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 第十三章 開發政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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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開發政治資源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易經》
  政治資源的范圍非常廣闊,舉凡人才、組織、政黨、信息、媒介、財力、物資、道德、倫理、理論、法律、制度、傳統等等構成人類政治社會的要素,都可以成為政治資源。因而完全可以說,遍地都有政治資源。對致力于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人們來說,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開發、涵養、汲取與整合各種政治資源,使之轉化成為推動中國憲政民主事業的動力。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一樣,若不去開發,就始終只是原始資源,并處于閑置狀態,無法產出有效的能量和動力;只有經過人們有目的地開發,各種資源才能發生轉化,并得到有效利用。因此,開發政治資源是政治實踐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和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以往的政治理論對于開發政治資源重視的不夠,很少有這方面的論述;我們應該從現在起,注意彌補這一缺失。在本章中,我們試圖對構成政治資源的一些要素給予初步論述,以期有助于進一步的研究。
  一、人才
  任何一項事業,要想獲得成功,都要依靠人才。經營好一家公司,要依靠人才(優秀的經理和專業人員);辦好一所學校,要依靠人才(優秀的校長和教師);領導好一個組織,更加要依靠人才。近年來經濟學特別強調“人力資源理論”。而政治學和社會學,一直流行著“精英理論”。所謂“精英”,其實就是各行各業的優秀分子、杰出人才。事情要靠人來做,而人的才干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是有很大差別的。同樣一件事情,由專門人才做與由不懂行的生手做,效果截然不同。能否聚集人才,做到人盡其才,關系著事業的成敗。古代的政治家是很懂得這一點的。《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了漢高祖劉邦在總結自己得天下的成功經驗時說過的一段話,大意是:運籌帷幄,我不如張良;行政后勤,我不如肖何;帶兵打仗,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發揮他們的才能,所以能得到天下。而西楚霸王項羽只有一個范增,卻不能信任和使用,這正是他最終失敗的原因。劉邦的話充分說明了人才對于事業成敗的重要意義。
  現代社會的特點之一是分工日益細密、日趨專業化,對各類人才的依賴程度也日趨增加。因此,人才資源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要完成中國的憲政民主大業,同樣需要千千萬萬各個方面的人才。近些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公民社會的發育,許多優秀人才在民間尋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體制內,由于觀念更新和代際更替,也有越來越多持有民主理念的新型人才進入重要崗位。應該利用這一有利條件,進行廣泛聯系,溝通體制內外的有識之士,本著對人民與國家負責任的態度和建設性的立場,建立起基本的政治共識(追求憲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社會公正)。還可以通過舉辦培訓班、講習班、研討會、講座等各種形式,培養中青年人才,增強他們的憲政民主意識,為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輸送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二、組織
  在現代社會中,組織是一種最重要的政治資源。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最后一節“組織的必要”中指出:“弗賴在1966年說,‘沒有組織就沒有權力,沒有權力就沒有在國家生活中的表現。’組織是通向政治權力之路,但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從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先決條件。許多進行現代化的國家存在的權力和權威真空,可以暫時由具有能引起大眾狂熱擁護的特殊氣質的領導人或軍事力量來填補。但要長期填補,就只有靠政治組織。要么是由既定的上層集團通過現有政治體系相互競爭,以組織群眾;要么就是由持不同政見的上層集團組織群眾,來推翻現有的政治體系。在進行現代化的世界里,誰組織政治,誰就控制了未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P496)
  現代政治主要表現為有組織的政治,無論是選舉,還是其它政治表達;無論是群體參政,還是議會政治;都需要組織的整合。政治組織主要包括政黨與政治社團兩大類,通常所說的政治結社主要就是指參加政黨活動與參加政治社團活動。政黨的主要功能是在政治上有組織的代表一定的社會階層、社會集團和公民的利益,提出政治意見和政治綱領等,并通過選舉等方式取得或分享政治權力,實現自身的政治主張。政治社團雖不具備政黨條件,一般無掌握政權之目的,也不一定直接參加選舉等政治過程;但它同樣代表一定社會階層、社會集團和公民的利益,同樣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并且力圖通過發出聲音和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來影響公共政策。我國現行憲法雖然規定了公民有結社的權利,但迄今沒有相應的《政黨法》和《結社法》加以保證;雖有《社團登記條例》,卻沒有政治性社團申請設立方面的規定;公民申請成立政黨或政治性社團不僅得不到準許,還會受到嚴厲的懲處。因此,使得憲法中的這一條文形同虛設。這也嚴重違反了中國政府已經簽署的聯合國人權公約。顯然,不改變這一狀況,就談不上政治現代化,也不利于中國的政治進步。爭取落實憲法中已載有的“結社自由”應成為中國今后憲政民主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
