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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紀念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公元1150-1223）誕辰850周年，由溫州市人民政府、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浙江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學會等聯合主辦的“紀念葉適誕辰850周年暨永嘉學派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00年11月7日至10日在溫州市舉行。來自加拿大、日本及臺灣、大陸的專家學者60余人出席了會議。現將會議論點綜述如下。
　　一、葉適暨永嘉學派的批判精神
　　葉適暨永嘉學派的思想中最鮮明、突出的特點是其批判精神。葉適對自孔子之后的諸子百家學說皆有批判，其鋒芒直指宋儒的理學（心性之學）。對此，與會學者均有共識。張義德認為，葉適作為一個主張改革的思想家，其“反理學”的批判精神與“愛國主義”、“功利主義”思想是他在南宋思想界樹起的三面旗幟，也是他在學術上所處地位的突出表現。李明友通過分析薛季宣對程朱理學的“道統之序”的懷疑批判及其道器論和義利觀，認為永嘉之學的批判精神和講求實際、學以致用的思想和作風，是從薛季宣開始的，而后陳傅良繼之，葉適集大成。蒙培元認為，葉適對“后儒”（尤其是宋代理學）的“性命之學”從兩方面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一是性命之學的先驗根據只是后儒的一種臆想即“影像”；二是性命之學無益于事功。
　　李中華、李存山分別撰文分析了葉適易學思想中的懷疑批判精神。李存山認為易學是葉適的學術思想（匯總于《習學記言》）之綱要，而葉適易學一大特色“就是要解構傳統的易學哲學體系”，站在經驗論或實證論的哲學立場上“拒斥形而上學”。李中華概括了葉適易學之“四辨”：“十翼除彖、象二傳之外，皆非孔子所作”；“‘太極’源于莊列，而非孔子本義”；“一陰一陽非所謂道”；“論易而必及數，非孔子之旨”，體現出葉適易學的懷疑批判精神。張家成則對葉適站在孔子儒學的立場對佛教、道家學說的批評作了探討。很多與會學者還分析討論了葉適對漢以來正統經濟思想和封建君權的批判。
　　二、葉適暨永嘉學派與儒學傳統
　　葉適對思孟以降儒家心性之學的批判與其對儒家傳統的重新審視和理解有關。對此，與會學者分別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文化史等角度進行了分析。鐘肇鵬認為，葉適宗師孔子，祖述五經，“屬于儒學系統”，而葉適暨永嘉學派的特點在于經世致用，注重實事實功的務實之學，這與儒學重實踐、兼賅“內圣外王”之道的精神相符合。王生平考察了儒家內部“內圣”與“外王”的緊張與爭論，認為與朱熹上溯到曾子學派相反，葉適則追索到子貢那里。子貢與孔夫子論“圣”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使葉適的外王思想有所依據。楊太辛根據全祖望“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于程氏”的論斷，不贊成將永嘉學派的學術性質歸于反理學的陣營，認為永嘉之學當是理學中的一派——“事本論”。何俊認為，雖然韓愈及宋儒是著力通過闡釋傳統來建設宋代新儒學，形成了特定的道統觀，但作為朱熹在思想上的真正對手，葉適也是以同樣的方法即闡釋傳統的形式確立其“道統觀”，標示出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治道”，從而使得其功利哲學得以張本。楊澤波通過對葉適的“古之圣賢無獨指心者”主張之分析，揭示出孔、孟心性之學存在的重大分歧，而葉適主張“內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賢”，顯然是繼承了孔子“道無內外”之傳統。周夢江通過對葉適的文學思想之分析，也認為葉適的詩文必有益于教治的觀點是合乎古代儒家“文以載道”的傳統的。
　　景海峰認為葉適思想來源近接鄭伯熊、薛季宣、陳傅良等永嘉學人之學術傳統，遠承《尚書》、《周官》等典籍的經制，分析了葉適由發揮《尚書》中的“皇極”概念而形成的“皇極一元論”的歷史哲學，一套足以與朱陸之學抗衡，既不同于道學理本論、又不同于心本論的社會歷史本體觀。王守常、黃開國則分析了葉適的“春秋學”。王守常認為，葉適的“尊王攘夷”說闡發自《春秋》之法（指左氏春秋），是對宋王朝之正統世系的認同（來自傳統的夷夏之辨）。黃開國認為，葉適的“春秋學”視《春秋》為載事之史，故肯定以實事解經的《左傳》多得其實。葉適的春秋學正是其重實事的學術體現，而《春秋》重實事的精神也反證了葉適重實事的觀念是合乎孔子之道的。陳居淵等也對葉適與經學的關系作了分析。
