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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諸子平等

經過20世紀100年的滌蕩，中國文化已經成了一片廢墟。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清除了文化重建的障礙，這是他們的主要功績。我們不能苛求於前人，既要他們清除障礙，又要他們重建大廈，要同時做到這兩點，任何一代人都是做不到的。

少數人把儒家等同於中國文化，試圖重新復興儒學，因此要否定新文化運動先驅們的貢獻，這樣做是不得人心的。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解開了套在中華民族脖子上2000年的禮教枷鎖，這些人又試圖把這個枷鎖重新給中華民族套上，這是倒行逆施的復辟，封建殘渣的回潮。

我們根本不能在儒家和中國文化之間劃等號，儒家信徒這樣作，只是一廂情願而已。如果在儒家和中國文化之間劃等號，那就等於說，沒有儒家就沒有中國文化，這樣的邏輯是非常荒謬的。在沒有儒家的春秋以前，難道中國沒有文化嗎？在儒家沒有取得統治地位的先秦和秦漢之際，難道中國沒有文化嗎？

我們要回答的是，獨尊儒術以前的中國文化，才是沒有變質的真正的中國文化。獨尊儒術事實上標誌著中國文化的死亡，我們非常贊成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關於中國文化在漢代已死的斷言，這是一個無比正確的洞見。

在獨尊儒術之前，百家齊放，自由爭鳴，相容並包，那才是中國文化光輝燦爛的時代，那才是中國文化沒有死亡的時代。看看董仲舒的嘴臉吧，“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非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這不蒂是對中國文化的瘧殺。

儒家從骨子裏與憲政是對立的，兩者水火不容。近有所謂儒門蔣慶者，出了一個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三議會制的奇談怪想。通儒院議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終身任職制；國體院議長由孔府衍聖公世襲，議員由衍聖公指定；國家成立通儒學院，專門培養精通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之儒士，委派到國家、省、市、縣級議會任議員。這就是當代儒家所設計的所謂儒家政治體制，真是頗有辛亥儒家精神領袖康有為之遺風。看來尊儒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恢復儒家視為神聖的帝制，儒家之可怕就在這裏。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因其“各引一端”，“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儒家充其量只是引中國文化之一端，“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儒家已“違離道本”，焉能等同於中國文化乎。

班固說“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且“道術破碎而難知”。班固的意思，九家都是各執一端，誰也未能保存中國文化的道術的。如果儒家能等同中國文化，怎麼會“道術缺廢，無所更索”且“道術破碎而難知”？班固是東漢初年章帝時期的人物，距秦漢與先秦未遠，他窮究九流百家之言，處在中國文化尚未混亂之際。班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能比我們差嗎？把儒家等同於中國文化，純粹是謬論。

我們對待諸子百家，要採取一個態度：諸子平等，不厚此薄彼。班固說：“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把九家綜合起來，才能看到那個破碎與無所更索的道術的影子。我們提倡諸子平等，是因為諸子實沒有高下之分，百家各執一端，不足以成為我們今天重建中國文化的根底。

2．正本清源

目前我們大家都感到重建中國文化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但至於怎樣重建，則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很多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不同方案，力圖能影響中國文化重建的進程。我們要說的是，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憑一己之力為中國文化的重建奠基，一是產生不了這樣的歷史巨人，二是我們早已越過了文化開創的開端時代。

今天所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知識界連中國文化的結構究竟是什麼都搞不清楚，稀裏糊塗的怎能重建？重建中國文化的第一步，是正本清源，只有理清了中國文化的結構，摸清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才能找到復興中國文化的根本。

自東漢以來，中國文化就陷入了極端混亂的境地，中國文化的真相已經完全被遮蓋起來了，造成了無比複雜和積重難返的局面。所以要正本清源，是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場來看問題的，而要站在文化比較明晰的先秦和秦漢之際來觀察。

近30年以來，先秦與秦漢之際的地下竹簡帛書大量出土，使我們掌握了前人不可能掌握的第一手資料，這為中國文化的正本清源奠定了可靠的基礎，使我們有條件去理清楚中國文化的結構。

目前最重要的發現，莫過於《黃帝四經》的出土，雖然就《黃帝四經》的命名問題上少數學者仍有爭議，但它作為《黃帝書》是沒有疑義的。《黃帝四經》出土的意義就在於，為我們清理中國文化結構奠定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基礎。

