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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新年前夕,　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提前辭職。這位行事常常出人意料的總統在大選剛剛取得有利于自己的結果時自愿下臺，不僅結束了人們關于他是否會老馬戀棧的猜測，而且增加了他中意的接班人當選繼任的可能，，為自己為之奮斗過的事業乃至自家的善后達成了現有條件下最有利的安排。此舉可以說是他在民主游戲規則下取得的最后一次、但決非最不重要的成功，也為他兩年來麻煩不斷的政務畫上了一個難得的句號。
鮑里斯·葉利欽作為俄國政壇上的“改革明星”，從他1988年成為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被逐出政治局起，已經11年了。從1991年8·19事變后他實際主宰俄羅斯政局、同年年底蘇聯解體最終結束了戈爾巴喬夫時代而開創了葉利欽時代起，也已經8年有余。他曾經輝煌過，但更多的卻是坎坷；無論是好是壞，他留下了太多的遺產任后人評說。無論是褒是貶，他無疑是俄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本世紀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成功既是俄國人民的選擇，他的失敗也很難說只是一己之罪孽。如今他以病夫之軀，在國內問題成堆、聲望急劇下降的情況下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盡頭。雖然他的下臺仍然堪稱光彩，但告別講話中的葉利欽還是向俄國人民道歉說：他沒能實現他們的期望，把一個繁榮的俄國帶入新世紀。不管怎樣，“葉利欽時代”已經落幕，是做總結的時候了。
一 、破舊有方，立新乏術
做總結就有個價值基點的問題。葉利欽結束了蘇聯帝國，這在一些人看來是大功，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來的歷史會作出判斷。我們不妨用一種中性的眼光看，不談“姓資姓社”，只說他在瓦解了一種體制而建立一套新體制的過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畢竟現在連俄共也指出：葉利欽不僅沒有給俄國人帶來西方式生活，也沒有給俄國人帶來西方式的制度――無論是西方式的規范市場經濟還是民主法治制度，他帶來的只是一片混亂。換言之，在葉的政敵看來，葉利欽最糟糕的一點是能破舊而不能立新，而葉利欽的擁護者則認為他在“立新”上成就巨大。可見葉利欽在“立新”上干得如何是評價他的關鍵。至于這“新”姓社姓資，至少在大部分俄國人看來并不重要。另外，蘇聯解體不僅是一種制度的解體，也是一個大帝國及其勢力范圍（“大家庭”）的解體，原來帝國的各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種秩序下重新調整“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重建一種關系格局，在這方面葉利欽的成就又如何？
無疑，從體制轉軌的角度看，葉利欽時代的特點是“破舊”有力而“立新”無術，不僅俄國經濟一直沒有走上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軌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沒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過渡。于是俄國一直處于轉型期危機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經濟方面，人們常提到俄羅斯在轉軌時期經濟滑坡的時間與程度，它不僅與經濟持續增長的中國形成對比，也比大多數東歐國家的情況更糟糕。這些國家在一段“陣痛”之后多已恢復了持續增長。人們還提到不僅經濟總量上不去，俄國的經濟體制更新也遠未到位：“私有化”進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產權、改變軟預算約束狀況、產生創業激勵；貨幣主義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貨膨脹與現實預算平衡；農業中并未出現家庭農場制度的興盛，而仍然是衰敗中的“翻牌集體農莊”居優勢；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稅收、金融、社會保障體系也未能建立，國家收上不稅，但仍然要維持舊體制下由國家包下來的那套“保障”體制，不出財政危機那才怪了；轉軌近8年，俄國并沒有形成象樣的民間資產階級與自由雇傭勞動者階級，更談不上中產階層的發達，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處于有權勢者致富無權勢者貧困的狀態。但在筆者看來，經濟“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標志是：俄國經濟至今形不成一種投資激勵機制，以致于即使在俄其他經濟指標出現“好轉”苗頭的時期，投資萎縮的趨勢仍未能遏制。而無論什么“主義”的經濟，沒人想投資也不會有正常的再生產機制與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標“好轉”也只能是鏡花水月。在社會結構方面，人們通常都以俄羅斯寡頭金融工業集團的興起來作為首要的批評對象，但重要的還不在于“寡頭”這一概念所顯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這些“寡頭”還遠未形成按市場經濟規則運作的大財團，如日本、韓國的財團那樣。俄羅斯的“寡頭”權貴色彩濃于其“大資產階級”色彩，他們多是舊體制下的官僚出身，與政權的關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與其說體現了“資本的權力”不如說更像是“以權力為資本”。如果他們真能演變為“大資產階級”（雖然也有這種趨勢）像日、韓的財團那樣成為足以拉動經濟的大規模投資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為代價實現了轉軌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況還遠非如此。
在政治方面，轉軌的成就應當說比經濟好些，然而也還談不上完成，比多數東歐國家包括前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來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宮表明俄國人還遠未學會民主政治的游戲規則，其后的新憲法體現的總統集權也有違于民主制下的權力制衡原則。然而由于規則不健全，機構無效率，事務官的專業素質比政務官的民主素質更差，加上地方“諸侯化”的影響，使俄政府的實際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權的弱政府”畸形狀況，這與現代法治民主國家實現的是“權力制衡的強政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時，俄目前政黨政治的發展水平也很低，眾多小黨林立而缺乏有影響的大黨（俄共除外，但實際上俄共影響也在下降之中），這與中東歐各國大都已從眾黨林立的初期階段發展出成熟的兩黨（或數黨）理性競爭的體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國不少政黨有濃厚的“會黨”“朋黨”色彩，人際關系紐帶重于思想、政綱紐帶，奇里斯馬魅力重于主義的影響，競選主要是個人魅力的角逐，而非黨及其綱領的較量。以致許多俄國政黨在名稱上就顯得非“綱領化”且突出個人色彩，如“祖國”，“家園”，“我們的選擇”，“亞博盧”等。顯然，俄羅斯轉軌即使在政治方面，也還有相當一段路要走。
除了經濟、社會、政治以外，在民族關系上俄羅斯至今沒有找到一條實現“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國”的路，在國際關系上至今無法給自己在冷戰后世界明確定位，在軍事上也沒有定下新的戰略思想與軍事體制。總之，說葉利欽“破舊”有方而“立新”無術，大體是對的。
二、“帝國后遺癥”
當然，說“立新”無術并不等于完全沒有“立新”，否則在舊秩序不復存在時又完全沒有新秩序，那就要天下大亂了。俄羅斯當然不是這種情況。在世界歷史上，強力控制下的大帝國從未能避免這種悖論：一方面消除混亂是維持帝國、實行強力控制的理由，另一方面強力本身不但只能掩蓋而不能消除致亂因素，以致于沒有一個帝國是永垂不朽的。而且越是強力控制的大帝國，一旦解體就更難建立正常秩序。但秩序再亂，恢復舊帝國也往往是永無可能。于是“帝國后遺癥”的結局多數都不外乎三者：一是持續的混亂使人厭倦，社會情緒日益極端化，終于呼喚出一位鐵腕人物建立新的強力控制，而且往往是比舊式強力更嚴酷的強力控制。這種“亂世鐵腕”可以在混亂中借助“民意”而和平上臺。典型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霍亨索倫王朝德意志帝國體制的解體，亂糟糟的“魏瑪共和”維持了15年，終于使德國人民失去耐心，在“逃避自由”的情緒下把希特勒以合法方式選上了臺，并擁戴他建立了法西斯專制的第三帝國。與此同時“魏瑪現象”遍及全歐，一戰以來帝制解體后新生的許多共和國也紛紛拋棄“混亂的民主”而以合法方式或和平政變方式產生了鐵腕專制，如波蘭的畢蘇茨基薩納齊（“整頓”）政體與匈牙利的霍爾蒂獨裁。俄國在沙俄傾覆后出現的“二月民主”也是如此：二月里上臺執政的自由派很快因“立新”無術失去民心，在民主選舉的立憲會議上幾乎全被淘汰出局，而主張“人民專制”的民粹派社會革命黨大獲全勝。可以想見，即使布爾什維克不因大選失利而驅散議會，“二月民主”也極可能演變為鐵腕專制，只是專制者改成民粹派而已。
第二種結局是帝國解體后的混亂發展為內戰，而內戰中民主自由秩序的生存機會更加渺茫，絕大多數不外乎兩種可能：或者內戰中的勝者建立新的鐵腕控制，其最終結果與前述第一種結局一樣，只是經過內戰代價更大罷了。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從我國歷史不斷重復的“分久必合，亂極生治”的王朝循環，直到1917年后的俄國內戰、1911年后的中國內戰。或者在內戰中沒有勝者，帝國在四分五裂之中逐漸成為一盤散沙，最終不僅原先的“大國”不復存在，“文明”也可能因之走向衰落。后冷戰時代這樣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從阿富汗、扎伊爾。南斯拉夫、索馬里直到最近蘇哈托垮臺后的印尼――后者雖未發生全面的內戰，但從東帝汶、亞齊之變直到各主要城市頻頻發生的暴力騷亂，也比前述那種“混亂的和平”無序得多了。至于歷史上，從強力控制解體走向統一國家消亡乃至“文明”衰落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能超脫于這種命運的反是少數（中國在“治亂循環”中一直延續了它的文明就是一例），而像羅馬帝國解體后那樣走向長期混亂乃至文明變異的卻是世界歷史上的“常規”。
