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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冷戰后日本提升日臺關系
　　1972年中日建交后，兩國關系發展很快。1978年雙方簽署《中日友好條約》，“在到1988年的簽約10年里，兩國貿易增加了10多倍，中日交流遍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注：張宏毅：《現代國際關系發展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81頁。）。兩國關系的發展，主流是好的，正常的，但也存在一些消極因素。其中在臺灣問題上，日本親臺勢力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事件時有發生，對兩國關系產生一些干擾。比如“光華寮案件”，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注：光華寮是坐落在日本京都市的一所5層樓房，二戰后曾用作中國留學生宿舍，屬中國國有財產。1986年2月，京都地方法院將“光華寮”判給臺灣當局。雖經中國政府多次交涉，日本政府仍以“日本三權分立，政府不能干涉司法”為托詞，默認司法當局制造“兩個中國”活動。）。不過總的來看，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動作還不大，臺灣問題對中日關系的影響還不突出。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格局的變化、中國的迅速崛起以及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日本提升日臺關系的傾向明顯，日臺實質性關系有所發展。其主要表現為：
　　1.提高交往層次，尤其是提升臺官員赴日的級別和規格。1990年7月，臺灣當時的“立法院副院長”劉松藩率團訪日，此為日臺“斷交”以后的第一次。1993年，日本不顧中國事前的嚴正交涉，允許臺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復訪日，這也是1972年以來首次訪問日本的臺灣“外交部長”。1992年5月，日本同意臺灣駐日機構“亞東關系協會”改名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使得日臺駐對方機構的“準官方性質”越來越明顯。1994年，廣島亞運會前夕，日本邀請李登輝訪日，雖因中國政府的抗議和警告而未能如愿，但還是允許“行政院副院長”徐立德訪日。同時，日本官員訪日的規格也不斷提升。1991年5月，日本允許其副部長級以下官員以“私人身份”訪臺。同年在漢城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上，日本通產相渡部恒三同臺灣“經濟部長”蕭萬長舉行了“19年來第一次部長級會談”（注：陳峰君主編：《冷戰后亞太國際關系》，新華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53頁。）。1994年，日本當時的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利用臺灣“經濟部長”江丙坤參加亞太經合組織負責中小企業的部長會議之機，與其實現了正式會談。總之，90年代以來日臺交往的頻繁與級別規格的提升都是日臺“斷交”后的70、80年代所未曾有過的。
　　2.日臺雙方的經貿關系也格外密切。日臺“斷交”后，雙方仍保持著密切的經濟聯系。70年代時，“日本是臺灣除美國之外最重要的貿易伙伴，1972年臺灣對日本的出口額占臺灣出口總額的12%，日本對臺灣的出口額占臺灣進口總額的42%（注：［美］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973頁。）。進入90年代以后，臺日雙方的經貿關系更為密切，日對臺經濟滲透加深。1999年日本仍是臺灣第一大進口來源、第三大出口市場與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這一年，臺灣對日進出口都出現兩位數的增長，其中出口119.12億美元，增長27.8%；進口305.99億美元，增長13.3%，對日貿易逆差達186.87億美元。當年，臺日貿易總額達425億美元，臺灣成為僅次于美國、祖國大陸之后，日本的第三大貿易伙伴（注：臺灣《中央日報》，2000年1月25日。）。幾年來，日本對臺投資年年增加。因此，無論從日臺經濟關系達到的規模來看，還是就日臺關系對日本和臺灣的重要性來看，日臺“斷交”“不僅沒有使其相互削弱，反而一直保持著發展勢頭”（注：劉德久等：《解讀臺灣》，九洲圖書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第207頁。）。