  鑒于中國的現實,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可以考慮先以準組織、亞組織的形式進行過渡性的工作。所謂的準組織、亞組織,是相對于正式的政治組織而言的;其實它們一般都是合法組織,例如經濟組織(公司、商會等)、文化組織(報刊、書店等)、科學組織(學會、協會、研究會、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教育組織(學校等)、社會團體(公益組織、慈善組織、環保組織、基金會等)、聯誼會、校友會、俱樂部等等。由于國有企事業單位要受到層層限制,所以上述組織絕大多數只能是民間或半民間的。這些組織都有自己的主業,也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源和動員能力,因而可以在社會轉型時期担當一定的政治組織功能,待政治組織合法化后再行轉換。
  一旦實現政治多元化,多黨政治就會浮出水面。在現代社會中,政黨一直處于政治的中心地帶,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政治組織形式。它的存在左右著各國的政治,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概莫能外。區別僅在于專制國家一般都實行一黨制或一黨專政制、一黨獨大制;民主國家全部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政治多元化就是要實現從一元到多元、從一黨到兩黨或多黨的轉化。一個國家在實現政治民主以后,是選擇兩黨制還是多黨制,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各種政治力量的分化與整合的情況,與采用的選舉制度也有一定關系(一般來說,美國式的單一代表選區制有助于兩黨制;而多人選區制或比例代表制有助于多黨制)。政黨的功能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聚集各種政治資源,其所輸入的政治資源愈多,它能夠輸出的政治能量就愈大。隨著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政黨的功能已開始出現衰減的態勢。但是在可以預見到將來,政黨的基本功能還是難以替代的。對于中國這樣的正處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說,迫切需要爭取組黨自由,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以民主政黨替代專制政黨。 
  三、媒體
  媒體的全稱是“大眾傳播媒體”, 包括電視、電影、廣播、報紙、刊物、圖書、網絡等。在現代社會中,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以至被稱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還有人把它稱為與各種壓力集團相當的“第二圈制定政策者”。這些不同的說法表明,媒體承担著重要的政治功能。在信息時代,信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類的日常活動都是產生、發送、接受信息和對信息作出反應的活動。信息無處不在,通過傳播滲入人類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項活動,成為聯接社會、改變社會的一股無形的力量。而信息的傳播所依靠的就是媒體。新思想的傳播靠媒體,新觀念的傳播靠媒體,組織聯系也要靠媒體。所以,媒體是一種影響巨大的資源。今天,大眾傳播媒體正以其高度發達的手段,廣泛地介入社會政治生活,深刻地滲透到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極大地改變社會政治結構、公民的政治行為和社會政治心理。從一定意義上說,媒體已成為政治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據政治學家的研究,媒體具有以下幾種政治功能:(1)提供新聞: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和參與。(2)解釋:對各類事件和人物的意義作出分析和說明,幫助公眾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性質。(3)社會化:輸出基本的政治價值和態度,影響受眾,使之融入主流政治文化。(4)勸告:通過有傾向性的報道和解釋,潛移默化地影響受眾的思想和態度。(5)塑造:培養公民意識。(6)安排議程:通過對新聞和新聞重要性的選擇和安排,引導社會輿論和政治家的注意,從而影響著政治議程。當然這是在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條件下。
  盡管目前國內的意識形態控制并未放寬,但是由于各種因素的變化、特別是媒體從業人員的結構變化以及文化市場的發育,極左和僵化的控制已越來越失去效用。圖書的變化最為顯著,民間“二渠道”的發行量和市場占有量實際上均已超過官辦的“一渠道”(不應再稱為“主渠道”了);圖書的內容越來越現代化,許多過去被視為政治上犯禁或傾向自由化的著作紛紛問世。網絡這一新興媒介的發展狀況也是令人鼓舞的,電子技術日新月異,人們可以隨時從網上看到最新信息,了解世界各地的最新動態。據中國互聯網絡中心統計,1997年底我國網民只有67.5萬人,1998年底增至210萬人,1999年6月達到400萬人,1999年底達到890萬人,2000年6月30日達到1690萬人,遞增速度非常之快,(按照這種增長速度,我國網民將在2002年增加到6100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網絡國家)。廣播,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對華廣播,被譽為“空中民主墻”,收聽的人數也不下于幾千萬。電視、電影、報紙、刊物中有關民主、法治、人權的內容也越來越多。總而言之,開發大眾傳媒這種資源的空間十分廣闊,可以做的工作還很多,應給予高度重視,傾注加倍努力,尤其是要堅持不懈地爭取新聞自由和新聞法治、爭取媒體自由和媒體自律,以便使媒體在推進憲政民主方面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四、理論