第三種結局是外部輸入民主與法治的新秩序，從而擺脫“專制的穩定”與“混亂的民主”之循環，這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德、日二戰后在被占領狀態下的民主化，二戰后的西德沒有步魏瑪共和國的后塵，原因固然很多，二戰后德國受美英法占領當局的改造無疑是重要的一條。但這種狀況要蒙受被占領的恥辱，除非出現非常條件（戰敗）是難以讓人接受的。
對于“帝國后遺癥”有幾點需指出：第一，強力控制帝國的后遺癥并不是某種“主義”所特有的，無論“左”的還是“右”的強力控制由于過分地壟斷社會組織資源，都可能導致社會缺乏替代組織能力，從而造成強力消失后的無序，出現所謂“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俄羅斯的“亂”被一些人指責為放棄了某種主義的結果，而另一些人則反過來認為某種“主義”要為如今的“亂”負責。其實，蘇聯帝國解體后產生的這些現象，與蘇哈托專制崩潰后印尼的混亂、1917年沙俄崩潰、1911年清帝國垮臺后的混亂十分類似。它與帝國的意識形態無關。同時，亂中出現的新鐵腕也非某種主義所特有，德國“魏瑪共和”之后出現極右的納粹專制，俄國“二月民主”之后出現極左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波蘭的畢蘇茨基薩納齊體制產生于左翼——社會黨，而匈牙利的霍爾蒂體制產生于右翼——箭十字黨，但結束“混亂民主”，建立比舊體制更嚴酷的強權則是其共同點。
第二，這種后遺癥也非某種“文化”所獨有的。儒教的中國、東正教的俄國、天主教的匈牙利與新教的德國都出現過這種現象，而且不但像中、俄這樣專制帝國歷史悠久的國家出現過，經歷過啟蒙運動深度洗禮并久已實行立憲制度的德國出現過，甚至在中世紀就長期具有“貴族民主”、“自由選王”等非專制傳統的波蘭也出現過薩納齊專制這樣的現象。當然，傳統可能使人更能適應某種體制，但造成帝國后遺癥的一些基本因果關系（組織資源壟斷與無序狀態的互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第三，外界的干預并非這種后遺癥的基本原因。有些國家如后蒙博托時代的剛果（金）、后殖民時代的安哥拉出現亂世，固然與外因有關，但大多數國家，如西亞德之后的索馬里、門格斯圖之后的埃塞俄比亞、蘇軍撤走后的阿富汗以及南斯拉夫，致亂因素都主要是內因。在有些場合外來干預反有助于穩定，如國際社會的監督對南非過渡期的作用就是如此。但無論外因是促進穩定還是生亂，都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
第四，“后遺癥”中今不如昔的議論與事實均不少，但真想回到昔日的可能幾乎沒有。我國民初混亂時代今不如昔的怨聲不絕，但幾乎無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凱稱帝與溥儀的復辟都被唾棄。1917年以后的俄國、1918年以后的德國等等也莫不如此。混亂中產生新強權、更嚴厲的強權是很可能的，但恢復舊式強權則罕有其例。
三 、走出“魏瑪化”陰影
從應付“帝國后遺癥”的角度看，應當說葉利欽時代是成功的。作為一個歷史積怨至深的各族之國，俄羅斯人又只占前蘇人口不到一半，蘇聯解體前的社會危機之積累也比絕大多數東歐國家更嚴重。在這種情況下葉利欽的八年中能使俄國基本保持穩定，蘇聯和平解體、俄羅斯境內除車臣等邊境之地外依然有序。在漫長的過渡期中俄國既沒有由混亂發生內戰，也沒有導致人們因厭亂而走向極端，盡管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曾指出俄國的“魏瑪化”危險或重蹈1917年“二月民主”覆轍之可能，但俄國人民近來反而出現了日益“中派”化的趨勢：1998年以來各方的民意調查顯示左右兩翼（俄共與葉利欽身邊一群人所代表的寡頭自由派）影響下降，極左極右（安皮洛夫式的“斯大林主義者”與日里諾夫斯基式的法西斯傾向）更不成氣候，而以盧日科夫－普里馬科夫為代表的中左翼和以“亞博盧”為代表的中右翼則地位上升，這在世界歷史上帝國后遺癥事例中是極少見的，而對于傳統上向來好走極端、中派從未成事的俄羅斯來說就近乎奇跡了。尤其在1998年出現金融危機、葉利欽本人的行事又日益病態、社會不滿加劇的情況下就更是奇中之奇了。無疑，在社會心態“中派化”的情況下出現“左”或“右”的新鐵腕、重演魏瑪共和或二月民主悲劇性結局的可能性極小。即便葉利欽自己要想耍“鐵腕”——在民主化進程中葉利欽的成就就在于連他自己也極難能扭轉這一進程了。
俄羅斯沒有亂出內戰，沒有亂出極端化，當然更沒有落到請外國人來“立新”的地步。如果把轉軌比擬為從此岸向駛彼岸的一艘船，那么葉利欽這個掌舵人使船駛離了此岸，但沒有到達彼岸。然而這艘船也沒有掉頭而返，更沒有在風浪中傾覆，而且還在冒著風浪向彼岸行駛。
這樣的局面，要說葉利欽“只破不立”是不對的，他“立新”無術，但畢竟還是“立”了。在政治上，俄羅斯沒能建立完善的民主程序與有效的權力制衡，但畢竟已經有了公認的議會與總統選舉，有了強大而合法的反對派，有了“可以反對的政府”，有了基本的政治自由與公民政治權利。更重要的，是有了“擁護可以反對的政府而反對只準擁護的政府”這樣一種社會心理。現行俄憲法賦予葉利欽的權力雖然在民主國家看來幾乎相當于“新沙皇”，但這畢竟是在與反對派競選中產生的“民選沙皇”。在他統治下，民選議會固然沒有多大權力，但絕非橡皮圖章。它成己之事則不足，敗葉之事則有余。8年來葉利欽的意圖在民主程序面前碰壁的事不知凡幾：從憲法法院的裁決、“十月事件”被捕者的重獲自由并重返政治舞臺、總理提名的被否定、“官辦兩黨制”的失敗直到他無法選擇繼承人。當今俄國政治上最受抨擊的莫過于炮打白宮與政治暗殺。但這兩件事是典型的“民主制下的反民主罪行”，它一方面表明如今俄國民主的脆弱，另一方面也表明民主的存在。而在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時代，豈能有抗命的白宮和非暗殺不足以制服的政敵出現？
有人說，斯大林時代對反對派是從肉體上消滅（外加誅連九族），赫魯曉夫則是從政治上批臭（如對馬林科夫等），勃列日涅夫是悄然的組織處理（如對謝列平等），戈爾巴喬夫時代則能將其排擠出官方體制，卻不能阻止其在體制外發展（如對葉利欽），而完善的民主制下一個領導人是不能只憑自己的好惡任意把誰排擠出官場的。在這一點上，葉利欽并沒有比戈爾巴喬夫更前進多少，但他也沒有后退多少。他與戈氏一樣可以把異議者趕出官場，卻不能阻止其通過體制外途徑再“回來”。平心而論，今日俄羅斯的民主與自由已不是有無的問題，而只是多少的問題。這樣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戈爾巴喬夫奠定的，葉利欽不是“俄羅斯民主”的創立者，而只是守成者。然而多少“帝國后遺癥”的事例告訴我們，這個守成也決非易事。
俄國經濟問題比政治問題更嚴重，但如下所言，俄羅斯的經濟轉型比政治轉型更困難，這不僅與中國比，而且與中東歐諸國比也如此。因此葉利欽政權在經濟問題上比政治問題上更被動，也不全是他的“錯誤”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俄羅斯經濟存在著比中東歐國家、更不用說比西方國家更大比例的灰色經濟，因此正式統計中反映的經濟總量下降與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的幅度明顯是高估了的。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從這兩類數據看來俄國似乎比魏瑪德國與1917年二月的俄國還要糟糕，但俄國公眾的一般情緒不僅沒有后兩者那樣的極端化與革命化，反而出現了“中派化”的局面。
再從體制上看，俄國并未建成有積累激勵的產權制度與規范競爭的市場體系，但市場經濟的基本格局還是建立了的。實際上，俄國的經濟問題有相當成分是因政治不穩定所造成，并非單純的經濟體制問題，尤其在葉利欽時代的始末兩端、即炮打白宮前的府院對峙時期與切爾諾梅爾金下臺后的政府走馬燈時期，經濟受累于政治的程度更大。因此葉利欽最大的失策與其說在經濟上，毋寧說還是在政治上。但從當前俄國公眾情緒的“中派化”看，俄國政治混亂加劇的可能性不大，而只要葉利欽之后的權力過渡能按憲法程序完成，俄國政局的漸趨穩定是可以預期的，俄國經濟的好轉與發展（無論在體制更新方面還是在總量增長方面）也是極有可能的。
如今人們在評論俄國經濟時幾乎眾口一詞地批評“休克療法”與“激進改革”，其實俄國經濟問題遠比“激進”“漸進”這對范疇所能解釋的復雜得多。但如果把問題簡化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的話，那么這種干預也有權利與義務兩個方面。俄羅斯過渡時期國家“放權”中產生的問題能否簡單地說成是過于“激進”，本身已可懷疑（詳后），而在國家義務的卸除方面肯定不是過于激進、而是過于緩慢。8年來，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長期滯后于其他經濟改革，國家包下來的福利負担并沒有減輕多少，（從這點上看，今日俄國其實還是相當“社會主義”的，至少此種成分不比中國弱），而國家可動員的資源卻嚴重地萎縮。（在這一點上，俄國又比許多西方國家更“自由主義”）。因此造成嚴重的財政－金融陷阱。而財政－金融危機正是俄國經濟中的核心問題。然而俄國政府之所以收不上稅，國家包下來的福利制度之所以難以改革，歸根結底也還是政治條件決定的。
因此今日的俄國問題是一個政治－經濟連環套，它有惡性循環與良性循環兩種可能。但從近來俄國政情的“中派化”與經濟的穩定化看，良性循環的可能性更大。葉利欽本人是否喜歡這種結果（顯然，葉利欽極不喜歡盧日科夫，也不喜歡“亞博盧”）并不重要，但“葉利欽時代”產生這種結果是合乎邏輯的。這正如戈爾巴喬夫也不喜歡葉利欽，但“戈爾巴喬夫時代”恰恰在邏輯上導致了葉利欽崛起一樣。1995年杜馬大選時，葉利欽曾極力促使俄國政局“中派化”，為此他授意切爾諾梅爾金與雷布金分別組建“中右”與“中左”力量，企圖排擠極左與極右，建立自由保守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二元制衡的議會政治。但是當時他失敗了。如今，由他不喜歡的“普盧沙”聯盟與“亞博盧”分別代表的“中左”與 “中右”如果能成氣候，那就像戈爾巴喬夫討厭的葉利欽繼承了民主事業一樣富有戲劇性了。
四 、激進改革時期：葉利欽時代第一階段
可見，葉利欽時代是個有成有敗的時代，對葉個人而言，是失敗大于成功，但對于俄羅斯的轉軌而言，則成功大于失敗（如果葉交權時不出意外的話），而從葉利欽執政的歷史看，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91年8·19政變到1992年中蓋達爾辭代總理之職，這是葉利欽崛起為俄國第一號人物、瓦解舊體制并全面推進激進改革的時期，是葉利欽政治生涯的“黃金時代”。8月政變被粉碎后，葉利欽以“民主拯救者”的姿態贏得很高聲望，成為俄羅斯乃至全蘇實際上的掌權者，而被“救”出的戈爾巴喬夫則大權旁落，已被架空，到年底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下臺后，葉利欽便從名到實、從權力到聲譽都達到了頂峰，1992年初他開始全力依靠以蓋達爾為代表的“青年改革家”推進經濟轉軌。但半年之后便因“休克療法”引起的社會反應及議會中的抵制而難以為繼。到年底蓋達爾下臺，當時的中派“公民聯盟”提名的切爾諾梅爾金出任總理，標志著俄羅斯改革的“浪漫主義時期”結束，葉利欽“凱歌行進”的歲月也告終了。
