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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與中共黨內民主派

馮崇義

乍一看來，“中共黨內民主派”似乎是自我矛盾的概念。既然中 共是不民主或者反民主的黨，中共黨員怎么能是民主派？問題的復雜 性就在于，偏偏有不少自稱為或被稱為民主派或自由派的中共黨人。

[1] 這種稱謂并不全是空穴來風、隨意杜撰。難道東歐地區共產主義 國家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正是那些國家包括共產黨黨內民主派在內 的民主人士呼風喚雨的歷史？踏上“改革”征途的共產黨，內部發生 迅速的分化和從新排列組合，乃是各共產黨國家轉型時期之通例。較 之別國同行，中共黨內民主派的信仰、力量和表現如何？此一問題顯 然很值得探討。本文以李慎之為個案作一嘗試。

中國的政治轉型與中共黨內民主派的社會生態

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大轉型，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們正在感 受方生未死間的興奮、期待、痛苦、困惑、無奈和迷惘。從經濟角度 說是從傳統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說是從農業 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從對外關系角度說是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 會轉型、從政治角度說則是從后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中國在二 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后極權社會。 中共黨內民主派是中國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后極權社會的產物，中共黨 內民主派的歷史使命，則是推進中國完成從后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 型。

為了更好地分析中共黨內民主派以及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來歷、處 境和前景，需要首先對中國從極權社會向后極權社會的轉變做一番簡 單的梳理。從詞源學的角度說，“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在二十 世紀二十年代出現時本是個自吹自擂的詞匯，墨索里尼及其黨徒用這 個概念來表明他們要對社會進行完全徹底的整體改造以實現國家與 社會的有機統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四十年代，具有自由主義理念 的人們開始使用“極權主義”一詞來分析納粹德國和斯大林統治下的

蘇聯，這個詞便成了貶義詞。[2]

極權主義這一分析框架，一開始就受到西方左翼知識界的責難。 特別是二十世紀的五十、六十年代，西方左翼知識界對社會主義的激 情相當高漲、根本不愿接受依據極權主義分析框架對黨國社會主義的 社會現實所作的描述。他們對將法西斯主義政權和共產主義政權一鍋 煮的極權主義分析框架極為不滿。而且，從方法論的角度說，初期的 極權主義概念將極權主義政權視為鐵板一塊，也失諸粗疏。后來，極 權主義理論充分吸收了依據“利益集團”等理論所得到的成果，才趨 于成熟。[3]

本文采用極權主義理論框架來分析當代中國，目的不在于政治或 意識形態上的褒貶，而是純粹基于政治學的學理考慮。對政權類型 (regime types) 的界定，是政治學界、特別是比較政治學界重要任務。 筆者認為，在多種多樣的分類之中，林茲（Juan J. Linz ）和史蒂番 （Alfred Stepan ）設計的“四項五類”法最為完備。這里的“四項” 指的是劃分政權類型的四項指標，即（一）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 多元化的有無及其發展程度；（二）意識形態在政權和社會中所具有 的功能；（三）政權領導層的產生方式及挑選范圍；（四）社會動員在 政權運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五類”指的是依據上述四項指標所劃定 的五大政權類型，即民主主義政權、威權主義政權、極權主義政權、 后極權主義政權和蘇丹主義政權。以“多元化”項指標為例，民主主

義政權表現為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全面發展；威權主義 政權是社會、經濟、文化方面比較發達的多元化和政治方面有限的多 元化；極權主義政權是黨國一體，多元化被消滅殆盡；后極權主義政 權是在一定程度上開放社會、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多元化但阻止政治方 面的多元化；蘇丹主義政權中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多元化都可能 存在，但因為沒有法律保障變化無常、飄忽不定，地位和行為模式近 似古代帝王（蘇丹）的最高領導人可隨意干涉一切。[4] 這五種政權 形態的本質特征，令人一目了然。

的確，法西斯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曾經是不共戴天的仇敵， 法西斯政權立國所依據的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權立國 所依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階級斗爭學說），也有天壤之別。 但是，這兩種政權在以一個群眾性政黨對全社會實行全面專政等方面 則驚人地一致。[5] 國人將“Totalitarianism ”譯為極權主義，實為傳 神之筆。“極權”一詞的傳神之處在于，它準確無誤地揭示了這種政 權將國家對權力的壟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以及國家對個人自由的 剝奪推到極致。正如林茲和史蒂番所說，極權主義政權同人類歷史上 其它形式的專制主義政權最本質的區別恐怕還在于，它有效地消滅了 政治反對派并嚴密控制了個人和民間社會生存發展的空間。極權主義 的反題（Antithesis ）是多元主義。相比之下，現代威權主義 (Authoritarian) 政權在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保留有多元化 的空間。

其實，對于哪種癥狀才是極權主義政權最重要的特征，研究極權 主義現象的學者們的認識并不一致。一些學者將全面恐怖或大眾恐怖 （Mass Terror ）視為極權主義政權最重要的特征，諸如納粹德國的集 中營和大屠殺、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和古拉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 在他們看來，極權主義政權來到世間所做的事情正是以暴力消滅現實 中的政治反對派，并通過恐怖統治來使潛在的反對派和其他民眾屈 服。[6] 但是，更多的學者則強調“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作用。在 他們看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威力足可稱得上是俗世的宗教。它引 誘、說服億萬民眾積極地支持或被動地接受極權主義政權。無論是三 十年代的蘇聯和納粹德國還是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中國，廣大 民眾是如此普遍地認同極權主義政權，統治者主要是“依靠群眾”而 不是過多地依靠警察就可以隨時監督“人民的敵人”的一舉一動并有 效地實行專政。[7]

