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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國故”是五四時期的重要文化現象，包含著文學史、學術史、思想史等方面的豐富 信息。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應該予以重視。但令人遺憾的是，從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學 術界以簡單化的否定代替了實事求是的辨析與評價，將其看作胡適等人退嬰的表現，認為其 中隱含著誘使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逃避現實斗爭的不良企圖，與對抗新文化運動的保守派站 在了一起。80年代中期以來，已有學者注意到整理國故的價值，予以肯定（注：如王瑤：《“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價值重估》（1989年2月作），收《中國現代文 學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胡明：《胡適傳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6月第1版；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中華文學通史》第6卷，近現代文學編，現代文學（上），華藝出版社1997年第1版。），這無疑是可喜的現象。只是整理國故的動因、建樹及其歷史意義有待于進一步的發掘、分析與評價，它同 當前學術建設的聯系也值得思考。
　　　　　　一
　　以往人們習慣于把五四時期的整理國故說成是胡適發起的。實際上，新文學陣營較早注意 到國故問題的是新潮社。1919年1月，《新潮》第1卷第1號在介紹與鼓吹世界新潮的同時， 就 有對“國故”及國故研究的評介。第1卷第4號上，傅斯年的《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比 起后來胡適、梁啟超為青年開國學書目要早上4年。文章末尾，傅斯年指出，“中國學問不 論哪一派，現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狀態之下，必須加一番整理，有條貫了，才可給大家曉得研 究。”他把“整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學問”視為應做的事業。這可以看作新文化陣營整理國 故 的發端。1919年5月1日出刊的《新潮》第1卷第5號上，毛子水在《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文中 ，盡管在總體上對國故的評價偏低，但還是認為“國故是應當研究的”，“一國的學術史和 一國民族的歷史，無論重要不重要，在世界學術上，總算占了一個位置；所以我們便可以去 研究它。”通過研究，“可以知道中國從前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所以不狠發達的緣故，我 們亦就可以知道用什么法子去救濟他”。傅斯年在編后語中明確提出“整理國故”的概念， 他還對毛子水的過分貶低民族傳統有所修正，認為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因而“中華國 故在‘世界的’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言語學，等等的材料上，占個重要的部分”，國 故的整理與發現，將給世界學術增光添彩亦未可知。但他認為研究國故與輸入新知，二者的 范圍、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胡適則高屋建瓴地將整理國故與“研究問題、輸入學 理”一并當作“再造文明”（注：“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的手段，視為新思潮的題中應有之義，從而將其納入到新文化 發展戰略中來，并予以重要的位置。他在《“新思潮”的意義》與《〈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等篇中，對整理國故的意義、原則及方法等做了深入的闡釋，并在《紅樓夢》等小說考證 、白話文學史、古代思想家以及禪宗史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開風氣之先的業績。
　　整理國故雖經新潮社與胡適自1919年即開始倡導，但是，要等學校與文壇上白話文確立正 統地位之后，新文化陣營才有余裕解決這一課題，所以整理國故形成熱潮還是1923年前后的 事情。這一脈絡，從作為新文學重鎮的《小說月報》上，即可見一斑。第12卷第1號刊出的 《改革宣言》中，認為“中國文學變遷之過程則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因而把它與介紹西洋 文學變遷過程并列為“研究”欄目的內容。在后面提出的“二三意見”中，進一步強調說“ 中國舊有文學不僅在過去時代有相當之地位而已，即對于將來亦有幾分之貢獻，此則同人所 敢確信者，故甚愿發表治舊文學者研究所得之見，俾得與國人相討論”。但在最初兩年，《 小說月報》整理傳統文學的內容并不多，到了1923年才有了明顯的變化。第14卷第1號除了 在頭條位置發表鄭振鐸的長篇文章《讀毛詩序》之外，還開設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 欄目，內收6篇文章。