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記憶

朱學勤

　　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國家大了，什么人都有，其中最大的差異，恐怕就是南方人與北方人的差異？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一九九六年初夏，我第一次去美國南方佐治亞州，那里正在舉辦奧運會，全中國的電視觀眾都在注視著這個州的首府亞特蘭大。后來這個城市因為對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接待規格不如國內習慣的那樣高，以及另一些中國人不太習慣的問題，曾激起一部分留學生的憤怒。對于這些遙遠的愛國主義棗出國之后再愛國，我以后若有機會，會在這個欄目寫一點不同看法，可能會讓這些愛國同胞生氣，甚至揮拳相向，有什么麻煩，到那時再說。這里先說當時亞特蘭大留給我的印象。

　　這個城市不大，但似乎架子不小，它的居民不太歡迎在家門口舉辦奧運會，確實沒有我們中國城市那樣每到這個時候象孩子過年那樣歡呼跳躍。我所生活的上海，比它大十倍，卻比它更容易動員，或者說更容易激動，近些年已經比北京好多了，卻同樣讓人氣餒。有一年還不是舉辦奧運會，僅僅一屆本國的運動會，也鬧得全城立正，雞犬不寧。開幕那一天，全市職工要盡可能放假，并停留家中，為的是讓出盡可能多的車道，保證那幾個踢球的、摔交的、劃船的、舉杠鈴的、或者是騎自行車的能準時進入某個特定的地點，這叫“全城立正”；而全城所有的擴音設備這時都會盡可能打開，從電視機、收音機，直到樓底下居委會老媽媽的鐵皮小喇叭，都要反復通知，要居民收聽開幕式那激動人心的實況，這就叫“雞犬不寧”。亞特蘭大的居民不知從哪兒來的那種架子，來這么多奧運健兒居然不待見，盛世大典還未開幕，他們就嫌煩，很多人舉家外游，有意躲避這個熱鬧的日子。有個出租車司機就跟我抱怨說，奧運會還沒有開始，他的生意就已經清淡下來了。

　　剩下的居民是否對外國來賓就拉下一副寡婦臉，冷眼相向？倒也不是。我曾走進亞特蘭大市郊的一個教堂，旁觀他們一次禮拜彌撒。那個教士不穿黑色道袍，而是打領帶，穿皮鞋，不象教士象教師，這一點首先讓我奇怪。而在例行的宗教內容結束后，那個西裝革履的教士突然開始宣講非宗教內容，談起社區榮譽，這就更讓我詫異。他說奧運會即將在我們這里舉行，希望本社區的居民比平時更勤快地撒掃庭除，搞好環境衛生，你可以不喜歡運動員的粗魯、沒有文化，但不應該對外國來賓沒有禮貌，要笑臉相迎，要給他們留下一個好印象，云云。這就有點象中國常見的號召人們學雷峰了，而且是真正的說教，就在教堂舉行。只是有一點不同，在中國，這樣的善意教導多半由單位負責人和居委會來反復聒絮，直弄的人們耳朵起繭，最后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而在亞特蘭大，那些星期天進教堂穿得一本正經的善男信女，聽著那個西裝教士的說教，居然恭恭敬敬，一起跟著唱圣歌，真令我大開眼界。

　　那個教堂坐落在亞特蘭大一個著名的山下，一塊孤零零的巨石拔地而起，就叫Stone Mountain（石頭山）。據說全世界只有兩座這樣奇怪的石頭，另一塊在澳大利亞。當時中國電視臺在播送奧運會節目的間歇，曾反復播送這座山的風景照片，以調節觀眾疲憊的視覺。因此，記性好的電視觀眾應該還記得它的大致風貌？如山上有纜車通道，纜車一上一下，會經過一座刻在山體上的巨大浮雕，浮雕上有三個人物，三人都挎著上一個世紀的老式手槍，騎著高頭大馬，等等。問題就出在這三個人物上，尤其是騎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部叛軍的總司令棗李將軍（ General Robert E. Lee），按照前三十年前中國人的說法，是個歷史反革命，按照三十年后中國人的說法，至少也是一個歷史罪人。這樣的人物是不能能刻山紀念的。不知是否出于中國記者正確的歷史意識？或是相反，他們對眼前的歷史畫面毫無感覺，只見電視臺的鏡頭無數次地掠過這位李將軍的雕像，卻沒有一次向中國的電視觀眾說：“這就是南部叛軍李將軍，凡是讀過美國小說《飄》的中國觀眾都會知道他的名字。”只消說這么一句，問題就來了：美國人怎么會紀念這么反動的南部頭領？即使美國出版的歷史書，只要說到南北戰爭，不也都是說北方代表著正義，南方代表著反動？難道在一個國家的內部，還允許被戰敗的一方保留著他們自己的記憶？