司馬遷有兩句話，對於我們今天理清楚中國文化的結構是具有指導作用的。一是“百家言黃帝”，二是黃帝“為學者所共術”。我們可以看到，諸子家家言黃帝，且很多諸子書中有黃帝之言。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學者把自己的學說直接建立在《黃帝四經》的基礎之上，如文子、太史儋、申不害、慎到、田駢、褐冠子等等。顯然，司馬遷的這兩句話是把黃帝看成百家之母的。

所謂百家，乃司馬談之發明。這個百家的發明者又是如何看諸子的呢？他在《論六家旨要》中說，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只有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實指以《黃帝四經》為代表的黃帝學說，司馬談從根本上是崇黃的。

班彪言司馬遷“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後漢書.班彪傳》），班固言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漢書·司馬遷傳贊》）。班彪、班固父子言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崇黃老而薄五經”，“先黃老而後六經”，顯然司馬遷父子是把黃帝置於百家之上的。

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的是，司馬遷所謂黃老實指黃帝，先秦無黃老一說。先秦諸子是宗黃而不是宗老，也不是宗黃老。老子地位的上升，大概是竇太后時期的事，竇太后好老子，把老子提升到黃老並稱的地步。上有所好，下有所效，黃老之稱逐取代黃帝之稱。

老子是諸子之一，黃帝並不在諸子之內，我們首先要把黃帝和老子分開。“黃帝之道，老子言之”，老子雖然宗述黃帝，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歪曲黃帝學說。班固說：“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班固把老子和莊子視為道家之放者，而不是道家之正宗，是極為正確的。

為了防止混淆和混亂，我們把道家留給老莊，而將不是諸子和百家的黃帝學說獨立出來。這些混亂事實上是逐步造成的，司馬談把諸子分為百家，是混亂的第一步；黃老連稱，是混亂的第二步。其實先秦時期沒有這樣的劃分，《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要對先秦學術進行總體劃分的話，首先是黃帝，其次是諸子，第三才能對諸子加以細分，不能把黃帝和諸子等同和混淆起來。黃帝是諸子同歸和一致之處，而諸子之間則殊途而百慮。

在《漢書.藝文志》中，署名黃帝的著作共13類37種187篇291卷，內容包括了中華文化的方方面面。我們把直接以黃帝經典著作為基礎的諸子學說稱作黃帝學派，除了儒家和墨家之外，諸子們可以說都在黃帝學派的勢力範圍之內。黃帝在諸子時代的影響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要對先秦學術進行大致劃分的話，可以分成兩大陣營，即黃帝一家和諸子百家。黃帝為諸子之母，“周衰道術裂”，諸子才蜂擁而出。

當然我們不能把整個黃帝學說都看成是黃帝一人之作，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真實的。在整個黃帝學說中，只有黃帝和顓頊之道是黃帝時代的產物，其他均是歷史長河中集體智慧的結晶。正因為黃帝學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所以它的高度、深度、廣度不是諸子任何一家之說可以達到的。

相對於作為集體智慧結晶的黃帝學說來說，諸子學說簡直是皮毛之說。先秦最偉大的著作都處在黃帝學說之內，《黃帝內經》是最偉大的科學著作，《黃帝四經》是最偉大的哲學與政治學著作，黃帝學說所達到的高度，諸子們簡直望塵莫及，這也是司馬遷父子崇黃帝而薄五經、先黃帝而後六經的因由。

在判別黃帝學說與諸子的關係問題上，司馬談的“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非常重要的，這是黃帝學說的最顯著的特徵。很多學者卻錯誤地理解了這句話，認為黃帝學說是在諸子百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諸子雜湊而成。這是一種顛倒式的謬論，顛倒了黃帝與諸子的順序，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就越搞越糊塗了。

第一，唐蘭根據申不害讀過《黃帝四經》來看，《黃帝四經》的產生至少在前400年前。這只是《黃帝四經》的後限，它能早到什麼程度，誰也不知道。《黃帝四經》由楚人編篡成書，離這個後限肯定還有相當一段距離的。從古代文化傳播的緩慢程度來看，不可能楚人一編篡出來，鄭國的申不害馬上就能看到。太史儋和申不害是同時期的人物，既然申不害讀過《黃帝四經》，作為楚人的太史儋肯定也是讀過的。《黃帝四經》至遲在前400年以前的戰國中前期就有了，它能夠跑到戰國末期去綜合諸子九家嗎？所謂綜合說完全沒有根據。