鄭振鐸的《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提出整理國故的兩個理由 ：一是改革社會的文藝觀念，使人們認識到新舊文學的差異；二是要告訴人們，“新文學運 動，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國固有的文藝作品，這種運動的真意義，一方面在建設我們的 新文學觀，創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卻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礫堆中 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拭下去。”顧頡剛在《我們對于國故應取的態 度》中，批評一些人“以為新與舊的人截然兩派，所用的材料也截然兩種：研究了國故就不 應再有新文學運動的氣息；做新文學運動的也不應再去整理國故。所以加入新文學運動的人 多了，大家就嘆息痛恨于‘國粹淪喪’了。他們不知道新文學與國故并不是冤讎對壘的兩處 軍隊，乃是一種學問上的兩個階段。生在現在的人，要說現在的話，所以要有新文學運動。 生在現在的人，要知道過去的生活狀況，與現在各種境界的由來，所以要有整理國故的要求 。……國故里的文學一部分整理了出來，可以使得研究文學的人明了從前人的文學價值的程 度更增進，知道現在人所以應做新文學的緣故更清楚”。這一期仿佛《小說月報》走上整理 國故舞臺的亮相，此后，在“讀書雜記”、“研究”、“國內文壇消息”、“選錄”等欄目 ，傳統文學方面的內容明顯多了起來。從第15卷第1號（1924年1月）開始，鄭振鐸發表《中國 文學者生卒考》（附傳略），介紹秦代以來中國作家的生卒年、史料出處、身份、出身、經歷 、性格、主要作品、藝術風格、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影響等，改變了以往只有外國作家傳略和 “文學家研究”欄目中只對外國開放的偏枯現象。與整個編輯思想的變化相關，第15卷第1 號的插圖中有《現存一千二百年前的楊惠之的塑像》四幅，這是《小說月報》改革以來第一 次刊出中國古代藝術圖象資料。第15卷第6號屈原像上了封面。第16卷第1號有沈雁冰的《中 國神話的研究》，第15卷第1號開始連載的鄭振鐸《文學大綱》二十九章中，中國傳統文學 占了十一章。1926年6月，讀者早有呼聲、編輯部籌劃多時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作為 《小說月報》第17卷的號外出刊。這是五四時期新文學雜志規模最大的一次對傳統文學的整 理，分上下兩冊，約80余萬字。作者陣容強大，既有國學大師梁啟超、陳垣，又有新文學作 家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俞平伯、朱湘、劉大白、臺靜農、滕固、許地山、歐陽予倩、 汪仲賢、鐘敬文等，還有新進學者陸侃如，以及外國學者鹽谷溫、倉石武四郎等。
　　從《中國文學專號》的作者陣容可以看出，在整理國故上面，新派與舊派的界限模糊了。 所謂新派與舊派，本來都是中國文化之子，不過對中國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路徑的設 定不同而已。中國知識分子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承載者與承傳者，與中國文化有著割不斷的 血脈聯系。在內心深處，知識分子是把文化同民族與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尤其是近代以 來，列強以大炮轟開國門、中華民族危機逐步加深之后，在現代民族意識覺醒的同時，中國 文化更是成為人們心靈的慰藉，并且具有了民族認同的政治意義。1905年創刊的《國粹學報 》 ，其動機就并非單純的文化興趣，而是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的精神訴求，創辦者把“鉤元提 要，刮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的“存學”之舉與“保種愛國” 聯系起來。刊物前面有精致的人物肖像畫：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神農、黃帝、舜帝、 堯帝、夏禹、商湯、倉頡、文王、武王、周公、許慎、鄭玄、伏生、董仲舒、朱熹、陸九淵 、王陽明、陳白沙、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等。在這里，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與 創造中華基業的帝王一并成為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國家的象征。1915年國學昌明社創刊 的《國學》雜志，編者倪羲抱在《序》中即表明為保存“吾國先圣昔賢之留遺”而辦，第二 期又論述“愛國為研究國學之本”。章太炎之所以幾十年鍥而不舍地堅持研究國學，并先后 在東京、北京、上海、蘇州等地講授國學，就是因為在他看來，“國粹”可以激發民族精神 ，不管革命如何劇變，文化傳統必須保存（注：參見汪榮祖：《章炳麟與中華民國》，收《章太炎生平與學術》，三聯書店1988年7月第 1版，第63頁。）。于右任在給章太炎的唁電中有“以治史樹民族 精神”一句，可謂知人之論。