從轉軌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困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葉利欽的兩個失策無疑加劇了困難。第一，在8·19政變后、蘇聯解體前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即俄羅斯與聯盟中央）的充分合作是挽救蘇聯、至少是在某種范圍內維持聯盟以度過轉軌時期的唯一機會，政變后戈爾巴喬夫已徹底轉向民主派，他與葉利欽之間已無路線分歧。而這時葉的聲望正隆，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對許多加盟共和國擁有影響，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的象征，在國際上比葉更有聲望。另一方面，當時僅從核控制的角度，國際社會主要是西方各國也不希望蘇聯解體，而愿意看到一個制度劇變后“親西方”的蘇聯仍維持某種統一。因此,葉戈合作挽救聯盟,至少是延緩其解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由于個人恩怨和權利欲,也由于反政變勝利沖昏了頭腦,葉利欽這時對戈爾巴喬夫十分傲慢無禮,俄羅斯實際上在拆聯盟的臺,致使聯盟在僅僅四個月間便迅速解體。不能說葉利欽不想維持以俄為中心的聯盟，但他至少沒有認真幫助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聯盟中央。而聯盟統一經濟空間的解體對轉型期危機雪上加霜的程度,是出乎當時那些陶醉于“獨立浪漫曲”的人們意料之外的。據一些經濟學家分析,1991-1995年間獨聯體各國的經濟滑坡幅度中,約有50%以上是統一經濟空間瓦解的后果,只有40%多是制度變革的“成本”。
也是由于“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使葉利欽陶醉于自己的個人魅力, 在急于給聯盟找麻煩的同時，卻沒有因勢利導地改革俄羅斯自己的權力體制，使俄帶著蘇聯時期選出的議會(蘇維埃與人大)和憲法進入了“激進改革”。這個憲法對議會與總統的權力沒有明確地劃分,一旦雙方產生分歧,就會出現“兩個政權并存”的混亂狀況。這個議會具有很大權力,其多數成員在舊體制下擁有權益,他們雖然在8月政變中支持政治民主并擁護葉利欽,但對激進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化改革難以接受,在“休克療法”引起痛苦的情況下,他們很快與社會上的抵制力量結合,成為葉利欽的反對派,使“休克療法”在議會的強烈抵制下實際上只實施了半年便告流產,而切爾諾梅爾金也取代了蓋達爾。其實,如果葉利欽在1991年8月以后抓住時機改選議會修訂憲法,他在次年的經濟改革中會得到議會的更多配合,“休克療法”的結局可能會大有不同。即使不能收波蘭的巴爾采羅維奇、捷克的克勞斯之效,至少也會比后來斷斷續續的“多次休克”、“長期休克”付出的代價小一些。
五、“兩宮”對峙時期：葉利欽時代第二階段
從1992年年中議會迫使政府修改預算,基本放棄財政貨幣雙緊縮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宮,是葉利欽時代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議會在逼退蓋達爾、剎住“休克”風之后勢頭大增,與葉利欽從交惡到全面對抗。“執行權力系統”則發生分化,副總統魯茨科伊倒向議會,而原由“中派”提名的總理切爾諾梅爾金卻在幾經搖擺后選擇了追隨葉利欽。于是“兩宮”(克里姆林宮和當時議會所在地白宮)之戰愈演愈烈,經過全民公決,憲法法院參預,政治斗爭成為俄羅斯社會生活的重心,而經濟轉軌處于停滯狀態,致使經濟局勢不斷惡化。最終以葉利欽炮打白宮,驅散議會,通過新憲法實行總統集權而告終。
炮打白宮當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軌行為。但由于當時“兩個政權并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亂，此前的全民公決支持了葉利欽，加上事變時又是議會方面首先動武占領市府并進攻電視臺造成流血，因此人們對民主俄羅斯發生如此悲劇雖然傷感，但對葉利欽的批評還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議是在經濟方面。
至今談到這段歷史,俄國內外都有強大的輿論把“休克療法”列為第一大誤。的確,以蓋達爾的“休克療法”開始的俄國經濟轉軌應當說搞得很糟糕,但別的辦法是否會好一些則是很難證明的。畢竟,進行了激進改革的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與前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經濟轉軌都比俄羅斯成功得多,而沒搞休克療法的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如今的經濟狀況決不比俄羅斯好。誠如王金存等學者所指出的：就前蘇東地區各國的比較而言,激進改革的國家在中長時段上付出的總代價一般要小于“漸進”的國家,而不管激進還是漸進,轉軌初期的經濟滑坡則是各國無一例外的現象。中國的情形與東歐有很大不同,是不好簡單類比的。進而言之,究竟什么叫“休克療法”,從而哪些國家在什么時段上搞了這種療法也是個爭議極大的問題。許多德國學者把休克療法理解為財政、貨幣雙緊縮,從而認為前東德是唯一避免了“休克”的地方。但波蘭學者科沃德科,卻從私有化的角度認為只有前東德搞的才算“休克療法”，其他蘇東國家包括波蘭,實際上都沒有出現這種實踐。而筆者認為狹義的“休克療法”本是指以財政貨幣雙緊縮來治理通貨膨脹(這個術語在拉美經濟實踐中出現時就是此意)，其下藥雖猛,但只是一種技術手段而與“主義”無關,其目的在于糾正經濟失衡而非改變經濟體制,是一種穩定經濟而非改造經濟的藥方。但在東歐,這個術語有時被泛化為指稱變革經濟體制的一切激進做法,包括放開價格、大規模私有化、對外開放等等。
在1992年初的俄國，這兩種意義上的休克療法實際上都很少回旋余地。當時俄國已經連續兩年經濟滑坡，又突然面臨經互會“大家庭”經濟空間與蘇聯統一經濟空間雙重解體的沖擊，經濟失衡已到了無論什么“主義”者都無法容忍的地步，以緊縮制通脹的“休克”大概是誰在臺上都難免要搞的。而私有化在那時幾乎是眾望所歸，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而不能讓國有財產落到少數人手里。因此那時出現的“證券分配”法恐怕也難有替代的選擇。同時在明知“陣痛”與風險難免的情況下，趁“8月勝利”后“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發動“闖關”，也比人民熱情過去后經濟狀況更糟時再在埋怨聲中讓他們“休克”風險要小些。可見當時那種轉軌決策，也的確是大勢所趨。
在此之前，蘇俄已經出臺了沙塔林計劃、亞夫林斯基計劃、雷日科夫計劃、雷日科夫-沙塔林折衷方案、帕夫洛夫“反危機計劃”等。這些計劃與蓋達爾的方案哪一個更好，也許并不值得討論，而它們都沒能扭轉經濟局勢。事實上，無論激進還是漸進的方案都不是萬應靈藥，但也不失為一種選擇，關鍵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為邏輯，其有效性取決于這種邏輯能否貫徹到底。無論激進還是漸進，都比一忽兒激進，一忽兒保守、朝令夕改、沒有章法要好。而在葉利欽與議會的拉鋸戰中，任何療法都不能貫徹到底，其療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1992年7月，俄議會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大幅放松銀根。這時休克療法僅持續半年，議會的行為給人的感覺是：俄羅斯人民已經承受不了了。然而那時“承受”的東西（無論是較抽象的經濟指標下降，還是人們確實感受到的拖欠工資之類）在數年以后（例如在1993年10月白宮事件時）實際上是更沉重了。如果說1992年7月按議會的說法不放松緊縮就會發生社會爆炸，那么1993年10月事變中人民沒有起來支持議會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實上，1992-1993年、特別是“兩宮之戰”期間不同方面的民意測驗表明，這個時期葉利欽的聲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葉的議會方面的民意基礎更差。就整體而言，這個時期俄國人并沒有失去對“激進改革”的期望。而實際上，在議會的壓力下放棄財政貨幣緊縮的結果是靠大印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飲鴆止渴而使經濟更加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務實的切爾諾梅爾金，只能傾向于再緊縮，這就是這位“中派”提名的總理何以在一度猶豫后又成為“沒有蓋達爾的蓋達爾路線”代表者的原因。其實這種現象在東歐也不乏其例，許多靠反對“休克療法”起家的在野黨，包括左派（如匈牙利社會黨、保加利亞社會黨），一上臺也不得不搞“休克補課”，只不過是在更困難的情況下搞罷了。
由于政策搖擺不定,經濟與貨幣無法穩定，“私有化”也搞得很糟糕。本來,“證券私有化”作為在國有資本基數大、無買主而且公眾又有起點平等愿望條件下的一種私有化起動方式,雖有其缺點(股權過于分散,形不成資產責任),但在許多東歐國家(如捷克)還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國由于貨幣急劇貶值,資產估價嚴重失準,而且在政局多變的情況下企業折股工作極為遲緩,致使私有化證券長期有價無市,在不穩定氣氛下人們也沒有持券信心,因此盡管俄政府一再號召公眾慎用證券，許多人還是為一瓶酒之類的代價便出讓了自己的一份,導致嚴重的入市前投機。加之俄國證券私有化方案設計得也不如捷克周詳(如直接用盧布,而不是像捷克那樣以“投資點”計價，也沒有象捷克那樣建立記名帳戶以控制入市前投機),這一切使俄羅斯的證券私有化階段存在著嚴重弊病。雖然葉利欽政權在1993年4月全民公決后曾采取措施加快企業折股、規范證券市場,但不久再度激化的兩宮之戰及“炮打白宮”后立即展開的杜馬大選又把這一切打亂了。
這樣俄國便度過了混亂的一年，政爭激烈、改革出現混亂與停滯、經濟大滑坡,成為這個階段的特點。
六 、寡頭化時期：葉利欽時代第三階段