第二，我們今天看到的《黃帝四經》版本下葬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它避劉邦諱，是漢初的抄本。在版本上比較晚。很多學者一口咬定《黃帝四經》是在《老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說太史儋是《老子》五千言的作者的話，太史儋和申不害同時期，而申不害讀過《黃帝四經》，《黃帝四經》怎麼可能會是在和申不害同時期的太史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呢？郭店楚簡《老子》是目前最原始的版本，大約下葬於前300年左右。有學者認為這個版本是春秋末年老聃的原始《老子》，姑且不論其是否成立，《黃帝四經》也與這個原始《老子》無關。一是《黃帝四經》的產生時間在前400年以前，遠比前300年要早；二是和郭店楚簡《老子》同時期的上博楚簡《三德》，明顯和《黃帝四經》一致，是《黃帝四經》的直接源頭。

而比《三德》更早的，則是春秋末年在周太廟右陛之前的銅人背上孔子親自抄錄的《金人銘》，《金人銘》系黃帝之作，為《太公金匱》和武王時期的《丹書》所證，是先周時期的產物。《金人銘》和《黃帝四經》之間有著統一的邏輯體系，有著其特殊的獨家語言。在這樣強大的證據面前，還能說先秦不存在獨立的黃帝學說嗎？

從《金人銘》來看，黃帝學說確實是非常早的。遠在諸子之前，屬於黃帝學派的就有伊尹、呂尚、辛甲、鬻熊。和《黃帝四經》同時出土的伊尹《九主》一書和《列子》所載《鬻子》言論，當遠在春秋之前。商末周初的呂尚、辛甲和鬻熊都是言黃帝與顓頊之道的，這說明遠在諸子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一個以黃帝與顓頊之道為基礎的諸子架構的雛形。

有書不如無書，我們拋開文獻不談，從邏輯上來分析諸子與黃帝的關係，這應該是更有說服力的。從《金人銘》、《三德》、《黃帝四經》、《黃帝內經》等黃帝經典著作來看，黃帝學說是一個非常系統的東西，它有一以貫之的統一的邏輯體系，絕不是東拼西湊之物。

“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說明道家、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都與黃帝學說有關聯，都有黃帝學說的影子。這裏面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黃帝學說是對陰陽儒道墨名法的統一，二是陰陽儒道墨名法是對黃帝學說的分化。

先看統一問題。陰陽儒道墨名法各家自成系統，且各執一端，要綜合和統一諸子學說是不可能的，先秦和秦漢之際從未出現過這種趨勢。《呂氏春秋》試圖這樣做，但完全是一個大雜燴，沒有建立起一個新的能統一諸子百家的統一學說。從邏輯上來看，諸子百家是不能統一的，不存在黃帝學說是對諸子百家的統一的可能性。

再看分化問題，黃帝學說本來自成系統，而陰陽儒道墨名法執黃學之一端，各自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所謂各執一端，也就是各自拿了他們自己所認為精華，陰陽之大順、儒墨之善、名法之要均來自黃帝學說。黃帝與諸子之間的關係不就理順和合情合理了嗎。莊子所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在黃帝學說那裏，道術是統一的，由於諸子各執一端，統一的道術就破碎和分裂了。

打個比方，一個媽媽生了九個兒子，九個兒子都有媽媽的特點，不是眼睛像就是鼻子像。但我們的學者們卻說，這個媽媽綜合了九個兒子的特點，必定是九個兒子共同生出來的。

再強調一次，不能把黃帝和黃帝學說等同起來，把兩者等同起來，同樣是謊謬的。在黃帝學說中，只有其原始學說是黃帝或黃帝時代的，且這個原始學說亦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純粹屬於黃帝本人的真傳，我們目前所掌握的就是《金人銘》，而《金人銘》又恰好處在整個黃帝學說的邏輯核心地位。所以黃帝學說的定義要這麼來陳述：黃帝學說是以黃帝原始學說為基礎，歷經數千年發展、完善、深化和昇華所形成的集體智慧的結晶。