對于曾經癡迷地相信馬列主義才是唯一“科學”的意識形態、相 信黨國社會主義比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社會制度都更加“優越”的當 代中國人來說，于今痛定思痛，對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那段“心奴” （Captive Mind）經歷的反思，恐怕顯得更為重要。

無論從暴力強制還是從意識形態洗腦的角度觀察，毛澤東時代都 堪稱極權主義統治的頂峰。這也許與中國具有人類歷史上最長的專制

主義統治傳統、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行政權力至上傳統、以及近代以 來極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悲情和訴求等等因素有關系。毛澤東時代與大 規模的思想和政治運動相始終，從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如果 不包括立國之前的“延安整風”）到他結束生命時還未結束的“文化 大革命”。在這些運動中受迫害的人不知凡幾，但包括受迫害者在內 的官員、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都主動或被動地投身于這些運動、 上演數不盡的作賤自已和相互殘殺的人間慘劇。當黨國通過國有化和 集體化控制了全民的生計、通過單位制度、戶口制度、個人檔案制度 等等極權主義統治機制將私人空間個人自由剝奪凈盡之日，也正是包 括知識界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對黨國感激涕零、爭先恐后向“黨 和毛主席”表忠之時。[8]

極權社會何時向后極權社會轉化，學界也并無定說。因為極權社 會是人治的社會，因而其重大變化往往依賴生物規律起作用、也就是 卡里斯瑪領袖的消失這一因素。大體說來，蘇聯東歐向后極權社會轉 化的起點是1953 年斯大林之死，中國向后極權社會轉化的起點則是 毛澤東死后兩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果說其它社會形態或政權 形態是人們有意建立起來，后極權社會則只不過是極權社會的一種蛻 變，是極權社會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結果。它必須是極權主義統治發生 了信仰崩潰、功能衰退等重大變化而不再有能力嚴格實行權主義統 治、從而使社會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極權社會。但是，這種政權或社 會在權力結構和價值認知等方面同極權社會又具有明顯的延續性，因

而無法歸入別種社會政權類型或社會形態。這種延續性使它與威權主 義（Authoritarianism）社會區別開來、盡管它與威權主義社會有一些 相似之處。按照林茲和史蒂番他們的論述，隨著極權社會向后極權社 會的轉化，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出現了多元化，但是政治上的 一元化即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仍然維持不變；黨國依舊奉馬列主義意 識形態為指導思想，但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早已破滅，對馬列主義 的真誠信念也已基本上為實用主義的精打細算所代替；領導層和一般 官民人等都對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失去了熱情，口頭上依舊宣稱“為共 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各級干部大都不過是機會主義的利祿之徒；最 高領導的權力受到限制，技術官僚開始進入最高領導層。[9]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因為參與了該國改革的曲折過程而知之 甚深，他雖然沒有使用極權主義的分析框架，但是他對黨國社會主義 的社會結構及其演變軌跡的把握也相當準確。他正確地將神圣的意識 形態和共產黨至高無上的權力視為這種體制的內核、將國有制和經濟 調控機制視外圍，因而論證這種體制的實質性變革只能從黨和意識形 態的變化開始。[10]我們之所以將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視為 中國后極權社會的起點，正是因為這一會議改變了中共的思想路線。 中共領導層在從文革的惡夢中醒來之后還心有余悸，認為中共不能再 有毛澤東那樣無法無天的領袖、不能再有文革那樣的折騰。因而，他 們批判“全面專政”，強調“民主與法制”，以免再受最高領袖的無端 迫害、保證人身的基本安全；他們對高度緊張的意識形態先行、“階

級斗爭為綱”和“政治掛帥”深感厭倦，主張實行更為“務實”、能 夠帶來實惠的路線、方針與政策。這樣一來，黨國無可奈何地放松了 對社會的控制，一個“改革開放新時代”降臨神州大地。經過二十多 年的“改革開放”，一方面是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益萎縮， 單位制度、戶口制度、個人檔案制度等等極權主義控制機制不斷松動； 市場經濟和私人空間重新從縫隙中冒出并迅速發展，占人口大多數的 農民已擺脫了集體農奴的地位，個體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已達大約八 千萬人、創造大約四分之一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與包括西方主流社 會在內的外部世界的聯系也越來越密切，按外資外貿所占國民生產總 值的比重來算已經成為世界上經濟最開放的國家之一。但是在另一方 面，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市場經濟無法正常發育、大面積腐 敗和社會失范觸目驚心；剛從縫隙中冒出的各種自由權利因為沒有法 律的保護而隨時可能被黨國收回去，改革開放的種種成果顯得飄忽不 定，有得而復失之虞。中共黨內民主派就是這種矛盾重重的社會生態 所催生的一個思想和政治派別、并在這種社會生態中沉浮。

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判別標準

“民主派”是時下人們評論中共黨內具有民主傾向的人物時常用 的一個稱謂。但是，界定這一稱謂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最大的麻煩來 自人們對“民主”一詞的濫用。美好的詞匯幾乎都難免遭到濫用，就

象美人難免廣受意淫一樣。民主的價值是如此之美，以至于當今世界 很少有公然反對民主的政治派別，很多獨裁政權都曾鄭重其事地在國 號中加上“民主”字眼。不過，民主這一概念在屢遭意淫之后依舊清 白，而且民主的忠實信徒有義務維護它的清白。我們姑且承認民主政 治可以有不同的分枝，但這些分枝是有限的，并非漫無邊際。民主政 治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其內在的、基本的規定性，不具備這些內在的、 基本的規定性的政治就不能稱為民主政治。就其歷史實態而言，人類 歷史上存在過的民主形態有“直接民主”和“代議制民主”兩大類。