　　3.配合日臺提升實質性關系，日本國內“臺灣地位未定論”的鼓噪聲明顯加強。1951年，美英等國單獨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該和約的第二條只提“日本放棄臺灣和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和要求”，而不提歸還中國，是為所謂“臺灣法律地位未定論”的法律依據。50年代以來，日本長期追隨美國，鼓噪“臺灣地位未定論”。如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于1956年公開宣稱，“臺灣并非中國的領土”，揚言“臺灣地位未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尊重和理解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但隨著臺灣問題的凸現，日本親臺勢力在這方面大做文章。日本國內不少人還認為這種“理解和尊重”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他們鼓吹《中日聯合聲明》是過時的論調，認為聲明過分拘泥舊的主權觀念，不能適應新形勢，等等。90年代以來，日本鼓噪“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聲浪明顯升溫。如日本前駐華大使中江要介1994年10月在《東京新聞》上稱：“中國45年來總說臺灣是自己的，但從未實際統治，而且中、臺雙方又都不努力‘通過和平對話’解決問題，結果卻把由此產生的不正常狀態歸咎于日本政府的責任。這種傾向實難接受。”（注：參見《臺灣研究論壇》1995年第2期，第16～17頁。）“臺灣地位未定論”使日本對臺灣問題的卷入上潛伏著更大的活動空間。
　　4.日本跟隨美國，制約中國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傾向日益明顯。臺灣問題是我國的內政，使用什么手段解決，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外國無權干涉。但在這個問題上，日本一直跟隨美國，反對中國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1996年3月，為了表示我們維護祖國統一的決心，為了打擊“臺獨”勢力，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臺灣海峽舉行了軍事演習。對于本屬中國內政的軍事演習，日本方面說三道四，指手劃腳。當時的首相橋本龍太郎對臺海局勢反復表示“強烈的担心和關注”，并在經濟上決定推遲關于第四次對華日元貸款的磋商日期。日本還支持美國在臺灣地區顯示武力，日本國內同情臺灣的輿論導向明顯增強。近年來，日本一再著力地宣揚臺灣海峽局勢是影響亞太地區穩定的熱點問題，把中國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作為“中國威脅論”的主要根據之一。1997年，日美兩國公布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其核心是日美聯合因應“周邊事態”。對“周邊事態”是否包括臺灣海峽，中國政府非常關注。日方迄今始終回避承諾新指針所說的“周邊事態”不含臺灣。臺“駐日代表”羅福全說，“日本已經相當意識到臺海安全的重要性，以‘周邊事態’為例，對于中共要求將臺灣海峽排除在外，日本采取的是模糊策略，日本決議用事態的性質決定周邊的定義，這在美、日的防衛關系里是重要的課題。”（注：臺灣《自立晚報》2000年6月12日。）日本國內的鷹派主張：“若美國根據臺灣關系法介入保衛臺灣，作為同盟國的我國也將對其支援。”（注：劉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17頁。）日本的這些做法，制約著中國對臺灣問題的解決，明顯地起到了給“臺獨”撐腰打氣的作用，增加了解決臺灣問題的復雜性。
　　近來，日本少數親臺勢力企圖突破日臺關系框架，發展與臺灣的官方關系的聲音很高。如就在2000年10月朱ｒóｎｇ＠①基總理訪問日本的時候，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原文部大臣鳩山邦夫訪問臺灣，與李登輝、陳水扁會談并對記者揚言：“日本已經迎來應該承認臺灣是國家，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的時代”，“中國獲知我的想法會感到不快，但日本已經不顧忌中國，該說的就說該做的就做的時候已經到來。”（注：香港《文匯報》，2000年10月28日。）這些表明，在臺灣問題上，日本的卷入加深，臺灣問題在中日關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
　　二、日本希望兩岸維持現狀