　　五四時期整理國故的心理內趨力，既植根于文化傳統的深厚的生命底蘊，又緣于民族身份 認同的焦慮。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內涵，不能設想一種民族身份的認同會建立在徹底 決裂的文化立場之上。當新文化運動狂飆突起之際，為了迅速打開局面，激進者難免對傳統 文化有些偏激之詞，甚至在語言上有丑化和暴力的色彩，這使一些人感到震驚與恐懼，情不 自禁地以傳統文化的護衛者與繼承者的姿態站在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1919年1月成立的國 故社，于同年3月出版《國故》月刊，即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1922年1月創刊 的《學衡》雜志也標榜“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其保守、遲鈍、迂 執的另一面，不無對傳統文化忠貞不二的可愛之處。保守派對傳統文化的極力維護，對新文 化陣營及時調整文化戰略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一個切近的例證就是：正是在《國故》的 逼促下，《新潮》才正式提出了整理國故。也正是在互相駁難的過程中，新文化陣營整理國 故的思路才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寬廣。胸襟博大的蔡元培，面對林紓對“盡廢古書，行用土 語為文字”（注：林紓：《致蔡鶴卿太史書》。）的猛烈抨擊時，在申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同時，強調的是傳統文化在 北大教學中的重要位置與新文學倡導者的深厚古文造詣。這不能僅僅看作論戰的策略，而是 的確道出了實情。傳統文化已經成為其精神結構重要因子的激進派，即使在反傳統時也在從 傳統汲取力量，當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去后，在感受了迎接異域文化的新奇和破壞舊文化的快 意之余，他們不能不感受到文化認同的困境，五四后期知識分子的苦悶與困惑便與此有關。 激進派漸漸意識到：一個民族的文學與文化雖然可以在外來因素的刺激與啟迪下發生革命性 的飛躍，但不可能離開傳統底蘊的支持，有著深厚歷史積淀的中國文化尤其如此。新文學新 文化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必須向民族傳統回溯。傳統文化豐富而復雜，要明了其發展歷史與 本來面目，弄清究竟何者可資繼承借鑒、發揚光大，何者可以與西方文化溝通、融會，何者 屬于糟粕必須屏棄，何者是被舊勢力曲解利用需要還原重構，則要費一番整理的功夫。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促使西方對自身文化進行反思，并重新審視東方文化的價值。中 國人從中受到鼓舞與啟迪，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便見得出整理國故得到了來自西方文 化動向的助力。他一方面批評盲目自夸說西學都是中國所固有的固步自封者，另一方面，也 不滿于那些沉醉西風者，“把中國甚么東西都說得一錢不值，好像我們幾千年來，就像土蠻 部落，一無所有，豈不更可笑嗎？”他希望“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要 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 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然后，“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 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注：引自《歐游心影錄》中的《中國人對于世界文明之大責任》，上海《時事新報》1920年3月。）。1920年3月歐游歸來，梁啟超全力投入到整理國故的學術建 設中去，出版了《墨經校釋》、《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 《大乘起信論考證》、《陶淵明》，完成了《儒家哲學》等著作自不必說，僅1921至1922年 兩年間，就應京、津、滬、寧、濟南等地大學及教育團體的邀請，連續講演中國文化學術， 在200次以上。
　　梁啟超晚年學術建樹之多，動力之一是教育事業的需求。這不僅僅是個案，整理國故之所 以形成氣候而且碩果累累，同大學學科制度的建立密切相關。伴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加上 西方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為了系統地輸入與研究西學，通徹地整理國學，大學紛紛成立研 究機構，研究高深學問，培養專門人才。20年代初，全國有10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國學門（系）或國學專修科。1920年夏，北京大學研究所重組為國學、外國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 學四門，招收研究生作專題研究，培養了羅庸、張煦、鄭天挺、容庚、商承祚等出色人才。 1925年調整后的課程，三類中專有一類（C類）說明為“關于整理國故之方法者屬之”，其中包括必修科目：中國目錄學、中國校勘學、中國古禮學、中國古樂學、中國古歷數學、仔國古器物學等（注：
