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為宣揚觀點篡改商鞅變法史實圖

簡體傳統

一個為秦朝制定嚴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賦予“萬古法圣”的尊號，還被贊譽為“法圣天神”，而時代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這難道不讓人感到震驚嗎？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輕罪而重刑，以達到“以刑去刑”的效果。在這樣的“法制”之下，人們只能是動輒得罪。

電視劇《大秦帝國》劇照資料圖

作家孫皓暉的小說《大秦帝國》第一部，以《黑色裂變》（以下簡稱《裂變》）為題，用了上下兩卷的巨大篇幅，對商鞅和商鞅變法做了盡情的謳歌。很可惜的是，作者對歷史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完全無視歷史的真實性。小說作者無非是要向讀者灌輸這樣一種歷史觀：秦是中華文明的正源；秦的強大是由于商鞅變法；商鞅變法貫徹的是法家的治國理念；所以，法家的治國理念是最優秀的。小說的作者為了宣揚他的這種歷史觀，對有關商鞅和商鞅變法的歷史，做了全面的篡改。

一、對商鞅個人經歷的篡改

《史記》上說，商鞅由魏入秦，因為景監的推薦，才得以見到秦孝公。景監是什么樣的人呢？是個閹宦。但是，《裂變》的作者，為了使商鞅的偉大形象無可挑剔，不僅要把景監的閹宦身份隱去，還要把他描寫成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裂變》中，景監在秦孝公繼位前，已是打了十幾年仗的“前軍副將”了，而且是他為秦孝公發現了商鞅這樣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為秦國變法的主要支持者。總之，商鞅是一個高大全的人物，推薦商鞅的景監也必須完美無缺。

對于商鞅對秦孝公先講“帝道”，“帝道”講不通又講“王道”，“王道”講不通再講“霸道”的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也予以否認。他說商鞅對秦孝公講“帝道”和“王道”（作者統稱為王道），都是為了試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與自己的政見一致；若不一致，他將毅然決然地離開秦國。《史記》上記得很清楚，商鞅在發現秦孝公只對“霸道”感興趣時，對景監說：帝道和王道的實現，需要很長久的時間，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講可以速效的“強國之術”，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國從此不會有殷、周那樣的成就了。對這樣重要的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根本棄之不顧。他無非是要把商鞅塑造為一個信念堅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說的“挾三術以鉆孝公”的投機者。

變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內，就在渭水邊處死囚犯七百余人。這些人具體犯什么法，史載闕如。《裂變》的作者卻說，他們都是因為私斗才被處死的。而更為荒唐的是，《裂變》的作者說，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將行刑的時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恥辱！公戰流血不朽！”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聲齊吼： ‘私斗恥辱，公戰不朽！’”于是，“四野山頭的民眾被這聞所未見的刑場悔悟深深震撼，竟然沖動地跟著喊起來：‘私斗恥辱，公戰不朽！’”鑒于死刑犯們均已認識到自己是罪有應得，商鞅收回不允許家屬“活祭”的成命，下令：“臨行悔悟，許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這樣一來，那些犯案者的家屬，“沖進法場，大哭著向高臺跪倒，三叩謝恩”。

制造一個私斗的罪名，來為商鞅的濫殺開脫；還要編一個故事，說那些被處決的人，臨刑前都已認罪服法；連罪犯的家屬們對商鞅允許他們“活祭”臨刑的親人，都感恩戴德。更有意思的是，《裂變》的作者就此寫到，商鞅對那些死刑犯家屬的“三叩謝恩”很厭惡，說：“人犯臨刑悔悟，教民公戰，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規定，衛鞅有何恩可謝？今后不得將法令之明，歸于個人之功，否則以妄言處罪。”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執法問題上，完全是大公無私的；而另一方面，則是在為商鞅后來懲制不同政見者作辯護。

《史記》上說，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對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為由，對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對太子師公孫賈施以黥刑，因為這些人都是反對變法的；這樣一來，“秦人皆趨令” 了。錢穆先生認為，這件事發生的時間有問題。因為按年齡推斷，變法實施之初，太子（約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還根本沒有能力犯法。《史記》上還說，公子虔后來又因為“犯約”，而被處以劓刑。錢穆先生推斷，所謂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應該是這一次。但這一推斷仍是有問題的，茲不論。問題在于，《裂變》的作者在采納了錢先生的說法之后，竟編造了一個有關太子在封地濫殺無辜的情節。這樣一來，對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用刑，都是他們罪有應得，而與他們是否反對變法無關，因為“秦法是誅行不誅心”的。不僅如此，《裂變》的作者還將公子虔說成是變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賦予他一個非常尊貴的身份——秦孝公同父異母的哥哥。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為一個執法不論親疏的人物。

