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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誕辰２５４５周年紀念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于１９９４．１０．５——１０．８于北京隆重舉行，世界五大洲近３０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和社會賢達，近千人出席了慶祝大會，２００余人參加了學術研討會。學者在認真回顧、總結既往的基礎上，圍繞“２１世紀儒學瞻望”這一主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討論進一步推動了儒學研究的發展，并充分展示出儒學的現實意義。
　　　　一、儒學的歷史回顧與總結
　　儒學自孔子建立至今已有２，５００年的歷史，如何正確地分析、認識這一漫長的文化發展進程，是與會學者所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討論主要集中在儒學史的分期、儒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儒學的文化結構，以及儒學的基本特性等幾個方面。
　　對于儒學史的回顧，學者一般是將其分為傳統儒學和２０世紀儒學兩段　分別研究的。王國軒將傳統儒學的發展分為七個階段：①儒學經典產生時期，五經成為儒學的思想資源；②儒學創造時期，孔孟儒學重視探討人的內在價值；③原典的整理和再闡釋時期，經學成為漢代的學術主流；④儒學理論的升華時期，儒學吸收佛、道而更具理論色彩；⑤儒學復興時期，道統說開理學的先河；⑥儒學繁盛時期，宋明理學深化了道統說、心性說、民本說，進入了本體與工夫的探討；⑦儒學方法論的完善時期，形成清代考據學的系統方法論。此后，西學輸入，儒學解體。田光輝認為，儒學創立于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時期，其主要發展過程是在封建社會里進行的。到清朝后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沖擊和封建制度的崩潰，儒學開始衰落和解體。
　　２０世紀是儒學的衰落時期，但并不是滅亡時期。吳光指出，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人文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思潮興起而中國與東方的封建社會制度衰落滅亡的歷史進程中，傳統儒學確實走上了衰落式微的道路。但這并不意味著儒學與儒家文化的死亡，而是轉折與新生的開始。姜林祥在回顧２０世紀儒學研究時指出，“五四”以后，圍繞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作用與未來命運的爭鳴，曾出現過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派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派。各派雖抱有救亡圖存的愛國熱情，但沒能根本解決儒學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從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出現的新儒學，其代表人物的共同志向是企圖通過援引西學來重構儒學，欲尋覓儒學的復興和現代化，但也成效甚微。８０年代又出現一股“儒學熱”，它是由于受儒學影響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經濟上的崛起而引發的，這一股“儒學熱”正在深入發展，并將走向２１世紀。
　　在回顧既往的基礎之上，有學者對儒學的概念做了進一步確定。王德有認為，儒學的內涵是指儒學內蘊的社會價值，即它有“中和融通”的效應，由此它能創造一種和諧、融洽、互濟、協力的社會氛圍；儒學的外延是指儒學外在的表述形式，其原始形態是“仁義禮智”，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有所變化。關于儒學的結構、特性、本質，吳光指出，儒學文化結構有三部分，即儒學所含的道義學理、儒學社會化以后形成的制度文物、儒學進入大文化傳統而形成的禮儀風俗；儒學的基本特點有四，即道德主體性、實用理性、整體性思維方式、開放性，從本質上說，儒學是一種具東方特色的道德人文主義哲學，有別于西方以人權為中心的人文主義學說。
　　　　二、當今世界文化需要儒學
　　２０世紀中葉以來，面對西方“后現代社會”問題的日益嚴重，“歐洲文化中心論”已根本動搖，世界多元文化的觀念已為許多學者所接受。多元的世界文化應該包括儒學，西方思想文化存在的缺陷需要儒學的彌補。在研討會上許多學者對此發表了看法。