  理論是系統化的知識,是人們認識各種問題的工具,是人們作出決策的重要依據。理論包含著前人和今人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經驗積累、實踐總結和邏輯推演,對今人和后人的社會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與指導作用。任何一場社會運動都離不開理論的指導,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宗教改革,無論是經濟調整、還是政治變革,都不能沒有一定的理論作為指導。組織也罷,政黨也罷,要制定綱領、政策、戰略、策略,更是需要理論的幫助。“沒有適當的理論,人們就會成為顯然不可控制的勢力的臣民,這時人們的命運將更多地取決于機遇和強力,而不取決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文森特.奧斯特羅姆著《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6月版P202)先進的理論還對人們的思想認識具有巨大的啟蒙作用和對進步的社會運動具有巨大的發動作用。因此,理論確實是一種至關重要的社會資源。運用得好,可以對社會實踐產生極大的積極作用;而錯誤的理論或不適當地運用理論,對社會實踐的危害往往是巨大的。
  在以往的社會運動中,對待理論的作用主要存在兩種錯誤的傾向:一種是忽視理論的作用;一種是對理論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前一種錯誤傾向認為,有沒有理論都不要緊,不懂得理論,照樣干革命;理論總是落在實踐后面,沒有它也照樣實踐。后一種錯誤傾向則過于夸大和迷信理論的作用,對理論缺乏具體分析,在實踐中把產生于特定環境下的理論拿來生搬硬套。這兩種傾向都是十分有害的,我們應該盡力避免。
  中國的憲政民主運動之所以屢遭挫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缺乏切合實際的理論指導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1989年的愛國民主運動突出地反映出這一點,運動中各方人士、各種力量大多表現出情緒化的特點,不顧一切,不計效果,沒有明確的理論和綱領、策略,大家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直到進入失控狀態。10多年后的今天,這一問題仍未得到較好地解決,急功近利、愛走極端、目光短淺的行為仍然隨處可見;在一些基本的、常識性的問題上都還存在混沌不明、糾纏不清的情況。這種狀況實在應該盡早結束了,否則的話,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前途是堪憂的!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決不僅僅是少數理論家的事,還得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五、財力
  財力,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錢”,它代表著經濟能力或經濟實力。而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從來就是緊密相聯的,在現代社會更是如此。財力的有無和大小,直接關系到政治運作的能力和效果。假定有一批人立志推動社會變革,他們已經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劃,并且開始著手實施這一計劃。這時,擁有多少財力資源就會成為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財力相對比較充裕的話,那么運作起來就會比較自如,規模效應就會比較顯著。如果財力比較緊張的話,運作上就難免會受到諸多限制,效果也會大不一樣。而從事政治變革的人,早期通常都不具有充足的財力。就象馬克思一樣,經濟上一直很拮據,若沒有恩格斯去當資本家、掙錢資助他的話,他的生計都很成問題,更別說是寫出《資本論》了。所以,怎樣開發財力資源,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社會環境下,錢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的。
  解決這一問題的渠道不外乎內部經營與對外募集兩種。所謂內部經營,是指從事政治變革的群體內部的人,自身直接進行經濟活動或與經濟有關的活動,以獲得經濟收益用來支持政治活動。首先應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不要使之成為拖累事業的因素,更不可因此造成財務方面(不清不白)的問題。其次,可以借鑒馬、恩模式,進行內部分工,讓有一定經濟方面專長和才能的人拿出較多的精力從事經濟活動或經營經濟實體,賺取利潤支持民主事業。對外募集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想方設法取得廣大公民和社會組織的理解和同情,爭取來自各個方面的資助。在過去的歷史進程中,政治人物已經在這方面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實際經驗,有許多可供參考的辦法。比如創辦報刊,自收自支;開辦經濟實體,獲取收益;參與股市投資,積累資金;開展活動,募集經費;與外圍的企業、機構、組織建立聯系,爭取它們的財力支持等等。總之,只要開動腦筋,有所作為,就能夠找到解決財力問題的辦法。
  從國內外的有關情況來看,政治組織或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能籌集到一定經費。問題往往出在財務管理上。常見的問題是:一、缺乏嚴格的制度約束,或亂收亂支、或假公濟私、或有章不循、或貪污公款、或一團亂賬。二、不按《政黨法》和有關法規辦事,黑箱操作,擅自挪用,違法亂紀。我國迄今為止一直沒有制訂《政黨法》,政治組織的行為也沒有納入法治的軌道,因此現階段尚不存在第二方面的問題。但第一方面的問題卻一直存在,且嚴重地損害了民主力量的聲譽。今后,應該特別注意在財務管理上給予高度重視,并從一開始就建立和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和制約機制,以防范和杜絕各種不良現象的發生。 