對于商鞅利用自己與魏軍主帥公子卬的舊交，騙公子卬前往秦軍大營議和，將公子卬俘獲，而后對魏軍實施偷襲，將其全殲的毫無信義的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認，并刻意設計了這樣的戰爭情節：魏軍主帥公子卬寫信給商鞅，請他到魏軍大營議和，決計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時，當場將他擒殺，然后一舉擊潰秦軍；而商鞅則將計就計，引公子卬率軍進入伏擊圈，明確告訴他自己從來不齒于跟像他這樣的人為友。有趣的是，當秦國收復河西，把被俘的公子卬釋放回國時，商鞅對公子卬說：“告訴你一個秘密。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摯友。衛鞅放你回去，只是因為有你當權，對秦國有好處。記住了？秘密。”篡改歷史，還這樣“幽默”，實在讓人絕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謀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在逃亡途中，商鞅連住宿都找不到地方。因為，按照新法的規定，旅舍如果容留沒有住宿證明的人，是要坐罪的。為此，他不禁感嘆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讓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國（魏此時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但魏國人拒絕接受他，并不許他借道魏國逃往別的國家。走投無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國，回到自己的封邑，發動自己的徒屬和邑兵造反，結果兵敗身死，尸首被車裂，而且滿門抄斬。對這些歷史事實，《裂變》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認。在他的筆下，商鞅自始至終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陽，自投羅網，決心以自己的死，來平息那些反對變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們；同時，也是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夠樹立起威望，使變法事業得以平穩地繼續下去。作者還說，當商鞅被被客棧拒絕留住時，竟仰天大笑，認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實——法令能超越權力，意味著這種法令有無上的權威和深厚的根基。要想廢除新法，便等于要將秦國的民心根基與民生框架徹底粉碎。誰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膽量？”在作者的筆下，商鞅已脫胎換骨，從一個投君王所好的戰國策士，變為“茍利國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二、對商鞅變法的毫無歷史根據的美化

我們再來欣賞一下，看看《裂變》的作者究竟是怎樣美化商鞅變法的。

對于商鞅變法，《裂變》的作者主要強調的是兩點：一是實行軍功爵制，一是廢除井田制。作者認為，變法的這兩項措施的進步意義，一是使原來的奴隸（或稱隸農）改變了身份，成為自由民，而且可以憑借軍功獲得上升的機會；二是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富民強國的作用。而實際的情況是，按照這一軍功爵制度，戰士斬獲首級越多，不僅獲得的爵位越高，還可以按爵位獲賜耕地和力役；爵位達到一定等級之后，還能“賜邑”、“賜稅”，并允許擁有一定數量的仆役；不同級別的軍官，則按所率軍隊斬獲的敵人首級賜爵授官。顯然，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有人會因為戰功而獲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勞動力，必也有人會成為被奴役者。《荀子》上說，在秦國，士兵斬獲“五甲首而隸五家”。可見，這種軍功爵制度，實際上就是一種軍功奴役制。商鞅本人，就是這種軍功奴役制的絕大受益者。他造反時所用的“徒屬”，其中的絕大部分，一定是來自于他所擁有的隸戶。

另一方面，由于軍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戰爭仍在繼續，并不斷取得勝利，耕地和勞動力的封賞就不會停止。在這種情況下，“井田制”固然被廢除了（秦國究竟有沒有井田制，還是個問題），惟軍功奴役制度仍在發展，決不可能出現如《裂變》的作者所說的那種情況。即原先的奴隸（隸農）都從變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從新的土地制度中獲益最多的階層。在小說中，作者甚至借一個名叫黑六的農人之口說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為奴，給人當了三百年牛馬。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畝！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長秦國變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窮人可吃飽穿暖咧。求上天賜福左庶長大人壽比南山、永作農人的守護大神哪！”作者說：“這些昔日的隸農除去了隸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財富，又和宗主戶分開村落居住（指搬進了新村莊），身心在陡然間完全擺脫了束縛，獲得了自由，第一次嘗到了挺直腰桿做人的味道，其興奮激動之情自然要狂放地發泄出來。”