[11] 在當代的語境中，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實際上是“自由主義民 主”（Liberal Democracy ）的縮寫，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主義者”是 “自由民主主義者”的縮寫。自由主義民主是以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 的民主政治。它不只是抽象思辯，而是經驗事實，由相輔相成的至少 三個部分構成。第一，自由主義人權學說與憲政理念，認為政府的目 的是保護和促進個人的各種自由權利，而且這些自由權利由至高無上 的憲法來界定并限制政府對個人自由權利的侵犯。第二，主權在民 （Popular Sovereignty）觀念及相應的選舉程序。它將多數公民的同 意（Consent）視為政權合法性的唯一根據，并且將公開和公平的競 選為內核的普選視為獲得公民同意授權的唯一方式。第三，政黨合法 競爭和分權制衡的各種制度安排，以防止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并保 證政權和平、公平、有序的轉換。

還應特別指出，如果說在人類歷史的早期曾經存在過“直接民主” 和“暴民民主”的話，在當今世界從政治制度上說不再有反自由的民 主，民主政治的價值體系是自由主義。極權主義政權所推行的“大眾 民主”或“極權主義民主”，都應該明白無誤地置換為“大眾獨裁” 或“極權主義獨裁”。列寧、毛澤東等人也確實認為“獨裁”和“民 主”的概念可以互換。他們所說的獨裁是貨真價實的獨裁，他們所說 的民主則是對民主的褻瀆。而且，主權在民原則必須通過競選和公民 投票的程序來落實，而不能由無法驗證的“人民公意”或美麗諾言來 搪塞。歷來的獨裁者都是玩弄“人民公意”的高手。消滅反對黨之后 的“民主”，只能是偽民主。[12]

有了民主的這種定義，我們很容易確定哪些人不能算民主派。首 先必須指出，那些堅持“無產階級民主”的中共主流不是民主派。理 由很簡單，民主（自由主義民主）的主體和對象必須是全體公民，任 何某個或某幾個“階級”為主體和對象都從根本上違背民主原則、從 而不配稱民主。一旦抽掉了自由主義普世人權這一現代民主政治的基 石，將民主視為只能由某個或某些階級來享受的特權、甚至于公然宣 告“民主”就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專政，這樣的“民主”必定 是獨裁者的玩物。作為無意得來的結果（Unintentional Result），民主 政治在實際運作中可能對某些階級或階層更有利，但未必就是對其它 階級和階層有害，社會各階級階層都在民主政治的運作中得到大小不

等的好處。[13] 馬克思主義批判現代自由主義民主偏袒資產階級，這 有一定道理。但是，雇主發財很可能也有利于雇員，如提高工資、增 加就業機會、改善工作條件和基礎設施等，就象雇員購買力的增強會 為雇主擴大商品市場一樣。歐洲“啟蒙運動”所要建立的以自由人權 為價值體系的“理性王國”，絕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王國。馬克思主 義階級分析的一個致命傷在于它的化約主義，硬將相對獨立的政治化 約為經濟、化約為階級利益，以至于走向西方民主政黨永遠代表資產 階級、共產黨永遠代表無產階級的無稽之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 文化各個領域，當然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但它們都有其獨立性，不 能不顧經驗事實而硬將一方化約為另一方。

就歷史事實而言，列寧首創的“無產階級民主”，并不真的是要 實行民主，而是一開始就表現為反民主、反現實存在的自由主義民主。 1918 年11 月，“十月革命”恰好一周年的時候，列寧發表了《無產 階級和叛徒考茨基》的小冊子，提出以階級為基礎的民主理念。他宣 稱，只要階級還存在，就不存在“一般民主”或“純粹民主”，而只 存在“階級民主”；談論“純粹民主”，就會掩蓋“現代民主即資本主 義民主的資產階級實質”；“資產階級民主”只能是“狹隘的、殘缺不 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專政和民主是同義詞，“資產階級民主” 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民主” ； 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階級采用暴力手段 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當布爾什維克

消滅了政治反對派、大選制度、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集會結社 自由等等“資產階級民主”的表現形式而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的 時候，列寧高呼“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 “蘇維埃政權這一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 民主百萬倍”。[14] 可是名義上是“國家主人”的無產階級本身連建 立獨立工會或選擇企業領導人的權利都沒有，枉論選舉和監督黨和國 家領導人的權力。至于連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地位都沒有的階級階層， 行使公民主權就更是無從談起。列寧所建立起來的黨國體制，只不過 是打著“無產階級民主”或“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將馬克思的階 級斗爭學說和東方專制主義或拜占庭傳統相結合而建立起來的、人類 歷史上最完備的專制制度。他的“無產階級民主”，不是發展民主事 業，而恰恰是抵制人類文明所取得的民主成果。多少接受西方正規高 等教育的列寧尚且如此，列寧之后跟著他提倡“無產階級民主”的共 產黨領袖、特別是更為落后國家的共產黨領袖，則更是等而下之。絕 大多數中共黨人，其中也不乏飽學之士，因為既得利益的本能驅動和 馬列主義這一俗世宗教的遮蔽，在歷史真相早就大白于天下之后，至 今仍對“無產階級民主”的無稽之談執迷不悟，使他們無法皈依真正 的民主理想，實為一大悲劇。

不過，在排除了哪些人不是民主派之后，要確定哪些人算是中共 黨內民主派，還有一些困難。從理論上說，中共黨內民主派指的是中 共黨內信仰自由主義民主并付諸行動的人士。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個

