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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我有一位朋友是極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他致力于研究“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個說法原出于英國哲學家邊沁對于道德的解釋，現在常常出現于政治家的口號中，因為它非常具有吸引力。如果每一個人都獲得幸福是不可能的，那么多數人的幸福顯然比少數人的幸福更好，而且更多的幸福也應比較少的幸福更好，所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似乎天經地義地應該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可是仔細一想，這種看法有兩個根本性毛病。第一，每個人很自然把自己置于“最大多數人”的行列之內，但萬一自己淪落為少數人就難免陷入悲慘的境遇。所以我們應當追求的或許是“社會上最不幸的人也有一個較好的生活條件”，而不是只講大多數人的幸福而不顧其他人。類似地，歷史上階級矛盾總是少數人壓迫和統治多數人，然而我們不能以多數人壓迫和統治少數人來代替它，因為只要有被壓迫的人群存在，任何人也難免有朝一日不知什么原因忽然變成了少數人中的一員。在階級斗爭主宰一切的年代里，我們總以為反革命只是一小撮，斗倒了他們才能保證多數人的幸福。可是到后來挨斗的人越來越多，人人都有被揪的危險，這才醒悟到不保護少數人是錯誤的。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這才是具有寬廣胸懷的革命家應該追求的目標，可是不制裁少數真正的壞人又不能保護好人，問題之難就難在這里。

其次，所謂“最大幸福”，只有當幸福的大小可以比較時才有意義，否則無從比較何者更為可取。例如美國實施個人收入的累進所得稅，累進稅率越高則越不利于富人，而較有利于窮人。極高的稅率可以消除一切貧富不均，這就是我們最熟悉的絕對平均主義。這不但不利于富人，而且對一切人不利，因為它斷了一切人改善自己境地的希望。那么究竟多高的稅率能給人們最大的幸福呢？這一直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美國最高稅率達到90％，以后多次降低，1988年降到了33％，最近克林頓政府在醞釀增稅，可能又要上調一些。經濟學中的嚴格推論無法證明不同人之間的幸福可以比較，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的幸福感是否可比都還是一個問題。如果幸福可以像稱蜜糖一樣比較大小，上述的問題就不存在了。可是幸福只能感覺而無法計量。

經濟學假定人們傾向于更多的物質享受（包括服務）。換句話說，在其它條件相同時，人總希望更多的消費。在市場經濟中金錢可以購得各式各樣的消費，于是金錢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如果借助于權力也可以得到消費，則權力也成為追求的目標。國民生產總值（GNP）就是用來計量一國生產出多少財富的指標，它是可計量的。兩種政策孰優孰劣，只要看何者有助于生產更多的價值。于是一國人民的幸福是否有所增進，只要看GNP的增長率；比較兩國人民何者更幸福就看人均GNP的大小。這成為當前國際上認可的評判標準。我國人民為之奮斗的小康標準也用人均GNP翻兩番作為目標。

可是消費能力的增加是否意味著幸福的增進，還是有待反復推敲的。我曾就這個問題和我的房東探討過。有一天，她開著她新買的豐田牌小汽車送我上班去——這是我們約定的安排，因為我們的寓所很遠；沒有方便的交通工具；我不會開汽車，也沒有汽車，所以送我上班是我租她房子的條件。當汽車馳過一幢幢正在建筑的住宅和新落成的購物中心時，我很為這些房子的建設速度吃驚，同時也想到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GNP增長了2倍，人均GNP增長超過1倍的成績。戰后的美國是什么樣子我不知道，但我猜想富裕程度增加一倍必定是一個很顯著的變化。于是我問她：“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你感到自己越來越富裕嗎？現在你的開支是否比那時寬裕得多？”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我不覺得現在比那時富裕。”我追問她根據什么得出這樣的結論。她想了一會兒說：“那時我們也有汽車，也有自己的住房，吃的東西雖然沒有現在的花樣多，質量也并不次。”過了一會兒她又補充說：“現在我們是比那時的錢多了，但這是因為我們工作了一輩子，有了積累。就時代的變化來看現在的老年人并不比那時的老人闊綽。那時錢雖然少，可是生活得很有意思。”她的這番話確實說明了幸福并不正比于物質享受。因為如果以物質享受而言，現代人們（不僅是美國人）所享受的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享受的豐富得多，不說別的，光從這40年中新發明的東西就可證明這一點。電視機那時還沒有普及，現在則成了生活中的第一享受（以一天生活中的時間分配來衡量）。微波爐、電子表、電子計算器、塑料用品、日光燈、收錄機等司空見慣的東西，當時還沒有出現，至少沒有普及。記得40年代我在大學念書時幾乎每星期都要補一次襪子，現今有了尼龍襪，再也不必為補襪而煩惱了。還有尼龍牙刷、的確涼襯衫都為改善我們的生活質量起了巨大的作用。可是我們已經習慣于使用這些東西，絲毫也不感到它與我們的幸福有什么關系。我的房東太太開的豐田牌汽車以其平穩舒適和設備的完善性而言，肯定比她40年前的福特汽車強得多，可是她并沒有感覺到。如果物質享受確實可以提供幸福的話，那么上述現象至少說明了不同時期的幸福是不可相比的。