　　日本學者早坂俊廣考證了《宋元學案》中的“浙學”概念，發現“浙學”誕生于永嘉，其發展的歷史脈絡是“永嘉→金華→四明”。王興國、胡珠生、吳小謙等分別從永嘉學派與湘湖學派的互動關系、永嘉學派的歷史背景、永嘉學派與南宋時期對浙江有影響的儒學學派等方面考察了永嘉學派的歷史形成。
　　三、葉適暨永嘉學派的功利主義思想
　　葉適暨永嘉學派發揮儒學經世致用的傳統，倡導事功，因此早在南宋時期就被正統理學“目之為功利之學”。對這一傳統看法，有學者提出要辯證分析。蒙培元不贊成將葉適思想簡單地歸為功利主義，認為葉適除了提倡事功，更重視提倡德性，并對其“德性之學”的特點作了分析：在經驗學習之中“成德”，而且其德性的內涵能容納功利且以功利為基礎。臺灣學者曾春海認為，從葉適崇實務事，著意于公共制度與政策能否實現大眾福利之目的和效益來看，他的事功之學與功利主義的目的論或后果論有不謀而合處，但從葉適反對“以義抑利”及主張“崇義以養利”，回歸《易》“利，義之和”觀之，葉適仍具備孔子所言“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見利思義”的儒家以義規范利的道德原則，實際上仍堅持孔孟儒家所主張的“價值層級論”。
　　潘富恩、王鳳賢、來可泓等認為，永嘉學派乃至浙東學派的功利主義是建筑在“道不離器”的樸素唯物論基礎之上，與其“實政與實德雙修”的政治思想、義利統一的倫理思想、借古治今的歷史觀及其民本、重商、養士等思想結合在一起，內容豐富，并具有時代特色。徐遠和則進一步對葉適的功利主義的禮、樂思想作了精致的分析，認為葉適主張“禮”即是“欲”，肯定了禮樂的政治教化和情感調適之功能，反對當世儒者“抑情以徇偽”，從而有失禮樂之正。
　　四、葉適的經濟思想及永嘉之學的現代意義
　　葉適的事功之學還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傳統經濟思想的批判以及諸多“創為新說”的財經主張。張祖桐、朱曉鵬、王興文、張家成等探討了葉適的“本末”觀和他的理財、田制、人口及貨幣等思想，特別強調了其對“厚本抑末”觀的否定及其為財富正名、肯定工商業和“富人大賈”的重要作用、“寬民富民”等的主張和觀點，認為這些不僅反映了時代的新要求，對南宋以后浙東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站在新舊千年交替的當代中國的立場上，也可發現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之處，甚至有學者將葉適的經濟思想概括為“經濟自由主義”。
　　王生平認為，葉適的外王思想還活著，在后世、現代人的思想爭議中活著，其思想光彩在于外王式的返本開新，因為他抓住“外王”（經世致用）的根本，故在實踐中富有潛力。洪振寧、陳安今等進一步探討了永嘉學派對今日溫州（包括所謂“溫州模式”）的影響和作用，既肯定了永嘉學派求實務實、變通圖新、重視功利、尊重人才等優良傳統的積極影響，也分析了由于過于注重經驗、事功而于理論研究、道德價值等有所忽視的消極影響。加拿大學者妮娜絲女士認為葉適的思想留給我們很多的思考，如通過發展經濟和科教來消除當今社會貧富問題；葉適之“極”的概念與發掘人類潛力問題；反對空談、強調實事實功與行動等等。張立文從“和合學”角度分析認為，葉適關注主體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社會環境及人類自身的命運，其民本觀、君德觀及其憂國憂民的實際行動，“求道”的價值理想等，無不體現出對主體人（類）生存命運、生命價值和理想的人文關懷。吳光等還進一步考察了永嘉學派的根本精神與浙江地區人文精神傳統的關系，闡述了永嘉之學的現代意義。
　　五、文本·意義·價值
　　這次會議中，有一個爭議很大的“難題”：葉適的思想對現代的溫州模式究竟有無影響？肯定者與否定者各持己見。葉適的著述作為眾多文本中的一種，不會直接作用于“溫州模式”的建立，這是不言自明的。從這一角度看，否定說并不錯。另一方面，葉適思想似乎不是靜止不動躺在圖書館中的文本，否則當代新儒家重鎮牟宗三就不會指責“葉適是孔子的敵人”了。這種思想史上的古今之爭，折射著內圣與外王相反指向和意義。而意義之所以生成，是價值選擇的歧異碰撞凝聚凸顯的。于是，文本→意義→價值就因了現實的土壤具有了“生命”。只要思想上、現實中的內圣與外王矛盾還在繼續，那么它就會產生影響、發揮作用。因此，肯定說這并非空穴來風而是確有來由了：來源于歷史連續性的實踐召喚、思想資源開發及轉換性創造。現實是明擺著的，文本、意義、價值則需要“反思”了。此難題難在后者即反思，而人們常予忽略，于是成為爭議的“難題”。從而，有無哲學反思成了解決此類難題的關鍵。
　　 （張家成）
《哲學研究》京75～76,78B5中國哲學20012001 作者：《哲學研究》京75～76,78B5中國哲學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0: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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