1993年10月白宮事件到1998年3月切爾諾梅爾金下臺為“葉利欽時代”的第三階段。白宮事件后,葉利欽消除了”兩個政權并立”的局面,通過總統集權的新憲法,使他成了“民選沙皇”,俄羅斯政局出現了葉利欽時代最穩定的局面。葉利欽大權獨攬,但并未縮小政治自由。以俄共與日里諾夫斯基為代表的反對派在白宮事件后僅兩個月便在第一屆杜馬選舉中大顯身手,使新杜馬的成員中葉的反對派比重甚至高于舊議會。然而政治游戲規則已經改變：杜馬權力大為縮小,而反對派則從熱衷于政治斗爭轉化為主要從事議會斗爭。這兩點使這一階段的政爭相對溫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議長雷布金與謝列茲尼奧夫反而比過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與葉利欽和平相處。俄國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無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權威主義”格局。加上經過10月事件考驗后切爾諾梅爾金徹底倒向了葉利欽,受葉任用為總理達5年多,政府的相對穩定使其得以實行一貫的轉軌戰略。經過四年多的調整,俄國逐漸實現了從穩定財政貨幣到穩定生產、從證券私有化到貨幣私有化、個案私有化的轉變。經濟在1995年趨于穩定,雖因1995-1996年間的”選舉戰”和車臣事件影響又有反復,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現了回升的苗頭。
然而,這個時期也是葉利欽銳氣失而暮氣升的時期。經過前兩個階段的挫折、動蕩與決斗,葉利欽在實現“新權威”式相對穩定的統治的同時也從一個“闖將”逐漸變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與行事的價值取向逐漸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各派別也由思想觀念的分野變為利益集團的分野。在這一過程中,“新權威主義”下的轉型經濟為權力資本的興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謂金融工業寡頭的壟斷勢力正是在這一階段形成的。如今,抨擊“寡頭”在俄國國內外、包括在中國知識界都已成為潮流,但其中充滿許多似是而非之論。其中最流行的說法便是認為俄羅斯的金融-工業寡頭是民主化、市場化的“激進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國有資產的“證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勢力推動的。
這些說法值得懷疑。東歐各國都發生了民主化、市場化與“激進改革”,可是寡頭壟斷為什么只出現在俄羅斯,這一事實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場化導致寡頭制的邏輯無法成立。其實已有不少學者指出,當代俄羅斯寡頭是由蘇聯時期的權貴階層或官僚階層演變而來的 [1] ,現在的寡頭壟斷脫胎于過去的國家壟斷,寡頭制源于過去的集權制。 [2] 正如世界銀行駐莫斯科代表處專家N·斯塔杜波羅夫斯卡婭所說：金融工業集團“通常都被理解為是在國家庇護下建立起來的一種組織”。 [3] 寡頭資本與其說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國有資本，不如說是在市場條件下經營的國家資本，這些資本由于國家的民主程度不夠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謀私。形成寡頭的必要條件并非私有化過分，而是民主不足。
筆者曾指出 [4] ：如今被稱為寡頭的“金融工業集團”正是在“激進改革派”“闖關”失敗、“證券私有化”已經流產、俄羅斯決策層改行“穩健”政策之后的那個時期，即1994年開始的“貨幣私有化”階段中形成的。把寡頭的崛起說成是“浪漫改革”、尤其是集中體現了“浪漫改革”的平民主義色彩的“民主私有化”的產物，是一種謬誤。以人人有份的證券分配方式進行的“民主私有化”的確有許多缺陷，但要說它有利于形成寡頭，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俄國的證券私有化搞得遠不如捷克成功，因此造成了許多問題。據有關資料，在證券私有化結束時，全俄工業企業50％的股票由職工掌握，企業領導人則只有5％，后來股權出現集中趨勢，到1997年工人與企業領導持股之比已分別為20％和18％。 [5] 然而對于常受到“股權分散不利于改善經營”之批評的證券私有化來說，這樣的集中未必是負面的。重要的是：這種集中與所謂的“寡頭化”完全是兩回事。以往不少論者強調私有化證券集中到少數人手里，或者說作為中介投資者的基金會（投資公司）控制了大量的證券，似乎“寡頭”的形成就是這種過程的結果。還有人以此證明“分”不如“賣”，似乎“民主派”先把國有資產“分”給了老百姓然后又用騙術把這些資產集中到了寡頭手里。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如果說證券私有化最后成了個“騙局”，那不是說“分”下去的資產落到了少數人手里，而是國家根本沒把資產按原先允諾的“分”下去。實際上，俄羅斯私有化的基本做法根本不是什么證券私有化，而是“自己人購買”。 [6]
事實上，沒有一個金融工業集團（更不用說其中的“寡頭”）是通過集中了私有化證券用以購并企業的方式形成的，甚至不是以這樣的方式起步的。與證券私有化相聯系的投資基金雖然弊病很多，但全俄600多家投資基金沒有一家發展成了寡頭。俄羅斯的金融工業寡頭全都是在私有化方式由“全民均分”轉向“雙方交易”、亦即由證券私有化轉為“貨幣私有化”之后形成的。形成的途徑并不是什么私有化證券的買賣與集中，而是在民主政治轉為“新權威主義”的背景下，有人利用國家權力把那些當局不愿“分”給老百姓的資產通過權錢交易直接轉入權貴手中的。其具體形式有：全權委托銀行制，抵押拍賣，國有股份委托經營制等等。這幾種途徑都與“證券私有化”沒有什麼邏輯聯系，倒是與權力集中、難以監督的舊傳統密不可分。如果沒有“證券私有化”階段而是早在1992年就開展這種“貨幣私有化”，寡頭的崛起只會更快。道理很簡單：抵押拍賣是改“分”為“賣”的結果，而全權委托銀行與國有股委托經營都是一種承包制。這表明俄羅斯的寡頭們根本不是把已經“分”給了大眾的國有資產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是運用權力徑自把沒有“分”下去的國有資產攫為己有。當然，通過經濟手段（如以“換酒喝”這樣的廉價收購）集中被“分”掉的資產的過程，那時也在進行，但這樣形成的資本恰恰是受到寡頭壓抑的。
正如亞夫林斯基所言：俄國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頭統治,這種體制在原蘇聯時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蘇共垮臺后,它只不過改換了門庭,就象蛇蛻皮一樣。” [7] 還應該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國的政治譜系中,無論蓋達爾還是亞夫林斯基這些“民主派”都與金融寡頭的關系相當疏遠,(丘拜斯是個例外,但1994年之后丘拜斯與蓋達爾實際上已距離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國家主義者”了。)而切爾諾梅爾金的“家園”才與金融工業集團關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與這類集團有頗深的關系。 [8] 因此，無論“民主派”在其他方面的功罪如何，（他們的“激進改革”的確有許多不切實際的東西，包括他們過分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強會全力支持俄羅斯的“闖關”。）說他們代表了寡頭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在現實中，俄羅斯寡頭集團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與右的“新權威主義”者，（1994年以后的葉利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帶有這種色彩），而不是什么“民主派”。
最能表明這一點的是這樣一件事：1996年4月在總統選舉前三個月，俄羅斯幾大日報同時刊登了13個“大銀行家”致葉利欽與俄共領袖久加諾夫兩人的公開信，這13人中包括所有的超級寡頭如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寧、霍多爾科夫斯基等人，他們請求葉利欽與久加諾夫握手言和，平分權力，共組聯合政府，不要搞什么選舉了。公開信還威脅對這兩人持異議的其他政治力量：“對那些表現得毫無原則性及和解能力的政客，我們有足夠的辦法和意志去對付他們。”誰都知道，這里指的不僅包括一直以“民主反對派”自居的“亞博盧”，也包括剛剛與葉利欽攤牌的蓋達爾等一批人。這年一月葉利欽從政府中全部清除了“激進民主派”后，蓋達爾等非閣員民主派人士也紛紛退出“總統委員會”（葉利欽的顧問機構），1月22日，蓋達爾宣布與總統“徹底分手”，并要求葉利欽放棄競選總統。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白宮事件后，即我們論述的這個階段中金融工業寡頭對政府影響的增大（乃至于直接加入政府，如別列佐夫斯基等）與“民主派”的日漸失勢是二位一體的大趨勢。當然，葉利欽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難以與后者劃清界限，出于政治權術的考慮他也常常需要聯合“民主派”來對付俄共等主要政敵。而“民主派”中亞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對葉利欽已完全失望，其反葉的調子有時比俄共還高，但蓋達爾等人還是愿意支持葉利欽以對抗俄共。然而無論如何，此時的葉利欽已絕不是什么“民主派”總統了。
七、寡頭化與民族主義