　　⑥參照馬越編著：《北京大學中文系簡史》(1910-1998)，1998年4月第1版。）。東南大學于1922年10月成立國學研究會，國學院于1923年制定了“整理國學 計劃書”，規定成立“以科學理董國故”的“科學部”和“以國故理董國故”的“典籍部” 。清華學校一則為提升清華程度，實現學術獨立，為“融會中西”打基礎，二則為改變校內 外對清華忽視中國文化的印象（注：參照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三聯書店2001年4月第1版，第282-283頁。）于1925年設立國學研究院。首批聘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 任、陳寅恪為教授，李濟為講師，后來又聘梁漱溟等任教。課堂演講有王國維的《古史新證 》、《尚書》，梁啟超的《中國通史》、《歷史研究法》，趙元任的《方言學》，陳寅恪的 《西人之東方學目錄學》，李濟的《民族學》、《考古學》等；指導學生進行的專題研究， 有王國維的《上古史》、《金石學》、《中國文學》，梁啟超的《中國文學史》、《中國哲 學史》、《中國文化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東西交通史》、《中國 史》、《史學研究法》，趙元任的《現代方言學》、《中國音韻學》、《中國樂譜樂調》， 陳寅恪的《年歷學》、《古代碑志與外族有關系者之研究》，李濟的《中國人種考》等27個 科目，細目則有37種。至1929年，招收74人，除2人退學與4人病故外，實際完成學業者68人 ，其中有姜亮夫、姚明達、王力、徐中舒、陸侃如、楊鴻烈、謝國楨等，成為國學研究的一 支生力軍，同時推出涉及多種學科的成果。清華國學研究院設立的意義不止于國學研究本身 ，而且對于這所特殊背景的學校里，中國文化中國教師從受歧視到受重視、直至從留美預備 校向大學體制的轉軌，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學文學專史課程的設置為教員與學生提供了 系統研究與學習的契機，魯迅對國學素有濃郁的興趣，但多為以浙東為空間橫軸、以魏晉為 時間縱軸的性情之舉，然而1920年8月被聘為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的兼職講師之后，則于同 年11月開始了《中國小說史略》的寫作，上下兩卷先后于1923、1924年正式出版，填補了中 國小說無史的空白；《漢文學史綱要》則是1926年起在廈門大學等校的授課講義（注：1927年在中山大學講授時改題為《古代漢文學史綱要》，1938年編入《魯迅全集》時改 稱《漢文學史綱要》。）。與此相 同，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具有開創意義的著作不少都是大學教育助產的寧馨兒（注：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1923年10月）等。）。與大學教 育相應，各類學術刊物紛紛問世，提供了發表國學研究成果的園地，如北大的《研究所國學 門月刊》、《國學季刊》，東南大學的《國學叢刊》、《國學研究會講演錄》及國學叢書， 清華的《國學論叢》、《實學月刊》及教授主編的叢書（注：如國維的《蒙古史料四種校注》、陳寅恪《大寶積經論》、李濟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趙元任的《現代吳語的研究》等。），燕京大學的《燕京季刊》。受此 影響，有的報紙也開辟了副刊，如《民國日報》的“國學副刊”等。
　　由于文化、教育、心理的多方需求，新舊各派的共同作用，海內外的相互影響，整理國故 成為20世紀20年代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取得了可觀的成績，據良友版《中國新文學大 系·史料索引集》等，僅文學方面的專著就有二十余種。整理國故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民 族文化傳統頑強生命力的內在要求；不是幾個人偶發思古之幽情的個人行為，而是諸多文化 派別的共同行為；不是什么人借此來阻礙新文化乃至社會改革的消極性策略，而是文化轉型 過程中對外來影響與民族傳統關系的自行調整。無論是就民族心理而言，還是從文化演進來 說，整理國故都有其歷史必然性。
　　　　　　二
　　由于國故本身的復雜性與人們對待國故的態度及方法的差異性，整理國故一直伴隨著種種 矛盾與沖突。歷史的發展常常無法擺脫左右搖擺的困境，當需要廓清迷霧、開辟新文化道路 之初，難免有偏激的反傳統；而當通過整理國故向傳統回溯時，又出現了過分夸大國故作用 的傾向。胡適為清華學生開出了列有183種書目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注：《讀書雜志》第7期，1923年3月4日。），引得 一時間開書目之風大盛，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列出書目150余種，指定 其中25種以上為“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稱“若并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李 笠的《國學用書撰要》列有370余種；陳鐘凡的《治國學書目》開出400余種。復古派趁機老 調重彈：以駢文古文詩詞歌賦對聯之類為國學，要小學生讀文言做文言；揭出“六經以外無 文”的舊招牌，叫人到經書里尋求文章的正宗；夸耀歐人之學中國皆有之，不必舍近求遠； 京滬等地還有人提倡孔門的禮樂，等等。