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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上午，北京的雨下得淅淅瀝瀝。到了十點多鐘，雨停了，天空隱隱亮了起來，似乎還從云層中露出了縷縷陽光。雨后的杉園，似乎清爽了許多，每一棵樹，每一片葉子都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凈凈，空氣中彌漫著泥土和各種樹木的味道混雜在一起的清香。

一個難得的天氣。

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上午，曾在中國改革之初聞名遐邇的一些人，要聚會杉園。

早就想安排這次聚會。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剛剛從文革的陰霾中走出不久，百廢待興，黨中央制定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此時，一批年輕人嶄露頭角。

其中知名度比較高的，是“改革四君子”。

對四君子的描繪，著名的是一句順口溜：翁永曦的腦子黃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順口溜當然第一要義是順口，至于內容，大致而已，撿每個人最突出的說。據我對前三個人的觀察，腦子、嘴、文章都很了得。而對于已經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岐山，說腿，只是因為他在四人中，交通工具總是最先進的，早早就有了摩托車。

四君子這樣的稱呼，在中國歷史上屢有出現，其實是一種標志性意義，有時各個版本也不完全一致，改革中的所謂四君子也是如此，因為除了這四個人，改革的“君子”們還很多，他們只是個標志而已。

現在想來，“改革四君子”之所以在當時就成名，有這樣一些因素，例如，他們年齡相仿，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們都集中于中央的政策研究部門，他們很齊心，按照當時的話說，是一臺“康拜因”，他們很有激情又有互補性。等等。

四君子到了兩個，朱嘉明和黃江南。本來是可以到三個的，翁永曦到醫院打吊瓶，時間沖突了。前一天晚上，他還舉著被針扎得傷痕累累的手向我表示，要盡量爭取。至于四人中的那一位，也不太可能出席，這大家都懂得。

而四君子的故事流傳很多。

翁永曦曾經從一般干部一下子提拔為副部級干部，后來又到安徽鳳陽縣當縣委書記，后來又成為一般干部，再下海。黃江南在八十年代當了河南省的外經委副主任，朱嘉明當了河南省的體改委副主任，主任是省長兼的。兩個人是因為被河南的省領導請去做咨詢被省里留下的，當時不過三十歲左右的人能担大任，說明了當時用人的不拘一格。

說起這個話題，想起前幾天翁永曦到杉園講起的他的親身經歷。

八十年代初，他被分配到農民日報工作。一天領導讓他到農研室給杜潤生主任送一份文件。杜問：我怎么以前沒有見過你啊？翁答：我剛來上班。杜很有興趣地和這個初次見面的年輕人談起了農村改革，翁說了一個觀點，就是農村改革要給農民看得見的好處。也許，就是這個觀點引起了杜潤生的重視。

一個星期后，農民日報社接到了一份調令，調翁永曦到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后，當時的總理趙紫陽和翁永曦就改革的問題談了一個上午，直到該吃午飯了，趙說，沒談完，但是下午我有事，找個時間再談。翁說，我們是一個康拜因（即聯合收割機），還有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要一起談。趙同意，幾天后，在國務院會議室，總理副總理們和這幾個年輕人又談了半天。

趙紫陽有一句話，翁永曦至今記得，趙說，這個會議室，沒有進過三十歲以下的人。

年輕人啊，那時趕上了好時候。

不過，那時的年輕人，現在大都年過花甲，年輕成了追憶。

這次聚會，也是追憶。

起因是送朱嘉明回維也納，他在二十多年前去國之后，幾經輾轉，在維也納大學已經多年了，這次回國探親時間已到。當然，這也僅僅就是大家聚會的一個由頭而已。

參加聚會的還有華生、王巍、榮劍、郝一生、周為民和王瑛夫婦以及朱嘉明的夫人柳紅。

說起來，這幾位名氣也很大。

華生也是八十年代改革的風云人物，他是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三項重要變革即價格雙軌制、資產經營責任制、股權分置改革的提出者、推動者；

