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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拉美現代化進程做出一個完整和系統的梳理并非易事，這不僅因為拉美地區國家眾多，而且因為現代化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國外有關學術成果中多以拉美的“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為題目，以“拉美國家的現代化”為題的研究成果則很少見。國內關于拉美現代化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末，20多年來已有不少成果問世，但大多側重于拉美現代化的某一個方面，或某一個國家，而能夠讓讀者比較全面地了解拉美現代化的有分量的著作尚暫付闕如。2002年以蘇振興先生為首的課題組承担了中國社科院重大課題《拉美現代化道路研究》，辛勤耕耘，歷時4載，最終以《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研究》一書面世。筆者在拜讀了這本51萬余字的大作之后，深感它不僅是國內前一時期拉美現代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在許多方面有觀點上的創新，將國內的拉美現代化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不僅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具有現實借鑒意義，也必將對今后的拉美現代化研究產生重要影響。通觀全書，筆者認為其有這樣幾個突出特點。
　　一是宏觀把握，展現全貌。作者研究的著眼點是整個拉美地區，從拉美地區的視角考察拉美國家百余年來現代化艱難曲折的發展道路。全書以現代化理論為設計框架，共分為10章，對拉美國家工業化進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與農村、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變革與現代化的關系、國際環境、社會變遷、城市化、拉美文化與現代化等問題做了分析，討論了拉美國家現代化的指導理論、現代化進程的階段和進程的特點。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的若干啟示。作者在書中提到：“我們這項研究課題的主要任務是從宏觀上描述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總體進展。”(第595頁)應該說，作者圓滿地完成了這一任務，通過對拉美現代化“三次浪潮”波浪起伏的描述，作者勾勒出了拉美現代化進程的基本輪廓，然后又通過對每個專門問題的論述，從不同側面細化和豐滿了進程的內容，從而使讀者對拉美現代化進程留下一個比較清晰和完整的印象。
　　二是不重指標，講求實際。運用某種指標體系對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展加以衡量是一種被廣泛采用的方法。但作者在研究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時發現，如果過分依賴指標體系去判斷問題，很可能會使研究工作陷入某種誤區。例如，拉美地區1999年的經濟(GDP)結構為：農業占8％，工業占32％，服務業占60％。其中一些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比地區平均值更高。如果據此判斷多數拉美國家已經實現了工業化，進入了以服務業擴張為主的發展階段，那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又如，拉美地區人均GDP已超過3800美元，其中阿根廷已超過7000美元，但這個平均數掩蓋了巨大的社會不平等；拉美的城市化率已接近發達國家，但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嚴重后果更不容忽視，等等。因此，作者認為，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研究拉美現代化的重要原則之一。正如作者強調的：“對拉美國家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認識和理解不能離開拉美自身的歷史與社會背景。”(第645頁)針對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過渡時期是社會矛盾的高發期的觀點，作者在對拉美社會發展的歷史和現實進行分析之后得出結論：“我們認為，社會矛盾是否激化，恐怕既不取決于經濟高速增長，也不取決于人均GDP的高低，而是取決于社會是否出現嚴重分化。……防止社會沖突激化的關鍵是在保持必要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盡力協調好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關系。”(第654頁)
　　三是不囿陳說，提出新見。作者能夠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運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就拉美現代化進程研究中的一些重點和難點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
　　1. 關于拉美國家工業化的起點。作者傾向于將1870年作為拉美現代制造業的起點，但不贊成籠統地稱之為“工業化”，而是使用“早期工業化”的提法，因為這個階段的制造業的發展是初級產品“出口繁榮”的副產品，當時的當權階級還不是工業資產階級，而是自由派地主，當權者并不具備工業化意識，工業化還沒有成為國家發展的主導戰略。(第55～58頁)
　　2. 關于三種發展模式的轉化。從1870年開始，拉美的現代化進程經歷了初級產品出口(1870～1930)、進口替代工業化(1930～1982)和外向發展(1982年以后)等三種發展模式。由于第一、第三階段以外向發展為主，第二階段以內向發展為主，這三種模式又可簡稱為“外向—內向—外向”階段，作者認為這種“鐘擺現象”說明拉美地區習慣于將一種模式推進到極端。這種走極端的現象在拉美有其內部原因。某一模式發展順利之后，總會孕育特定的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該利益集團便千方百計阻撓變革，由此造成發展模式轉換的貽誤。這種“鐘擺現象”不是好現象，經濟發展應該有連續性，應逐步調整，大轉向會導致生產力大破壞。(第3～4頁，第41～44頁)