再者，寡頭崛起還被看作是“親西方”改革的結果，甚至被說成是西方“國際資本”推動的。當然，如果從“泛市場經濟”的角度講， “國際資本”等于“市場經濟全球化”，而俄國（乃至一切轉型國家）的市場化改革，不管是否有寡頭崛起，都可以說是與這種“全球化”接軌，因而都可以說與“國際資本”有關。但這種說法對具體分析俄國（或任何一國）轉軌進程并無意義。而具體就1994年以來俄國寡頭的形成而言，則它不但不是西方資本促成的，而且恰恰是葉利欽政權在由“民主派”轉向新權威主義、由“西化論”轉向民族主義的過程中，為抵制西方資本的擴張、提高（至少是維持）俄國國家資本的勢力而推動的。這與“非寡頭的”、在我國理論界頗受好評的匈牙利模式形成了兩個極端：匈牙利與1994年以來俄羅斯在私有化問題上都實行“只賣不分”，但匈牙利私有化、尤其是“左派”的社會黨“重新”上臺后大力加速的私有化是全面向外資開放的，經過能源、動力部門私有化、軍工私有化、銀行私有化及傳媒私有化等幾輪“私有化大行動”，全國1857家大中型國有企業被拍賣了1299家，保留為國有的10家，其余均實行了關停并轉。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拍賣基本上是面向西方各大公司，從第一個被“大私有化”的匈牙利東部煤氣公司之出售給意大利資本，直到“大私有化”的壓軸戲兩大電視臺之拍賣給跨國財團，匈牙利的大中型經濟基本上外資化了。由于民主制下監督機制完備，拍賣組織得十分規范，各家外商競爭頗踴躍，國有資產也大都能賣到好價，匈牙利國庫的“私有化收入”因而大增（“左派”執政次年即1995年，匈牙利私有化收入達到4739億福林，超過了前5年——即“右派”執政時——的總和！） [9] 。為競購國有資產而流入的錢也使匈牙利成了蘇、東國家吸引外資的冠軍，僅1996年匈獲得的外資就達143億美元，占整個東歐吸收外資總額的一半。大量的私有化收入穩定了財政，使匈得以度過轉型期危機并應付過渡時期社會保障、債務等諸項負担，而外資的流入也有助于匈牙利經濟的復興。但是，從基礎產業到傳媒的相當全面的外資化也使匈牙利的“民族經濟”處于嚴重的對外依賴狀態。
而俄羅斯正相反。它從“大眾私有化”轉向發展金融工業集團的過程，同時就是從“世界主義”轉向民族主義與俄國利益至上的過程。用國家權力把重點金融企業與重點工業企業結合成“巨無霸”式的集團以抗衡外資、防止“國民經濟非洲化”，是公開宣布的理由。正如葉利欽在1997年獨聯體國家首腦會議上說的：前蘇聯各國如今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建立跨國金融工業集團，在新的市場基礎上恢復過去存在的統一經濟空間，要麼就只能成為西方的原料附庸國。 [10] 這時，俄政府已經先后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格魯吉亞、拉脫維亞與吉爾吉斯等國簽約，組建了6個跨國或多國金融工業集團。并在莫斯科召開“建立和發展跨國金融工業集團的經驗與問題”國際研討會，后來又提出要建立40個這樣的集團，并使其運轉。
正因為當局宣布組建金融工業集團的目的是為了形成俄國自己的經濟巨人以抗衡西方，因此以這種方式搞的國有資產改制既不向外資開放，也不面向分散的民間資本，而是一種典型的“自己人”交易。這一方面使俄國民間中小企業難有大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俄國吸引的外資微乎其微，遠不能與小小的匈牙利相比。
實際上對所有的轉型國家來說，國有資本私有化的走向主要無非是三個：要麼以至少是形式平等的方式“分”給老百姓，要麼就“賣”，然而如按開放式自由競爭的辦法“賣”，則“自己人”競爭不過實力雄厚的外資，實際上主要是賣給外國人。要麼決心“賣”給“自己人”， 那就只能關起門來搞“自己人交易”。捷克、波蘭與1992-1993年間的俄羅斯走的是第一條道路（但俄未走成功），匈牙利走的是第二條道路，而1994年后的俄羅斯走的是第三條道路。于是便有了“新權威”政治條件下金融工業寡頭的崛起。無怪乎主張走第 一、二條道路的民主派固然對金融工業寡頭抨擊甚烈，而“國際資本”也決不是俄國寡頭的捧場者。雖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資本與控制了俄國經濟命脈的寡頭們有許多交易要做，但兩者的矛盾也很突出。而有趣的是：正是國際資本中跨國投機性最強的所謂“對沖基金”，對俄羅斯寡頭的抨擊最厲。如著名的“國際大鱷”索羅斯，就張口閉口罵“俄羅斯的強盜資本主義”。我國的一些研究者也指出：俄羅斯金融寡頭的經濟利益決定了它的基本價值觀——追求一個強有力的、集中制的國家，推崇以保護主義為基礎的“愛國主義”等。在這點上，它與舊體制在意識形態方面也有不容置疑的繼承性， [11] 而它與自由主義或“西方價值”倒是矛盾的。
總之，葉利欽時代第三階段在政治上由“民主派”轉向新權威主義，在對外姿態上由世界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強國主義，在經濟上也由“大眾私有化”轉向扶植壟斷性寡頭。在此期間葉利欽幾乎疏遠了（如果不是決裂的話）原先支持過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同時以切爾諾梅爾金政府及總統辦公廳為中心聚集了一批寡頭主義者，成為葉政權的新的支柱。
八 、政府走馬燈：葉利欽時代第四階段
1998年3月葉利欽突然解散了切爾諾梅爾金政府，由此開始了葉利欽時代的第四個階段。大概也是最后的階段了。這一階段突出特點是葉利欽走馬燈式地頻繁更換政府，并且似乎已經完全亂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職僅5個月便被免職，任命切爾諾梅爾金復出受阻，葉立即改主意挑了普里馬科夫。普氏上任僅8個月就被免職，換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壽命更短至2個多月，又換了普京。葉利欽此時用人似乎已經完全不顧政績標準：切爾諾梅爾金是在俄經濟止跌回升、形勢看好時被免職，普里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機、穩定經濟初見成效時被免職。斯捷帕申之免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碰上了“八月危機”，但嚴格地講主要責任也不在他。葉利欽用人此時似乎也沒了價值標準：基里延科接近于民主派，切爾諾梅爾金如前所說，是寡頭新權威主義者，普里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馬科夫本人傾向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則純屬事務官員。總而言之，葉利欽此時用人施政已既不講政績也不講“主義”，純屬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后而玩弄權術。因此很自然，這時的葉利欽幾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評，包括原來擁護他的寡頭派。
葉利欽如此措置乖戾固然與他在權力無制衡情況下“病夫治國”之不智有關，但也反映了葉利欽時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階段中俄羅斯過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權威加經濟上的寡頭化——的危機。在這一階段中，經濟雖然止跌回穩，國有資產也被寡頭們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會矛盾卻積累起來，而葉的聲望也進一步下降。在眼看葉利欽病體難支、不能久任的情況下，葉利欽身邊的小圈子行為日益短期化，他們不僅不能為俄國的長遠利益、而且甚至已經不能為他們在上一階段所主要依靠的社會基礎即金融工業集團的長遠利益考慮，而只是著眼于怎樣能實現一種在“后葉利欽時代”盡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后安排。
這就導致葉利欽在這一個階段的行為越來越走向個人權術。而這樣的短期行為又使俄國的轉型期危機拖長、經濟發展受損。本來在切爾諾梅爾金政府末期已開始回升的經濟，在進入“走馬燈時代”后又趨惡化。政府短期行為導致社會短期行為，尤其是資本的短期行為。而資本的短期行為則是金融危機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機雖然有其深層、宏觀的原因（無投資激勵機制經濟不能真正穩定、國際油價下跌致使俄國家財政狀況惡化、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俄金融系統的體制性問題等），但人們的心理預期惡化造成抽逃、擠兌無疑是危機的導火索。而形成這樣的心理預期，葉利欽末期的唐突舉措是要負至少一部分責任的。
8月危機沉重打擊了俄羅斯的經濟及其轉軌過程，也使葉利欽的聲望進一步掉到谷底，而這又反過來使葉利欽身邊的“圈子”更担心“后葉利欽時代”的局面，從而使葉利欽的行為更加短期化，如此惡性循環，終于使葉利欽的政治生涯趨于終結。
如今已經很明顯，無論就民心、政情還是葉本人的身體狀況而言，葉利欽都已不可能連任，而他要逆民心而采取非常手段搞獨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問題是后葉時代會在怎樣的情況下到來？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人們看到了葉利欽時代（確切地說也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留下的正面遺產在起作用。
葉利欽的寡頭轉軌模式誠然遠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轉軌，而葉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勁。他在金融危機使俄國經濟再入谷底、支持者紛紛離去、民意背離、體力難支的最不利狀態下下臺，從常理而言，從俄國歷史經驗而言，這是最容易引起“翻燒餅”的。而葉利欽體制雖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來一場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現在看來，俄國各方都表現得驚人地理智。當8月底危機來臨時，許多人斷言這不僅是一場金融危機，而且是俄國整個經濟轉軌進程“不可逆轉的失敗”，它將導致“整個政治上層建筑的崩潰”，此后幾年中俄國將發生大亂，人們只能討論“民族與國家的簡單生存問題”了。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俄國已經面臨社會爆炸、秩序崩潰與內戰。
的確，就葉利欽本人而言，他對這場危機驚慌失措、不知所為，與過去歷次危機中他表現的極為果斷、敏銳、自信與機智形成鮮明對比。正如麥德維杰夫所言：“葉利欽的個人權力資源與政治資本已經耗盡，他已不再擁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宮之外事態發展所需的施政班子、執政綱領、精英與民眾的信任以及過去的精力與健康。” [12] 實際上，葉利欽這時已不再是個“新權威”了。
然而俄國并沒有因此而大亂，甚至沒有給葉利欽很大難堪。與人們預期的相反，葉此后又換了兩屆政府，發起了車臣行動，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對。而議會的彈劾程序無疾而終，許多人預言會發展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游行也進行得十分溫和，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危機后“左”“右”兩翼的極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漸成氣候。社會思潮的“中派化”使俄很有可能向后葉時代平穩過渡。總之，在葉利欽這個“強人”不再有能力逞強之時，當“新權威”的權威基本消失之際，俄國一沒大亂，二沒走極端，三沒走回頭路。在專制與極端傳統深厚的俄羅斯，葉利欽能依憲政程序離任已屬不易，而在最不利條件下仍能平穩離任就更近乎奇跡了。