  六、道德
  從一定意義上說,道德倫理也是一種政治資源,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資源。政治統計資料顯示:中國人也罷,美國人也罷,日本人也罷,都希望政治家能夠做到正直、誠實與廉潔。而正直、誠實與廉潔正是一種道德上的要求。憲政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包括著一整套的政治價值和政治倫理,是一種對公民負責任的政治。孔子早就說過:“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這里的“正”,就是儒家的道德規范;為政者帶頭遵守道德,別人怎么敢不遵守呢?他還說:“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篇》)意思是用道德來治理國政,自己便會像北極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別的星辰都會環繞著它。孔子的話盡管有些夸大道德的作用,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特別強調道德實踐的作用,他提出每個人都應努力做到“恭”——對人恭敬有禮;“寬”——以寬厚之心待人;“信”——對人言而有信;“敏”——對事勤敏而不怠;“惠”——為善事而濟他。這五個方面歸結起來,就是“仁義道德”。搞政治不能不講道德,私德很差的人,公德必然有虧。
  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作家拉伯雷說得好:“學術無良知就是靈魂的毀滅,政治無道德就是社會的毀滅。”劇作家出身的捷克總統哈韋爾,曾深受不講良心、蹂躪道德的專制政治的迫害。因此他明確主張政治應建立在良心、道德的基礎之上。他認為,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政客的陰謀和手段,被實踐為對于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們的技術、伎倆,像在馬基雅維里的學說影響下的近代社會中許多人所認可的那樣。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高位,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他不大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真正的政治,應當包括某種人性的尺度在內,與人們的個人經驗尤其是良心的要求有關。因為說到底,政治是“為了尋找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們和服務于人們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一種企圖超越于良心的呼聲之上的那種責任。”(哈韋爾:《政治與良心》)哈維爾的觀點獲得了廣泛的國際性的認同。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因此道德資源異常豐富。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傳統道德(道統)遭到極大破壞。即使是這樣,由于幾千年的傳承和積淀,道德資源也遠未枯竭。人們在評價一個人的時候,往往是使用雙重的標準:一種標準是“才”或者其它;另一種標準就是“德”,即道德品性;而且通常是把道德評價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們切不可忽視道德這只“看不見的手”的特殊作用,而應在反對專制政治、爭取憲政民主的實踐中,充分調動道德資源,以增強推動政治進步的合力。因為專制政治壓抑人性和人的自由,踐踏社會公平與正義,是最不道德的。而改變這種狀況的出路就在于實行憲政民主。在我國,長期的專制統治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道德倫理體系,造成了道德失范的社會現狀,我們有責任把它重新建立起來,使我們生活的社會符合人性的要求,體現出人的尊嚴;使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變得健康、有序和符合道德。
  七、傳統
  傳統就是歷史上傳承下來的東西,如象文化、風俗、習慣、思想、觀念、藝術,還包括制度以及前面談過的道德等等,范圍非常廣泛。著名思想家李澤厚特別強調文化傳統的作用,前些年,他花費了很大心血研究《論語》和儒家學說,并寫了《論語今讀》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儒學(當然首先是孔子和《論語》一書)在塑造、構建漢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歷史過程中,大概起了無可替代、首屈一指的嚴重作用。”是有關中國文化的某種“心魂”所在。因此他提出,應對孔子、《論語》和儒學,這一“半宗教半哲學”的文化神髓作一番既解構又重建的工作,用來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我們應能體會到一位思想者的良苦用心。
  傳統里面有好的東西,也有不好的東西,有精華也有糟粕,所以不能一概而論。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黎澍曾專門論述過對待傳統與社會變革的關系。他認為:“欲求社會進步,必須敢于打破傳統,還必須善于利用傳統,才能推動進步。但利用傳統還必須預防為傳統所利用。”“利用傳統往往可以使革新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傳統的利用也意味著與舊勢力的妥協,放棄反對他們的斗爭,延緩某些改革的進程。如果延緩改革漸變而為放棄改革,那就與舊勢力合而為一了。”可見,怎樣對待傳統的問題很不簡單。既不能一概否定、全盤拋棄,也不能一概肯定、照單全收。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學教授林毓生經過深入地研究,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意見,就是對傳統進行創造性地轉化。