人的社會存在錯綜復雜，純粹的個人和社會現象都幾乎不存在。我們 只好退而求其次，確定可以操作的、現實的判別標準。根據中國的政 治現實和蘇聯東歐的經驗，判別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標準，必須考綜合 慮如下這些關鍵因素：對中共黨政權的認識和態度、對自由主義民主 的認識和態度、與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關系。因而，判別，中共黨內民 主派的標準，至少包括如下幾項。第一，認同自由主義民主的價值體 系，盡管對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認識程度可以有深淺不同。第二，反 對一黨專政。從民主的角度反對個人迷信、領袖獨裁但并不明確反對 一黨專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個民主派。第三，在行動上從中共 內部積極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區別于有思想而沒行動的黨內 潛在民主派、也區別于作為公開的反對派從事民主運動的黨外民主 派。這些判別標準實際上只涉及基本共識。至于與民主化進程有關的 一些相對次要的問題，諸如對馬列主義官方意識形態的態度、對中國 民族主義的態度、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態 度、對西方民主國家的認識、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對全球化的態 度，等等，很可能意見紛紜、見仁見智，甚至于難分軒桎。

依據這樣一套判別標準，我們可以判定中共在立國前就存在一些 民主因素，包括繼承五四民主余緒的部分第一代中共黨人和在抗日民 主救亡運動中投奔中共的一代，但他們還不夠格稱為黨內民主派，理 由就在于他們為馬列主義“民主觀”所遮蔽，并沒有認同自由主義民 主。經過五十年代初的洗腦和五七年反右的打壓，中共黨內的民主因

素至多只是由顧準那樣極個別的異數保留不絕如屢的一絲血脈。文化 大革命的災難和毛澤東時代的終結使中共黨內民主因素死灰復燃，而 且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幾成燎原之勢，真正形成為黨內民主派。具 體表現為王若水、劉賓雁、吳祖光、王若望、方勵之、許良英等黨內 知名知識分子的吶喊，千百萬中共黨青年為自由主而呼號，甚至有胡 耀邦、趙紫陽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項南、任仲夷等封疆大吏所顯示 出來的民主傾向。嚴格說來，中共黨內民主派實際上指的兩部分人， 即極少數完全意義上的民主派（與自由派同義）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 自由主義民主傾向但未必完全認同自由主義民主的“半民主派”。[15] 如果民主派稍有運氣，中國本可因利乘便走向類似蘇聯東歐那樣的民 主化。只是1989 年6 月長安大街上的坦克壓斷了本來充滿希望的歷 史進程。

李慎之的思想、政治光芒V 及其貢獻

李慎之的生平頗有傳奇色彩，但他成為舉世矚目的公共人物，得 益于1999 年《風雨蒼黃五十年》那篇鴻文。已有多人指出，李慎之 的晚年壯舉代表著中共黨內“兩頭真”人物的“老人造反”。[16]2003 年4 月李慎之逝世，一時間悼文如潮，很多人都將他視為中國自由主 義的“領軍人物”。但對李慎之的高度評價，在自由民主人士中間也 有異議，以曹長青和仲維光為代表，認為李慎之甚至還沒有資格被稱

為自由主義者。[17]李慎之當然有可議之處，但曹、仲幾位將他貶得 那么低，可能根源于他們與目前的中國現實及其思想界的隔膜。[18] 我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將李慎之定位為“中共黨內自由派領袖”，似乎 比較穩妥。[19]

其實，國人思想進步的代價異乎尋常，很少從別國的經驗和邏輯 思維中得到智慧，總是在國家和個人遭受奇災異難之后才有所覺悟。 中共黨內那些“兩頭真”的人物，有著充滿辛酸和血淚的人生三部曲。 第一步是在年青時代迷上中共關于共產主義和民主自由的理想和諾 言而投奔共產黨，貢獻自己的寶貴青春；第二步是發現了共產黨的“紅 色江山”中現實與理想的距離、權勢對諾言的叛賣和嘲弄，并在試圖 勸諫黨國領導糾偏補漏、兌現諾言的過程中遭受意外的打擊和挫折 （往往不止一次打擊和挫折）；第三步是在晚年終于醒悟到今是而昨 非，迷途知返，將政治民主化作為中國的救時之方。

李慎之的思想和人生三部曲很典型。他早年背叛殷實的家庭、棄 置燕京大學所學之經濟專業，投奔共產黨的革命事業。他的革命生涯 實可稱少年得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未屆而立之年便官至新華社 國際部副主任，分管編輯供最高領導層閱讀的《參考資料》（大參考） 和供普通黨員干部消費的《參考消息》，還作為國際問題的高參策士、 經常接觸上至周恩來總理之類的上層人物。李慎之所代表的一代左派 青年，熱烈擁抱中國從威權主義社會到極權主義社會的轉變。中國國

民黨所建立起來的黨國，是具有某些極權主義因素的威權主義政權。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極權主義社會圖景比起威權主義社會來，感召 力和誘惑力要大得多。威權主義政權的鮮明特色是嚴重倚仗軍警和傳 統精英來鞏固統治，這使它受到廣大下層民眾和知識分子的疏遠和憎 惡。相比之下，極權主義的魅力在于它巧妙地運動群眾投身于波瀾壯 闊的社會政治運動，并以這種特色的“參與民主”來爭取和強化“群 眾”的認同感；它的烏托邦圖景以及對集體主義獻身精神的高揚，也 可以滿足很多人的方向感、使命感和崇高感；它將社會資源、權力和 榮譽的分配權壟斷起來對積極分子的獎賞，也更加鼓舞人心。從政治 文明發展的角度說，從威權主義轉向極權主義，當然是歷史的倒退。 然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對此有明確認識的人并不多。胡 適的親國民黨立場，在知識界廣受詬病。左翼知識界倒也有儲安平清 醒地提出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統治下自由 則是有和無的問題。[20]但這種政治敏感在左翼知識界屬于鳳毛麟 角。

