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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吳中地區自古便為文化重鎮，文人輩出，集團活動頻繁。進入明代中葉以來，該地區與明初相比，商業、文化等方面趨于振興，城市生活呈現活躍豐盛氣象。在積累性人文底蘊基礎上及受新文化環境的刺激，吳中地區文人集團活動不斷興盛，活動方式、組織結構、身份構成等方面都有新的變化，折射出該地區文化環境變遷的某些特征。
　　關鍵詞 明代中葉 吳中文人集團 文化變遷 振興趨向 活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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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結社，商榷古今，觴詠倡和，為文人士大夫共同參與文化消費的傳統活動方式，并成為傳統文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從實際意義上看，集團活動為文人進行情感與文化的橫向聯絡筑起了互通的橋梁。同時，它也為我們考察不同時期文人群的精神文化風貌，提供了一條認知的途徑。吳中地區自古便為文化重鎮，文人輩出，集團活動頻繁。尤其是自明中葉起，隨著當時文化環境的變化，文人的集團活動呈現出若干新的文化特征。
　　 一
　　自明成化至弘治年間，以沈周等人為代表的文人圈，顯屬吳中地區一個較活躍且具一定影響力的文人組織，除沈周之外，主要人物有祝顥、徐有貞、劉玨、杜瓊、史鑒、吳寬、文林、李應禎等人。吳寬為祝顥所作神道碑稱祝氏成化初致仕歸田，“一時耆俊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僉憲玨、杜東原瓊輩，日相過從游衍，高風雅韻，輝映鄉邦”。[1]又其《完庵詩集序》云：“完庵先生劉公（玨），……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云水不足，引水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當時所與倡和者，武功徐公（有貞）、參政祝公（顥），及隱士沈石田（周）數人而已”。[2]乾隆《吳江縣志·隱逸》則稱吳中隱士史鑒“居擅園亭池館竹木之勝，而鼎彝圖書陳列滿室，莫不精麗，一時名人云集，如同郡吳寬、文林、李應禎、沈周、同邑尹寬、曹浮諸人，其至近而最著者也”。眾人中尤以沈周名為著，影響為大，“風流文物，映照一時”，[3]成為這一文人圈中核心人物。
　　弘治以來，吳中地區文人集團活動呈現盛而不衰的態勢，規模也有所壯大。弘治初，都穆、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倡導了古文辭活動。[4]文嘉《先君行略》曾提到其父文徵明文學交游活動的一些情況：“時南峰楊公循吉、枝山祝公允明俱以古文辭鳴，然年俱長公（文徵明）十余歲。公與之上下其議論，二公雖性行不同，亦皆折輩與交，深相契合。……南濠都公穆，博雅好古，六如唐君寅，天才俊逸。公與二人者共耽古學，游從甚密，……徐迪功禎卿年少時，袖詩謁公，公見徐詩，大喜，遂相與倡和”。[5]大致來說，楊循吉、都穆、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禎卿諸子，形成當時吳中地區一個交往密切的核心文人組織，其中的祝、文、唐、徐四人又稱“吳中四才子”，而周圍又聚集一大批文人，從而變成吳中地區體制不小的文人陣營，在當時已造成“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并麗，吳下文獻，于斯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6]的聲勢，顯示出吳中文人集團活動走向初盛的情形。
　　進入正德、嘉靖以后，吳中文人集團活動繼續趨盛，與前期相比，表現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點有所增加，如歸有光與里中同道所結的南社、北社，俞允文、張寰等人倡起的崇雅社，梁辰魚、殷都、莫是龍等人發起的鷲峰詩社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二是陣營越來越龐大，就其對文壇發生重大影響來說，無疑要數以文學名士王世貞為宗主、吳中地區為中心的文人集團活動。嘉靖中王世貞在京師與李攀龍等人結“后七子”文社，諸子中以世貞“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7]嘉靖末王世貞寓居吳中時間居多，這一階段也是他文學活動最頻繁、影響最大的時期，“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8]凝集了規模不小的文人勢力，聲勢顯耀，將吳中文人集團活動推向鼎盛。
　　 二