新文化陣營對此作出迅疾反應，有的為“國學”正 名（注：參見《國故學討論集》第1集，上海群學出版社1927年版。），以防魚目混珠；有的則對整理國故的必要性、現實性及過分夸大，予以尖銳的質疑 。一是在激烈者眼里，“整理國故者‘貌似陽虎’”遂“以‘思想復辟’目之”（注：曹聚仁《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收《國故學討論集》，第1集，第83頁。）。陳獨 秀譏刺胡適等“妙想天開，要在糞穢里尋找香水”，“自尋煩惱”（注：《國學》，《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他甚至根本否定“ 國學（注：獨秀：《國學》，《前鋒》第3期，1924年2月1日。）作為名詞存在的合理性。二是認為現在不是時候。吳稚暉主張先要建成“一個干燥 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國故 ，毫不嫌遲。”（注：轉引自郭沫若《整理國故的評價》，《創造周報》第36號，1924年1月13日。）茅盾雖然承認“‘整理舊的’也是新文學運動題內應有之事”，但他認 為目前整理國故是“把后一代人的事業奪到自己手里來完成”。在白話文尚未在社會里取得 深切的信仰，建立不拔的根基時，多數做白話文者跟了幾個專家的腳跟，埋頭在故紙堆中， 整理國故，結果是國故并未能因多數人趨時的整理而得了頭緒，社會上卻引起了“亂翻古書 ”的流行病。對于社會上的復古運動，整理國故難辭其咎（注：雁冰：《進一步退兩步》，《文學周報》第122期，1924年5月19日。）。三是担心把青年引向復古。 周作人在《思想界的傾向》文中就對將來可能出現的國粹主義勃興局面表示杞憂。成仿吾批 評說，國學運動的“神髓可惜只不過是要在死灰中尋出火燼來滿足他們那‘美好的昔日’的 情緒，他們是想利用盲目的愛國的心理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狂妄”。“我愿從事這種運動的 人能夠反省，我尤切愿他們不再勾誘青年學子去狂舐這數千年的枯骨，好好讓他們暫且把根 基打穩”（注：《國學運動的我見》，1923年11月18日《創造周報》第28期。）。四是反對過高估計整理國故的價值。郭沫若認為，“整理的事業，充其量只 是一種報告，是一種舊價值的重新估評，并不是一種新價值的從新創造，它在一個時代的文 化的進展上，所效的貢獻殊屬微末。”魯迅也指出老先生整理國故與青年追求活學問新藝術 ，“各干各事，也還沒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這面旗子來號召，那就是要中國永遠與世界隔 絕了。倘以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謬絕倫！”（注：魯迅：《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刊》第1期。）曹聚仁反對“國故救國觀”與“國故 救世觀”，認為以此態度尊國故，治國故，“國故必永陷于萬劫不復之深淵”（注：《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質疑之 聲雖然不無誤解與偏頗之語，但也確有擊中要害之處。到1926年夏，胡適也對“流風所被” 鬧出的弊病深表痛心：“多少青年，他也研究國學，你也研究國學，國學變成了出風頭的捷 徑，隨便拿起一本書來就是幾萬字的介紹。有許多人，方法上沒有訓練，思想上沒有充分的 參考材料，頭腦子沒有弄清楚，就鉆進故紙堆里去，實在走進了死路！”他為自己應負的責 任而表示懺悔，強調整理國故“重在‘整理’”，告誡青年“治國故只是整理往史陳跡，切 莫以為這中間有無限瑰寶！”“這種死路，要從生路走起；那不能在生路上走的人決不能來 走，也不配來走！”（注：《研究所國學門第四次懇親會紀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1卷第1號。）正是在不同意見的不斷交鋒中，整理國故的定位與方向才越來越趨 于清晰與正確。
　　研究國故是多種文化派別的共同行動，但并沒有整齊劃一的步伐，在對待國故的態度與方 法上存在著諸多差異，大致可分為泥古、疑古、釋古三派。
　　20世紀初，鄧實等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國粹學報》宗旨，章太炎借國故倡導民 族主義，無疑具有進步意義。但到了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后，國學研究隊伍發生了分化，有些 轉而投身新潮之中，成為叱咤風云的人物，如錢玄同；有些則基本上因循舊軌，對新文化運 動持反對態度，如劉師培、黃侃。若單從《國故》月刊第三期的張煊文章《駁新潮國故和科 學的精神篇》來看，國故派的主張未可全然否定，如：國故中亦有科學；國故在四萬萬人心 中依然生存，“使國人之治之者尚眾，肯推已知而求未知，為之補苴罅漏，張皇幽眇，使之 日新月異，以應時勢之需，則國故亦方生未艾也”；“執國故以排歐化，持歐化而蔑視國故 者，病正同是”；他把研究國故，比喻成“非為保存敗布，實欲制造新紙”，認為國故與歐 化“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排斥”。但從《國故》月刊及其同人發表的其他成果來看，多為版 本校勘、真偽考辨、錯簡訂正、修辭及用語分類、字義辨析、音韻舉例、經典引申等，基本 承襲傳統，少有對西學的借鑒，以樸學功底見長，而個性化的創新不夠。《國故》月刊甚至 在形式上也恪守舊例，文字豎排，有的用句讀，有的通篇不用一個標點。