在諸子之前，黃帝學說就等同於中國文化。除了儒家或另有所源之外，諸子們均在這個共同文化的基礎上，繁榮和發展起來。這麼去認識，中國文化的總體結構就清楚起來了。

3．道術重光

我們絕不要以為中國文化是諸子們所能建立起來的，一個文化，決不是幾百年所能形成的，它一定要經過上萬年的直接醞釀。文化的誕生就標誌著文化的成熟，在醞釀時期，文化是不成熟的，文化自身的邏輯、精神和靈魂均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斷地完善之中。而當文化在邏輯、精神、靈魂上基本定型之後，文化就成熟並誕生了。文化誕生之後，它就不再像未誕生之前那樣仍然具有可塑性，它已經在按照自己固有的邏輯、精神與靈魂向前發展了。它已經具有自己固定的特點，和其他的文化鮮明地區別開來了。

每一個文化都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它的興衰和命運是由它自身的邏輯、精神和靈魂來決定的。人類產生過很多古老的文化，它們的命運和興衰均是各不相同的。但有一點例外的是，除了中國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早已魂消魄散了。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文化之偉大。這裏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只有中國文化能延續至今？而其他古老文化卻不能夠。

在母系時期，母系社會的原則是一致和統一的，母系文化也應當是一致和統一的。這個時期，人類各族群並未產生具有地域特徵的文化出來，到處是一個面孔。而進入父系之後，各種不同的文化就在各族群和各地域產生了。

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當屬埃及文化和中國文化，並且埃及文化比中國文化似乎更為古老。有一個特點，埃及比中國進入父系至少要早1000年，埃及在5000年前進入王權的時候，中國才剛剛開始向父系轉型，經過1000年的轉型之後，中國才開始建立起王權。至於古希臘、古羅馬，其文化的形成都要晚得多，都是父系時代的文化。

考古學界普遍認為黃帝是仰紹文化廟底溝時期的人物，根據許順湛先生的分析，廟底溝遺址333號灰坑第三層出土的木碳，碳14測定（並經樹輪校正）距今5910 ± 125年，屬於廟底溝文化的晚期。半坡遺址的廟底溝類型，大體資料是距今6300年，屬於廟底溝文化的早期。廟底溝文化在廟底溝前後延續了700年之久。照這麼分析，黃帝時代處於距今6000年左右，而不是通常所說的5000年左右。總之，仰紹文化廟底溝時期，仍然處在母系社會的繁榮與鼎盛時期。而到仰紹文化大河村時期，母系社會已進入衰落時期。

長達2000餘年的仰紹文化是孕育中國文化的母體，整個仰紹文化都處在母系勢力範圍之內。炎黃部落聯盟在當時應當是相當龐大的，它已經具備了產生文化的各種條件。黃帝與顓頊之道的形成，標誌著母系文化在中國的成熟，文明之光開始普照四方。文化最初在炎黃部落聯盟誕生之後，它就具備了同化四方的強大優勢，形成了華夏核心文化圈，唐族、虞族、夏族、商族、周族都屬於這個核心文化圈。在這個核心文化圈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了華夏民族，黃帝逐成為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和文明初祖。

從龍山文化開始，中國才開始向父系轉型。龍山文化的絕對年代，距今5000年至4000年，這就是說，從5000年前到4000年前，是父系文化的孕育期，一直到孔子那裏，才標誌著父系文化的成熟。在父系文化沒有成熟之前，母系文化在中國一直是占上風的。父系文化在孔子那裏成熟之後，也還並沒有占主導地位，一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父系文化才開始占上風。

在中國，母系文化與父系文化對照，在易經裏是看得最清楚的。《歸藏》是黃帝易，是母系文化的產兒。《歸藏》以坤為首，為坤乾，貫穿著尊母歸陰的思想。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而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1993年3月，王家台十五號秦墓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就有《歸藏》，學者們認為是《歸藏》之《鄭母經》，所謂鄭母經，就是尊母經。《周易》是文王易，是父系文化的產兒。《周易》以乾為首，為乾坤，以陽剛為美，和《歸藏》以陰柔為美恰好是一種文化對立。

黃帝是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和文明初祖，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是在黃帝時代誕生的。進一步說，中國文化是在母系的母體中孕育和產生的。而埃及文化是一個典型的父系文化，古希臘文化、古羅馬文化均是在父系的父體中產生的，只有中國文化是一個典型的母系文化。

