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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服飾革命，對后世服飾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自趙武靈王改革服制之后，齊、楚等其他各國相繼仿效，“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就是我們今日的“上衫下褲”的典型服飾裝束也接近于“胡服”而遠于“胡服騎射”前“上衣下裳”的華夏族服飾，與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極密切的淵源關系。
趙武靈王趙雍，趙國遷都邯鄲后的第四代國君，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改革家，為了拓展疆土、富國強兵，他不為舊制和保守勢力所束縛，力排眾議，勇于革新，于公元前３０7年推行以“胡服騎射”為中心的軍事改革，獲得了巨大成功，使趙國的軍力顯著增強，成為戰國后期東方六國中唯一能與強秦抗衡的國家。“胡服騎射”雖然是一場軍事改革，但影響卻是多方面的，使人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發生了明顯變化，打擊了“先王之道不可變”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樹立，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二者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一奠定了心理基礎。同時“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服飾革命，對后世服飾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現對“胡服騎射”所導致的服飾變化及其對后世服飾的影響略陳管見。
一、“胡服騎射”前華夏民族的服飾
中國的衣冠服飾歷史上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時代，大約在夏商時期服飾制度初見端倪，到了周代漸趨完善，并被納入“禮治”范圍。當時的服飾依據穿著者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從考古資料來看，夏商周時期，中原華夏族的服飾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上衣的形狀多為交領右衽，用正色，即青、赤、黃、白、黑等五種原色；下裳類似圍裙的形狀，腰系帶，下系芾，用間色，即以正色相調配而成的混合色。服飾以小袖為多，衣長通常在膝蓋部位，腰間則用條帶系束。河南安陽出土的石雕奴隸主雕像，頭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領衣，下著裙，腰束大帶，扎裹腿，穿翹尖鞋。這大體反映了商代服飾的情況。周初制禮作樂，對貴族和平民階層的冠服制度作了詳細規定，統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一種名為“深衣”的新型連體服飾，它同當代的連衣裙結構類似，上衣下裳在腰處縫合為一體，領、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繡緣邊。深衣的出現，改變了過去單一的服飾樣式，故此深受人們的喜愛，不僅用作常福、禮服，且被用作祭服。至此，形成了我國傳統服飾的兩種基本形制――上衣下裳制和衣裳連屬制。
二、“胡服騎射”對趙軍服飾的改變
“胡服騎射”前的趙軍，以步兵和車兵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寬衣博帶、長裙長袍，拖拖沓沓，行動不便，影響了軍隊戰斗力的發揮。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長褲，作戰騎在馬上，動作靈活方便。因此，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于齊、秦、魏等國，損兵折將，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趙武靈王認識到：趙國被動挨打，并非趙國國弱民衰，而是在于衣冠制度和作戰形式。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弘揚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偉業，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在復雜的地形中運轉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奔馳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只有學習諸胡的長處，以騎兵對抗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寬袖長袍的服裝為短衣緊袖的胡服，才能適應騎戰的需要。鑒于這種情況，趙武靈王于公元前３０7（武靈王19年）年開始實行“胡服騎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驟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員改裝，此后“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m子、戍吏皆貂服”（《竹書紀年》）。自此以后，趙軍改穿胡服。“胡服”的具體式樣史載不詳，只能從間接途徑了解。漢人所刻畫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壯，頭圓而碩大，臉寬，顴高，鼻翼撇開，眉毛濃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靈動有神；上唇須稠密，除了在頷上的一簇硬毛外沒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長耳環。除了頭頂上留有一束頭發之外，頭一般是剃光的。他們穿著寬大的、兩旁開口、長到下腿的袍子，腰帶的兩端垂在前面。因為天冷，他們的袖口緊緊地密封在手腕上。他們肩上披著一條毛皮的短圍巾，頭上戴著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寬大的褲子用一條皮帶緊緊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帶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帶上橫在胸前，箭尾朝右邊。漢代距戰國為時不遠，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與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長褲，腳登皮靴，腰系皮帶，戴有貂尾蟬蚊裝飾的武冠，束金鉤。趙國所推行的胡服，文獻資料稱其為“貂服”。“貂服”，據清代學者全祖望研究，當為貉服之誤，北方豸種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稱為貉服。
　　 三、“胡服騎射”對后世服飾的影響