這表明俄國人在葉利欽時代雖然付出了許多代價，但的確成熟了。他們很有希望走出歷史循環的怪圈。葉利欽時代盡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規則畢竟有了，葉利欽時代沒有建成市場秩序，但市場化的基礎也有了。而俄國人民盡管對葉利欽再不滿，他們也不想走回頭路的。
九 、葉利欽之后：轉軌的前景
俄國歷史充滿了不可預見性，現在推斷俄將來會如何是很冒險的，但只要葉利欽交權不出亂子，我們還是可以大致這樣預期：
葉之后執政的大概會是普里馬科夫那樣的“中左派”，他們會對葉時代的政策做出明顯調整，但不會完全反其道而行（即使俄共上臺恐怕也不可能那樣）。然而從目前情況看，俄國經濟轉軌尚難在短期內完成，“中左派”要完全解決轉型時期困難也不可能。這樣在民眾不耐煩的情況下，他們會落選下臺，而最可能取代他們的是中右派。（當然，如果中左派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引起大亂子，極左派上臺也不是不可想象。但這種可能極小。）這樣，俄國便逐漸會形成中左、中右輪流坐莊的議會民主制常規，出現社會民主派與自由派的二元政治，從而完成向民主國家的過渡。
本文初稿截稿后傳來俄羅斯杜馬大選結果（1999年12月19日），新杜馬從上屆的左派獨大轉變為本屆的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格局，俄共議席從上屆的157席減為111席，曾經主持激進改革的自由民主派上屆（以“民主選擇”為代表）在政黨議席中全軍覆沒，只在選區中獲得9個議席，此次(以“正義”聯盟為代表)則東山再起，以第四位的選績重返議會黨團大門，連同選區議席共獲27席，加上同為自由民主派但堅決反對葉利欽的“亞博盧”聯盟的21席，自由民主派總議席達到48席，略少于上屆的54席（其中政黨議席40席，多于上屆的31席），社會民主派上屆（以雷布金聯盟為代表）全軍覆沒，本屆（以“祖國”為代表）獲得66席，成為第三大議會黨團。總體上看，議會民主制下的“常規兩黨”即自由民主派與社會民主派（西方意義上的右派與左派，以俄國傳統而言則是中右與中左 [13] ）共占有114席，多于俄共（俄國的左派，西方意義上的極左派）的111席，寡頭自由派即所謂政權黨和法西斯傾向的日里諾夫斯基派（俄國的右派，西方意義上的極右派）合計的91席。這種三足鼎立而中派略占上風的局面是俄羅斯轉軌以來從未有過的（在近代杜馬史上也只有1905年的頭兩屆杜馬可以相比）。比起上屆杜馬中上述三種傾向成54（亞博盧加“民主選擇”）：177（俄共及其盟友農業黨）：106（政權黨加日里諾夫斯基）之比的嚴重兩極化并且左派居絕對優勢的狀況已不可同日而語。這種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俄國民心與政局的中派化，只是比原先人們預計的更“右”一些。主要是“祖國”的勢頭被新“政權黨”奪去不少，同時自由民主派中堅決反葉利欽的“亞博盧”也被與葉利欽不即不離的蓋達爾—基里延科聯盟奪走大量選票。
 “祖國”與“亞博盧”在大選前半年間影響大增，曾被視為俄國民心“中派化”的表現。但這兩個聯盟在大選中受挫也并不意味著“中派化”的趨勢發生改變。上面的分析已經指出新一屆杜馬仍然是自由民主派與社會民主派即俄國意義上的中右—中左二元結構走向形成的體現。盡管由于政權黨在這半年間集中攻擊“祖國”而使俄共多少得享漁翁之利，而車臣戰爭得到多數民眾擁護，一方面提高了政權黨的得分，另一方面使歷來對在車臣用兵批評最力的“亞博盧”失分于價值取向類似但更傾向于與政府合作的基里延科聯盟。這兩點有助于延長現今的寡頭自由派統治，但不可能改變政權中左或中右化的走向。相反，經歷了晚期葉利欽眾多弊政的俄國人仍能給政權黨以相當的認可，表明他們對轉軌的評價并不是那么糟，也更有利于平穩地（而不是翻燒餅似地）走向中派化。
在經濟上，目前俄國仍保留的純國有經濟主要是軍工系統。實踐表明俄國軍工的技術狀況與運作傳統使它很難“軍轉民”并在此過程中私有化，但擴大出口賺取外匯的潛力倒不可低估。今后俄可能會放棄軍工轉民及私有化目標，改以開發國際軍火市場來供養軍工部門，并長期維持這一部門的國有狀態。只要能賺到外匯，這并不是不可行的。
最成問題的是如今樹敵甚多的寡頭部門，包括金融、能源動力原材料等民用基礎工業。寡頭經濟雖然弊病極多，但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下，以“革命”手段消滅之也不是辦法，即使俄共，如今也與金融工業集團有聯系，何況“中左派”？可能的選擇是通過規范化改造揚其利而除其弊。寡頭部門在技術上是俄國民用經濟的精華，幾年來雖有“官經濟”的傳統，畢竟也進行了適應市場的改革，許多人認為它還是有自我發展的機制及其經濟合理性的。金融工業集團通過資產重組來形成生產力，要比重新投資新建企業來得經濟。它們的低風險運作與雄厚實力也成為與外資合作的有利因素。在市場化過程中，它們吸收國外先進的管理，重視引進與技術開發，在生產、銷售與服務方面力求與國際接軌，取得與國際先進大企業競爭、抗衡的資格與地位，這都是金融工業集團的優勢。也是它們雖脫胎于、但到底也還不同于前蘇聯時期僵化的官僚托拉斯的地方。近年來，金融工業集團一直是俄經濟中最活躍的部門，尤其在經濟總量下降的背景下更突出：1996年全俄工業生產下降5%，而金融工業集團的工業產值卻猛增三倍，從26萬億盧布躍增到100萬億盧布以上，在GDP中的比重由2%升至10%，在全俄投資平均下降18%的情況下，15個金融工業集團基本投資增長率卻達到250%。當年全俄外貿出口增長8%，而一些金融工業集團則增長28%。這些企業債務低，管理好，而且由于具備高技術開發潛力，有可能成為俄科技革命和走向知識經濟的先鋒。 [14] 因此無論誰上臺，都不可能取消這個部門。可能的辦法是：一方面通過進一步改革消除其“官經濟”色彩，使其演變為按市場規則運轉的現代財團（如日、韓的那種），一方面嚴禁其向政權滲透，并通過二次分配的社會民主政策使其承担社會保障義務，以解決公平問題。
民營中小企業與外資經濟，在今日俄羅斯均不景氣，最突出的問題是投資萎縮。但隨著政治上了軌道，經濟恢復穩定，投資者信心增加，這一塊經濟也會活躍起來。這樣，在以上三大塊經濟的推動下，俄國經濟最終走出困境進入新的發展時期的可能是存在的。
8年來，人們對俄羅斯的樂觀預期屢屢落空，上面這種預期會不會失準呢？當然也可能。但這里的關鍵在于葉的交班。交班順利，這樣的預期是有把握的。否則就難說，陷入大亂甚至爆發內戰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假如葉利欽要推翻民主，以強權固位的話，那就是俄共上臺的機會了。俄國歷史上常常發生賭徒的冒險反而促進了相反的發展之例。1917年8月要不是科爾尼洛夫將軍發動右派政變想推翻二月民主政體，布爾什維克是難有崛起機會的。1991年8月若不是保守派發動政變想終止民主進程，民主派的成功也不會那么快。如今葉利欽若想步8·19政變者的后塵，那歷史就要重演類似的一幕了。
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的宏觀看，如第三章所言，在“帝國后遺癥”中出現上述情況倒屬于常規，而葉利欽若能跳出這種輪回，反而是非常之舉。葉利欽的政治生涯中度過不少危機，創造過不少“奇跡”，但這一次若他還想憑強權創奇跡，那他就可能掉入千年歷史常規而把他以前所創的“奇跡”全部湮沒。而這一次他若不再想創造奇跡，依憲交班，那他倒是在歷史上創造了個真正的奇跡。這將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也是真正能確立以前各次奇跡之意義的最重要的奇跡了。
十、千秋功罪任評說
總之，在葉利欽時代的四個階段中，葉利欽都既有出色的作為，也干過許多蠢事。尤其在首尾兩個階段中更明顯：如果他在8·19之后不拆戈爾巴喬夫的臺，而是葉戈合作共創民主新聯盟，如果他不在反政變勝利后忘乎所以，錯過了憲政改革的最佳機會，他的“闖關”式改革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證券私有化”設計得如此拙陋，后期倚重的寡頭自由派不那么違反公正原則擴展權力資本，俄羅斯的轉型期社會問題不會如此嚴重。如果他在這兩年不那么乖戾地頻繁更換政府，1997年的經濟回升有可能持續，1998年的危機可能避免，即使難免也可能不那么嚴重。當然在另一方面，葉利欽是俄羅斯民主化市場化改革的象征，如果沒有他挺身而出帶領人民反擊8·19政變，蘇聯就可能出現第二個“停滯時代”。作為一個過渡型歷史人物，葉利欽順應了俄蘇人民擺脫舊體制的愿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并沒有完全擺脫舊官僚那種專橫獨斷、剛愎自用的習氣，而在建立了“新權威”之后，權力腐蝕癥在缺少制約機制的條件下在他周圍的小圈子里蔓延，可能也傳染到他本人。作為個人因素，葉利欽是個“闖將”而不是深謀遠慮的思想家，喜弄權術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與他長期合作。再加上他長期有病，導致行為亦常呈病態，“病夫治國”的負面影響也很明顯。對于俄羅斯的現狀，他是難辭其個人責任的。
然而這里仍有一系列問題要澄清。首先對“俄羅斯的現狀”要有客觀的評價。如今的俄羅斯的確處于困境，尤其與處于經濟增長期的中國相比很能令國人沾沾自喜。但其實困擾俄羅斯的許多問題在中國不僅也存在，而且有的并不比俄樂觀。例如俄社會如今最敏感的拖欠工資問題，失業下崗問題等，中國都決不比俄羅斯來得輕。只不過素來缺乏社會保障意識的人們不以為這是個問題、素來缺少社會權利的人們也無法談論這類問題罷了。象中央電視臺那樣天天公然向下崗工人宣傳“只不過是從頭再來”的“公益廣告”，象某些傳媒宣稱工人應當“感謝下崗”，象流行理論堂而皇之地論證鄉鎮企業的活力就在于“農民沒有失業問題”，甚至宣傳外商要求在企業中設立黨支部以便管束工人。——這類的說法在俄羅斯哪個“寡頭”敢講？如今俄羅斯傳媒充斥著關于“暴發的寡頭和貧困的大眾”的激烈抨擊，那里的貧富分化也的確比許多中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等更嚴重，但就最能反映貧富分化程度的統計指標—居民收入分配吉尼系數而言，按俄羅斯政府國家統計委員會的數據，1994年為0.409, 1995年降為0.381; 民間大多數專家學者估計得更嚴重些,為0.400--0.405不等。 [15] （吉尼系數為0表示絕對平等，為1表示絕對不平等，在這兩極端之間數值越小表示越平等，越大表示貧富分化越嚴重）而中國大陸1994年據社會學家李強為首的一個課題組調查統計，城鄉居民收入分配按戶計的吉尼系數為0.445, 按人計為0.434。 [16] 1995年據經濟學家李實為首的課題組調查統計，按戶、按人戶、與按人計的吉尼系數分別為0.409,  0.444和0.445。 [17] 因此，誰更需要批評是大可玩味的。