從孟真（傅斯年）在 《新潮》第1卷第1號上對后來列名為《國故》特別編輯的馬敘倫的《莊子札記》的批評中， “泥古派”的弊病即可見一斑，“故訓”之弊有：（一）抄錄成說，而不附以解證；（二）解證 不見條理與新見；（三）駁某說時，沒有獨立而明確的根據；（四）語涉博物時，只有異名羅列 ，而不說到底為何物；（五）談及地理，則放之蕩之。“玄譚”則滿篇玄旨，失之籠統。毛子 水在《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里，強調只有具備科學精神的人才能去研究，才能使國故學成為 科學，否則，反倒要受害。他批評國故派追慕國故，以國故的方式對待國故，確為切中要害 之論（注：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4號）、《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訂誤》（《新潮》第2卷第1號）。）。傅斯年在編后《附識》中，也認為“追慕國故”愚不可及，本著一切以古義為斷 的“大國故主義”行下去，在社會上有非常的危險。由于國故派在新文化背景下顯得勢單力 薄，未能成什么氣候，對社會也就沒有什么危險可言，但態度與方法的雙重保守卻嚴重限制 了其自身的國學建樹。
　　胡適雖然承認清朝樸學方法有“暗合科學”之處，但在他看來，樸學暗含的科學方法還是 “不自覺的”，整理國故要想達到預期目的，必須借取西方自覺的科學方法。他以杜威的實 驗主義、赫胥黎的存疑主義及歷史進化論燭照并融會樸學傳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 求證”（注：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國故學討論集》第2集，第43頁。）的方法論，就是這種燭照并融會的結晶。他主張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 的范圍，把中國一切文化歷史納入國故學的視野；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材料；用 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季刊》第1期，1923年1月。）。以便“從亂七八糟里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 來；從無頭無腦里面尋出一個前因后果來；從胡說謬解里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 里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注：《“新思潮”的意義》。）。胡適關于系統整理、溯源探流、精密考證、比較研究的主張 與“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程序設定，的確給整理國故運動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 ，但更為重要的影響還是在于他所大力提倡的“評判的態度”（注：《“新思潮”的意義》。），即尼采所說的“重新估 定 一切價值”。本著這一態度，他對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古代遺傳下來的圣賢教訓、社 會上糊涂公認的行為與信仰、古代學者的見解與方法，大膽地提出了一系列質疑，進行了學 理性的“捉妖”、“打鬼”工作。他的考證功夫及其豐碩成果都建立在這種充滿懷疑精神的 評判態度之上：有對文言文學生命力及其正統地位的懷疑，才有白話文學主體論及《白話文 學史》；有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的懷疑，才有推出自敘傳與后人補綴說的《紅樓夢》 考證。胡適的懷疑精神與歷史演進法直接啟迪了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及其代表的 “古史辨”派，促成了影響深遠的波及多學科的疑古思潮（注：《古史辨》第1冊問世一年間重印近20版，其影響可見一斑。）。
　　疑古思潮當然并非沒有瑕疵，如胡適對文言文學是死文學的判斷，絕對化地否定了文言文 學的生命價值，也忽略了文學史上文言占主流的實際，當時即被保守派抓住了把柄，今天以 歷史主義眼光看來確有偏頗之處；顧頡剛最初訓禹為蜥蜴（“禹是一條蟲”），引起一片嘩然 ，反對之聲十分強烈，顧很快便放棄了這一假說。但是，五四時期的疑古思潮卻有其不可替 代的特定歷史作用。如果遠溯歷史，疑古可謂自古有之，自漢代到清末，今文經與古文經之 爭便帶有一點疑古辨偽的意味。但古代的“疑古”，除了李贄、黃宗羲等屈指可數的異端之 外，大多是爭正統，同傳統文化的基本結構并沒有根本性的沖突。五四時期的疑古思潮則不 然，它向素來被視為神圣不可冒犯的經典、禮教乃至中國古史系統發起全面挑戰，引起了強 烈的文化震動。而且由整理國故推向高潮的疑古思潮，又不同于新文化運動之初情緒色彩濃 郁的批判，而是在學理性的考證、辨析、論證中不斷推進的。疑古思潮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地 位，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了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了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 念，打破了倫理、文學等方面的許多陳舊觀念與學術范式；從而為思想解放的深入發展、傳 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與多元一體的民族國家建構提供了尋找歷史根據的空間。