李慎之在少年得志之后，接著是糊里糊涂地受到飛來之禍的嚴重 打擊。因為工作關系，李慎之廣泛接觸有關蘇共二十大所揭露出來的 斯大林問題和1956 年的波、匈事件的材料，引發他對共產黨政權體 制的思考，得出蘇聯東歐出問題的總根源是沒有在革命勝利后建立起 民主制度。并且，他當時還受到內部傳出的毛澤東批評新中國的“愚 民政策”和“專制主義”的激發，遂在1956 年的鳴放運動中倡議“大

民主”，要求“建立憲法法院”、“還政于民”、“開放新聞自由”等。 結果因言罹禍，在反右運動中被開除黨籍、下放勞動。不過，與千千 萬萬具有相同經歷的同胞們一樣，李慎之并沒有因此而遷怒于黨和毛 澤東，而是深挖自己的思想毒根，認為自己確有過失，冤枉之處只是 黨沒有充分體察自己的一份好意和一番苦心，而且處罚太重。實際上， 當年受黨國打擊的“右派”絕大多數人都是假右派，他們并不真的具 備“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水平、并不具有自由主義民主思想。 他們有的只是對黨國社會主義的真誠，在備受打擊之后也只是感到個 人受到冤枉，并不換來認清黨國體制反自由、反民主的本質這樣的覺 悟。李慎之比廣大右派同類更高之處是他在六十年代就明白了真理在 他手中、以當右派為榮。但他在經受了反右的打擊之后也失去了挑戰 黨國的少年之勇，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噤若寒蟬”。而且，他在這一 時期似乎還未完全認清“新民主主義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反 民主本質。他2000 年10 月給舒蕪的信中說：“前兩年讀了陳獨秀在 一九四二年逝世前的言論，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沒有什么資產階級 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不同，也沒有什么舊民主與新民主的不同，民 主就是民主。”[21] 這似乎可以證明他的思想飛躍發生于1997-1998 年。他的自由主義言論也正是始于1997 年評論顧準的文章。

李慎之的覺悟還有待于他所遭受的再一次打擊和磨難。李慎之于 1973 年由周恩來點名從干校解放，重回北京新華社工作。接著又重 新受到“重用”：1979 年以外交顧問身份陪新主鄧小平出訪美國，1982

奉命參與中共十二大文件的起草，1985 年上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 長，成為副部級高干。似乎為了報答知遇之恩，他與這一時期的“資 產階級自由化”保持著距離。直到1989 年他才公開表示對民主運動 的支持，在六四事件后不愿再次低頭認錯、“不愿在刺刀下做官”，因 而第二次罹難，遭撤職查辦之災。再加上當年蘇聯東歐劇變等一系列 事件，才使他對共產主義制度真正懷疑起來，達到對專制主義的大徹 大悟，在思想和行動上告別黨國體制，并終于在九十年代公開改宗自 由主義。的確，要從禁錮了幾十年的思想中走出、并毅然擁抱自由主 義新信仰，對中共領導層來說，確是萬分艱難。原因就在于，絕大部 分人不是為權力所害，就是為惰力所害。為權力所害者，由“屁股決 定腦袋”，無論如何“覺今是而昨非”，只因為屁股所坐的權位而無愿 轉變；為惰力所害者，則是在共產主義理想破滅之后，便再也無力燃 起理想的火花，得過且過地頤享天年，期待“天然之力”將中國推向 前進，或無奈地滑入再無崇高信念的犬儒主義泥潭。[22] 中共領導人 要在晚年完成從馬克思主義者向自由主義者轉變，需要“雖千萬人吾 往矣”的那種劍膽俠骨，需要對自由主義的真知灼見，也需要對馬克 思主義的大徹大悟。即便是那些克服權力障礙與惰力障礙而繼續拼搏 者，也往往未能洞察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內在缺陷、并轉而求取自 由主義的藥方。

李慎之在完成向自由主義者的轉變之后，在上文談到的黨內民主 派具體標志的三個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成就。其一是從黨內公開打

出自由主義這面大旗、向共產黨人指明了徹底轉變為自由主義者的出 路。遭受1989 年那場打擊，中共黨內民主派已潰不成軍，公開為中 國爭自由民主的旗幟轉到了黨外民主派的手中。李慎之沒有與黨外民 主派結盟，而是承接陳獨秀、顧準的中共黨內自由民主思想譜系，這 既是李慎之自身的思想發展邏輯使然，同時也表明他的首要目標是要 引導中共同仁向自由主義者轉變。1998 年李慎之這位親身體驗了共 產主義革命的喜悅、折騰、痛苦和絕望的革命老人寫下了這些文字： “世界經過工業化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 來的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試驗，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主義 是最好的、最具善遍性的價值。發軔于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 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 世界造福爭光！”[23] 這顯然是向中共同仁發出的自由主義宣言。

李慎之的思想拓進到這個層面，使他與黨內半民主派同行區別開 來。當筆者親口問及處于他那個層面的同輩人有多少人是自由主義同 道時，他以拇指對胸，半是自豪、半是嘆息地作答：“余一人也”。[24] 六四事件之前，中共黨內已有一批具有某些自由思想和價值觀并在不 同程度上試圖參照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價值來改革政治體制的人物。中 共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是因為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 而被解除職務的；劉賓雁、王若望、王若水、吳祖光、方勵之等人是 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被開除出黨，天安門事件中因為“資產

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和行動而被清算和整肅的各級黨政干部則更多。 不過，這些人不但沒有徹底擺脫馬列主義的框架，沒有放棄他們的馬 克思主義信仰而改宗自由主義，他們所要求的只是“體制內改革”。 他們真心向往自由民主主義，但其心智尚不能擺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的樊籬，夢里不知身是客，反而為中共領袖及絕大多數黨徒“誤解” 馬、恩關于民主自由的微言大義良言美意而無限煩惱。