　　我在小學三年紀時第一次登臺演小劇，就是被滿臉涂黑，化裝成一個美國南部小黑奴，在臺上高高舉起鐐銬，作英勇反抗狀。四十年后我自己來到這塊土地，居然發現在這塊土地上高高聳立著的不是鐐銬，而是代表著鐐銬一方的李將軍塑像，一時目瞪口呆，啞在那塊如山體般龐大的石頭下，半天不能發一語。

　　我怏怏下山，坐小火車繞山一周，那也是風景區的一個旅游項目。小火車保留著１８６１年內戰爆發時的蒸汽車頭模樣，還會“嗚 -嗚”地拉響上一個世紀的蒸汽汽笛。鐵路沿線是人工仿造的歷史遺跡：一會是當年南軍浴血奮戰的戰壕，一會是南軍將士的宿營帳篷，全不見北軍痕跡。小火車停在了終點站，裝模作樣地加水，喘粗氣。我下車進入設在這里的南北戰爭紀念館。館里陳設先進，最吸引人的是一輻巨大的電子沙盤，有一個房間那么大。那上面山巒起伏，河流粼動，還有一排排紅燈閃亮，演示著當時南軍節節抵抗的戰線，一排排綠燈閃亮，標志著北軍侵入佐治亞州的路線。待觀眾圍繞它坐定，解說詞在腦后轟然響起，更為令人吃驚的事情發生了。只聽一個渾厚的男中音在憤怒控訴：

　　萬惡的北軍進入我佐治亞家園，一路上燒殺擄掠，把鹽撒入我們的莊稼地，使我們的土地寸草不長。他們的薛爾曼將軍（ General Sherman）厚顏無恥地說；‘戰爭就是地獄（ War is hell）’，是的，他把我們美麗的佐治亞活活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這不是我們經常訴控訴鬼子進村的語氣嗎？聽到這樣的解說詞，每一個中國觀眾都會驚駭莫名，旁顧左右而不能言它。要知道，這座紀念館不是民間私人舉辦的，而是佐治亞州政府以公款設立，它的解說詞豈不代表著州政府的官方立場？這樣明目張膽的叛亂言論，居然存在一百多年，每天要重播幾十遍，聯邦政府為什么不來取締呢？

　　我后來沮喪地發現，如果按照我所習慣的邏輯，聯邦政府有權來取締，美國土地上可取締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在南方，到處可見南軍的紀念雕塑。如果坐“灰狗”（ Greyhound）在鄉間旅行，隨時都可以看到一面飄揚著的南軍旗幟，就樹立在某一個美麗的農家院落。那面旗幟上斜著交叉兩個寬大的藍杠，藍杠里點綴著十幾顆白星，一顆星代表著當時一個叛亂的南部州。一些旅游勝地的紀念品商店，櫥窗里赫然陳列著南軍的灰藍色軍裝，柜臺里出售各種南軍留下的小玩意，如南軍的刺刀，南軍的軍用皮帶。甚至在大城市的街頭，也可以看見一些后現代造型的小汽車后窗上，貼著一百多年前的南軍軍旗，招搖過世。朋友告訴我，在南部的很多小鎮，還流行這樣的娛樂：每到盛大節日，小伙子們最愛玩的軍事游戲，是穿起爺爺的爺爺留下的軍裝，在戰壕里與化裝的北軍再次開打。

　　甚至到了北方，也有同樣的情況。我曾兩次到賓夕法尼亞州的葛提斯堡戰場憑吊，那里發生過１８６３年南北戰爭中最慘烈的一次決戰，類似于我們的淮海戰役。江澤民訪美時曾引用過林肯總統在那里的著名演說，孫中山將那篇演說中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精妙地翻譯為“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則，創下中國近代翻譯史上一個由業余翻譯創立的最為成功的典范。那個戰場其大無比，方圓三十公里，坐車在里面走馬觀花，粗粗轉一圈需兩個小時，如果是步行，旅游手冊上建議你最好先在附近找個旅館住下，然后準備兩天時間細細游覽。天蒼蒼，地茫茫，風吹草低無牛羊，什么都不種，什么都不養，干干曬太陽，只為后人看看古戰場。大概只有老美才舍得撂荒這么大一塊肥沃土地，如此荒唐？設想從蚌埠到宿縣之間，我們也劃出這么一塊三十公里方圓的戰場遺跡，鳥來了，草長了，人卻要遷徙他鄉，那將會觸發多么嚴重的移民問題？即使有勇如萬里者，再回安徽當一回省委書記，他也不敢這么干。