　　如果說胡適代表了疑古派的話，那么，王國維、陳寅恪等清華人則是釋古派的代表。同為 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梁啟超可以說是一個超乎學術流派之上的特殊人物。他早在20世紀之 初就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與“史界革命”，致力于新學的介 紹、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的整理與歷史文化的研究，對動搖舊思想、舊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五四時期整理國故的前驅之一亦不為過。他在20年代的學術撰 述，雖然雄風猶在，且愈加成熟，但與胡適等新銳相比，則不以疑古見長就在情理之中了。 稱王、陳為“釋古派”，也并不是說他們沒有懷疑精神，事實上，他們在運用西方科學方法 闡釋中國學術問題時，一個潛在的前提就是對傳統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的質疑。只是他們不主 張、也不贊同胡適那種立論的方式、咄咄逼人的姿態與功利主義訴求。胡適雖然說過做學問 不當先存狹隘的功利觀念，而是“當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研究學術史的人更 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 發現 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注：《論國故學——答毛子水》，《新潮》第2卷第1號。）。但實際上，其追隨者姑且不論，連胡適自己也不能完 全擺脫功利主義誘惑，有時為了立論或“打鬼”等需求，求證變得不那么小心起來。陳寅恪 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就把批評鋒芒指向了胡適等人：“今日之墨 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 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嘆息者也。”（注：《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7-248頁。）此語雖然顯得有些尖銳，但的確切中了要害。陳寅恪把自己同“號稱整理國故”者區別開來， 顯然是在態度及方法上不愿與疑古派茍同的緣故。胡適十分自得、而且影響巨大的“十字真 言”，在陳寅恪看來，顛倒了應有的程序，假設在先，便有先入為主之嫌，考證的科學性難 以保證。他接受了德國蘭克所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堅持從史料出發，如實地說明歷史（注：參照劉克敵：《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98頁。）。如果說疑古派勇于證偽、不憚于破壞舊物的話，釋古派則更傾向于證實，樂于以創造性的 勞作填補學術空白。清華最初作為留美預備校而創辦，與一般學校相比，外國教職員和西學 課程比例較大，因而借鑒歐美學者的科學方法、尤其是實證方法，對中國文化作精密與系統 的研究，成為國學研究院的濃郁氛圍。陳寅恪學問淵博，造詣深厚，屬大器晚成之人，學術 成果多在30年代以后。整理國故運動期間，最能代表清華釋古姿態的要數王國維。很難指出 王國維對于舊物破壞了什么，但很容易說出他創造了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業績。他早年的《 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即已見出叔本華哲學等西方影響，晚年把 西方實證科學與中國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融為一體，做出了新的開拓。他利用甲骨文、古器 物及其銘文、簡牘、古寫本等考古新發現，1925年在《古史新證》中，正式提出了取地下之 文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除此之外，他在方法上的貢獻還有如陳寅恪 所指出的“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 證”（注：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不僅在西北地理和元史、甲骨學、殷商史等方面作出了出色的建樹，而且在現代 學術方法論亦有突出的貢獻。