關于俄羅斯經濟滑坡程度的數字也是如此。如今俄羅斯逃稅成風，統計外的灰色經濟到底有多少誰也說不清，但俄的實際經濟實力與人民實際生活水平并不象數字反映的那么糟糕則是肯定的。有人說如今的俄羅斯是人人都喜歡把事情說得越壞越好：反對派喜歡說壞自是理所當然。自由知識界與傳媒要張揚社會批判精神與迎合大眾情緒也不奇怪，而政府呢？有趣的是政府也喜歡說壞！——由于近年來葉利欽頻繁更換政府，更換的理由自然是原政府不好，而新政府也喜歡宣傳自己面臨的形勢如何如何嚴峻，以顯示自己的回天之力。然而他們又總是位子沒坐熱便被撤換，來不及為自己評功擺好。當然，西方近年來與俄關系越搞越僵，他們也就越來越難得說俄的好話了。于是俄羅斯的情況是否真的那么壞，便很值得研究。以這些說法與喜歡說好的輿論相比較，就更須謹慎了。轉軌之初，關于俄羅斯的許多樂觀預言都落空了，然而這些年來幾乎年年（可能只有1995、1997兩年少些）有關于俄羅斯魏瑪化、關于要發生社會爆炸、過不了嚴冬、將發生饑荒或內戰的預言，事實證明也屬市虎之言。而俄羅斯人近年來的中派化卻是無論樂觀者還是悲觀者都沒預見的。看來俄羅斯仍將艱難地繼續她的轉軌歷程，直到柳暗花明。
十一、轉軌為什么這樣難：兼論中俄之異
無論程度如何，俄羅斯轉型期危機比人們預料的更嚴重，是不爭的事實。在經濟方面，俄羅斯的衰退與中國的增長更形成鮮明對比。對此不僅中俄兩國思想界討論熱烈，國際經濟學界也視之為前沿問題，斯蒂格利茨今年四月為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年會發表的主題報告《改革向何處去？轉軌的十年》 [18] 就是以中俄改革比較為主題的。這個報告對中俄兩國與國際經濟學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如前所說，葉利欽“病夫治國”的許多失誤對形成俄羅斯今日的困境是有責任的，但大多數論者（無論其思想傾向如何）不會把個人失誤當作困境的主要原因。那么主因何在呢？
一些自由派思想家把困境歸因于東歐的社會保障太多、福利包袱太重，這種解釋是與新保守主義反對福利國家、反對強大工會的立場相符的。如薩克斯便認為東歐應當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虎”學習，擺脫福利國家這種“歐洲病”，奈斯比特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范，它以家庭責任排斥了歐洲傳統的國家責任，因而創造了奇跡。波蘭學者科沃德科也認為東歐不可能象中國那樣吸引外資，因為東歐（例如波蘭）工會太強大，嚇跑了投資者。 [19] 應當承認，這些人的確看到了歐洲式的民主資本主義與亞洲的專制資本主義在國家責任與勞動者權利方面的重大區別，然而至少在東歐內部，這些說法不能解釋何以例如波蘭的工會比俄羅斯的更強大，但波蘭的經濟包括對外資的吸引力都比俄羅斯強得多。
更多的論者把中俄分別看成漸進與激進兩種改革的標本，并從兩國實踐的對比中得出激進不如漸進的結論。前述斯蒂格利茨報告便是這種說法最近和最有影響的一個版本。斯蒂格利茨把中俄列為改革模式的兩個極端，而中東歐諸國位于兩者之間。他認為俄羅斯改革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激進自由主義烏托邦計劃，而中國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多元化的群眾選擇。前者忽視了國家的作用，而后者發揮了國家的協調功能。這樣一種解釋邏輯上似乎很合理，可惜與事實難以契合。首先那種以中俄為兩極東歐居中間的排列就與人們通常的觀察不符。斯蒂格利茨這樣排列是基于轉軌效果中國最好俄羅斯最差而東歐居中，然而轉軌方式決不是這樣的順序，中俄之比姑且不論，東歐的激進怎能說次于俄羅斯？其實前面的敘述已表明俄羅斯的十年改革同樣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尤其在1994年前后經歷了明顯的調整，此前在兩宮拉鋸戰的條件下甚至可以說是葉利欽與議會各摸各的石頭各過各的河，哪有什么自上而下的計劃可言。而此后的新權威、寡頭化、民族主義方向更與其說象東歐，不如說象中國。就1994年后的情況而言，俄羅斯的改革方式實居東歐與中國之間，無論是從民主到新權威，從大眾私有化到寡頭化，還是從西化到民族主義。然而中俄經濟增長的差異不僅沒縮小，俄羅斯與東歐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可見斯蒂格利茨的解釋也不能服人。
其實與俄的比較可以分為兩個領域：一是俄與中東歐（尤其是波蘭捷克匈牙利等）相比，如前所說，這一比較決不足以證明“漸進”優于“激進”。二是整個前蘇聯東歐與中國相比，眾所周知，前蘇東各國無論漸進還是激進，其共同點是轉軌初期都出現了經濟滑坡，而中國似無這種現象，那么前蘇東各國有什么共同點而為中國所無？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民主化，由此而有民主妨礙經濟發展之說。但我認為更重要而往往被忽視的是另一點，即改革前經濟體制的不同對改革“代價”的影響。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內的經濟學家常把中國與蘇東改革前經濟體制都稱為計劃經濟，但這兩者其實是差異巨大的。簡而言之，改革前中國的農村體制是一種具有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特征的、有束縛而無保護的共同體，它比東歐那種束縛功能與保護功能相協調的、甚至有保護而無束縛的農業體制更不公平；改革前中國的工業體制是一種大轟大嗡的運動經濟或農民戰爭式的命令經濟，它比東歐式的科學主義計劃經濟更無效率。因此，中國改革在公平改進與效率改進方面都具有特定的潛勢。當然，導致中俄進程差異的還有歷史文化傳統方面的遠因，這需要另行討論，但改革起點不同的影響無疑是更直接的。
我國廢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過公共選擇、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認可的方式實現了農民走向市場時大致的起點平等。在某種意義上，“平分土地”與每人一份的“證券私有化”性質相似，都是以民主方式擺脫共同體的束縛。但東歐人擺脫束縛，便要付出失去保護的代價，而中國農民之所以主動發動改革，正是由于舊農業體制即使在計劃經濟范圍內也顯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種“由國家控制而由農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經濟，既不同于真正的集體經濟，也不同于國家控制、國家承担責任的城市國營經濟，共同體的束縛功能極強而保護功能缺失，只有“父權”而無“父責”，這即使在共同體本位的價值觀下也是極不公正的。這種只是為了取得原始積累而管制農民的體制在前蘇聯雖也存在過，但他們在原始積累過程完成后，工業已停止了對農民的“抽取”，從1966年蘇聯集體農莊實行“有保障的工資制”起，其體制已變為如城市國企一樣的“國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經濟，擺脫共同體的束縛就意味著失去共同體的保護。就這個意義而言，蘇聯的農業與我國的國企都比我國的人民公社體制要公平些。多數東歐國家農業體制與1966年后蘇聯類似，而且原始積累時期更短（捷克、東德等工業化國家基本上沒有此時期）。少數東歐國家劇變前就沒有搞過農業集體化，如前南斯拉夫與波蘭，那里的農業劇變前就是個體農場農業，但國家從60年代后為了增加“社會主義吸引力”仍出資為農民建立了退休、免費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換言之，南、波的舊體制對農民有保護而很少束縛，那里的農民就更談不上主動改革了。
總之，中國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農村改革（不僅是農業改革，號稱“從無到有”、“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鄉鎮工業是我國改革時期工業成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是從大包干產生的后續變革），而農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漸進”，二不是靠“不動存量”，而是由于兩個因素：一是改革前農村體制特別不公正（既相對城市體制、也相對蘇聯東歐農業體制而言），二是改革過程較好地體現了公共選擇、起點平等。如果中國農民像國企或蘇聯農民那樣被國家管起來但也包下來了，或者像波蘭農民那樣國家不管卻也包下來，中國農民就不會有那種由“管而不包”逼出來的改革沖動。而如果農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為起點，而是開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長的私人莊園并把農民一腳踢出去，或變為莊園里的長工，那農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從廣義契約—廣義公正的角度講，人們放棄自由是為了獲取保護。而共同體在實行束縛的同時也就承担了保護義務。擺脫這樣的束縛是要付出代價的。而我國的公社只有束縛卻無保護，擺脫它的過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見的“無代價的進步”。套用馬克思的話說，農民在這一過程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得到的卻是生存與發展的機會，而且這一機會（以土地為載體）在他們中的初始分配又較均等，他們何樂不為？顯然，這樣一場類似“帕累托改進”的變革得以實現，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響（城市里接受“市場文化”的影響不比閉塞的鄉村更多嗎），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經濟民主”，而就是由于擺脫不公正的沖動與公平的要求。
農村改革使中國80%以上人口主動掀起了求變的大潮，而俄羅斯農民正相反，“有保障的工資制”下他們成為比城里人更被動的改革滯后者。俄羅斯政府曾以豁免巨額債務為誘餌獎勵愿意改革的集體農莊，然而應者寥寥，拖延兩年之后俄羅斯政府終于不得不無條件取消了這些債務。至今俄國的農業仍是俄經濟中最不景氣也最難改革的部門。
