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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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的“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于1998年12月22—23日在臺北召開。來自海峽兩岸以及美國、日本等國的專家學者逾百人出席了會議。
  經學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延續時間長,涵蓋面廣,滲透在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長期居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數千年來民族習尚皆由四書五經所鑄成”,經學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形成,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并在東亞各國流傳,對東亞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元代經學在中國經學史上,是一個承先啟后、發展演變的重要階段。此次“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的召開,與會學者對元代經學的背景和歷史地位、對元代經學與科舉考試的關系、對元代經師的經學思想、對組成元代經學的有關四書學、易學、尚書學、詩經學、禮學、孝經學、春秋學以及文獻學、考據學等各個方面進行了認真探討和深入論述,拓展了元代經學研究的領域,豐富了以往研究的內容,為元代經學研究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此次會議是在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共作了八場學術報告,有26位學者報告了自己的學術論文。發言者論述的問題涉及面較廣,其主要觀點簡述如下: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鐘彩鈞研究員致開幕詞,并作了《胡方平、一桂父子對〈易學啟蒙〉的詮釋》的學術報告,指出胡氏父子對《易學啟蒙》的研究,從思想上說,是倫理色彩的強化;而從內容而言,雖獨尊朱子,亦能以朱子經注為中心而推拓其視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教授艾爾曼作了《南宋至明初科舉科目之變遷及元朝在經學歷史的角色》的演講,詳論從宋到明的進士、科舉經學科目的重要變遷、元代的道學和科舉考試等,指出以道學官方正統(即以宋儒注釋的四書五經為準)做為科舉主要科目始于元代,其經由科舉形成大量文化再生產的過程則始于明代。
  河北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詩經學會會長夏傳才提交了《元代經學的社會歷史背景和程朱之學的發展》的論文,指出元儒對新儒學的認同、討論和補充,試圖調和朱陸之學的矛盾,以及對朱熹傳注進行批評,從而對儒學的發展作出了時代的貢獻。并認為程朱之學在元代尚未僵化。
  日本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福田殖在其《經學者許衡——其思想的特質》一文中指出,許衡以《小學》、《四書》為至極,竭盡心力于道學的復興與教育的實踐,于《春秋》學未必有會心,其于易理則有深厚的造詣。
  日本甲子園大學講師神林裕子在其《黃震的〈四書〉解》論文中認為黃震有自由敘述自己見解的思想,正因為不合于元明的學風,而到了清代才受到好評而被定位為朱子學的正統后繼者。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黃沛榮在他所作《元代〈易〉學平議》的講演中對元代范圍之認定、研究元代《易》學之資料、元代《易》學之特色、元代《易》學成就舉隅展開了論述,指出元《易》上承宋《易》,應有其一席之地,其折衷程朱《易》說等特色,亦自不容忽視。
  臺灣交通大學教授詹海云在其《吳澄的易學》學術報告中對吳澄的易學作了深入考察,指出他復古本、重象占,融會漢宋象數義理,不主一家,提供新的詮《易》之法在易學史上應有其可以卓然自立一家之地位。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楊自平在他的《吳澄〈易〉學研究——釋象與象例》論文中認為,吳澄《易》學的重心不在發明經義而是以解釋經義為主,而解釋經義則重在對經文本旨的掌握,扣緊字辭作出相應的解釋。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許維萍在其《董真卿〈周易會通〉在復古〈易〉運動中的意義》一文中,從《周易會通》入手,作為了解復古《易》運動在元代發展的媒介,期能經由發掘該書在復古《易》運動所呈現的意義,進而了解元代《易》學發展的趨勢。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文化所研究員蔡方鹿作了《吳澄的尚書學及其特點》的學術報告,指出吳澄尚書學的特點表現在:分辨今、古文,疑偽《古文尚書》,只釋今文;以義理解《書》,求二帝三王之心:超越朱學,棄《大禹謨》“十六字心傳”;考據有所不精,尚待后世發展。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蔣秋華發表了《王充耘的〈尚書〉學》學術論文,指出王充耘身在蔡《傳》籠罩之下,受其影響,撰書為之羽翼,然而又能擺脫束縛,向其挑戰,以表達一己之見。這種多樣性的撰述情形,實不多見,可算是王氏經學的一大特色。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許華峰在他的《陳櫟〈書傳折衷〉與〈書蔡氏傳纂疏〉對〈書集傳〉的態度》學術報告中認為,陳櫟身為朱子后學,其《尚書》研究的總體立場雖宗朱、蔡,但并不排斥朱、蔡之外的合理解釋。