他認為:“全盤西化”、“全面反傳統”的思想本身,正是中國傳統思想方式的表現;而真正掌握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髓的人,不應要求全面反傳統,而應追求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林教授認為當代中國有兩大任務:一是民主與法治的制度建設;二是對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所謂“創造性的轉化”,就是把中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加以改造,即人們常說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成為有利于社會進步的資源;同時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參見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八、民族意識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曾經對人類作出過重大貢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于長期受專制主義的影響,我們的民族在過去的一千多年中,逐漸喪失了進取的銳氣和生機,直到變成惡疾纏身、任人欺凌的“東亞病夫”。所幸的是民心未死,近一百多年,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為了爭取自由、民主、富強和國家現代化,持續不懈地進行著艱苦卓絕的奮斗,并且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其中就有民族意識的覺醒。林毓生就認為:“中國接受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主要是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為基礎的;而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則主要是對西方入侵的回應。”“從最根本的層次上講,正是這種基本的民族主義的目標和愿望導致人們從事文化教育、社會和政治的變革。”(《中國意識的危機》P14)這種民族主義和民族意識能夠喚起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自信心;能夠提供民族認同,從而提高本民族成員的歸屬感和民族凝聚力;能夠有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傳統,豐富世界的精神財富和社會生活。這種民族主義和民族意識在當代的集中表現就是愛國主義。偉大的“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就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列強重新分配在華特權,而腐敗的北洋軍閥政府準備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引發的。因此愛國主義一直被當作“五四運動”的傳統之一繼承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又一次面對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同樣是由于中國軍民秉持愛國主義的信念,同仇敵愾、殊死抗戰,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戰勝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并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文革結束后,中國積貧積弱,困苦不堪,亟需振奮民族精神,重整河山。一直是中國自由民主重鎮的北京大學發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心聲,再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健康的民族意識與愛國主義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十分重要的精神資源。不僅中國如此,其它國家也不例外。美國人同樣很愛國,并且充滿了民族自豪感。我們的亞洲鄰國——韓國人更是以愛國著稱于世。
  執政黨總是喜歡把愛國與愛黨混為一談。其實這完全是兩碼事,愛國的人不一定愛黨,正如同愛黨的人不一定愛國。例如那些貪污腐敗、禍國殃民、把國有資產化為己有往國外轉移的黨員可能對黨懷有感情(因為是黨賦予他們特權、給了他們升官發財的機會),但是無論如何也和愛國沾不上邊。如真愛國,就應致力于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的國家,而不應謀取一黨之私利。因此,不承認憲政民主的民族主義只能是一種病態的民族主義。其實執政黨的領袖們心里也明白,貪官污吏愛的是錢財,而不是黨;真正把黨往絕路上毀的不是別人,正是這些貪官污吏。
  我們在肯定健康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同時,應該知道民族主義有很多種,其中有不少是帶有盲目性的、變態的和危險的。對于這些種類的民族主義,應該高度警惕,尤其要防止落入極端民族主義的陷井。極端民族主義是一種極其有害的意識形態,它會導致盲目排外、以強凌弱、種族仇殺和消滅自由的狀況。希特勒的法西斯罪行正是在“民族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實施的;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也是在所謂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維護整個東亞的民族利益的借口下進行的;發生在世界各地的種族仇殺都是在極端民族主義的煽動下進行的。極端民族主義不僅無助于中國走向現代化(更不用說走向自由民主了),而且會極大地妨礙中國的發展進步,真正愛國的人不可不詳察。 
  

張祖樺 2013-08-22 2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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