　　鐘志邦（新加坡）指出，西方現代化已走到了某種“盡頭”。因此，當前困擾著西方人的一些根源性問題，很自然的是一些“后”的問題，如“后工業化”，“后現代化”等。可慶幸的是，除了日本以外，大部分東南亞地區目前還未真正達到“后”工業，或“后”現代化的階段。東亞“四小龍”仍處在高度現代化階段。而東亞“巨龍”中國大陸則仍處于“前”以及“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因此，從文化省思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最關鍵的歷史時刻。現在已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認識到，現代化的道路不可能只有西方先進國所走過的那一條，而是多元的。王永祥、潘志峰指出，許多西方有識之士已把解決西方社會問題的目光投向東方，例如，１９８８年１月全世界的諾貝爾獎得獎人在法國巴黎開會時發表宣言說：如果人類要在２１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兩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多元的世界文化需要儒學，這是多數與會學者的共識，但對于儒學在未來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則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儒學將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姜國柱認為，由于儒學在人文精神、人道主義方面具有科學性、真理性、合理性，所以它適合于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其當今價值，在未來更會獨具光彩。可以預見，在２１世紀中，唯儒家學說才是最盛者。多數學者對此持不同觀點，認為未來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將不再出現以某一地域文化為中心的現象，儒學也只能是多元中的一元。趙吉惠指出，人類文化從來都是由一個個民族文化、區域文化結構而成的。文化都是多元多彩的，既不可能用一種文化去統一其他文化，也不可能用一個民族文化去銷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人類文化發展中隨著社會關系的溝通，出現某種趨同走勢是正常的、必然的，但是這不能說明“文化已經走向統一。”
　　西方思想文化本身存有缺陷，需要儒學的彌補。一些學者對此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溝口雄三（日）對歐洲市場原理的弊端提出了見解，認為自從霍布斯提出人類的本質在于具有永無至境的欲望以后，約翰·羅克、亞當·史密斯基本繼承了他的觀點，以至確立了立足于個人利己主義的市場原理，即資本主義市場原理。其特點在于利潤第一主義。其弊端至少有三：一是在市場原理下，社會有用性未必能成為價值標準；二是在利潤第一指導下，友愛、對弱者的關懷等，都不能成為評價的對象；三是以生產優質低價產品為美德的價值觀，易于破壞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溝口雄三指出，類似的還有如自由、人權、環境、公有、私有等等，許多在過去以歐洲原理標準進行思考的問題，都有必要從亞洲的儒學原理重新進行思考。李景林針對西方目前面臨的人生和生活意義的危機，指出了其在思想文化上的產生原因。認為，作為西方思想根源的希臘理性主義精神，本質上是一種科學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所本有的分析立場在人生意義理解上日益徹底化的結果，即現代人的世界觀因受實證科學的支配而忽略了人生和生活的意義。形式與實質的二元對立，是西方文化的分析理性在對人的反思中的最典型表現。按這種思想模式理解，作為形式普遍性的價值原則無法為人心內在的價值原則所體證。由此產生了當代哲學思潮一種價值論上的相對主義。這種相對主義雖然對破除抽象教條的偏執性有重大意義，但它卻缺乏對生活現實的解釋力量：一方面使人對某些共同價值目標的追求失去合理的依據，另一方面又易于使人陷入不確定性和孤獨狀態而導致人生意義的虛無化。而儒學心性論關于人的認識，對上述西方思想應能起到補偏救弊的作用。
　　　　三、儒學精華有益世界文化
　　儒學精神經過文化重建之后，其精華部分必將有益于世界文化的發展。與會學者從東南亞儒學文化圈崛起的事實和儒學理論本身的現代意義兩方面，論述了儒學將成為世界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可能性，并由此提出了復興儒學的熱切愿望。
　　東亞崛起的歷史事實已經、而且正在證明儒學精神的現代意義。趙駿河（韓）指出，自世界大戰至今，人們就把西方化視為近代化的同義語，凡是與西方化不同的就被視為落后，儒學的遭遇更是如此。然而，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亞洲一些國家、地區逐漸趕上了西方，有些部門甚至超過了西方。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都屬于天然資源貧乏地區，究其經濟發展的原因，從物質資源上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這些國家共同的文化因素，即它們同屬于儒教文化圈這一特征，就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尤其是儒教的勤勉、協同、自我開發的熱情等引起了人們的重新認識和再評價。