　　3. 關于拉美工業化的評估。作者指出，戰后拉美工業化的高潮來源于兩個因素：拉美各國工業化起步時間不同，形成一種波浪式發展；1973年以后拉美國家普遍實行“負債增長”戰略，以借債投資的辦法維持了本來已無法維持的工業增長率。可以說，到80年代初，拉美的工業化仍處在數量擴張階段，還沒有達到質量提高階段，工業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20％左右，80年代后的狀況是一種工業化發展的挫敗，而不是什么進入后工業發展階段。拉美的經濟衰退，根本問題是工業化不足，缺乏新的競爭力。(第4頁)
　　4. 關于拉美農業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拉美農業現代化所選擇的“技術變革”道路，主要就是在保持大地產制度的前提下，通過農業機械化、化學化、綠色革命等來改變傳統農業的經營形式，通過所謂“資本主義局部滲入”方式來改變農業部門的生產關系。由于土地資源豐富，不斷地擴大農業邊疆也是推動農業發展的重要途徑。在這種農業現代化模式下，大地產實行產業化經營，中、小農被排擠出農業，過早地進入城市，農村生產能力沒有有效地發揮出來。(第47～50頁)
　　5. 關于拉美城市化。拉美地區城市化進程存在超前趨勢。歷史上，拉美國家城市的誕生是畸形的，早期城市顯示出布局不合理的特點。20世紀30～90年代，拉美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歐洲城市化率從40％上升到60％用了50年的時間，而拉美僅僅用了25年。原因在于拉力(城市各種機會誘惑)、推力(農村各種機會的缺乏)、壓力(人口爆炸)的相互作用。拉美城市化的特點是缺少中小城市，大城市集中全國人口的20％～50％；城市貧困化比率高，城市問題十分突出。(第50～51頁，第502～531頁)
　　6. 關于社會轉型。作者提出了拉美地區社會轉型的四階段說：社會分層的初級階段(20世紀30年代之前)，商業和土地精英占主導地位，但現代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已經出現；社會分層加速期(20世紀40～50年代)，現代社會階層結構基本成型；社會分層的鞏固期(60～70年代)，拉美國家已經形成一種與先進工業國“相對趨同”的階級結構；社會分層反復期(80年代以后)，中產階級收入、生活水平以及社會地位出現下降趨勢，貧困率急升，社會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第422～438頁)
　　7. 關于政治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可分為三個周期：第一周期從獨立初期至20世紀初期約100年左右，由民主追求到建立起專制獨裁的全國性政權，由亂到治，逐步形成穩定局面。第二周期從1910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以墨西哥革命為起點，經歷了民主與獨裁交替的又一個大的周期。職團主義創造了一種新的民主形式，但只有墨西哥獲得成功。軍政府有兩種，一是發展主義的軍政府，二是傳統的軍政府。第三周期從1978年至今，還政于民時期。民主得以恢復。但進入90年代以來的10多年間，拉美各國的政治與社會動蕩日益加劇，這種政治與社會的沖突是民主價值(公正)與市場價值(效率)沖突的集中表現，當市場化改革導致經濟與社會嚴重不公時，代議制民主的外殼就失去了吸引力。這個新的政治周期的結局如何，還不確定。(第44～47頁)
　　8. 關于現代化理論的劃分。認為現代化理論可分為兩種：西方現代化理論和拉美本土現代化理論。西方現代化理論是在戰后服從美國利益的政治背景下出現的，是西方利益導向型的現代化。拉美本土現代化理論包括結構主義理論和依附論。但這兩種理論并沒有成功。結構主義的局限性在于片面強調生產力，忽視生產關系的變革；對進口替代工業化的論證存在僵化性和教條性，很少探索其他新的模式；停滯在高保護政策上，甚至保護了在拉美的外資企業；看待問題情緒化。依附論的缺陷在于用靜止的絕對化的觀點看待問題，看不到發展；把“中心—外圍”的分析方法引入到分析拉美國家的國內階級分析上，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精英只有買辦性的，沒有民族性的；僅僅強調革命而忽視社會變革和制度變革。(第602～613頁)
　　此外，還有許多其他亮點。如在確定現代政治體制與傳統政治體制的標準的時候，認為不能以民主和獨裁作為標準，而應該以“政權制度的變化，即從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過渡到資產階級的統治，以及后來隨著另一個現代階級即無產階級的覺悟而發生的從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到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階級統治的變化”為標準。(第356頁)再如當分析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關系時，認為從拉美的實際情況看，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治民主化沒有直接關系，但經濟基礎與政治民主化有直接關系，因為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基礎不是同一個概念，對政治民主發生直接作用的是“建立在諸生產關系基礎之上的社會階級關系和階級力量對比關系”。(第407頁)還有，當談到1930年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確立時，作者認為將各國政府出臺的應對措施作為模式確立的標志還不夠，因為當時還具備了其他一些必要條件，其中民族意識的強化、國內階級結構的變動、早期工業化的準備最為重要。(第289頁)再如“民主—專制”鐘擺效應產生原因的分析。(第387～392頁)