王巍是著名的并購專家、全球并購研究中心秘書長，最近他在全國各地連續辦了三家金融博物館，頗令人矚目；

郝一生在八十年代初時天津社科院的青年學者，參加了莫干山會議，現在定居日本，他的一本關于經濟危機的專著即將由三聯書店出版。

周為民和王瑛夫婦，前者八十年代初期當過北京之春的主編，以后去蛇口担任過袁庚的重要助手。王瑛八十年代供職于中國體改所，后來下海，辦過“世紀中國”網站和《東方》雜志，現在是一家投資公司的老板；

榮劍八十年代初在人大讀研究生，當時就寫下了不少的文章，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專著《超越與趨同》；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政治學專著《民主論》，這是國內第一本系統論述民主理論的著作，被美國國家圖書館收藏。后來他淡出江湖，下海做起了生意。最近，他又帶著更加鋒利的劍重返江湖，共識網上，他的文章總是引人思索。

至于柳紅，年輕一些，但是，她為吳敬璉先生做了九年的學術助理，近幾年致力于研究八十年代那段歷史，她寫的《八十年代那些人和那些事》，既深刻，又生動。

如果說，三十年前，這些人大都在體制內，為中央領導層提供決策參考，那么，現在大都遠離權力中心。然而，有這樣一句話，真切地描述了他們：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不管是在茶室，還是在飯桌上，話題總是離不開國家，離不開改革，這些詞語，仿佛已經融化在他們的血液里。

要全面記錄這些充滿睿智和具有歷史感的話語是很困難的，我相信那是一篇大文章，榮劍會寫，我這里只是我的感受。

歸納起來，是“三性”。

一是理性。

大家都看到了中國這三十多年來的巨大變化，也為自己能夠參與其中而興奮。當然也看到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以及社會治理和法制，問題顯而易見，但是，大家沒有抱怨，更沒有攻擊，共識是，中國是有希望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基本上是我們的同代人，經歷也相仿，他們有經驗，也有智慧，一定能夠駕駛中國這艘大船駛向成功的彼岸。我們要努力，我們也要有等待的耐心。

有時候，耐心也是貢獻。

二是建設性。

聚會的參加者基本上都在決策機關工作過，有些人現在還有把意見抵達最高層的渠道，所以，談的很多的一個話題是應當怎么辦？有些人專攻經濟，當然是從經濟著手提看法，有些人在體改上有心得，對體制改革，對黨內民主的進程，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為難得的是，他們不是紙上談兵，而是有深入實際的調查。朱嘉明回國休假期間，跑了好多地方，甚至到收破爛的人群中做調查。王瑛做生意有了些錢，經常支持一些活動，最近，她就在組織一些優秀教師到北京來培訓。她認為，中國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賴于教師水平的提高。

到了退休的年紀，仍然是建設者。席間有人笑言：恐怕讓我們停也停不下來了！

三是前瞻性。

這個前瞻性，主要是圍繞年輕人來說。年輕人是中國的未來。在座的人都年輕過，和許多人不同的是，他們在年輕時都得到了機遇，有機會在很高的層次上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所以，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要重視年輕人，要重用年輕人。中國的改革面臨瓶頸，也許，需要一股年輕活力來打破僵局。問題在于，現在的領導者有沒有這個魄力和智慧來做這一點。

其實，現在的最高領導層也是在年輕時得到領導青睞而嶄露頭角的，他們一定記得住自己的成長史，也一定知道，有事業永續的前瞻，才能做到這一點。

飯是在杉園共識堂吃的，這里常常是高朋滿座，談笑風生，這次聚會也不例外。不過，在頻頻舉杯之時，我倒是想起三國時煮酒論英雄的典故，環視這些略顯滄桑的面孔，我想到，其實，他們都是英雄，三十多年前，他們叱咤風云，指點江山，如今，他們青春不再，霜衣染鬢，卻仍然是英雄。

因為，雖然他們腰桿不那么挺拔，話語不那么機敏，甚至步伐不那么矯健，但是，我看到了他們的心。

他們心中，仍在唱著蕩氣回腸的英雄進行曲。

周志興 2013-09-01 10:3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