　　儒學之所以歷經兩千年曲折發展仍具有很強的現代意義，其根本原因只能就其理論本身進行剖析和探索。與會學者為此就儒家的人文、倫理、禮樂、中道、科技、管理等各種思想展開了熱烈的專題討論。
　　人文精神。姜國柱認為儒學的人文精神，思想合理，適應未來。儒學愛人重人、講究人性和人格，強調自律、奉獻。王樹人指出，“仁”的建構成就了孔子的人學，它是人道觀戰勝神道觀的標志。吳乃恭認為，孔子對人的本質的認識，是從生理自我到心理自我，再到社會自我的演變過程。洪家義認為，在修、齊、治、平之學中，儒學最重視人格修養。其中不乏精華，如“文質彬彬”的風度，“大丈夫”的氣慨，“窮理盡性”的素養，“內圣外王”的氣魄等等，都是值得批判繼承的。劉宗賢指出，論者往往根據儒家人文思想以倫理問題為核心的特點，更多地看到其強調人的群體性和塑造社會人格的方面，來與西方傳統人文思想注重個體，塑造獨立人格的特色做比較，卻忽略了這樣一個方面，即儒家人文思想是以社會的發展，人類群體的生存和需要為背景來窺視個體的人，維護和發展個體理性和人格尊嚴的。
　　家庭倫理。在以往對儒家倫理思想的研究基礎之上，與會學者結合當代社會家庭發生的巨大變化，對儒學家庭倫理思想的當代意義紛紛發表了看法。默明哲分儒家家庭倫理思想為八條：１、調整家庭關系，２、密切家庭關系，３、追念祖先，４、家內分工，５、教育子女，６、婚姻程式，７、慎重婚姻，８、重視家庭。金吉洛（韓）認為，為了克服現代社會的弊端，建立２１世紀信息社會職住一致的集體家庭，就應建立以“仁”為本的儒家根本精神為基礎的未來家庭倫理。只有這樣才能協調、統一個性化了的多樣性社會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
　　禮樂文化。黃宣民指出，上古禮樂文化是儒學產生的搖籃，禮樂文化典籍是儒學賴以滋生的淵藪，鄒魯縉紳先生則是儒家的先輩。閻韜認為，禮的作用是辨尊卑親疏，樂的作用是愉樂眾人，達到和的目的。禮樂主張用一定的行為準則來規范人們的日常活動，用一定的形式表達人們之間的關系，用一定的樂曲歌詞以及舞蹈動作來渲泄人們的情感。這種從外面來的約束、規定，對人的社會化，具有重要意義。人們必須先做準則的奴隸，然后才能做主人，即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徐遠和認為，誠然，被制度化、法典化、神圣化了的儒家禮樂文化，是為維護和強化君主專制政體而設定的，具有壓抑和摧殘人性的一面。但是，從基本精神上看，儒家以“仁”為內在精神的禮樂文化，與其說是否定人的尊嚴的價值，毋寧說是重視挺立人的主體意識，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并且從行為特征上鑄造了中華民族溫、良、恭、儉、讓的整體風貌。
　　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對于現代國家管理、企業管理仍然具有借鑒意義，這是許多與會學者的共識。周桂鈿指出，儒學管理思想有一些主要方面在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并且對２１世紀的管理者，包括國家管理和企業管理者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認為儒學管理思想包括：強調提高個人文化素養，強調管理者自身的榜樣力量，重視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感情交流，講求法制與人情的結合等等。曹德本說，在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對儒家治國方略中的優良傳統只能做出符合中國特點的選擇，如廉政、安定、統一、農本等都有必要做出現代的思考。
　　和諧中道。何沛雄（香港）指出，“中和”、“中庸”皆為儒家之重要學說。孔孟所說之“中”即“恰當”之義，蓋指事理之平衡，事理因時、因地、因人而變，故“中”須變，而變而以“義”為準則。不偏之謂“中”。“中”是常理、常道，亦是永恒真理。綜觀今日世界，西方世界物質文明達到高峰，精神文明陷于低潮，“自我主義”、“存在主義”流行；近年來我國實施開放改革政策，掀起經濟過熱，通脹肆虐，此皆失乎“中”道之故也。張立文指出，怎樣協調、化解現代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和人自身的四大沖突，“仁者愛人”的和合精神是合理的價值導向和最佳的文化方式選擇。“和合”不僅是儒家文化價值的基本取向，而且是道家、墨家和《管子》等各家所整合的中華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
　　科技思想。儒學歷來被認為是輕視科技的，但有些學者認為不可一概而論。齊儆認為，“古學”“六藝”中早已有儒學科技傳統，人稱“名士大儒”的徐光啟就是著名的古代科學家。他的例子對今日探討科技進步與傳統儒學的關系是有啟發的。董光璧從世界科技史的角度指出，近代科學產生自歐洲是一種歷史現象，科學的發展不一定延這種模式走下去。儒學傳統中蘊涵的宇宙秩序原理和學術觀，確如某些科學家的見識所及，可以為構建后現代科學觀提供啟示。