　　四是以史為鑒、洋為中用。作者考察和研究拉美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并非單純地就歷史而談歷史，而是極力想通過歷史研究去尋求智慧和啟示，總結經驗和教訓，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借鑒。作者在最后一章的開頭談到，探討歷史啟示，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不過，“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主要是著眼于中國的現代化”，因此，論述是“有選擇的”。(第595頁)作者總結了4個方面的啟示。第一方面是堅持走理論創新之路。作者在分析了西方現代化理論和本土現代化理論的局限性后，認為對拉美現代化進程而言，不僅西方主流現代化理論不能提供一條正確的道路，就是拉美本土的現代化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與不成熟性。這種現象正是拉美現代化道路曲折的深層原因之一。因此，給我們的啟示是：“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認真研究我國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深入探索我國現代化發展的規律。”(第613頁)第二方面是政治現代化的啟示，認為政治穩定是現代化最基本的政治訴求；國家的作用不僅不應削弱而且還要加強；建設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強大政黨是強國之道；擺脫西方民主思想的束縛，走政治制度創新之路。第三方面的啟示是“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現代化的核心”。(第625頁)作者認為引進外資和技術“必須以服從和服務于本國的工業化戰略方針為目的”，(第629頁)而本國的工業化戰略方針應該著眼于形成一種內源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工業的競爭力；發展工業化要重視現代裝備制造業，國家應該把裝備制造問題提高到實現工業自主化的戰略高度來認識；工業和農業應該協調發展；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改革片面強調模式轉換和體制轉型，從而對工業化造成了巨大沖擊，經驗表明，“拉美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依然要靠振興工業化”。(第624頁)第四方面的啟示是，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作者在分析了拉美社會分化的歷史與現實原因之后，認為“如果收入分配制度不發生變化，即便經濟快速增長，也不可能自發地導致社會公平。”(第654頁)聯想到中國當前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種種挑戰，如何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問題、貧富分化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GDP崇拜問題，等等，上述啟示無疑是發人深省的。
　　盡管這一部書的長處和優點居多，但仍不免會有不足或值得商榷之處，以筆者之淺見，認為有如下幾點。
　　第一，地區研究有余，國別研究不足。作者試圖“以具有代表性的國家為重點，進行分階段的、以點帶面的分析研究”，但由于本書的著重點在“面”(地區)而不在“點”(國別)，因此，讀者所得到的“點”的認識是非系統和非整體的。另外，對同樣一個問題，從拉美地區的視角分析和從某個國家角度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有時是不一樣的。
　　第二，現代化各因素(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國際環境)本身的論述有余，而互動關系的論述不足。全書經濟因素占三章，社會因素占兩章，政治、文化和國際環境各占一章，作者對每個因素一般都是按時間順序，寫其在拉美現代化進程中的演變及其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多數作者都是本領域的專家，有大量科研成果的積淀，因此，論述得既專業又透徹，觀點也很明確。但是，各因素在現代化進程中各階段是怎樣相互影響的？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邏輯關系？盡管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二節中做出了“概述”，但各因素的互動關系及其規律似乎還應該說得更加充分一些。由于各章的作者不同，對有些問題的觀點也不盡一致。
　　第三，文化因素部分介紹性觀點有余，分析性見解不足。作者對國外學者關于文化與現代化關系的理論作了比較充分的介紹，列舉了14位作者的代表性觀點，在此基礎上，對拉美國家的“國民性”做出了6點概括，勾勒出了拉美人的群體特征，這也是本部分的出彩之處，但遺憾的是，作者未能從更深層次上分析這種“國民性”的精神源頭(如天主教倫理或其他因素)，對各文化要素對現代化之影響的闡述也不盡清晰。
　　第四，關于政治發展的周期性規律。作者總結了拉美政治發展的三個周期的規律，認為在拉美歷史上，多數國家都經歷了兩個大亂到大治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世紀初到20世紀初，第二個時期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70年代。70年代末是拉美的民主化時期，90年代以來拉美政治又開始動蕩，“似乎又進入新的一輪‘亂—治’的循環”。(第330～331頁)通過總結歷史發展規律，對未來的前景作出預測，是歷史學的功能之一，作者在這方面的嘗試無疑是值得贊賞的，但是，由于研究對象國家眾多，歷史演變時段過長，這樣的概括未免將繁紛復雜的歷史過于簡單化了。
　　總之，《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研究》一書對拉美現代化的指導思想、現代化的進程和特點、現代化的經驗教訓等都做了比較系統和完整的介紹，提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觀點，能使讀者從中得到智慧與啟迪，是國內迄今為止的一部全面研究拉美現代化的扛鼎之作，很值得一讀！

拉丁美洲研究京76～78F7經濟史韓琦20072007
作者：拉丁美洲研究京76～78F7經濟史韓琦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0: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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