是權利尚 未穩固而顯得很脆弱的地方。穩固個體脆弱的權利并使之擴展，就需 要抓住體制自己的承諾“權為民所用”，使之有效地憲政化為“權為 民所享”；至于民主意義上的“權為民所授”卻不宜急于求成，也無 法急于求成。這種暫時繞開政治權力的策略就是“非政治”的含義。 它的考慮是，權利是一種利益訴求，權力也是一種利益訴求，在權利 與權力的博弈中，爭取自己的利益，也需要考慮到對方利益之所在。

盡管長期以來是權力剝奪權利，但為了和平轉型，權利對權力還需要 付出一些過程中的代價和妥協，甚至寬容。換言之，給對方一些空間， 也就是給自己空間；如果把對方逼到死角，自己也就沒有退路。這應 該是1989 年政治風波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

盡管“非政治的政治”回避政治權力，卻回避不了政治，它本身 就是一種政治。亞里斯多德在論城邦生活時謂“人是政治的動物” ， 這個政治就是非權力的政治，因為生活在城邦中的人必然要參與各種 各樣的城邦事務即政治事務，不過這些事務未必都與“治權”有關。 政者，事務也，它是和私人事務相對應的公共事務，由這些事務構成 了人的生活的公共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政治權力固為中樞，但在中 樞之外，還有許多可以繞過治權（比如由非政府組織過問）的公共事 務空間。這個空間中的事務若屬公共事務，即具有政治性。本文提出 的“非政治的政治”的含義是，雖然在后極權社會中所爭取的是個人 日常生活中的權利，即“私權”，但必須把它當作一項公共事務在公 共領域中去爭取。知識分子為一個侵權個案向社會呼吁和揭露，并進 而展開各種援助和救濟，比如2003 年“孫志剛案件”發生后知識分 子的集體表現，這樣的言論和行動雖然并不指向政治權力，但該事件 的性質顯然是政治性的。一個人的“私權”可以解釋為“消極自由” ， 它的政治權利則可解釋為“積極自由”。盡管“消極自由”的權利優 先于“積極自由”，但卻需要以“積極自由”的方式去爭取“消極自 由”權利。“積極自由”的方式正是一種政治方式，它的領域也就是 公共領域。公共與政治的互文性使得知識分子對某些個案的公共關懷

具有了社會意義，把每一個侵權個案都當作一項全社會的事務來承 當，可以擴大它的政治影響，最后求得法律的或上達憲政的解決。

需要補充的是，筆者雖然在策略的意義上主張公民政治權利的延 緩，但并非提倡對民主取不作為之態度。這里有一個“知行”關系需 要分清，民主問題目下顯然缺乏“行”的可能性。體制的“鄉村選舉” 幾乎就是面具，幾年下來也陷于停頓；而且真正推行民主似乎也不應 是從鄉村開始。在這個暫時無從博弈的問題上，體制沒有就民主進程 拿出它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它現在甚至根本就沒有這個準備， 知識分子當然也無法單方面地進行民主政治的操作。這就是民主在形 勢上的暫未可行。正因為如此，尤其要重視如何使民主為眾所詳知。 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中除了維權之外，依然可以也應當利用自己的公 共輿論能力，作民主啟蒙，為民主蓄勢，以做好未來民主運作的意識 形態上的準備。

可以相信的是，在公民維權的基礎上，在民主輿論的攻勢下，民 主的到來是水到渠成和瓜熟蒂落的事。也許真的不必担心民主不會到 來，需要注意的倒是民主如何到來。筆者希望，我們可以用一種和平 的方式，或者是盡可能減少暴力沖突和社會震蕩的方式，完成從后極 權到民主的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需要警惕的是知識分子身上常 有的政治浪漫主義和政治煽情主義──而這最后一句，至少就是針對 自己來說的。

《當代中國研究》[2005 年] [第2 期(總第89 期)]

邵建 2013-08-22 15: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