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嫖娼事件改變中國歷史：陳獨秀被北大解職

簡體傳統

　　在胡適看來，這天晚上的會議“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這雖然有些夸大其詞，但如何評估此事件，卻成了一道懸置了近百年的難題。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爾和家中集會，討論因媒體大加渲染的陳獨秀嫖娼案而引發的風波。最終，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不到三年的陳獨秀被北大“放逐”，數月后因散發傳單入獄、出獄、失業、南奔上海，專任《新青年》編輯。離開了北大教授圈的《新青年》也迅速左轉。胡適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對于中國歷史，這一夜，真有如此之神奇？

　　嫖娼事發，被北大掃地出門

　　1916年11月26日，陳獨秀和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等人離滬北上，28日到京，入住前門外的中西旅館。當時，陳獨秀把《新青年》在上海辦得很紅火，并與汪孟鄒等醞釀辦一個“大書店”，此番便是為此事招股而來。而恰在此時，北洋政府正醞釀著讓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學。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對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達，當天上午，蔡元培即親赴陳獨秀所住的旅館，請陳獨秀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據說，陳獨秀一開始是推辭的，但蔡元培連續幾天登門，并答應可將《新青年》移至北京，陳獨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請。在接受蔡元培聘請的同時，陳獨秀向蔡元培熱情推薦了胡適，蔡元培也欣然應允。蔡元培是應教育部之召從法國回國就任北大校長的，陳獨秀是應蔡元培之邀從上海來到北大就任文科學長的，胡適是應陳獨秀之請從美國回來就任北大教授的。蔡、陳、胡三人從天南地北聚集北大，才有了新文化運動的如火如荼。而這三人中，某種意義上最關鍵的是陳獨秀。蔡、胡都是謙謙君子，言行較為溫和中正，陳獨秀則剛毅勇猛、銳氣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陳獨秀、下有胡適、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羅家倫等一批學生，北大才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陳獨秀和胡適們的新文化運動聲勢浩大地開展起來后，守舊勢力的反攻也趨于激烈。因為陳獨秀的言論最為激烈，他所受的攻擊也最殘酷。守舊派在思想觀念上攻不倒陳獨秀，便在陳的狎妓、“打場”（即與人同爭一妓而生糾紛）一事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報紙”大肆報道了陳獨秀“某日因爭風挖傷某妓之下體”的新聞，想激起輿論對陳獨秀的討伐。人們幾乎都知道陳獨秀是《新青年》的領軍人物，卻很少知道他經常出入于當時的“紅燈區”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個注重道德教育的學者，陳獨秀曾加入他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成為甲種會員并以152票當選為評議員。按照規則，甲種會員必須遵守“不嫖、不賭、不取妾”的要求。現在居然傳出陳獨秀的丑聞，自然要對他有所懲治。于是，在 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在湯爾和家中開會，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

　　會議一直開到晚上12時，可見意見一開始并不一致，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張保護陳獨秀，不想向以陳獨秀私德為要挾的守舊派屈服，但湯爾和卻極力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則附和湯。4月8 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以“教務長代替學長”，廢除了北大學長制。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這次體制變更本來早有計劃，定于改年暑假過后實行，此刻突然提前，很顯然，蔡元培用心良苦，是為了給陳獨秀一個體面離開北大的臺階。

　　失業逃亡，信仰急劇左轉

　　北大雖保留了陳獨秀的教授職位，但以陳獨秀的狂傲，豈肯再留。“3·26會議”的次日，陳獨秀得知了自己文科學長被罷免，當即便決定離開北大。這件事對陳獨秀的打擊，可以在湯爾和的日記中尋找到蛛絲馬跡。在這次會議的三天之后，陳獨秀在路上遇到湯爾和，據湯的描述，陳獨秀“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幾個月后的6月11日，陳獨秀因在公開場合散發自撰并出資自印的反政府傳單而被捕。陳被捕后，胡適、李大釗等社會各界人士和諸多團體都竭力營救。陳獨秀此番在獄中一共關了83天，后被朋友們保釋出獄。按警方規定，陳獨秀只能在北京活動，不得離京。但據《胡適口述自傳》中說，1919年底到翌年初，陳獨秀未經警方許可即到武漢做學術講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門來。陳獨秀為免再被捕去，先是躲到胡適家，后又躲到李大釗家，再后來，李偕陳逃出北京，在河北樂亭縣李的老家躲了幾天后，兩人乘車南下到上海。在口述自傳中，胡適以遺憾的口氣說：“自此以后陳獨秀便與我們北大同人分道揚鑣了。他在上海失業，我們乃請他專任《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這個‘編輯’的職務，便是他惟一的職業了。”

　　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業，對陳獨秀思想和情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他不久后的急劇左傾準備了條件。按胡適的說法，在逃回上海之前，陳獨秀其實并無明顯的左傾傾向：“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而逃回上海后“陳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魏金斯基（伍廷康）等來到北京，與李大釗接上了頭，經李介紹，魏金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了陳獨秀，并向陳獨秀建議組建共產黨。陳欣然接受了此項建議，立即著手進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公德”與“私德”的百年之辯

　　胡適終身都相信，倘若陳獨秀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義的“老朋友”中間，是不會思想嚴重左傾并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陳獨秀如不離開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會發生。倘仍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應當不會去獨自散發傳單；即使去散發傳單，以北大文科學長的身份，恐怕也不會輕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獄后仍可回到北大。因此，離開北大是陳獨秀個人人生道路的大轉折，某種意義上也是中國現代歷史的大轉折。而這一切，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湯爾和家中召開的會議。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適便對這夜的會議永不原諒。16年后，胡適與湯爾和就此事在信中展開爭論。談到“3·26會議”時，胡適憤憤地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后創黨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于此夜之會。”同時，胡適主張把“公德”和“私德”分開，他在信中說：“我并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在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謂 ‘公人’，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因為他們自己的私行為也許可以發生公眾的影響。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但在湯爾和看來，無論留在北大與否，陳獨秀本人的個性，都決定了其思想必然走向左傾，甚至担憂胡適等人非但不可能影響陳獨秀，而且反有受陳獨秀影響的可能。

　　在胡適看來，那一天晚上的會議“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這未免有些夸大其詞。但如何評估“教授嫖娼案”，卻成了一道懸置了近百年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