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有什麼區別呢？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的區別是由人性來決定的，人性決定著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的不同特徵與命運。

在高等動物界，大多處於父系狀態。動物之王一般由雄性來擔任，如猴王、獅王等等。猴王和獅王獨佔雌性的交配權，以繁育出最強壯的下一代。但人類從“人猿相揖別”開始就是母系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狀態下度過了無比漫長的歲月。為什麼人類一開始不處於父系而處於母系呢？因為只知其母，人類在很長的時期內沒有父親的概念。

並且人類是不能像動物那樣獨佔交配權的，人類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防止近親婚配，近親婚配會導致人種的退化和衰亡。這是人類在漫長的歲月中所總結出來的教訓。一個部落，必然要由兩個互通婚姻的氏族組成，絕對禁止同氏族的婚配，這樣人類才能夠繁育出最優秀的下一代。

人性是永遠和到處同一的，但人性有很多面，在不同時代和不同環境中的表現又是各不相同的。《列子.黃帝篇》這樣描述母系社會：“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在母系時代，“安徐正靜，柔節先定”，那是一個人人有很高德性的至德時代。

母系是自由、平等、民主的代名詞，所有母系社會，其氏族內部都處於自由、平等、民主的狀態下。那個時期的人類，對自由、平等、民主有著與生俱來的認同，不知道剝削、壓迫、特權、奴役是何物，那真正是一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時期。這絕不是我們今天的一個夢想，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從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到考古發掘出來的一列列平等整齊的氏族墓地，證明了這確實是人類曾經有過的狀態。

而父系，是天下大爭的產物，暴力、動亂和爭奪是父系無休無止的特徵，父系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壓迫、剝削和奴役之上的。如果人類從“人猿相揖別”開始，就處於父系狀態，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它必將滅絕和消亡。如果人類在以後的漫長歲月中，繼續處於父系狀態，也必將滅絕和消亡。

為什麼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都已經消亡了，是因為它們都是父系文化。為什麼最古老的文化中，只有中國文化能延續至今，是因為中國文化是母系文化，這個以母系為精神的文化，是永世長存的。從堯舜禹文武周公到孔孟的父系文化，到新文化運動中，亦已經死亡了。所有父系文化都是會死亡的，只有母系文化才能長存。

中國文化能夠延續至今，靠的就是仰紹文化廟底溝時代的母系文化的根本，也就是李約瑟所說的，道家使中國文化免於腐爛；也就是斯賓格勒所說的，“以是其神魂之全部雖逝，其軀殼猶能續存千數百年”。如果中國只有堯舜禹文武周公孔孟那個父系道統，中國文化絕不能延續到今天。如果在黃帝時代就是這個父系道統，炎黃部落聯盟決不會成長為能同化四方的華夏民族。遠東就會和歐洲一樣，成為多種文化共存之地。

黃帝與顓頊之道，是母系文化所孕育的民主道術，這是黃帝學說最核心的特徵。在中國歷史上，只要運用黃帝學說來治理國家，必然會建立偉大的治功，這是屢為歷史所驗證的。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大治功，都是在黃帝學說和准黃帝學說之上締造的。

我們從作為黃帝原始真傳的《金人銘》中，能看到那種強烈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向善精神，這種精神和當代自由主義所張揚的那種精神既高度一致，又完全相通。作為中國文化誕生時刻的《金人銘》所確立的那種精神，和當代自由主義所張揚的那種精神，歸結到一起，就是一句話：權利主義。

“執雌持下”是《金人銘》所確立的偉大的原則，也是整個黃帝學說的邏輯核心。何為“執雌持下”，就是任何人在權利面前都應處於雌下角色。再強大的人，在權利面前均是卑弱者。踐踏權利和逾越權利的強梁者和好勝者，是不得好死和必遇其敵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就是遵守和尊重權利的人。

中國文化在21世紀初葉，終於迎來了民主道術的重光，我們第一次看到了文化復興的曙光。恢復軒轅黃帝作為“學者所共術”的崇高地位，推動文化尊黃，必定將迎來新的光輝燦爛的諸子時代。在父系文化的廢墟上，在母系文化的根基上，中國文化一定能夠建設一座更加宏偉、更為輝煌、永世長存的大廈。

2007年12月8日於天秀花園 

段振坤 2010-08-16 07: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