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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無須論證，關于1950-60年代的中蘇關系，無論是在國際政治學，還是在歷史學領域，都是最受各國學者重視的研究課題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蘇同盟最終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學家已經對此著書立說了。[1]在此后的20年間，歷史學家如滾雪球般加入了中蘇關系的研究行列。[2]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和俄國檔案的解密并作為史料擺上歷史學家的案頭，中蘇關系史再次成為國際史學界研究的熱點。特別是經過1996年1月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與香港大學舉辦的“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會議，1997年10月中國史學會東方歷史研究中心、當代中國研究所和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聯合舉辦的“冷戰與中蘇關系”國際學術會議，各國學者之間的充分交流，學者與中蘇雙方當事人的直接對話，雙邊乃至多邊檔案的綜合利用——所有這些新的形式和內容，把中蘇關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陸續問世。[3]
　　在中蘇關系史研究中，關于中蘇分裂的過程及原因，特別受到學者的關注，有關的討論和分析層出不窮。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導致中蘇關系破裂的深層原因，學者們從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意識形態，乃至領袖個性，進行了探討。[4]另一個是中蘇關系破裂的具體過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況、事件的接替或同時出現，并形成一連串的因果關系，終于使中蘇分裂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5]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們關心較多的事件，如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問題、第二次臺海危機、蘇聯拒絕提供原子彈樣品、中印邊界沖突、古巴導彈危機等，基本上都屬于中蘇在對外方針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雙方的主權和利益沖突。而討論中蘇各自的國內政策，并由此影響雙邊關系的論著，尚不多見。
　　本文將著重分析蘇聯對1950年代后期中國國內經濟建設方針——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代表——的態度，以及因此而引發的中蘇關系迅速惡化的過程。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在中蘇關系演變中所起的作用，許多國際關系史論著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的最初反應是困惑和反省[6]；艾倫·惠廷認為，“大躍進”使得中國對蘇聯的需求日益增長，而蘇聯官員對此極為不滿，因而加劇了中蘇同盟的摩擦[7]；張曙光也強調，為了盡快實現工業化，中國領導人對蘇聯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現一個強大的中國，沒有滿足中國的要求，從而導致雙方結怨[8]；陳兼則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作為毛澤東自鳴得意的“繼續革命”思想的具體表現，并注意到赫魯曉夫對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對態度使毛澤東頗為不滿[9]。不過，大多語焉不詳。中國史研究者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本身的歷史早已經進行了深入探討，[10]但把這兩者與中蘇分裂聯系起來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討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形成的原因時，論述了毛澤東如何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的過程。[11]
　　總之，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上，究竟中蘇之間有什么分歧？蘇聯對此是否持反對態度？是怎樣反對的？毛澤東對蘇聯的態度作何反應？這種反應與中蘇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關系？對于這些問題，目前還缺乏比較詳細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見到的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以及當時的報道材料，試圖重現這段歷史的真實面貌，并說明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上分歧的實質究竟在哪里，這一分歧又是怎樣成為中蘇走向公開沖突的一根導火索的。
　　競賽的目標：超英趕美還是趕美超蘇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成為亞洲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中國奠定了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工業基礎，而波匈事件的“圓滿解決”則有賴于中共領導人的出面相助。所有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澤東本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以毛澤東此時的心態來看待和處理與蘇聯的關系，自然是斯大林時代不可同日而語的——他已經開始從領導者的角度來考慮這個陣營的問題了。因此，盡管蘇共二十大以后毛澤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并認為赫魯曉夫“捅了婁子”，但中蘇關系并未像許多研究者估計的那樣受到影響。特別是到1957年夏秋，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做出的譴責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魯曉夫則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國提供核武器的技術援助，中蘇關系又邁上了一個新臺階。莫斯科會議之前，毛澤東與蘇聯大使尤金的一次談話充分反應了這種狀態。對于赫魯曉夫事前把蘇共為莫斯科會議準備的聲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見，毛澤東顯然感到滿意，他坦率地就和平過渡、社會黨人和馬林科夫反黨集團的提法或寫法提出了建議。接著，毛澤東談到了中蘇兩黨的關系：“在許多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日趨接近。我們對于你們解決斯大林問題的做法有過不同意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分歧變得很小了。”“對于其他問題的不同意見，也已經或者消除了，或者觀點接近了”。毛澤東還對赫魯曉夫的功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好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讓我們大家更容易、更正確地認識了個人崇拜？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12]正是在這樣的心情下，毛澤東第二次來到莫斯科。
　　與1950年訪問蘇聯的情形完全不同，這一次，毛澤東在莫斯科出盡了風頭：在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上，只有當毛澤東講話時，全場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13]在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所有發言者都是站在講臺上按照本黨中央通過的講稿作報告，只有毛澤東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發表講話。[14]在會下，毛澤東儼然莫斯科半個主人，游說于東歐各黨領導人之間，努力化解他們與蘇共的矛盾，并反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以蘇聯為首”。[15]如果說過去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不可替代的當然領導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的言談舉止充分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已經可以同蘇共平起平坐了，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將聯手領導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前進。[16]