李慎之的部級高干知音如李銳、李昌、李普、朱厚澤、于光遠、 胡績偉、王若水等都有這種煩惱。六四之后的李銳和王若水在這方面 很有代表性。李銳不斷地清算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無懈地要求系統和 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實現“黨的民主化”和“國家民主化” ， 但他依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25] 李銳在很多場合都盛贊王若水是當代中國最有水平的理論家。王若水 醉心于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進行系統的批判與清 算，對官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弊端進行透徹的分析，可算是在這 部分人中間在理論上走得最遠的人。但是，他仍然停留在馬克思主義 人道主義的框子里，沒有邁出步子去皈依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馬克 思主義是一種有力的批判武器，它可以非常深刻地揭示和批判資本主 義主義社會的勞動異化和共產黨人所建立起來的黨國社會主義的權 力異化。但是，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據以對這兩種社會進行批判 的最高理念是人類“類本質”的實現和作為整體的人類的解放。王若 水仍然看不到黨國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改造現實人性的企圖、實現

人的“類本質”的野心、以及作為整體的人類解放的烏托邦之間的邏 輯關系，因而總是抱怨掌握國家權力的各國共產黨人無一例外地背叛 了馬、恩老祖宗的教示和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思想停留在二 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共產主義者”和蘇聯東歐早期持不同政見 者的水平上。他以“權力異化”理論來批判共產黨政權的變質，有其 現實力度和一定的理論深度。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馬克思更加關注 的是克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異化”，而且迷信“無產階級”的 政治去克服這種異化，從而種下后來黨國權力異化的毒根。王若水為 馬克思早年對人的關注所吸引，并為馬克思頌揚“個人解放”的個別 模糊論斷所困惑，沒有看到馬克思在人性觀上的根本迷誤。

馬克思確實非常關注“人道”、“人性”和“人的自由”。但是， 馬克思的“人性”觀是順著盧梭的人類“總體意志”套路走下來的。 在馬克思那里，體現在各個人類個體身上的自然人性不代表人的“類 本性”、而且低于人的“類本性”。馬克思抹殺社會個體的主體性地位 和個體多樣性選擇的內在價值，竭力揭露自由主義尊重“自然人性” 的“資產階級虛偽性”，斷言“自然人性”是虛妄的，所體現的只是 受私有制腐蝕之后的不良欲望，因而必須加以改造。而且，只有消滅 了萬惡的私有制，這種改造才能獲得成功。到了那時，人類亮麗的“類 本性”才能展現出來。為了實現人類的“類本性”，也就是整體人類 的解放，就必須對現實的人性進行改造、犧牲廣大人類個體的自由也 在所不惜。正是這樣一種人性觀和人性設計，構成為專制主義提供理

論基礎的潛能。即便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到“每個人的自 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他所說的自由也不是個人受法 律保護而免于政府壓迫的自由權利，而是生活在消滅了國家政府和勞 動分工之后，生活于“共同體”內的人們“全面發展”的自由。按照 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具體描述，全面自由發展的人們能夠“上 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放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一種高調的 自由，當然值得羨慕，特別是在那些已經實現了基本政治自由的地方。 馬克思及很多“馬克思主義者”的迷誤，在于以高調的“全面發展” 自由來貶低和否定政治自由的價值。在他們看來，與“全面發展”的 自由相比，在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中所實現的政治自由顯得微不足道， 信仰自由只不過是讓人接受宗教奴役、思想自由只不過是讓人傳播異 端邪說，如此等等。

而且，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念包括整體主義的世界觀、經濟本位 思想、歷史決定論、階級分析方法、社會主義革命的信念和共產主義 理想。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充其量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一 個方面。馬克思主義在所有共產黨國家的實踐都出現問題、帶來災難， 足以說明這種社會理論本身有問題，無論是它對社會的診斷還是所開 的藥方。馬克思的根本迷誤就在于偏離了現代自由主義的根本立場： 社會個體在道德、社會和本體意義上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偏離了這 一立場，馬克思便陷入了種種不可調和的矛盾，諸如既談論人的“自 由”又強調“必然規律”、既向往自下而上的“解放”又推崇自上而

下的“計劃”，等等。

李慎之的第二個貢獻是以自由主義為理論依據來批判“中國專制 主義”。李慎之曾借哈維爾之口批判當代中國的后極權主義現實，控 訴“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 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 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26]但是，李慎之畢竟并不熟悉極權主義 的分析框架，在中國那種語境下也沒有機會采用極權主義的分析框架 來進行現實批判。因而，李慎之將批判的矛頭集中于“中國專制主義”。 有過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有過八十年代的“反封建”，有人可能會 覺得李慎之反“中國專制主義”是老生常談、甚至于是反錯對象。孤 立地看李慎之反“中國專制主義”的一些文字，確實會得出這種印象。 但是，李慎之反“中國專制主義”至少有兩層新意。其一，他突破了 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框架，明確采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立場。他在歷史 觀上徹底擺脫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和人類社會五個發展階段論， 認定中國最遲從秦始皇統一中國時起便已進入“皇權專制主義”社會。 在這種社會形態中，不是經濟決定政治和意識形態，而是專制主義的 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決定經濟制度，特別是長期有效地封殺新的經濟 因素和新的理念的成長。而且，長期的“皇權專制主義”統治使中國 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文化傳統，“深到不易認識清楚，深到不 能真的觸動的程度”，因而即使形式上的帝制被葬進了歷史的墳墓， 專制主義的傳統仍然變相延續下來。[27]他所開出的是自由主義的救