但國企改革在我國就沒有這么順當了。在“窮廟富方丈”的同時讓工人空手“下崗”，或是強迫工人出錢為“窮廟”填補窟窿，再或者把“窮廟”粉刷一下上市騙錢，都會造成嚴重的不公正。而農村改革的經驗、日本戰后解散財閥時的“證券民主化”經驗與當代波蘭、捷克等國的轉軌經驗都表明，“以起點平等原則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規則公平原則找到最終所有者”是解決進入市場時產權初始配置問題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講起點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選擇。存量資產既然是公共的積累，那末無論是“分”、是“賣”還是“送”，都不能不考慮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個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權益。東歐尤其是前東德不少“爛攤子”企業是采用象征性價格“送”掉的。但這種方案都經過了工會同意并以強大的工會力量保證“送”的條件（職工就業等）得以落實。如果不是這樣，“送”就行不通。
目前我國以國企為代表的存量經濟問題成堆，但從一些指標看尚未出現東歐國家改革初期那種大滑坡的局面。這成為一些人全盤否定“激進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實，這里除了一些深層問題尚被掩蓋乃至尚在積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國與蘇聯改革前體制的不同。雖然中蘇舊體制都是在落后的農民國家里發生的革命的結果，帶有希克斯稱為前市場的傳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征，但俄國受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制較多具有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成分。從列寧欣賞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一長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模型，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制。該體制與規范的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大哄大嗡的農民戰爭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志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以致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余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
中國則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傳統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毋寧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與浪漫激情。中國的“鞍鋼憲法”與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黨委制與蘇聯的一長制；中國的政工治廠與蘇聯的專家治廠；中國的群眾運動與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掛帥與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經濟學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飯；中國的“小而全”、“山散洞”與蘇聯強調優化分工、規模效應、科學布局……，都反映了這種農業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于工業時代的“計劃經濟”。
因此，中國一方面在“計劃經濟”方面還有極大的改進余地，不像蘇聯那樣已經走到盡頭，非得徹底改換“路線”不可（中國改革前期與其說是擺脫蘇聯模式，不如說在許多領域是放棄“運動經濟”而恢復蘇式管理。這從鄧小平關于“改革實際上在75年就開始了，只是當時叫做‘整頓’”的話中可以清楚看出。）；另一方面中國根本沒有享受過“科學計劃”的好處，當然也不必承受放棄“科學計劃”所要付的代價。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本來就具有“既無市場又無計劃”的特點，也就不存在在蘇東那樣從理性計劃陷入“無計劃無市場”的轉型陣痛的問題。
這一切使中國的改革具有某種“落后的優勢”。但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我們如今的成就與他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表明我們如今干得比他們好，毋寧說是表明我們過去干得比他們差——我們的公社不如他們的農莊公平，而我們的命令經濟不如他們的計劃經濟有效率。但他們當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盡頭，我們也不能只吃“落后優勢”的老本。我們如今還在用“全國托拉斯化”的思路來解決重復建設、山頭經濟的問題，這無可非議，“專家的計劃”畢竟比諸侯們的攀比競賽更講配置效率。但人家沿這條路走到底也不過如此，我們又能在這條路上走多久？應當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極不公平來反襯的公平改進和以“運動經濟”的極無效率來反襯的效率改進都有時效限制。如今國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說遠高于文革時期，但國企的困境卻遠甚于那時，同時權錢結合的原始積累也形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這一切都表明改革進程已進入了又一個臨界點，是走向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還是陷入“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平”循環的怪圈，就看我們此時的選擇了。
此時認真分析葉利欽時代的歷史是意義重大的。然而如今兩種似是而非的論點卻值得注意：“右”的一種認為俄羅斯虧在“平民主義”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證券”而一開始就放縱寡頭搞“亞洲自由主義”就好了。“左”的一種認為俄羅斯虧在“激進改革”上，似乎“普魯士道路”當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卻可以救蘇聯。然而我們已經看到葉利欽時代既不缺寡頭也不缺新權威，他們所缺的不就是我們也要爭取的嗎？總而言之，葉利欽時代給我們的教訓決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們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
                                                        1999年10月初稿
                                                        2000年1月3日改定于京北寓所
 
   
[1] [俄]《消息報》1996年1月10日說：前蘇聯官員出身者在總統班子占75%，政府中占74、3%，地方精英中占82、3%，經濟精英中占61%。其中，前蘇聯經濟官員在政府中占42、3%，經濟精英中占37、7%。
[2] 董曉陽：《俄羅斯官僚資產階級是如何形成的》，《東歐中亞研究》1998年第6期，23頁。
[3] 伊·斯塔杜波羅夫斯卡婭：《金融工業集團：幻想與現實》，[俄]《經濟問題》1996年第7期。
[4] 金雁、秦暉：《“分”之罪？不“分”之罪？——俄羅斯大眾私有化評析》，《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6期。
[5] [俄]《消息報》，1997年11月18日。
[6] P .M .Nagy, The Meltdown of the Russian State: The Deformation and Collapse of the State in Russ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0.pp72-74.
[7] G.亞夫林斯基：《俄羅斯虛假的資本主義》，[美]《外交》1998年5-6月號
[8] 田永祥：《俄羅斯政黨與金融企業的關系》，《東歐中亞研究》1998年第2期，38-43頁。
[9] 邱莉莉：《匈牙利私有化的特色與得失》，《東歐中亞研究》1997年第6期，53-56頁。
[10] [俄]〈今日俄羅斯〉1997年第3期。
[11] 李建民：前引文，53頁。
[12] 羅·麥德維捷夫：〈葉利欽時代的終結〉，〈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第3期，94-95頁。
[13] 我國一些論著從單純反自由民主的立場出發，把自由民主派當作“極右”，與之相比寡頭國家主義者反被視為偏向中間。這是十分奇怪的。按這種邏輯，皮諾切特、蘇哈托倒比社會黨還要左了。還有些人以葉利欽劃線，越反葉、反“激進改革”便被看成越左，反之則越右。按這種邏輯，制度主張與意識形態類似的“亞博盧”與蓋達爾一派便被分成中、右兩翼。但同樣反葉利欽的日里諾夫斯基難道是中派嗎？
[14] [俄]〈獨立報〉，1997年6月17日。
[15] 《1995年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俄]《俄羅斯世界》1996年第1期，57頁。
[16] 李強、洪大用、宋時歌：《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異分析》，《中國科技導報》1995年第11期。
[17] 轉引自張曙光：《批評規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天則雙周學術討論會文稿系列》，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1999年。
[18] Joseph E. Stiglitz,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Washington, World Bank,1999.
[19] 參見蘇文：《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范嗎？》，《讀書》1996年第6期。

秦暉 2013-08-23 16:0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