　　然而，有一件事情卻被蘇共搶了先機，即赫魯曉夫在倡導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方針時，提出了15年超過美國的口號。毛澤東當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談到了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奮斗目標：“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15年后，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15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5年后，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17]12月2日，劉少奇在中國工會八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布了這個目標。于是，“超英趕美”就成為發動“大躍進”，特別是工業“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口號。[18]
　　實際上，毛澤東早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批評反冒進時，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設速度，并首先在農業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使用了“大躍進”一詞，毛澤東對此非常欣賞，認為是個發明，后來還建議向“這個偉大口號”的發明者頒發“博士頭銜”。[19]1957年12月30日，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批注：“發展工業，加強農業，我們正在作。公社辦工業，我們比斯大林膽大。”又談到：解放后搞經濟建設，“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956年春提出“十大關系”時就想，“蘇聯在1921年產鋼400多萬噸，1940年增加到1800萬噸，20年中增加了1400多萬噸”，“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20]看來，毛澤東不僅早已有躍進的思想，而且從一開始就是以蘇聯為競賽對象的。
　　毛澤東曾在私下談過，他與斯大林打了個平手，但與赫魯曉夫還略占上風。這當然不是僅就政治而言的。這次從莫斯科回來，毛澤東感到壓力很大，性情也顯得急噪起來。畢竟，口號是公開喊出去了。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難道比打敗蔣介石的800萬軍隊還困難嗎？我不相信!”[21]
　　回到北京后，在與尤金的談話中，毛澤東談到了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困難，“問題在于，你們和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沒有先驅者”。毛澤東說，如果在順利的條件下，蘇聯可用25-30年的時間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22]這無疑是在暗示，中國的發展速度將超過蘇聯。當然，毛澤東在黨內的講話就開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大講照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害死人，大談斯大林壓制中國革命，而對未來中國走自己的道路充滿自信。[23]他認為“只要總路線正確，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調動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條任務，也不算沒有面子，不算沒有榮譽。有人說我們13年抵蘇聯的40年，很好，應當如此。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不同，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客觀條件。”[24]在為3月22日講話準備的提綱中，毛澤東寫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態的話：他指責黨內那些對“大躍進”持懷疑態度的人說，“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到了東方而不自覺”。[25]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發動群眾，中國的趕超速度自然應當不斷加快。2月3日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會議提出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624.8萬噸時，已經考慮了15年左右趕上英國這一目標。在南寧會議要求加快工業發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長王鶴壽3月20日向毛澤東報告，只要“從我們自己的教條主義學習方法中解放出來”，中國的鋼鐵工業“苦戰3年超過八大指標（1050-1200萬噸），10年趕上英國，20年或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是可能的”。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在成都會議的講話中三次表揚王鶴壽的報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更稱之為“一首抒情詩”。于是，毛澤東在4月15日宣布：“我國的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是那樣長的時間了。”又解釋說：“10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10年可以趕上美國，說‘2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26]但這個口號很快就改變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發言說，這次提交大會討論的“二五”計劃指標，是以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為目標的。王鶴壽則論證了鋼產量指標的依據，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1200萬噸，5年就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毛澤東的情緒立刻上來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發表講話說：我們不提“干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蘇維埃加電氣化等于共產主義”的口號，這是列寧提出的。……我們的口號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們的口號是高明些，因為是先生教出來的學生，應當高明些，后來者居上嘛!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提前到來。蘇聯是20年加半年，把鋼產量從400萬噸搞到1800萬噸。1957年是5100萬噸。我看，我們搞到5100萬噸，不需要這么多時間。我們的老底子是90萬噸(1943年的產量)，到1962年，13年間將搞到3000萬噸，可能是3500萬噸，也許是4000萬噸。從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萬噸；或者從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萬噸，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萬噸。蘇聯的方法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有另一個方法。都是搞社會主義，他們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們是自上而下又發動群眾。毛澤東還興奮地說，林彪在延安曾談過，將來中國應比蘇聯強。那時我還有點不大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幾二十年就可以趕上世界上一切國家，還可能超過美國。5月18日毛澤東又在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明確講：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正式提出：“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1]
　　一個月后，趕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的講話中稱：“1962年，我們要達到6000萬噸鋼，接近蘇聯。至于超過英國，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們3年基本超過英國，10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2]第二天，毛澤東在薄一波提交的國家經委匯報提要上批示：“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里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并將匯報提要改題為《兩年超過英國》。[3]6月2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集軍委擴大會各小組長開座談會，直接提出了在鋼產量上趕超蘇聯的目標：“到1962年，可以達到7500-8000萬噸。趕上英國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趕上蘇聯，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趕上美國。”[4]