　　1994年3月，日本戰略研究中心出版了《生存于世的安全保障》一書。書中明確提出：臺灣海峽兩岸“最好是固定現狀。要看到中國統一后將使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力擴大”（注：參見劉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17頁。）。這說明，日本不愿意看到海峽兩岸走向統一，認為統一對日本不利，希望兩岸長期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同時與美國一樣，日本反對中國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日本在臺灣問題上所持的這種立場，是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戰略考慮：
　　第一，遏制中國的意圖。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承認“中國是發展最快的大國之一”。日本學者也承認，“今天的主旋律是中國的崛起”，認為“1978年以來中國的發展是一個真正的奇跡”（注：［日］宇野重昭：《中國的崛起及其對日美的影響》，載《中國的發展與21世紀的國際格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95頁。）。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更多地感到一種威脅。近年來，日本輿論積極地鼓吹“中國威脅論”。日本一位分析家認為，世紀之交，“最大的担心仍是中國”，中國的軍事力量正在東移，今后10年，中國將擁有威脅、戰勝周邊國家的能力（注：《國際政治研究》，2000年第3期，第116～117頁。）。日本懼怕兩岸統一而導致中國實力的進一步增強，担心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得以擴大，“破壞亞太地區的力量平衡”，認為這會對日本稱雄亞太構成威脅。因此，1996年日本防衛研究所曾擬訂一份題為《安全環境長期預測與日本防衛應有狀態》的內部報告。該報告預測：大約在2015年前后，“中國將成為經濟、軍事、政治兼備的大國”，屆時，中國將“同日美形成軍事對峙結構”，對日美構成挑戰。因此提出要維持和加強日美安保體制，同區域內各國合作，建立起遏制中國霸權行為的屏障等（注：參見《和平與發展》，2000年第2期，第19頁。）。日本學者木澤二郎也認為，日本“以防衛臺灣為目的，強化日美安保體制，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進而熱衷于制定有事法制（確立戰爭法律體系），這一切都是遏制中國的行動”（注：［日］本澤二郎：《日本政界的“臺灣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7頁。）。
　　第二，地緣政治的原因。臺灣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環境中，戰略價值非常突出。1994年，美國海軍部長詹姆斯·福雷斯特爾聲稱：臺灣是未來太平洋最關鍵之處，誰掌握了臺灣，誰就控制了亞洲大陸整個海岸（注：王逸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465頁。）。從地緣政治上看，臺灣對日本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美國。臺灣扼日本生命線之要沖，是其南下東南亞、伸入波斯灣、前往歐洲的必經之道。日本每年在這條航線上的運輸量達5億噸，其中包括日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日本人認為，臺灣如被日本以外的國家控制，就等于給日本人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條可以隨時勒緊的繩索（注：參見《現代臺灣研究》，1998年第3期，第35頁。）。1996年5月，日本新進黨黨魁小澤一郎曾揚言：中國若武力攻臺，日本不會坐視。近幾年，有關這樣的論調有升高的勢頭，表明日本對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制約傾向明顯加強。
　　第三，日本濃厚的“臺灣情結”。日本對我國臺灣的覬覦可以說由來已久。從19世紀中葉開始，日本就不斷染指臺灣。甲午戰爭后，清朝政府被迫把臺灣割給日本，日本對臺灣實行了50年的殖民統治。因此與美國不同，日本對臺灣有一種特殊的關系，保持著一種特殊的感情，不少人將其稱為日本人的“臺灣情結”。李登輝上臺后，臺灣實行“民主化”、“本土化”及經濟發展，在價值觀方面日益與日本趨同，引起日本媒體的普遍關注。尤其李登輝的媚日、親日的言論和活動，以及加強對日“務實外交”等，更加劇了日本人的“臺灣情結”。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寫作出版的《臺灣紀行》，公開為日本在臺的殖民統治唱頌歌，竟成為日本十大暢銷書之一，反映了日本人對昔日臺灣主權的戀棧。最近，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的連環漫畫書《臺灣論》在臺灣出版。