治之方：“救治專制主義的唯一出路，就是啟蒙，就是以近三百年來 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28] 其二，李慎 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打出反“中國專制主義”的旗幟，有力地回 擊了新保守主義的逆流。根源于中國自由主義民主運動的嚴重挫折和 民族主義在多種復合因素刺激下的飆升，新保守主義的逆流在九十年 代可謂惡浪滔天，遍地都是“新儒家”，就連李慎之都差點自亂方寸， 戲稱“半個新儒家”。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文化保守主義的陷阱，看清 了專制主義勢力假借民族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來鞏固其統治的用心。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燦爛的優秀文化，而且中華民族在當代又是民族 自尊心很容易受傷害的民族，因而中國自由主義者對傳統的批判一再 引火燒身。李慎之對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的明確區分，有助于中國人 既毫無留情地批判專制主義的傳統、又能保持對中國優秀文化的熱愛 和繼承。因為，按李慎之的說法，“傳統文化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形形 色色的文化現象之總和，..但它又是一個變化的、包容的、吸收的 概念。..文化傳統則不然。它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它應該是中 國人幾千年傳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習慣、思維定勢。”[29] 有了這 種區分，中國人對專制主義文化傳統的批判，就不妨礙他們對唐詩宋 詞、人格修養等優秀文化的繼承。

李慎之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顯然使他對專制主義傳統的批判比 馬克思主義同行贏得更多的讀者。胡績偉1995 寫的新年感言，對人 生的感悟及對共產主義專制政權的批判，都與李慎之的《風雨蒼黃五

十年》可謂伯仲之間。胡文之影響遠遠不及李文，個中原由就在于胡 績偉還沒轉變到自由主義的立場。胡績偉在文章中說他自己是“醒時 老，老時醒”。[30] 實際上他也并沒有全醒。因為，他“還是信仰馬 克思主義”，依然相信當年中共所提倡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 沒有遭到背叛就可以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他沒有認識到以馬克思 主義的階級理論為基礎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只能通向一黨專政、 而不可能通向真正意義上的民主。[31]

李慎之的第三個貢獻是試圖調動中共黨內的一切資源重新開啟 六四之后被擱置起來的中國民主化政治改革。秦暉特別強調“自由主 義實踐”的意義，指出在自由秩序尚未建立的中國，一個人不僅要維 護自己的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而且還要反對他人之間的強制，才 夠資格稱為自由主義者。[32] 他不將錢鐘書、陳寅恪等人視為自由主 義者，有失苛刻。但他不以獨善其身為然，強調與專制制度的斗爭， 凸顯儲安平、李慎之等人的意義，良有以哉。受惠于中國的專制主義 傳統和天道合法觀、受惠于中國近年來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生活的改 善、受惠于民族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大行其道，中共度過了二十世紀八 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危機，將民主運動壓入低谷，使整個社會在后 極權主義社會秩序下陷入政治上的絕望和生活上的物欲橫流。當眾多 識時務的當權者們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而心安理得當新權貴，或者在經 歷種種磨難之后知趣地按滅了心中的理想之光，李慎之晚年猶作少年 狂，重新點燃造福人類的理想之炬、揭橥自由主義的旗幟向專制主義

宣戰，震聾發聵，其理論見識和道德都很值得稱道。結束極權或后極 權主義統治、擁抱自由主義民主的政治文明，不是胸無大志的平庸之 輩可以担當的事業。這樣的事業需要無數膽識過人的勇士。

不過，國內自由主義者及其他人士廣泛認同李慎之，也就意味著 他們對積“一點一滴”的改良以預備翻天覆地的大變革這樣一種發展 途經還沒有完全絕望。李慎之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力啟黨員同仁之蒙， 致力于從內部說服中共同仁担負起政治民主化的重任，甚至于念念不 忘打動“核心”，可謂用心良苦。[33]應該說，中共早就是一個人各 有志、同床易夢的復合體。當今維系中共上層的“共識”，與其說是 共同信仰，毋寧說是對同歸于盡的恐懼和得過且過的惰性。李慎之力 圖向中共黨指明，民主化政治改革可以理解中共引刀自宮，但這是中 共、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獲得新生成本最小的選擇。中共的法制建設和 對制度化程序化的強調、政企分開的改革和政府職能的改變、基層民 主和干部競爭上崗的嘗試，雖然不能替代建立現代多黨政治和民主憲 政的整體性突破（Breakthrough）,但也都是有助于這種突破的有益之 舉。只要中共沒有完全徹底地關閉政治改革的大門，通過自上而下的 改革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的希望就沒有破滅，就值得中國自由主 義者去奮力爭取。李慎之以當代中共先知的身份向中共黨徒們指明： “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 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34] 中共或許還有跟 隨世界潮流前進的勇氣。

注釋：

 [1] “民主派”和“自由派”都是約定俗成的概念，兩者可以 互換。但是，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說，應該使用“自由民主派(liberal democrat)” 這一概念。時下國內那些被稱為“自由派”的那些人物， 確切的稱謂應該是“自由民主派”。他們區別于其它學術和政治派別 的本質特征，并不是私有化、市場化等等自由主義的主張，而是進一 步深化政治改革以實現政治上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 [2] 論述極權主義的先驅性著作有 Sigmund Neumann, Permanent Revolution: Totalitarianism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 Civil War, New York: Harper, 194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nrt, Brace, 1951; Carl 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54; and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這一時期批判極權主義統治的重要著作還包括

Friedrich v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and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5.

 [3] 關于共產黨國家的利益集團研究，參閱Skilling, H. Gordon,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8:3 (April 1966)；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36:1 (October 1983).