　　毛澤東需要的不僅是生產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變生產關系。1958年年初，毛澤東就開始構想未來中國的理想藍圖，3-4月間，先后同劉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談過“鄉社合一”和公社的問題，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變大社”的意見。7月1日，陳伯達在北京大學作《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的講演，首次公開了毛澤東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方案：“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織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講演隨即便發表在《紅旗》雜志上。在8月初參觀河南、山東的人民公社時，毛澤東向報社記者說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轉眼間全國就開始公社化了。當時全黨從實踐到理論都這樣認為：只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斷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產力。[5]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同時又可以進一步推動更大的躍進，一直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
　　到8月的北戴河會議，已經把人民公社與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聯系起來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6]此后，毛澤東非常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
　　11月在鄭州，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一批中央領導人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并對比中蘇的情況，討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什么叫過渡到共產主義？要搞個定義。”談到中國的情況時，毛澤東堅定地說：“苦戰3年，再搞12年，15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對比蘇聯，毛澤東則認為，從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這種過渡，斯大林是千難萬難的，38年、39年未說明期限。”這還僅僅是第一個過渡。第二個過渡是從按勞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澤東指出，中國“現在已開始第二個過渡，吃飯不要錢”，蘇聯只是在吹，“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只搞農業，農業又廣種薄收，所以過渡不了”。[7]而中國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樣了，“公社是1958年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是1958年大躍進的產物。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目前的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即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將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渡。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8]因此，毛澤東斷定中國開辟了走向共產主義的新途徑：“如何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斯大林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并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9]毛澤東還為這種過渡設計了許多條件，他在一份摘錄斯大林論述過渡到共產主義三個基本條件的材料上寫了如下批語：沒有政治掛帥，沒有群眾運動，沒有全黨全民辦工業、辦農業、辦文化教育，沒有幾個同時并舉，沒有整風運動和逐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斗爭，斯大林的三個條件是不易達到的。有了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過渡條件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10]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些條件在蘇聯都是不具備的，所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恐怕中國要搶先一步了。
　　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體的時間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縣委會發表了關于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以后在國家計委、中央有關部和河北省委的具體領導下，又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修改和充實，于11月提交了規劃草案的綜合部分，其具體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從1961年到1963年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11]
　　總之，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不過，此時自視已經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者的毛澤東，表現出一種頗為大度的領袖風范。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表示，即使中國先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口，也不進去，而要等待蘇聯。他意氣風發地說：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來我們的群眾路線是好辦。”“蘇聯已經搞了41年，再搞12年還沒有過渡，落在我們的后頭，現在已經發慌了。他們沒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們搶上去，蘇聯臉上無光，整個全世界無產階級臉上也無光。形勢逼人，我們要逼他先過渡，沒有這種形勢是不行的。你上半年過，我下半年過，你過我也過，最多推遲三年，否則，對世界無產階級不利，對蘇聯不利，對我們也不利。”[12]毛澤東完全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領導者姿態講這番話的，同樣的話，如果由別人嘴里說出來則是不可以的。所以，當赫魯曉夫后來提出“對表”[13]時，毛澤東一方面批判說，“共產主義競賽，不平衡是客觀規律”，“對表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一方面又嘲笑說，“提出對表論，表示了他們的極大恐慌”。[14]
　　毛澤東認為中共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指出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國，特別是來自莫斯科的認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認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1] 例如：R. L. Garthoff，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London，1966；C.J. Zablocki ed.，Sino-Soviet Rivalry：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NewYork，1966；R. A. Rupen and R. Farrell eds.，Vietnam and theSino-Soviet Dispute，New York，1967；M. Halperin ed.，Sino-Soviet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 1967；W. C. Jr. Clemens，The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Stanford，1968。
　　[2] 只要在稍具規模的圖書館的書目索引中查詢Sino-Soviet一詞，出現的相關論著就會令人目不暇接。