　　既然從東南亞儒學文化圈崛起的事實和儒學理論自身的合理性兩個方面，證明儒學在今日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那么，在此世紀之交，儒學能否擺脫式微低迷之勢而再造輝煌呢？與會學者對此普遍抱以樂觀態度，并圍繞儒學“復興”的問題展開了討論。洪家義根據西方目前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提出復興儒學的必要性說，如果我們不及早注意精神文明建設，不著力汲取人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優秀精神成果，以與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相輔而行，而任其自流，那也會出現畸形社會。王國軒認為目前儒學正處于回歸之中，其表現為：①家庭和家族倫理的重新認識。②斗爭哲學的厭倦和對善的追求。③對官本位的憤怨和對民本思想的渴望。④對非道德主義的反省和對道德的重新認識。⑤環境的破壞及對萬物一體思想的認同。⑥社會和財富不均等和對均平思想的向往。⑦社會環境的混亂和對長治久安的期待。⑧人生價值的思索和心靈滿足的需要。吳光則把儒學重建的任務定為：摒棄那些不適應時代要求的舊式倫理觀念（如三綱五倫之類），對傳統理論范疇體系作出新的選擇、詮釋與更新，而著重闡揚儒學的道德人文主義理想，并創造性地吸收非儒學傳統中那些能為儒學精神所包容的人文主義思想資源，走一條“舊學新用，洋學儒用”的文化重建道路。
　　　　四、儒學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儒學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衰落之后，終于看到了復興的曙光。在此世紀之交，儒學應如何正視自身，迎接挑戰；把握機遇，再造輝煌的問題，引起了與會學者的極大興趣。
　　儒學必須正視自身的缺陷，許多學者對此持認真、嚴肅的態度。張豈之強調指出，在繼承早期儒家倫理觀的同時，仍應堅持反對封建禮教。因為中國的封建禮教是人身依附關系的倫理化和宗教化。禮教只談社會的各個等級對皇帝應盡的義務，沒有權利的觀念。在封建社會的人本主義和孔孟的人本思想是有區別的。因此，說２１世紀中國道德倫理學說將對世界發生影響，這似乎太籠統。我們不需要封建禮教，禮教與世紀潮流不合，不會對未來的世界發生影響，我們需要的是早期儒家的倫理道德觀。王國軒認為儒學的誤區和不足在于；①修身中的虛構先驗本體和泛道德主義。②齊家治國中的宗法等級觀念。③義利、理欲、公私之辨中的壓抑個人權利、情欲、個體的現象等等。陳少明認為儒學在思想方式，即方法上存在缺陷。他指出，２０世紀儒學仍未擺脫漢學和宋學這兩種學術傳統。而檢驗漢、宋的學術成就，從方法上講，漢學體現在文獻考辨，宋學著重在心性體驗，兩者是傳統學術文化發展的兩翼。但孤立地看，漢學太落實，而宋學太虛玄，傳統學術存在一個異常廣闊的中間領域，需要我們變通各種方法論工具去發掘，不能單靠傳統的方法去創造傳統。
　　２０世紀末西方精神的低落和東方經濟的起飛，為儒學的復興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對于如何抓住機遇，振興儒學，與會學者各述己見。王煜（香港）認為，下世紀的新儒家應徹底現代化，而具備下列品質和風格：①勿將見識局限于人類社會，宜盡量理解自然界與社會的密切關聯。②熱誠關注中西文化的交流，擺脫我族中心主義及民族沙文主義。③恰當回應外道對儒學的挑戰，善用心理分析、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現象學等西方哲學的精神武器。④謙虛寬容地發展開放的胸懷，勿蹈熊十力、牟宗三師徒狂傲的覆轍。⑤避免程朱學派某些泛道德主義的迂腐夸張，如伊川要求學生戒研文史、婦女餓死守節，朱熹苛求王維殉國。⑥必須言行一致，切勿口頭提倡理一分殊而暗中結黨營私。⑦并重內圣外王及義利，而非力爭財勢名位，必要時退為安貧樂道的隱士作家。蔣國保指出儒學能否重振，不僅取決于它是否具有拯救現代道德危機的功能，而且取決于它能否被現代社會普遍認同。為此儒學一方面要關切現代民眾的世俗要求，實現自身的世俗化；另一方面還必須關注現代人生追求宗教的出世要求。否則，既難以為大眾理解，又無法與宗教抗衡。
　　從８０年代“儒學熱”至今，經十年反省、十年討論之后的中國學者，在本次儒學研討會上顯然表現得更加成熟、冷靜而扎實。其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就在于，他們既能嚴肅對待國際上對儒學的敵對觀點，又能冷靜分析各國學者對儒學的友好態度。比如，羊滌生在將西方二值邏輯思維模式與儒家“和而不同”思維模式進行比較之后，令人信服地駁斥了亨廷頓在１９９３年提出的“中西文化沖突論”。趙吉惠則對從湯因比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海內外朋友呼喚：“２１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的現象，冷靜地指出這是感情掩蓋理性的異想天開。
　　
　　
　　
中國史研究動態京018-022B5中國哲學史馬彪19951995 作者：中國史研究動態京018-022B5中國哲學史馬彪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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