 [4]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0-52. 林茲和史蒂番在書中列出詳細表格來對照這五種政權形態的 本質特征，令人一目了然。他們還分析了這五大政權形態內部進一步 細分的次類政權形態 (regime sub-types) 。華文世界較早使用極權主義 分析框架探討中國現實的有仲維光、徐賁等人，參閱丘岳首的論文《后 極權中國社會與李慎之現象》。

 [5] 弗里德里克和布熱津斯基認為極權主義不是一種單一現 象，而是一種復合癥，并且認為“極權主義復合癥”（ “Syndrome of Totalitarianism”）有六種并發的癥侯：一個整體主義的意識形態（ A Totalist Ideology）；一個效忠于這一意識形態并通常實行領袖獨裁的 一黨專政；全面發展的恐怖主義警察（ Terrorist Police）；對大眾傳 媒的壟斷；對武器的壟斷；以及對所有社會組織的壟斷性控制，包括 以中央計劃經濟的方式對經濟組織的控制。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New

York: Praeger, 1965. See also Carl J. Friedrich , “The evolv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n Carl J. Friedrich, et al, eds.,

 Totalitarianism in perspective: Three Views, New York: Praeger, 1969.

 [6] 參閱F. Furet, 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180-181.

 [7]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1; Vladimir Shlapentokh, A Normal Totalitarian Society: How the Soviet Union Functioned and How It Collapsed,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p.11. [8] 關于單位制度，參閱 Xiaobo Lu and Elizabet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李路路、李韓林：《中國的單位制度：資源、權利與交換》，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關于戶口制度，參閱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The Origin and Social Consequence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September 1994) ；

殷志靜、郁奇虹：《中國戶籍制度改革》，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出版社，1996。

 [9]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4-45. 有不少人將前蘇聯和東歐那些經歷了民主化變革的國家都稱 為后極權社會，不足為訓。

[10]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15.

 [11] 關于民主制度的內部分類，參閱Arendt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entu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 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在歷盡滄桑之后對此有痛切的認識，參 閱陳獨秀：《給連根的信》（1940 年7 月31 日）和《我的根本意見》 （1940 年11 月28 日），見《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13] 唯有以已經取得的自由主義民主成果為前提條件的社會 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 ，才有資格超越(Transcend) 自由主義民 主。 [14]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人民出版 社1972 年版，第3 卷，第617-709 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還 有“社會主義民主”這一概念，似乎不可一概否定。“自由主義民主” 的指涉對象主要是政治領域，如果在自由主義民主的基礎上將民主擴 大到社會經濟領域，當然是民主事業的進一步發展，這也是“社會民 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 或“議會社會主義” （ Parliamentary

Socialism）的基本路數。但是，在共產黨國家里作為“無產階級民主” 的同義詞使用的“社會主義民主”則是一個騙局與陷阱。

 [15] 如條件允許，本該進行量化研究，以確定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實 力和成長過程。顧名思義，似乎須有一群人方可稱派。但是，在日常 用語中當我們指稱“某某是民主派”，說的是某個人而非一個群體， 一人也可成派。從個體的角度去理解中共黨內民主派，更加符合現實。 作為近乎瘋狂地強調統一與集中的列寧主義政黨，中共不允許任何派 別公開合法存在。中共黨內民主派人數應當不少，但他們只能若即若 離、各自為政。就胡耀邦和趙紫陽兩系人馬的關系而言，他們甚至不 能在關鍵時刻援手相助。

 [16] 楊繼繩：《燦爛的夕陽》，《懷念李慎之》，上，189-203。 [17 曹長青《李慎之的三大貢獻與三個局限》，仲維光《過渡人物顧準和李慎之先生的貢獻究 竟在哪里》

 [18] 對于曹長青、仲維光的質疑，朱學勤的《“常識”與“傲 慢”－評曹長青、仲維光對李慎之、顧準的批評》一文有很精彩的回 應，

 [19] 馮崇義：《李慎之：沖決專制主義傳統的中共黨內自由派 領袖》

 [20] 儲安平：《共產黨與民主自由》，《客觀》第4 期，1945 年 12 月1 日。 [21] 李慎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 適和啟蒙的信》，《風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文選》，香港：明報出版 社，2003 年版，第65 頁。 [22] 對當前中國犬儒主義的分析，參閱胡平：《犬儒病：當代 中國的精神危機》，《北京之春》，1998 年3 月、四月、六月號。徐賁 《當今中國大眾社會的犬儒主義》，《二十一世紀》，2001 年六月號。 [23] 李慎之：《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栽劉軍寧編《自由 主義的先聲：北大傳統與近現代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 -5 頁。 [24]2003 年3 月16 日李慎之與筆者在北京的面談。

 [25] 李銳要求系統的民主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見李銳：《迎 接新世紀要四講》、《炎黃春秋》，1999 年第12 期；李銳：《關于我國 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炎黃春秋》，2003 年第1 期。 [26] 李慎之：《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期極權主義 時代的人生哲學（〈哈維爾文集〉序）》，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 李慎之文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1 頁。 [27] 關于中國“皇權專制主義”社會形態的系統論述，見李慎 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太平洋學報》 2001 年第3 期，第3-15 頁。 [28] 李慎之：《回到“五四”，重新啟蒙》，李慎之：《風雨蒼黃 五十年－李慎之文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年版，第15 頁。 [29] 李慎之：《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 義》，《太平洋學報》， 2001 年第3 期，第3-15 頁。 [30] 胡績偉：《新春放言》，《北京之春》1996 年3 月號，總 34 期。 [31] 關于“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思想陷阱，參閱馮崇義： 《社會民主主義與中國四十年代的憲政運動》，“現代中國與憲政”學 術討論會，悉尼，2003 年1 月16-18 日。 [32] 秦暉：《實踐自由—再祭李慎之》， [33] 參閱李慎之2001 年4 月6 日致李銳信，《懷念李慎之》， 北京2003 年版，第2 頁。《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的中心用意也是教 訓“核心”。 [34]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李慎之：《風 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文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年版，第13 頁。

馮崇義 2013-08-22 15: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