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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45[2002]04-0060-012
　　“中國有無哲學”一直是中國學界密切關注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多種不同的意見和觀點。持中國有哲學論者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哲學的成立，如胡適的“哲學問題”論證、馮友蘭的“內容相似”論證、韋政通的“哲學起源”論證、牟宗三的“文化要素”論證等等（注：參見陳堅：《中國哲學何以能成立——四位學者對中國哲學成立的證明》，載《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9期。）。反對者認為，中國無源自古希臘的那種能夠稱之為“哲學”的思想習慣和傳統，如黑格爾就認為中國思想是膚淺的、不合格的，因為它缺少抽象和邏輯。這里僅僅試圖從馮友蘭的正負方法論入手，探討中國哲學的特殊表征方式，從而確證中國哲學的合法地位。
　　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是中國近代哲學上的一個比較完備的體系，其中的方法論構成整個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新知言》一書中，馮先生明確提示了形而上學有兩種方法：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
　　按照馮先生的解釋，“所謂正的方法，是以邏輯分析法講形而上學，也就是對于經驗作邏輯底釋義。”其實質是說形而上學的對象是什么。這里“邏輯底”意思是指“形式主義底”，是與科學實證的方法相對而言的。它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它說到事實，“但對于事實，只作一種形式的說法，不能作一種積極的肯定。”（注：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18頁。）第二，它進行概念的推演，但“只能從分析內容多的概念，推出內容少的概念。”即是說，正的方法乃是一種“說到事實”，又進行概念推論的邏輯分析方法。從第一方面看，正的方法也是一種由肯定達到肯定的方法，新理學“對于實際所作底第一肯定，也是唯一的肯定，就是：事物存在”。從這一前提出發，從中分析出道、氣兩觀念，總結出道體與大全，形成新理學的邏輯架構。因此，正的方法是馮先生建立體系的最關鍵的方法。哲學或真正的形而上學采取正的方法是由其性質決定的。在馮先生看來，哲學乃自純思的觀點，對于經驗作理智底分析、總括及解釋，而又以名言說出之者。哲學的以下特性決定了對正的方法的選擇：第一，哲學中之觀念、命題、以及推論，多是形式的和邏輯的，而不是事實的和經驗的。哲學的觀念是最抽象的概括，不含或甚少實際內容。第二，哲學以“共相”或“真際”為對象。而對于“共相”或“真際”，只是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必肯定其內容。第三，形而上學的命題幾乎都是分析命題，它對于實際所言甚少。所以哲學只能采取形式主義的方法，而不能采取科學的方法。
　　在馮友蘭看來，所謂“負的方法”就是講形而上學不能講。這種負的方法也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方法。其本質昭示了形而上學性質的某些方面，“這些方面是正的描寫和分析無法說出的”。負的方法的實質，即是不說它。負的方法實際是直覺主義的方法。這種負的方法如傳統的中國畫中“烘云托月”的手法。畫家本意是畫月，卻只在紙上畫了一大片云彩，于畫云彩處留一圓的空白，其空白即是月。其所畫之月正是在他所未畫的地方。負的方法也可以說是由否定達于肯定的方法，對于形而上學，“不能說它是什么，只能說它不是什么”，這就是負的方法的精髓。
　　那么，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兩者的關系如何呢？正的方法是一種常規性的方法，它是由肯定達到肯定；負的方法是一種反常規性的方法，它的特點是在否定中肯定。兩種方法并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從哲學的最后完成來說，“只有超越‘××是××’式的表達，才有可能走出哲學表征方式所面臨的困境。唯一的出路就在于使哲學的話語由指稱義過渡到象征義，從邏輯上說即由定義法轉變為隱喻法。”（注：何中華：《哲學：走向本體澄明之境》，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頁。）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總是完成于不可說之境界。正如馮友蘭所指出的：“一個完全的形而上學系統應當始于正的方法，而終于負的方法。如果它不終于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頂點。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清晰的思想”是一個哲學系統所必須具有的品格，它表現為理智功能的充分發揮和語言概念的合理運用。但一個偉大而深刻的形而上學系統所達到的境界又不止此。此時必須用負的方法，即直覺的方法去把握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問題。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一書中對“可說的”與“不可說的”加以明確劃界，他指出：“對于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注：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05頁。）。如果說，正的方法是通過理性找出形而上學的對象，找出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東西，以便尋找形而上學的根據，因而是開端的方法，那么，負的方法就是用直覺去把握通過正的方法推出的那些不可思議的問題，即把握真正形而上學的最終問題，是形而上學結束的方法。從程序上講，正的方法在先，負的方法在后，但負的方法絕對不是反理性的，而是超越理性的。這也就是說，在使用負的方法之前，哲學家或學哲學的學生必須通過正的方法；在達到哲學的單純性之前，他必須通過哲學的復雜性。