此書公然歪曲歷史，混淆是非，美化殖民侵略，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為“臺獨”勢力叫好，受到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同聲譴責。而在臺灣，日據時期的“皇民化教育”也培養出一批像李登輝那樣的親日派精英，他們也具有很深的“日本情結”。如李登輝認為自己20歲之前是日本人，甚至反對日本就過去的侵略戰爭向中國道歉。呂秀蓮身上具有雙重日本血統，她不時為日本殖民者評功擺好，散布什么“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是臺灣人的‘幸福’”等謬論。這兩種“情結”結合在一起，使日本提升對臺灣關系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礎，對臺灣有更多的認同。
　　第四，90年代以來日本在對華關系上頻頻打“臺灣牌”，也與日本國內政治變化密切相關。90年代以來，日本國內政治趨于保守化、右傾化。修改戰后和平憲法的呼聲很高，主要是針對第9條關于禁止日本擁有一支常規軍隊和剝奪其宣布戰爭的權利。最近日本不少人又在鼓吹日本要成為“普通國家”，實際上是追求外交、政治和軍事的大國化。日本國內右翼勢力不斷否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侵略歷史和戰爭罪行；日美安保體制的重新定義；1999年8月日本國會正式通過國旗國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亞洲歷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為國旗和國歌；不少日本政治家、學者以及媒體不斷地鼓噪“中國威脅論”等等，都是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抬頭的表現。在對華關系上，90年代以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日本一改70、80年代的低姿態，在臺灣問題上，在中國核試驗問題上等，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同時，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政界和財界的新老交替，使原主張發展中日友好的力量受到削弱；在臺灣“務實外交”的作用下，日本國內的親臺勢力有所發展。如原來親臺勢力的主力是自民黨，1993年以后，親臺勢力擴展到公明黨、民社黨等（注：［日］本澤二郎：《日本政界的“臺灣幫”》，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78頁。）。以此來看，隨著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臺灣被用作一張牌，成為日本對華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
　　此外，日本在臺灣有十分重要的經濟利益。現在，日本是臺灣最大的進口國和最大的投資國。日臺經濟關系近年來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臺大財團關系的進一步密切，這對日臺政治關系的發展有推動作用。同時日本在臺灣的這種重要的經濟利益，也使日本有些人不愿意兩岸實現統一，担心統一會使其經濟利益遭受損失。
　　三、中日在臺灣問題上存在著沖突的隱憂
　　在中日關系中，臺灣問題不是孤立的。日本對臺政策是其整個對華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日本對華戰略更多地受到日本對中日關系戰略定位的影響。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雙方基于歷史教訓，著眼于兩國未來的長遠利益，積極推動中日關系的發展。當時中日雙方對相互關系的戰略定位是“世代友好”。這樣，中日在發展友好關系過程中盡管也不時出現一些問題，但雙方能夠本著相互合作、相互體諒的態度，為發展世代友好而共同努力。
　　冷戰結束后，一方面，中日兩國關系發展的基礎和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兩國都曾面臨蘇聯霸權主義和軍事擴張的威脅，這也是雙方發展關系的戰略合作基礎。冷戰后，隨著蘇聯的解體，中日之間的這個戰略合作基礎消失了，兩國關系處于新的調整階段。雙方關系中的問題凸現起來，發展友好合作關系遇到的阻力明顯增大，分歧點逐漸增多，摩擦面很廣，臺灣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崛起，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日本日益疑懼中國的發展，并受美國對華戰略的影響，在協調對華關系的同時，也出現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和“潛在威脅”的傾向。自90年代以來，日本始終存在“中國威脅論”的輿論。近年來，這種輿論更加發展，不僅軍事領域，能源、糧食、人口、環境等等，均被視為對日構成“威脅”。這樣，日本對華關系的戰略定位出現重大變化，在強調“重視發展友好關系”的同時，對華也增加了視為“對手”的成分和防范的心理。