　　文人集團活動的興盛，既反映了吳中文化歷史積淀中所形成的厚實的人文底蘊，同時也與明代中葉該地區文化環境的某種變遷有著關聯。明王朝建立初期，統治集團針對江南工商勢力較強，地區“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的局面，曾多次采取強制驅遷人口的措施，遷移的重點對象是大批的豪右富民，當時吳中便是遭受驅遷的地區之一。由于大量人口流失，區域性人口減耗現象十分嚴重，生意蕭條。吳中“蓋洪武以來，罪者謫戍，藝者作役，富者遷實京師，殆去十之四五”，[9]原先“素號繁華”，其時變得“邑里蕭然，生計鮮薄”。[10]時至明朝中葉，由于上層統治集團控制政策相對松馳，加上吳中原有的工商基礎，上述情況才逐漸改變。明人王ｑí＠①曾提到“迨成化間，余恒三四年一入（吳中），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11]王氏生活在明中葉前后，描述的情狀當屬其親身聞見所得。而唐寅的《閶門即事》詩已將當時的吳中描繪成“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12]詩人筆下的吳中，商業繁榮，四方人口聚匯，城市生活活躍，與明初蕭條的情形已有很大不同。
　　與此同時，該地區的文人勢力也開始擴充，文學創作活動興盛。陸粲《仙華集后序》曾提到成化、弘治以來吳中文人格局的特點：“吳自昔以文學擅天下，蓋不獨名卿材士大夫之述作ｘｕǎｎ＠②赫流著，而布衣韋帶之徒、篤學修詞者，亦累世未嘗乏絕。其在本朝憲、孝之間，世運熙洽，海內日興于藝文，而是邦尤稱多士”。[13]所謂“是邦尤稱多士”，足見吳中文人勢力與創作活動在當時所占據的重要份量。難怪晚明的袁宏道曾有過這樣的說法：“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王”。[14]
　　商業與文化的重新振興，特別是由此帶來的四方流動人口的增多，以及區域文人力量相對集中與穩定，為吳中文人參與集團活動營造了適宜的氛圍。處在這樣的情形之中，文人之間交往的機會顯然增多，在相對密集的士子中間，更便于尋找志趣相投的同道，締結感情紐帶，追求文化共享的樂趣。另一方面，藝文日興的局面，也更有利于激發起文人創作上你倡我酬，互相攀比的氣氛。尋求文化的高品位與自身的文化價值，本是古代文人一種傳統的審美情趣，在此情況下，彼此的倡酬、品評、切磋顯然是貫穿這種審美趣尚合適的途徑，這在客觀上對文人投入共同文化消費活動起著刺激作用。
　　松散、活躍、自由的組織形式是這一階段吳中文人集團結構上較為明顯的特點。隨著吳中作為商業與文化重心位置的進一步確立，人口流動量的增大，文人隊伍的強盛集中，以及交際圈的擴棄，文人選擇與參與集團組織的行為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在不少情況下，他們不受單個集團組織的限制，而是涉足多種交際圈子，集團與集團之間有時出現某種交迭的現象，這使得集團結構變得相對松散，界限相對模糊。如當時沈周、史鑒這樣的文學名士已有自己聚集的活動圈子，而又與祝允明等“吳中四才子”保持較為密切的關系。又如俞允文、殷都均是王世貞吳中文學陣營中的主要成員，而他們又分別是崇雅社、鷲峰詩社的創辦者。
　　集團的活躍性則主要表現在其成員所具某種開放、拓展、吸收的流動型的心理界域。此與吳中地區在商業與文化振興過程中所帶來的文化流動性不無關系。四方人士的來往聚集，多少增強了各種文化因子的傳導，擴大了本地區文人的文化視野，減弱其文化心理的封閉度。一些文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突破地域的局限，與其他地區文人集團發生感情聯絡和文化交往。象“吳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就與當時在文壇頗有影響的“金陵三俊”顧ｌíｎ＠③、陳沂、王韋關系密切，他在《顧華玉宿余停云館用韻奉贈》詩中，曾以“情洽酒杯春爛漫，話深燭跋夜闌殘”[15]之句來描述自己與“金陵三俊”首要人物顧ｌíｎ＠③情洽意投的情形。弘治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發起震撼時俗的文學復古運動，造成很大影響。這股文學思潮也輻射到吳中文人圈，引起不少文人的關注與投入。原屬吳中文人集團成員的徐禎卿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既登第，與李夢陽、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16]加盟到李、何文學復古陣營。另如陸深、黃省曾、袁ｚｈì＠④等人，也都與李、何有密切交往，或師承，或結友，在吳中文人集團與“前七子”文學陣營之間起著溝通的作用。陸深于弘治十八年(1505)考取進士，選為庶吉士，授編修。此間他與李、何開始交往，互相“品評編校”，研探藝文，詩酒倡酬，又將知友徐禎卿引見給李夢陽，是吳中文人中間較早同李、何接觸的一個[17]。而如黃省曾、袁ｚｈì＠④，同樣與李夢陽有著深厚的交情。黃曾向李夢陽“北面稱弟子”，一同“論文賦詩”。[18]李夢陽則以他生平手編的全集囑托給黃、袁二人，以示對他們的青睞與信任。[19]這種跨地域的聯絡，顯然給吳中文人集團吸收和傳播各種文化信息增加了一條渠道，有利于加強它同其他地區文人集團的交流，克服地域文化中某種封閉、狹隘的局限，給吳中文人隊伍注入新的活力。