非但“物質享受可以提供幸福”的論斷存在上述許多疑問，還有種種跡象表明，一些人物質享受的增進可能導致另一些人的痛苦。如果我的鄰居原先和我具有相仿的消費能力，現在他忽然變得闊氣起來，非但購置了沙發、錄像機和摩托車，而且出入乘坐出租汽車，經常光顧高級飯店。他的變化可能打破我的生活的平靜氣氛，使我陷入了嫉妒的痛苦，于是最能平我心頭之恨的是有朝一日親眼看到他傾家蕩產。嫉妒原是人性中最惡劣的成分，但它又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如果“最大多數人最大幸福”確實是我們的政策目標，那么防止那些可能引起周圍人群因妒忌而痛苦的變化便是合理的，或者更徹底地，從法律上斷絕一切個人發財致富的機會，從道德上譴責一切追求個人消費的權利。幸虧我們對外國人的富有并不妒忌，因為他們和我們并不具有可比性。那么多富麗堂皇的賓館主要就是為他們造的。不但如此，我們還歡迎他們到中國來投資，賺更多的錢回去。可嘆的是我們對自己同胞的發財致富卻沒有那份寬宏大量的氣度，要不信的話，你可以試辦一份你的獨資企業，看看有多大的困難。如果你居然辦成功并且發了財，看看會惹來多少麻煩。

美國成為世界首富，是否與他的百姓不嫉妒有關呢？回答這個問題實非易事。但至少從一個側面來看，美國同樣有妒忌存在，而且有妒忌得發狂以至于犯罪的事。1963年紐約一個外貌平常的臨時工，在一場棒球賽散場之后，駕著自己的小汽車沖上馬路旁的人行道，把在這場比賽中獲勝的、長得漂亮英俊的英雄壓倒。他自己招認，他不能忍受這位相貌出眾的運動員那么豐神俊爽，那么光耀奪目。1959年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斯旺約諾阿市，一個女大學生用利斧砍倒原先和她同居一室的另一位女大學生，原因就是嫉妒被害人的漂亮。暗殺肯尼迪總統的奧斯瓦爾德的作案動機，從他的信件和屢次復述講的話來看，就是對幸運的、有成就的同代人感到嫉妒（奧斯瓦爾德因涉嫌犯暗殺罪被捕，但尚未開庭審訊即被一夜總會老板開槍打死，致使此案成為千古之謎。奧的作案動機只能從間接材料中推測）。類似的單純由于嫉妒而殺人的案子還有很多。我傾向于認為，一般而論，美國人同樣具有人類共同的弱點。所不同的是他們知道自己的弱點，因而具有警惕，從制度、法律、社交習慣上避免這種心理被挑動和激發。例如法律規定人有隱私權，人有權對自己的收入保密（只有竟選就任的高級官員例外。他們參與竟選，說明自愿放棄隱私權）。但在別的國家這一點是有爭論的，例如在新加坡政府官員如果有大量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將以貪污罪被起訴，這說明人無權對自己的收入保密，我國前兩年通過的法律援用了新加坡所采用的原則。在美國，銀行職員和稅務局官員如果泄漏個人收入的信息將被判為犯罪。和人交往中如果打聽別人一個月掙多少工資是極不禮貌的行為。單位的工資單只有會計和主管知道，而且當作密件鎖在抽屜里。美國有幾百名億萬富翁，要沒收他們的財產并不難，只要大多數百姓都贊成，通過法律程序就可以做到（雖然這違反憲法修正案第5款私人財產不受侵犯，但該款認可通過法律程序的此類行為，何況憲法也可以修改）。但多數美國人并不贊成這樣做。相反，他們還一再把所得稅的累進稅率降低，這在前面已經提到過。

要研究“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雖然存在上述許多困難，但無疑這個題目具有極端的重要性。

小結：經濟繁榮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必須照顧少數不幸者的生存條件。幸福只能感覺而無法計量，因而也無從比較。嫉妒心理極有害于經濟增長，應從制度和習慣上防止這種心理被挑動。

茅于軾 2013-08-23 15: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