實際上，商鞅的變法，無非是步戰國時期各國變法的后塵，把社會生產和組織納入軍事化軌道。在這一過程中，雖然社會生產力是發展了，但人民受剝削和壓迫的程度也極大地加深了。早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就實行了履畝而稅的制度（初租禾）。這一制度，就春秋戰國的通例而言，就是國家對所有耕地一概征稅；而稅率的不斷提高，則為其中的應有之義。商鞅所謂的廢井田，無非是重新確定畝積，規定人戶占有土地的數量，從而確定統一的稅率，以強化國家對土地的稅收。但是，“廢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頒布了一個繳納新稅種的命令：“初為賦”。商鞅的“初為賦”，按人頭或戶繳納。秦謠曰：“渭水不洗，口賦起。”意思是說，渭河邊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賦又來奪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賦，再加上各種軍事名目的力役，秦國百姓所受的剝削是非常重的。董仲舒說，秦自商鞅變法后，征發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賦，幾十倍于古。他說的，并不全然是商鞅變法時人民所受剝削已經達到的程度，卻也足見當時百姓受剝削程度的加深。商鞅變法，大的改革先后兩次。第一次變法的主要內容，一是編制戶口，實行鄰里告奸和連坐制度，二是強迫成年的兄弟分戶，實行小家庭制；三是獎勵耕織，打擊“疲民（懶漢）”，重農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實行軍功爵制度，取消貴族的某些特權。這些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會治安，有利于促進農業生產，有利于國家稅收，有利于軍事上的強大，是毫無疑問的。司馬遷說，這次變法， “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但是，這樣的變法，問題似乎更大。以上，已指出了軍功爵制度的問題。至于抑商，無非是壓制私商，而由國家來壟斷商業利益。董仲舒說，商鞅變法之后，秦的鹽鐵之利大大高于古代。這無疑是國家向人民高價銷售鐵鹽的結果。而強迫人民分家，一經成為風俗，則“民忘六親，而父子相親，兄弟相愛，患難相保之風亡矣”！更讓人不堪的是，父親用了兒子的農具，兒子竟自以為是施惠，母親用了一下兒子的畚箕和掃帚，兒子甚至出言不遜。還有鄰里之間的告奸和連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長了誣告之風和特務政治。 “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茍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這是商鞅變法之后所逐漸養成的秦地風氣。像這樣的變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內受益，卻一定是貽害無窮。

商鞅的第二次變法，主要是兩條：一是實行縣制，二是“為田開阡陌封疆”。實行縣制，其實就是在國家控制方面，實行集權和官僚化統治。這個問題，本文不作討論。而“為田開阡陌封疆”，就是《裂變》的作者所強調的“廢井田”，它的實際作用前面已經討論過了。根據上述的討論，可知到了第二次變法時，所謂“秦民大悅”和“家給人足”的情況，都只是曇花一現，已經不復存在了。司馬光作《資治通鑒》，在引用太史公的這一記載時，把“秦民大悅”和“家給人足”這幾個字統統刪掉，恐怕也是覺得這種曇花一現的東西，不符合商鞅變法后秦地人民總的生活狀況。

《裂變》的作者，還設計了商鞅臨刑時的場景。只見那刑場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著：“商君萬歲！新法萬歲！”讓人覺得，商鞅簡直就是一個人民領袖。就在這樣的群情激蕩的氣氛中，商、於十三個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屬十三個縣的縣令帶領下，抬著祭品，拿著樂器，在行刑臺前跪成一圈，舉行了“活祭”商鞅進行的儀式。他們甚至在祭奠商鞅時，舉起了刻有“萬古法圣”的刻木銅字的匾。刑場上，有萬千人為商鞅送行。送行的人中，居然還有上大夫景監、國尉車英這樣的高官，真是讓人不可思議。 “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滅，佑我萬民；商君商君，三生為神；萬古不朽，刻石我心。”這樣的頌歌，傳遍了刑場。

讀著這樣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一個為秦朝制定嚴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賦予“萬古法圣”的尊號，還被贊譽為“法圣天神”，而時代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這難道不讓人感到震驚嗎？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輕罪而重刑，以達到“以刑去刑”的效果。所以，連棄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在這樣的“法制”之下，人們只能是動輒得罪。這樣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達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會逼人無所不為。