  亞東工專副教授陳恒嵩在他的《董鼎〈書蔡氏傳輯錄纂注〉對蔡沈〈書集傳〉的疏釋》學術報告中,對朱子與蔡沈《書集傳》、董鼎著書的經過與全書體例、董鼎對《書集傳》之訓釋、董鼎對《書集傳》的批評等作了詳盡論述。
  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宏生作了《元代〈詩經〉學初論》的演講,認為元代《詩經》學繼承了宋代經學的批判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同時也表現出了漢宋結合的特點。
  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趙沛霖提交了《劉瑾〈詩傳通釋〉淺說》的論文,對《詩傳通釋》的體例及其特點和優長、新觀點和新見解、解詩的理學色彩、會通比較的解詩方法等作了深入論述。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楊晉龍發表了《〈詩傳大全〉與〈詩傳通釋〉關系再探——試析元代〈詩經〉學之延續》的論文,指出《詩傳大全》不但吸收了《詩傳通釋》所匯聚的元代詩經學的整體成績,同時也把劉瑾未能納入的成果收入,因而《大全》在明代產生了重大影響,繼而影響到清代的《詩經傳說huì@①纂》。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副教授小島毅論述了《冬官不亡說之流行及其意義》,認為“冬官不亡說”盛行于南宋到明代之間,此一主張雖然不是元代經學的特征,但興盛的原因卻與元代的學術性格有甚大的關聯。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遠和在其《元代禮樂思想探析》的學術報告中,探討了禮樂——中華文明的象征、中原禮樂與蒙古禮俗的頡頏、元儒的“循經”與“通變”等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國際儒學聯合會秘書長姜廣輝在提交給大會的《評元代吳澄對〈禮記〉的改編》的學術報告中,認為吳澄解經的代表作是《禮記纂言》,它在《禮記》詮釋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吳澄對《禮記》的分類改編,總體上是成功的,對后世《禮記》學有一定的影響。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朱榮貴在他的《〈孝經〉與元代儒學》論文中探討了貫云石的《孝經直解》,并結合朱熹的《孝經刊誤》討論了董鼎的《孝經大義》和吳澄的《較定今文孝經》。指出將《孝經》提升為具有哲理思想的典籍應歸于元代儒學的貢獻。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張高評作《黃澤論〈春秋〉書法——〈春秋師說〉初探》學術報告,主要以黃氏弟子趙@②所編《春秋師說》為范圍,考察研討了黃澤的《春秋》學及其研究方法論,由此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師馮曉庭在他的《趙@②〈春秋金鎖匙〉初探》學術報告中,分別論述了《春秋金鎖匙》對《春秋》大義的標舉(指示《春秋》存在的意義)、《春秋金鎖匙》對《春秋》經文的統系(對書法史事的深入分析)等問題,并由此提供學者若干研治《春秋》的思考路徑。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經學研究中心負責人林慶彰作了《元儒陳天祥對〈四書集注〉的批評》的演講,指出陳天祥作《四書辨疑》,批評朱子所定的經書篇章結構、批評朱子的字義訓詁不合經旨、批評朱子解釋義理不合經旨,其對朱子的匡正,目的在于如何才能闡明圣經的本義。
  勤益商專講師廖云仙宣講了他的《許謙〈讀論語叢說〉小論》一文,對《讀論語叢說》的論說體例、《讀論語叢說》彰明朱子《論語集注》之法、《讀論語叢說》中對《論語集注》的補充與訂正等問題作了探討和論述。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金春峰在其《朱熹至元儒對〈大學〉的解釋及所謂“朱陸合流”問題》的學術報告中論述了朱熹、陳淳、黃gàn@③、真德秀、魏了翁、金履祥、許謙、吳澄等人對《大學》的解釋,認為朱熹以后的諸儒,并非以陸解朱,而是強調朱陸同為心學的一致的方面。并認為朱熹思想的實質、本質,確是心學,而絕非今人所謂“外心以求性理”的“理學”。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黃復山在他所作《陶宗儀讖緯輯佚之文獻價值評議》的學術報告中說:陶宗儀《說郛》錄讖緯成書,條數雖寡,訛舛雖多,而其可述之價值,厥為啟迪后人專事緯書之裒輯,于此一絕學之貢獻,自亦不應抹滅也。
  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閉幕式由林慶彰教授主持,與會學者盛贊會議主辦者提供了這樣一個學術交流的場所,以促進經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并對經學研究作了展望,提出既要把學術研究建立在考證、訓詁,弄清典籍本義的基礎上,又要避免單純訓詁考據,忽視其思想性的治經路向,從而把求本義與時代性、思想性結合起來。并主張加強各地學者的學術交流,把中國經學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
中華文化論壇成都125~127B5中國哲學蔡方鹿19991999蔡方鹿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郵政編碼 610071 作者:中華文化論壇成都125~127B5中國哲學蔡方鹿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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