“胡服騎射”雖然是一場軍事改革，但影響卻是多方面的，使人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發生了明顯變化，打擊了“先王之道不可變”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樹立，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二者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一奠定了心理基礎。同時“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場服飾革命，對后世服飾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自趙武靈王改革服制之后，齊、楚等其他各國相繼仿效，“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兩千多年來，細節雖不斷變化，但總體傾向大體依舊。漢、魏、晉以迄隋唐，或武官行用，或文官行用，或士庶行用，或以為常服，或以為朝服，就是我們今日的“上衫下褲”的典型服飾裝束也接近于“胡服”而遠于“胡服騎射”前“上衣下裳”的華夏族服飾，與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極密切的淵源關系。“胡服騎射”對后世服飾的影響，大體可歸結為以下幾點：首先，改進了軍隊的服裝裝備。胡服，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后成為中國軍隊中最早的正規軍裝，以后逐漸演變改進為后來的盔甲裝備。胡服的推廣，它不僅直接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對軍隊歷史的發展演化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創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從此我國軍事史中除車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現了騎兵這一嶄新的兵種。同時，它也改進了軍隊的服飾裝備，便利了作戰。鑒于其靈便性，當時楚、齊兩國即已效法，漢代已成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員皆著胡服。其次，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強化了其實用功能，使“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服飾，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實用功能及顯美功能，也有身份標示功能，“胡服騎射”前的華夏族服飾，既是每個人身份高低的標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標志。在“胡服騎射”以前，統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胡服騎射”之“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飾的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自此以后，“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漢族居民不斷吸取少數民族的服飾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服飾文化。趙武靈王雖并沒有強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軍隊中強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趙國百姓紛紛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帶鉤等胡人風格的服飾開始在趙國百姓中流行。漢代，穿開襠的褲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褲子顯然來源于胡服。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大量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胡服成為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裝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飾，受胡服的影響最為強烈。他們將胡服中窄袖緊身、圓領、開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飾中來。漢族貴族也在胡服的基礎上加以變化，方法是將其長度加長，加大袖口和褲口，改左衽為右衽。隋唐時期，男子的常服為幞頭、袍衫、穿長靴。但此時的袍衫與前朝略有不同，式樣為圓領、右衽、窄袖、領袖裾無緣邊。此外，還有[袍衫和缺胯袍衫等式樣。這種袍衫主要是受胡服影響，并且與漢族的生活習慣和禮儀特點相結合，形成了這時期袍衫的風格。遼、金、元時期，因受少數民族的統治，我國居民服飾更多地吸收了少數民族的成分。明代的服飾，大體上沿襲唐制，只保留了宋元服飾形式中的某些式樣。清代的服飾，除漢族傳統服飾、滿族民族服飾外，后期又有了外來西洋服飾，外來成分明顯增多。由此可見，胡服對后世服裝的深遠影響。北宋沈括說：“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一個“全”字，或者把話說得有點過分，但胡服對漢族服飾的發展確實影響極其巨大。今日，我國居民的典型服飾裝束是“上衫下褲”，這也接近于“胡服”而遠于“胡服騎射”前“上衣下裳”的華夏族服飾，與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極密切的淵源關系。再次，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奠定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服飾融合的基礎，進而推進了民族融合，促進了秦漢時期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漢人因為胡服勞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飾，胡人因漢人的服飾飄逸而穿上漢人的服飾。“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飾融合，也縮短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胡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華夷之辨漸興。至戰國之世，東方各國已經形成一種崇尚中原文化、貶斥戎狄之俗的華夷觀，這使經濟文化本就落后的周邊少數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況下，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身穿胡服進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視為對其最友好的表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胡服令下達后，林胡王獻馬，樓煩王致其兵，這兩個趙國的強敵歸順了趙國，起到了化敵為友的巨大功效。它轉變了民風民俗，振奮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進了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華梅所言：“由軍服而民服，胡服的引進使中國漢族服飾文化增添了新氣象。這次民族服飾融合，奠定了中華民族服飾由交流而互進的良好基礎。”[1]北魏孝文帝改革實行與漢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語，表面上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相反，實際上卻發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對漢族及其文化的親近感。正是這種親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鮮卑、羯、氐、突厥、契丹、黨項等曾在我國歷史上繁盛一時，甚至統治過中國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漢族之中。這種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進了秦漢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國歷史大統一占主導地位的精神動力，也是今天維持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精神支柱。

網載 2013-09-10 20: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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