　　那塊土地上保留著一百三十年前雙方軍隊對峙的所有工事，戰壕、鐵絲網、宿營地、指揮部。還有一排排古舊銅炮，就在路邊排列，也不怕人拖走。在北軍戰線這一端，有各州民間團體捐款建造的各式紀念性雕塑，因為地處賓州，當然以賓州人民建造的為多，也最為高大巍峨。有意思的是，各州建各州的，甚至區分至各縣、各鎮，而且大多選址在當時那個州、縣、鎮民兵團隊駐扎宿營的老地方，上面盡可能詳細地刻印著團隊番號、上校姓名和戰死者名單。那么，被打敗的南方呢？他們在家鄉能那樣公開地紀念著他們的先驅，到了北方，尤其有美國革命圣地之稱的賓夕法尼亞州，相當于我們的延安，他們還敢那樣放肆嗎？從望遠鏡里看去，南軍的陣地真的還在，隱隱一線，鬼影幢幢，似乎還埋伏有殺機，隨時都會萬炮齊鳴，將一百年三十年前的炮彈傾瀉過來。

　　我的朋友們經不住我的固執，兩次到這里，都要驅車開到對面讓我去仔細地瞧一瞧。對面的游客確實比這里稀少，但紀念性雕塑卻一樣多，一樣巍峨聳立，也有幾百門銅炮一字排開的炮兵陣地，威武雄壯。與北方一樣，南方人也是分各州、各縣、各個小鎮，尋找到他們當年子弟的永息之地，塑像立碑，刻上他們的團隊番號、上校姓名、戰死者名單。在所有的建筑中，果然以李將軍的雕塑最為壯觀。這一次他在這里就不是山體上的浮雕了，而是升一級，成為一尊立馬平川揮刀前進的全身銅像。那銅頭怒馬足有二層樓高，李將軍就站在那么高的位置，抽出他那把指揮刀，指揮刀是北方西點軍校贈予最優秀畢業生的紀念品，他就用這把刀指向我們剛剛過來的北軍陣地，回頭向他的南軍陣地發出的開火命令，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人們似乎都能聽到他那濃厚的弗吉尼亞的口音：“ fire! fire! ”令人沮喪的是，在李將軍坐騎的鐵蹄下，我又看到了一面在南方經常看到的那種藍叉白星旗幟，很小，卻很鮮艷，就插在北方的雪地里，說不清是謙遜還是驕傲地飄揚著。從那面旗幟的嶄新程度，我斷定斷那個插旗的南方人不會早于三天前，剛剛離開這里。

　　我終于憋不住了。就在南軍的炮兵陣地上，對我的朋友發出一連串的問題：這是美國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為什么會有如此對立的記憶？究竟是北方對，南方錯，還是相反，是南方對，北方錯？美國歷史該如何撰寫？難道一團亂麻，不置是非？我的那兩個朋友雖然是小販，但畢竟是寫過《近距離看美國》、《總統是靠不住的》，最近又有一本《我也有一個夢想》。他們平靜地回答我這個從哈佛來的伙伴：為什么不能有對立的記憶？誰有權力來制定記憶版本？政府嗎？政府沒有這個權力，聯邦政府連教育部都沒有，更沒有權力頒發統一的教科書。是歷史學家嗎？他們可以各抒己見，但是同樣沒有權力規定一個統一的記版本。誰是誰非也許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記憶版本。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終不同意北方的記憶，卻再也沒有沖動還要從北方分裂出去的原因之一。

　　不幸的是，我恰好是以那種職業為生的人。此前我在中國教過六年中學、十二年大學，都是教那門叫作“ History”的勞什子，這一次我終于沉默了下來。此前我們大概在哪個岔路口迷失過方向，以至越到后來越不知道還有這一常識：我們擁有一些爭論，同時還擁有一些定論，但最值得爭論的卻是那些定論；既然歷史是“他”的故事棗“ History”，而“你”和“我”當然有權力再保持一份各自不同的記憶？一個民×的社會，應該從多元的記憶開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而最自然的事情卻最容易被人忘記。

１９９９. ８. ２０《東方文化周刊》１９９９年第２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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