　　在考察吳中文人集團結構特點的同時，我們還可以順便注意到這些集團成員身份構成的某些特征，其中最為明顯的是他們中間山人布衣之類的平民身份者占有相當的比例，形成吳中文人集團一大文化景觀。在前面我們提到的文人當中，如沈周、史鑒、杜瓊、朱存理、朱凱、張靈、王寵、錢同愛、陳淳、張鳳翼、張獻翼、黃姬水、彭年、王ｚｈì＠⑤登、周天球、俞允文等等，都是無政治身份的未仕或基本未仕者。明代中葉以來，山人墨客標榜成風，而吳中地區便是山人匯集的區域之一，所謂“今之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吳兩越，而他方殊少”[20]。吳中文人集團中平民身份者的增多，顯然與這一地區山人勢力的發展不無關系。該地區自明中葉起城市生活繁榮，文人力量集中，文化氛圍增濃，為這些中止政治人格發展而大多以文化事業為尚的平民文人的崛起，提供了適宜的土壤。而事實上這些保持平民身份的文人，多數有詩文書畫等方面文學藝術愛好與專長，文化修養比較深厚。如周天球“篤志古學，善大小篆隸、行草”，“隆慶中游長安，燕集唱酬之作，一時詞客皆為讓坐，而詩名頗為書法所掩”。[21]又如錢同愛“性喜畜書，每并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亦無所不窺”。[21]有的在集團中還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頗有影響。如王ｚｈì＠⑤登“十歲為詩，長而駿發，雕香刻翠，名滿吳會間”，“擅詞翰之席者三十余年。閩粵之人過吳門者，雖賈胡窮子，必ｊí＠⑥門求一見，乞其片縑尺素然后去”。[23]應該說，為數不小的平民文人的加入，增添了吳中文人集團幾分平民化的色彩，體現著這一階段平民文人勢力擴充的時代文化特征，同時對吳中文人集團的興盛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三
　　再從吳中文人集團的活動特點來考察。相對松散自由的組織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吳中文人集團活動方式所具有的某種隨意性，文人之間往往不受嚴格固定的活動宗旨的限制，緣興而起，隨聚隨合，不受拘束，開展隨意灑脫的文化活動。文徵明為沈周所作的《沈先生行狀》，曾這樣描述傳主聚客相樂的情景：“先生去所居里余為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戶屨常滿”。[24]又文氏的《錢孔周墓志銘》也寫到了墓主錢同愛與諸友人游集經過：“（錢）所與游皆一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轂其最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與君皆在庠序，故會晤為數。時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輒文酒宴笑，評＠⑦古今，或書以為文，相討質以為樂”。[25]如此的聚集活動，優雅閑逸，從容不迫，不乏幾分隨意自如的味道，文化探討與精神消遣合為一體。
　　作為參與共同文化消費的集團成員，相投的嗜好、志向以及情感與文化溝通的需求，使他們聯系到一起，匯集在共同的交際圈。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這樣一種隨意自由的聚集方式，也給文人的文化活動營造出暢快與歡樂的氣氛，所謂“絲竹娛心意，歡謔各相親。篇翰侈傳玩，疑義共討論”[26]，在情感交流與文化品評的同時，文人們還從中追求愉悅心志的效果，使這種文人傳統的文化活動增添娛樂的氣息。明代中葉以來，在吳中地區城市生活興盛的背景下，這樣的集團活動有時還帶有市民世俗精神與物質享樂的性質，洋溢出豐盈開放的生活情調，文人們相互聚集在一起，娛心悅目，恣情縱樂，講究排場，注重侈靡，不太顧及身心的約束。如袁ｚｈì＠④《繁公宴集示諸君》一詩這樣描繪諸士聚集的場景：“飛蓋集梁園，華榱啟文燕。多士何逶迤，峨峨秩星弁。禮客咸可觀，獻酬互交薦。大烹享王侯，饔人進珍膳。歌技紛前陳，萬舞肅金縣”。[27]不但如此，一些文人還將狂誕畸僻的生活趣味帶進集團活動，作為消遣的方式，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十六《詩三》：“余嘗至閶門，偶遇王鳳洲（世貞）在河下，是日攜盤ｋē＠⑧至友人家夜集，強余入坐，余袖中適帶王賽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腳甚小，禮部諸公亦常以金蓮為戲談。鳳洲樂甚”。從中也可見文人生活情調之一斑。
　　注重文學藝術至上的追求，是吳中文人集團活動所體現出的一個特征。朱存理《題松下清言》稱與友人楊循吉、都穆、祝允明等游集“非他勢利之人，過談勢利之事”，又提到“今吾與客所談者，又不過品硯借書鑒畫之事而已”。[28]弘治初年，文徵明、都穆、祝允明、唐寅等人“倡為古文辭”，“文酒倡酬，不間時日，于時年少氣銳，＠⑨然皆以古人自期”，[29]甚至于“爭懸金購書，探奇摘異，窮日力不休”。[30]對于文學藝術的探研與創造，他們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與激情。這種現象固然體現著傳統文人關注與投身文化事業的某種審美趣尚，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吳中文化在明代中葉興盛過程中表現在文人身上一種自信、勤勉甚至激進的精神氣度。至于后者，當時一些文人集團活動的具體內容與內涵更能明顯說明其一二。