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改革而斷送自己命運的王朝---王莽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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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個皇帝都極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權落到外戚手里。漢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幾個兄弟,王鳳、王商,王音、王根四人以及侄兒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馬的職務。大司馬在當時是掌握政務軍事重權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職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門下。王氏集團從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勢力。


  王莽繼諸叔之后出任大司馬大將軍,輔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勢。當丁、傅等外戚和其他達官貴人激烈反對限田之議時,太皇太后王氏(即原來的元帝王皇后)表示,愿意把王氏家族全部分給貧民。漢哀帝死后,漢平帝繼位,王莽復任大司馬。屢次損錢獻地,收攬民心。同時拉拢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結交官僚貴族。他一方面排除異已,窮治與平帝外家衛氏有關的呂寬之獄,連引不附王氏的郡國豪杰,死者以百數;另一方面,他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讓他們支持自己奪取政權的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以及獻祥瑞、呈符命者,絡繹于途。這些人都力圖證明漢祚已盡,王莽當為天子。


  當王莽準備妥當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嬰為皇帝,由他繼續輔政,稱“攝皇帝”。漢宗室劉崇和東郡太守翟義相繼起兵反對王莽,關中二十三縣民十余萬群起響應,一度震動長安,但都被壓平了。居攝三年(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踢開孺子嬰,自己登上皇帝的寶座,把國號改為“新”,篡奪了漢朝的政權。次年改元為“始建國”。


  王莽當政后,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為了解決西漢遺留的社會矛盾,維持“新”朝的統治,王莽陸續頒布法令,附會《周禮》,托古改制。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詔,歷數西漢社會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和奴婢問題。詔令說到權勢之家占田無數,而貧弱之人連立錐之地都沒有;又置奴婢市場,把奴婢同牛馬關在一起,專斷奴婢性命。針對這種情況,詔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稱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一家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過一井(九百畝)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分給九族、鄰里、鄉黨。無田者按一夫百畝的制度受田。有敢表示違抗者,流放四裔。王莽要推行的所謂“井田圣法”,不僅沒有解決社會土地問題,相反又把農民禁錮在“王田”里當牛做馬;不僅沒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為制度固定下來。實質上是復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頒布這個詔令的目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改變私人的封建土地所有權和奴婢的社會地位,而是凍結土地和奴婢的買賣,以圖緩和土地兼并和農民奴隸化的過程。在此以后,地主官僚繼續買賣土地和奴婢,以此獲罪的不可勝數,因此他們強烈反對這個詔令。始建國四年,王莽不得不改變這個詔令,宣布王田皆得買賣;犯買賣奴婢罪者也不處治。這樣,王莽解決當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的嘗試,很快就失敗了。


  居攝二年,王莽加鑄錯刀、契刀、大錢等三種錢幣,規定錯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錢一值五十,與原有的五銖錢共為四品,同時流通。始建國元年,王莽廢錯刀、契刀與五銖錢,另作小錢,與大錢一值五十者并行,并且頒令禁挾銅炭,以防盜鑄。始建國二年,王莽改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凡五物(錢、布皆用銅,共為一物)、六名、二十八品。人民對王莽錢幣毫無信任,都私用五銖錢,王莽又加嚴禁,人民反抗不已。王莽迫于民憤,暫廢龜、貝等物,只行大、小錢,同時加重盜鑄的禁令,一家鑄錢,五家連坐,沒入為奴婢。地皇元年,王莽又盡廢舊幣,改行貨布、貨泉二品。


  貨幣不合理的變革,引起了經濟混亂,加速了王莽財政的崩潰和人民的破產。他濫行五家連坐的盜鑄法,實際上恢復了殘酷的收孥相坐律。犯法的人沒為官奴婢,鐵索系頸,傳詣鐘官,以十萬數。到達鐘官以后,還要易其夫婦,以至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這項法令增加了漢末以來奴隸問題的嚴重性,使人民受苦最深,人民的憤恨最大。


  王莽還實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國幾大城市里設“五均司市”負責管理市場,平衡物價,收稅和貸款;實行鹽、酒、鐵器官賣;錢由政府統一鑄造;收山林、池沼和農商、手工業稅,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實際是王莽集團的又一次變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張長叔等人,都有家資數千數萬。這些人有了特權,便乘機收賤賣貴,投機倒把,大發橫財,幣制改革已給商業帶來嚴重的創傷,百姓更是一貧如洗。貧苦農民無處謀生,就連上山打獵、放牧,以及捕鳥、捕魚、養家畜、養蠶、紡織,甚至縫補、算卦都要上稅。


  除此之外,王莽還多次改動官名和縣名。如改大司農為羲和,后改為納言,改少府為共工,改郡太守為大尹,縣令長為宰。先據《堯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據《禹貢》改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復舊稱,他頒行五等爵,濫加封賞,卻把受封的人留在長安食祿,有的人因為俸祿無著不得不傭作為生,更多的官吏則競為奸利,受賄賂以自給。貧苦農民一旦觸犯了“新法”,就要被罚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長安去服勞役的人一次竟達10萬之多。


  王莽改制不僅沒能解決社會矛盾,反而使社會矛盾加劇。他為了挽回威信,拯救危亡,一面繼續玩弄符命的把戲,一面發動對匈奴和對東北、西南邊境各族的不義戰爭。沉重的賦役征發,戰爭的騷擾,殘酷的刑法,使農民完全喪失了生路。據官吏報告,人民苦于法禁煩苛,手足無措;盡力耕耘,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受鄰伍鑄錢挾銅的株連.人民無路可走,不得不起為“盜賊”。嚴重的天災也不斷襲擊農村,米價高達五千錢、萬錢一石,甚至黃金一斤只能易豆五升。這種情況更促使農民暴動風起云涌。西漢宗室舊臣反對王莽的斗爭也不斷發生,而且逐漸與農民的斗爭發生聯系。在西漢統治的窮途末路中登上歷史舞臺的王莽,不能解脫社會危機。更始元年(公元23年),王莽政權終于在起義農民的打擊下徹底崩潰。


網載 2013-09-10 20: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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