　　同時我們看到，冷戰后，日本國內政治出現很大變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右傾化思潮有所發展。日本政界不斷有人公然為侵略歷史翻案，美化侵略罪行的反動思潮出現公開化、擴大化和組織化的趨勢。日本歷屆內閣不能有效抑制這股勢力，甚至有的內閣成員還成為這股勢力的代言人。日本不能正確認識過去的侵略歷史，有著多方面的原因。戰后日本對軍國主義的清算極不徹底，“皇國史觀”根深蒂固，成為右傾化的重要歷史根源。同時，隨著日本成為經濟大國，一些人的“日本民族優越感”再度抬頭，“新國家主義”和大國意識膨脹。日本政治右傾化的發展，會對中日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隨著右傾化的發展，修改和平憲法，擴充軍備，便成為必然走勢。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的危機感、壓力感會增大，防范意識會進一步增強，會更多地利用臺灣問題牽制和遏制中國。
　　從臺灣方面來看，臺灣當局企圖“聯合日本制衡大陸”的傾向也較明顯。陳水扁在2000年12月27日會見日本“日華關系研究會”代表時聲稱：“面對中國擴充軍備、增加國防預算，并在大陸沿海布置飛彈，中日兩國應針對此一威脅，共同體認，只有進一步分工、合作，才能維持臺海和平及亞太安全與穩定。”并稱：“中華民國新政府會在即有的良好基礎上，進一步增強與提升對日關系。”（注：鳳凰網2000年12月27日。）這表明，為了制約中國大陸解決臺灣問題，臺灣當局與日本的合作會加強，臺灣問題對中日關系的影響會進一步加大。
　　臺灣問題有可能成為未來中日矛盾和沖突的交匯處。對中國而言，“臺灣分離主義活動已經嚴重干擾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給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增加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壓力”；另一方面，外部勢力長期利用臺灣問題牽制我國，也嚴重干擾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臺灣問題已成為中國崛起路上的絆腳石”（注：閻學通：《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238頁，第189頁。）。因此，盡快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兩岸的統一，不僅是12億中國人的共同心愿，也十分有利于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而對日本而言，兩岸統一，它將要面對一個更加強大、繁榮的中國，受到更大的壓力，日本感到其在臺的經濟利益會受到制約和影響，其安全利益受到威脅，日本也從此失去了遏制中國的一個重要“棋子”。因此，1998年6月，日本前駐泰國大使岡山崎彥曾以臺灣問題為中心，撰文分析“中國威脅論”，主張日本應更加關注臺灣的現狀和前景（注：［日］《讀賣新聞》，1998年6月1日。）。實際上，“從戰略觀點出發，日本不愿看到中國順利實現兩岸統一而變得更加強大”（注：［日］緒方貞子：《戰后日中、美中關系》，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年，第185～186頁。）。
　　從地緣政治角度看，臺灣對日本有著更大的重要性。在侵略中國的歷史中，日本正是先占領了臺灣，然后一步一步地染指中國大陸，實施“吞并中國”的計劃。在日本看來，兩岸的分裂不僅有利于維護日本的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利益，同時也有利于制約中美關系的發展，在中美日三角關系中掌握有利于日本的平衡。況且，日本有過50年殖民臺灣的歷史，對臺灣有著深厚的“情結”。所以，在臺灣問題上，日本更傾向于“不統不獨”，統，日本要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而感到巨大的威脅；獨，根據日美安保體制，日本有可能卷入戰爭，這也是日本不希望出現的。因此1994日本戰略研究中心出版的《生存于世的安全保障》一書提出，對臺灣問題，日本“將以半永久性地維持現狀為前提”，企圖通過臺灣問題來長期牽制中國大陸。