　　[3] 其中受到學術界注意的有：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98；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沈志華：《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2000年；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Т.Г.Зазерская，Советские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0；Shu Guang Zhang, Economic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Chen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 London： Th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Mercy A. Kuo, Contendingwith Contradictions： 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3-1960, Maryland： LexingtonBooks, 2001；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4] 除前引著作大都討論到中蘇分裂的原因外，還有一些論文專門對此進行了分析，如李丹慧：《毛澤東對蘇認識與中蘇關系》，《黨史研究資料》1995年第12期；W.Taubman，Khrushchev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Sino-Soviet Split，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Л.П.Делюсин，Некоторы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начале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提交“中蘇關系與冷戰”國際學術討論會（1997年10月，北京）的論文；李捷：《從結盟到破裂：中蘇論戰的起因》，《黨的文獻》1998年第2期；楊奎松：《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對中蘇關系危機》，《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牛軍：《毛澤東的“危機意識”與中蘇同盟破裂的緣起（1957-1959）》，章百家、牛軍編：《冷戰與中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Goncharenko，Sino-SovietMilitary Cooperation，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pp.141-164。
　　[5] 在這方面，比較重要的論文還有：M.Y.Prozumenschikov，The Sino-Indian Conflict, the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Winter 1996/1997；M.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Split,
　　1955-1964，提交“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會議論文（1996年1月，香港）；戴超武：《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和中蘇關系》，章百家、牛軍編：《冷戰與中國》；戴超武：《中國核武器的發展與中蘇關系的破裂（1954-1962）》，《當代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5期；沈志華：《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的軍事合作——關于遠東防空協定、長波電臺及聯合艦隊問題的再討論》，《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5期；楊奎松：《1958年炮擊金門與毛澤東外交政策的轉折》，提交“冷戰中的中國與周邊關系”國際學術會議論文（2002年8月）。
　　[6]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18-219。
　　[7] 費正清、麥克法夸爾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王建朗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8-549頁。
　　[8]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pp.218-223。
　　[9] 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72-78。
　　[10] 詳見謝春濤：《“大躍進”運動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參見宋銀桂：《論“大躍進”運動的國際背景》，《湘潭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曾紅路，《再論“大躍進”的歷史成因》，《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
　　[12] 1957年10月29日尤金與毛澤東的談話備忘錄，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3，оп.65，д.589，лл.173-179。
　　[13]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87頁。
　　[14] 瓦西里·西季赫梅諾夫：《毛澤東同斯大林、赫魯曉夫的關系》，彭卓吾譯，《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93頁；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23-133頁；1998年8月筆者采訪李越然記錄。
　　[15] 關于毛澤東在會議上的公開講話，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625-645頁。有關莫斯科會議的詳細情況參見楊尚昆：《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3-12頁；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11頁；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89-115、136-145頁，以及2000年12月1日李丹慧采訪朱庭光記錄。
　　[16] 有意思的是，當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時，南共聯盟代表卡德爾在一張字條上寫道：“俄國人同中國人在國際工運中爭當意識形態首領的斗爭開始了。”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李代軍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年，第173-175頁。
　　[1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635頁。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692頁。
　　[19]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宗75，第5張。實際上，1957年6月26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所作《政府工作報告》已經使用了“躍進”一詞。有關研究見張志輝：《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究竟從何而始》，《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9期；李丹慧：《也談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究竟從何而始》，《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0] 鄧力群編輯和整理：《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印制，第44、715頁。
　　[21] 葉子龍口述：《葉子龍回憶錄》，溫衛東整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87、213頁。
　　[22] 1958年2月28日尤金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100，оп.51，п.432，д.6，лл.86-96。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376頁。
　　[24]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宗68，第17-23張。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17頁。
　　[26]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93-695頁。
 

沈志華 2013-08-28 1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