　　從西方哲學的情形看，正的方法在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主義那里被運用得最為典型。但馮先生對正的方法的承認同維也納學派對這一方法的摧崇是有區別的。盡管馮先生贊同維也納學派否認概念的客觀意義，把邏輯分析單純限定在語言邏輯的范圍內，并由此出發而取消形而上學，但他認為邏輯分析方法對于哲學來說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所以，馮先生還揭示出形而上學不能講的一面。為什么說形而上學不能講？這歸根到底是由形而上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決定的。在他看來，人們的認識對象可分為三類：有只可感覺不可思議者，有不可感覺只可思議者，還有不可感覺亦不可思議者。第一類是具體的感性事物；第二類是抽象的共相；第三類馮先生把它稱之為“大全”。大全的存在是用理智的方法不可把握的，所以只能用負的方法也就是直覺主義的方法。
　　從總體上說，正負兩種方法分別體現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學傳統。西方哲學以其文化中所謂假設的概念為出發點，中國哲學則以其文化中所謂直覺的概念為出發點。其結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學中占統治地位，而負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國哲學中占統治地位。
　　哲學的最一般定義是關于智慧的學問。那么何謂智慧？按《牛津哲學指南》的解釋，智慧是“把反思的態度與實踐的關切統一起來的一種理智(understanding)形式“。從這里不難看出，西方哲學具有理性主義的傳統。在西方哲學傳統中，思辨性構成了哲學語言的根本特性。這一特點決定了西方哲學總是以正的方法作為最基本的表達途徑。但是，與西方的傳統不同，中國文化從表征方式說是隱喻性的，因而帶有濃厚的詩意化特征。中國文化作為一種詩化的文化，其隱喻表征方式構成了中國哲學的一個突出特點。中國傳統的哲學概念、命題富于暗示，往往暗示有余而明晰不足。馮友蘭先生所謂正的方法，正是針對這一哲學傳統的弱點提出的。由于概念內涵不明確，各人理解不一致，容易產生歧義。就此而言，馮友蘭重視辨名析理，強調概念的明確，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中國哲學中善用負的方法者，當數道家和禪宗。在老莊那里，并沒有說“道“實際是什么，卻只說了它不是什么。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的特性正是不可言說只可體悟的。禪宗方法論的基本精神是主張不言之教，不道之道，所以馮先生稱禪宗哲學為“靜默的哲學”。不言之教仍然是教，既是教，總有使受教人可以受教的方法。禪宗的方法正是服從于此一目的的。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存在或方法仍須有方法表顯之，不然就無所謂“第一義”。禪宗所強調的是，無論是何種方法表顯第一義，都不過如以指指月，以筌得魚。“以指指月”，既已見月，則需忘指；“以筌得魚”，既已見魚，則需忘筌。中國哲學家是善于用負的方法的范例，這是中國哲學的一個極明顯也極重要的特點。
　　中國哲學歷來缺乏清晰的思想，其單純性是非常素樸的。實際上，作為一般的哲學知識的問題，如哲學與科學和邏輯的關系、哲學的功用、哲學的對象是可以講的，而且是必須講的，必須用正的方法去講清楚，以便確立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的依據。對正的方法的忽視導致了中國哲學的單純和素樸。但另一方面，被正的方法所肯定和確立下來的真正的形而上學的問題則是不可講的，但由于這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學，所以必須講，但講的方法是負的。馮友蘭先生說：哲學上一切偉大的形而上學系統，無論它在方法論上是正的還是負的，無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義”的大帽子，負的方法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此處所謂神秘主義，無非是指某些不能夠完全為人們的思想所抉擇或者不能夠為人們的語言概念所表達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說肯定某種不可思議、不可言說者的存在。
　　中西思想的不同表征方式的分野，不僅不意味著中國沒有哲學，反而更加凸顯了中國哲學的獨特價值。因為“差異正是事物顯出特性和意義的前提”（海德格爾語）。從總體上說，中國文化所提供的符號系統更適合于哲學的表達，來來哲學的發展有賴于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互補。在中國哲學的歷史上，正的方法從未得到充分發展；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學史中從未見到充分發展的負的方法，只有兩者結合才有可能產生出未來的世界哲學。
山東社會科學濟南60～71B5中國哲學陳衍東20022002陳衍東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作者：山東社會科學濟南60～71B5中國哲學陳衍東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0:4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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