　　冷戰后日本不斷提高軍費開支，推行質量建軍，致力于準備現代化，軍力不斷提升。去年12月，日本內閣通過2001年度“五年中期防衛整備計劃”，決定在未來5年要部署有導彈及直升機的空母型護衛艦、神盾艦、空中加油機等最新設備，日本自衛隊的裝備更加精良和現代化（注：《中國時報》，2001年1月2日。）。近來，日本執政三黨還公然宣稱要提交設立“國防部”的議案；日本防衛廳宣布要購進兩艘萬噸級“驅逐艦”。在人類剛剛邁入新世紀的時候，日本“邁向軍事強國”的暗流不斷涌動，引起亞洲國家的高度警惕。同時，日本還強化了日美同盟，完成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并通過相關法案。日美合作的范圍有所擴大，從“日本有事”轉為概念含混的“日本周邊有事”。日本國內也不斷有政要叫囂“日本周邊”覆蓋臺灣海峽，假如中國大陸以武力統一臺灣，那么就威脅到日本的國家安全，日本就要出兵臺灣。日本也積極與美國合作研發戰區導彈防御系統(TMD)，加速走向軍事大國的步伐。近來，日本在亞太地區的聯合軍事演習也比較頻繁，并有明顯的針對中國的意味。日本已經明顯地把臺灣問題與遏制中國的崛起聯系起來，與東亞安全聯系起來，與日本的切身利益聯系起來，在臺灣問題上中日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
　　隨著中國的進一步崛起，美日把中國視為“對手”的傾向會進一步加強。同時，在進入新世紀的時候，美日兩國的國內政治都出現了一些變化。美國大選后，共和黨小布什上臺。盡管中美關系的基礎不會發生大的變化，但在美國外交決策層和思想庫中，要求在美日、美中關系中側重加強美日關系的呼聲日益升高的傾向值得關注。在美國國內形成的“接觸加遏制”的對華政策主流共識中，遏制的傾向會更濃一些。日本經過最近的內閣改組，18位的內閣成員中，有11位是“日華關系懇談會”的成員，而另外有3位也對臺灣非常親近。隨著日本向政治大國化、軍事大國化的不斷邁進，日本在臺灣問題上有可能動作更大一些，卷入更深一些，中日在臺灣問題上存在著沖突的隱憂。
　　由于歷史和地緣政治的原因，臺灣問題在中日關系中相當敏感，在中日關系中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70年代，正是由于日本充分尊重和理解中方的“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承諾不與臺灣發生官方關系，才使中日建交成為可能，并使中日關系得到順利發展。在臺灣問題上，中日雙方的共識及日本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尊重是兩國關系得以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
　　隨著90年代以來“臺獨”勢力的發展，隨著東亞地區另一大熱點朝鮮半島局勢的逐步緩和，臺灣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了。在臺灣問題上，日本只有真正遵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不干涉中國的內政，不制造麻煩和障礙，才能保證和促進中日關系的穩定健康發展。臺灣問題在中日關系中十分重要和敏感，說到底，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態度、作法，關系到把一個什么樣的中日關系帶入到21世紀的問題，關系到中日關系的未來走向。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钅加容
《臺灣研究集刊》廈門18～24D6中國外交孫云/董云20012001在中日關系中，臺灣問題雖不像在中美關系中那樣重要、突出和敏感，但由于地緣政治的原因、日本獨特的“臺灣情結”，以及戰后日臺之間的緊密聯系等，在解決兩岸關系問題上，日本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90年代以來，日本明顯提升日臺關系，在對華戰略上利用臺灣問題牽制和遏制中國的傾向明顯加強，使得臺灣問題在中日關系中的地位上升，成為未來兩國關系發展中最大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在臺灣問題上潛伏著中日沖突的隱憂。中日關系/日臺關系/冷戰后孫云 董云 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黑龍江省牡丹江師范學院 作者：《臺灣研究集刊》廈門18～24D6中國外交孫云/董云20012001在中日關系中，臺灣問題雖不像在中美關系中那樣重要、突出和敏感，但由于地緣政治的原因、日本獨特的“臺灣情結”，以及戰后日臺之間的緊密聯系等，在解決兩岸關系問題上，日本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90年代以來，日本明顯提升日臺關系，在對華戰略上利用臺灣問題牽制和遏制中國的傾向明顯加強，使得臺灣問題在中日關系中的地位上升，成為未來兩國關系發展中最大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在臺灣問題上潛伏著中日沖突的隱憂。中日關系/日臺關系/冷戰后

網載 2013-09-10 20: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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