　　泥古、疑古與釋古的分野，是不同文化性格的知識分子在文化轉型期對待國故的自然選擇 ，每一種都有其歷史必然性，每一種對于整理國故都有或多或少的貢獻。正是在眾多派別的 相互沖突、相互競爭與共同努力之下，為中國學術（學科與范式等）的科學化打下了堅實的基 礎。為此，楊杏佛才說“自科學思想輸入中國以來，惟整理國故一方面，略有成績”（注：原載《學燈》第5卷第6冊第27號，轉引自吳文祺《重新估定國故學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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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從學術史的奠基作用著眼，還是就其對民族虛無主義的遏制而言，抑或從其對新文學 、新文化發展的促進來看，整理國故都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性。幾十年間之所以評價偏低，究 其原因，一個就是本質主義的方法論在作怪，對歷史不做真實的、全面的還原，自然也說不上 明徹的、深刻的透視，只是抓住一點較為顯眼的特色，予以本質化，以偏概全。再一個是絕 對化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論在起作用：既然革命高于一切，而整理國故有引導青年脫離現 實斗爭之嫌，那么當然應該否定；既然傳統是落伍的，而整理國故對傳統有所肯定，自然應 該置于排斥之列。今天，我們應該本著歷史主義精神，將其還原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予 以實事求是的考察與評價；同時，也應該進一步思考整理國故留給今天的啟迪。
　　整理國故的對象不止于地上地下的古書、古物，也包括口頭承傳的民間文學與存在于日常 生活中的民俗。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們所屬的歌謠研究室，僅1922年12月到1923年6月就收 集到歌謠3845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也用大量篇幅刊登歌謠、傳說及研究文章 。五四時期重視民間文學，一則與平民主義思潮有關，二則新文學急于從最初來自民間的古 代白話文學尋找立足的根據。現代學術經過將近百年的積累與磨煉，如今在相當成熟的同時 ，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沙龍化色彩，學術對“活”的對象的關注出現很大的落差。學術研究 如果長期中斷與現實生活、民間生活的聯系，會變得老氣橫秋，精致化的同時會逐漸走向僵 化。整理國故運動中，長于考證的傳統樸學方法，形形色色的西方學術方法，都有人使用， 融會貫通的創新也有人嘗試。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就淘汰了“四大奇書”、“才子書” 等舊概念，而承傳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傳統，又汲取了西方小說類型概念，在此 基礎上會通熔鑄出“神魔小說”、“人情小說”等小說類型。他“能從豐富復雜的文學歷史 中找出帶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時代特征和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然后從這些現象的具體分析 和闡述中來體現文學的發展規律” （注：參照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重版題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整理國故的實踐已經證明，國故不只應該作為西方學術方法燭照的對象，而且也可以成為 觀照自身的光源成分；但無論是樸學，還是西學，沒有能夠切合一切對象的方法，最好的方 法只能是從具體的研究對象出發，在博取雜收、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加以充滿個性的感悟與 智慧的提煉而獲得。這樣，傳統文化資源才能得到較為充分的開發利用，也才有望早日建立 起富于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以平等的身份參與世界學術對話。
　　
　　
　　
文學評論京125～13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秦弓20022002由于文化、教育、心理的多重作用，海內外的相互影響，整理國故成為20世紀20年代遍及 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它是民族文化頑強生命力的內在要求，是文化轉型過程中對外來影響 與民族傳統關系的自行調整。圍繞整理國故展開的論爭與泥古派、疑古派、釋古派的相互沖 突、相互競爭使這一思潮充滿了張力。整理國故對于民間材料的重視與方法論的探索，至今 仍給人以啟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作者：文學評論京125～13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秦弓20022002由于文化、教育、心理的多重作用，海內外的相互影響，整理國故成為20世紀20年代遍及 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它是民族文化頑強生命力的內在要求，是文化轉型過程中對外來影響 與民族傳統關系的自行調整。圍繞整理國故展開的論爭與泥古派、疑古派、釋古派的相互沖 突、相互競爭使這一思潮充滿了張力。整理國故對于民間材料的重視與方法論的探索，至今 仍給人以啟迪。

網載 2013-09-10 20: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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