三、過把癮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義時，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話，就是“天下苦秦久矣”。這個“久矣”，當然不僅是指秦統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個統一過程。這樣的指責，當然有它的不公之處。列國爭霸，天下的人民盡受其害，怎么可以都歸罪于秦呢。然而，秦是當時各國中，組織得最好的一部戰爭機器，因此能從戰爭中掠奪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給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也是最為深重的。

但是，秦的統一是短命的。大一統對于秦來說，不過是“過把癮就死”。兼并戰爭打到這樣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奪更多的土地和人民來繼續維持。而當統一完成，要想以種種制度上的施為，來維持這樣的統一時，秦朝就感到力不從心了。反秦起義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劉邦、項梁、項羽、張良、張耳、陳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盜賊”。他們或出沒于深山大澤，或藏匿于閭巷民間，秦朝的軍隊卻拿他們毫無辦法，鄰里告奸和連坐制度似乎對他們也無可奈何。有這樣一件事：一次，在秦朝東郡，有人在一塊隕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幾個字，卻因為查不出個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將住在那塊隕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殺了。可見，大一統之下，法家的那一套嚴刑峻法，雖說很強勢，其實也很無能。

秦朝的統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統治的文章，耗盡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點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潰。陳勝、吳廣起義的直接起因，不過就是因為戍卒不能按期到達服役地點這樣的小事，卻要被判處死刑而引起的。把國家改造成為一部戰爭機器，對掠奪他國的土地和人民，以及滅人之國雖或許有用，但對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夠用了。那個時候的戰爭，說到底，就是君主與君主之間的戰爭。占據了人家的國土，俘獲了人家的君王，這個國家就算是消滅了。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悅誠服，再強大的戰爭機器都是無用的。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統”，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賞它的“過把癮”，卻無視它的“就死”，覺得“過把癮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種程度上，商鞅的變法，當他把秦國成功地改造為一部戰爭機器時，秦國的擴張性，其實已變成一匹脫韁的野馬。而戰國時期的各大國，在這種擴張性方面，雖不及秦國來得強烈，性質上也是相同的。秦最終滅掉六國而統一天下，無非是它在軍事擴張能力上強于六國。這樣的制度優勢，有利于戰勝敵國，卻并不利于維持統一。研究秦朝的歷史，不能只強調它的“大一統”而“過把癮”，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明朝劉基把自秦以來的國家控制社會的方式，概括為 “以力聚之”，說它猶如 “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不能因為自秦以來中國有兩千年的“秦政”，就覺得秦朝的統一有多么的了不起。兩千多年來，人們總結 “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不總也要大講秦亡的教訓嗎？

中國歷史上的統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就總體而言，統一是中國歷史中的一種趨勢，但采取怎樣的方式更有利于統一，才是具有實際意義的歷史問題。比較而言，后來漢朝的大一統，較之秦朝的，就要鞏固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訓，特別是吸取了秦朝的“網密而刑虐”的教訓。但是，就是這種“過把癮就好”的感覺，竟使《裂變》的作者，對秦的統一推崇備至，把對商鞅其人和商鞅變法都說得無比完美。這樣的謳歌，如果是基于歷史事實，或可以認為是歷史觀的不同，而另當別論。可惜的是，作者完全是用“虛構的事實”，來贊揚商鞅及其變法的；所根據的是沒有商鞅變法，就不會有秦的統一這樣的推論。而更進一步的推論，則是只有秦國才適合于商鞅變法。作者因此認為，在“秦帝國興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華夏文明歷經了千錘百煉而爐火純青，具有無可匹敵的獨立性和穩定性。秦帝國時代創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國人在兩千多年中歷經坎坷曲折而沒有亡國滅種”；“帝國所編織的社會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傳統，今天仍在規范著我們的生活，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們“還得感謝大秦帝國，我們那偉大原生文明的創造者”。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要說明中華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過這種簡單的推論，就可以達到的。文學的表現，若因為有了這么一個“大一統”，就認為商鞅及其變法，一切都是那樣的盡善盡美，而把真的說成是假的，用虛構的故事，來掩蓋真實的歷史，把“過把癮就死”，變成“過把癮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文學的虛構不是虛假，必須符合歷史的實際，才具有真實的意義和感人的力量。否則，這樣的文學創作，不僅是在篡改歷史，也失去了文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