以弘治初年由文徵明、都穆、祝允明、唐寅等發起的這場古文辭活動為例，諸子“＠⑨然皆自以為有得，而眾咸笑之”，[31]發起者的自信與激進的態度，招致時俗的不滿。而這一文學活動的興起還不單單是一種文學趣味取向的問題，而是有著另一層的文化背景。明代的科舉制度，開始將八股制義定為官方試士的規范文體，其題取自四書五經，內容要求做到“代圣賢立說”，形式則“體尚排偶”。由于八股文內容與形式的極端僵化和刻板，加上以堂而皇之的科舉程文的面目出現，嚴重制約了文人學子的創作自由，給文學發展造成很大阻礙。文氏等人毅然發起古文辭活動，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他們出于對科舉程文盛行局面強烈的不滿。顯然他們看到了科舉程文存在的弊病與危害，因而標舉古文辭而與之相對，意欲力矯時俗的風氣，從“古之文章本體”中找回文學的精髓，尋求解除程文束縛的武器，恢復作家的創作自由。從這一方面來看，他們在追求文學藝術至上過程中，顯示出敢于沖破時俗陋習而矯正文學發展路子的勇氣。
　　明代中葉吳中地區的文人集團活動，作為一種文化消費形式，從根本上說反映著傳統文人以集團的方式進行情感與文化交流的一種審美趣尚。明中期階段吳中地區城市商業與文化昌興，給該地區的文人集團以一定的影響，如上所述，這一階段吳中文人集團的興盛，以及其活動方式、組織結構、身份構成等各個不同的方面，都程度不等地折射出該地區文化環境演變的某些特征。文人學子聚會結社的集團活動，在保留傳統文人文化雅趣的同時，也添加進新的文化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察此階段這一地區文人的集團活動，其意義不僅僅在于探討這些文人集團組織本身的狀況，而且也是有助于我們了解吳中文化，特別是明中葉這一區域城市文化生活重興所帶來的新的人文氣象。
　　［作者簡介］鄭利華，男，1962年生。1991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元明清文學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該所副教授。發表過專著《王世貞年譜》、《明代中期文學演進與城市形態》及論文多篇。
　　注釋：
　　[1][2]《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七《明故太中大夫資治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致仕祝公神道碑》、卷四十四。
　　[3][24][5][22][25][29]文徵明《甫田集》卷二十五《沈先生行狀》、卷三十六、卷三十三《錢孔周墓志銘》、二十三《題希哲手稿》、卷二十五《上守溪先生書》。
　　[4][30][31][15]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補輯》卷十九《大川遺稿序》、卷八。
　　[6][26][27]袁ｚｈì＠④《胥臺先生集》首附陸師道《袁永之文集序》、卷四《祝京兆宅諸文士宴集》。
　　[7][8][16]《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貞傳》、卷二百八十六《徐禎卿傳》。
　　[9]王鏊《姑蘇志》卷十四《戶口》。
　　[10][11]王ｑí＠①《寓圃雜記》卷五“吳中近年之盛”條。
　　[12]《六如居士全集》卷二。
　　[13]《陸子余集》卷一。
　　[14]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卷十八《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17]見陸深《儼山集》卷七《何舍人館中對雪》、卷二十五《詩話》，《儼山續集》卷二《與郁直齋》，李夢陽《空同集》卷六十二《與徐氏論文書》。
　　[18]朱安＠⑩《李空同先生年表》。
　　[19]見黃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十六《空同先生集序》、《胥臺先生集》卷七《李空同先生傳》。
　　[20]鄒迪光《石語齋文集》卷二十三《與陳小嗣》。
　　[21][23]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周秀才天球》、《王校書ｚｈì＠⑤登》。
　　[28]《樓居雜著》。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钅加奇
　　 ＠②原字火加亙
　　 ＠③原字王加鱗右
　　 ＠④原字亠加失下加衣去上
　　 ＠⑤原字禾加犀
　　 ＠⑥原字足加脊
　　 ＠⑦原字阝加（少下加馬字繁體）
　　 ＠⑧原字木加盍
　　 ＠⑨原字亻加閑字繁體
　　 ＠⑩原字氵加侃
　　
　　
　　
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99-103K24明清史鄭利華19971997 作者：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99-103K24明清史鄭利華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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