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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建國276年(公元1368年~1644年)，曾發生過三次北方強敵直逼心臟首都的大事件，明朝幾遭滅頂之災。這三次大事件分別是1449年的也先率領的瓦刺部圍攻北京；1550年俺達漢率領韃靼部發動的“庚戌之變”；1629年后金皇太極制造的北京危機。面對強敵壓境，明政府也作出了艱難的阻擊，先后組織了三次北京保衛戰，并一一化險為夷，三次都幸運地轉危為安。但是，三次幸運，并不代表永遠幸運。于是發生了第四次北京危機，腐敗透頂的明朝政府最終還是亡于北京危機中――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推翻了它的統治。不過最后一次北京危機不是來自于異族政權的圍攻，而是來自于統治內部的反抗力量――農民大起義的摧毀。

　　自1406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后，北方游牧民族政權（主要是蒙古政權）圍繞北京外圍的侵擾和掠奪就有無數次，嚴重地威脅著北京的安危。為斷絕后患，朱棣率領大軍先后六次深入漠北，摧毀蒙古主力，掃蕩其殘余部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自1421年朱棣最后一次北伐后，至1449年第一次北京危機的發生，二十多年間，明朝邊境基本上沒有發生戰爭，明朝人民可以安心生產，間接上造就了明朝歷史上少見的盛世之象“仁宣之治”。但安定的時間也僅只二十多年，一味以暴制暴效法漢武帝深入漠北遠擊匈奴地遠擊蒙古的做法，收到的效果實在不大。朱棣的數次北伐主要是針對嚴重威脅明朝邊疆韃靼部進行打擊削弱，迫使韃靼主力阿魯臺部遠遁。但是朱棣忽略了北部草原生生不息、此衰則彼盛的事實。當韃靼部衰落時，瓦刺部卻乘機而起，并迅速取代了韃靼的主力地位，統一了蒙古部落，并對明朝政府虎視眈眈，尋找戰機，嚴重威脅著南面北京的安危。

　　公元1449年，急不可耐的瓦刺終于發動了進攻，分兵四路出擊，當然主要目標是明朝的心臟北京。也先的進攻并不太順利，但宦官王振幫了他忙，使他大敗明軍于土木堡，俘獲明朝皇帝朱祁鎮，原來本打算挫一挫明朝銳氣的想法一下子變得急劇膨脹――揮軍直逼北京，妄圖取以代之，重現蒙古昔日的輝煌。于是過了50多年和平生活的北京城又重現刀光劍影，而且危在旦夕。在危難中，于謙等忠臣挺身而出，新任皇帝朱祁鈺則力挺于謙，全力組織北京保衛戰，最終逃過了明朝建國80余年來最危險的一場災難。
 
　　其實，對于這次輝煌的歷史戰績，也先很遺憾地沒有親口多謝王振。因為王振才是也先成功的關鍵人物，可謂是也先的頭等功臣！對于這個說法，也先可能不大喜歡。但事實是，也先之所以敢于橫挑強鄰，實在要靠王振當年為他鋪好了前路――貪污軍晌，令邊務廢弛；也先之所以能夠一路勢如破竹地殺到北京城外，也多得王振指揮得當――把朱祁鎮和40萬明軍糊弄得暈頭轉向、膽戰心驚。

　　第一次北京危機100年后，過了長久舒適生活的北京政府忘記了100年前的歷史教訓，對邊境強敵疏于防范下，歷史再一次重現，災難再次降臨到北京城下。

　　當年的瓦刺部盛極而衰，取而代之的是韃靼部。公元1550年，英勇好戰的俺達漢在一次尋常的掠奪戰中，托嚴嵩的福，它竟能非常意外地、輕而易舉地鉆進了北京城外，燃起了他進攻北京的欲望。防務空虛的北京城內再次面臨被擄掠的危險，而且大有400多年前北宋“靖康之變”重現的可能。這一次危難之中，正如當年于謙收拾王振的殘局一樣，除階充當了于謙的角色，幫嚴嵩收拾殘局，成功阻止了事態的惡化，捍衛了北京的安全。

　　俺達漢之所以能夠幾乎兵不血刃地直搗北京城外，實在多得內閣首輔嚴嵩為他打好了基礎，鋪好前路。幾年前，嚴嵩以極度卑鄙的手段除掉了一心為國為民、主張強化邊防務的前內閣首輔夏言，以及和夏言一起被拉下水的嘉靖朝最得力的邊疆守領曾銑，安排一個不諳軍事，膽小如鼠的仇鋮代替曾銑的位置，為俺達漢的乘虛而入打開了第一道防線。嚴嵩上臺幾年間帶頭貪污，嚴重侵吞用于邊防建設的財政開支，本來用于養14萬邊防軍的財政開支只養到5萬，而且軍用裝備還嚴重不足，軍隊紀律懶散，戰斗力極差，為俺達漢大軍的北京之行打開了第二道防線。有了嚴嵩的鼎力支持，俺達漢大軍自然可以暢通無阻、耀武揚威地直達北京城外。
 
　　第二次北京危機79年后，即公元1629年未1630年初，北京又一次兵臨城下。這一次不是來自于北方蒙古的進攻，而是出人意料地來自于東北后金政權的威脅。
 
　　在第三次北京危機未到來之前，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張居正當上內閣首輔后，進行了有力的改革，任用戚繼光和李成梁固守邊，震懾了蒙古軍隊，然后加強明蒙之間的“互市”，這軟硬兼施的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后幾十年明蒙之間再沒有發生過戰爭。

　　但是，懶惰成性的萬歷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大權獨攬的他從此不再上朝，任由下屬胡作非為。正是由于他管教不力，沒有約束腐敗的緣故，造成1592年發生了兩次國內叛亂，在鎮壓的過程中，又因為策略失當，致使戰爭遷延日月達八年之久，雖然最后取得了勝利，但加上援朝抗日，使國家府庫耗竭一空。由于國庫不斷損耗，愛財如命的萬歷急得食不安，于是在1596年不斷派出“礦監”、“稅吏”四處搜刮民財，幾年間，中等以上之家幾乎全部破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難民流民的行列，全國流民暴動此起彼伏。當然，這些暴動雖然不計其數，但對于明朝軍隊來說還是小菜一碟。直到1619年，東北的后金政權也加入到推翻明朝的行列――薩爾滸之戰大敗明軍主力，與明朝內部的日益高漲的農民起義軍并肩作戰，為致力于推翻明朝而努力奮斗。自1620年起，明朝政府兩面受敵，當真到了心力交瘁的時候了。

　　非常時期，魏忠賢及其閹黨適時地上場，將大明王朝上上下下、內內外外蛀食一空，鬧得不亦樂乎，為皇太極的南下進行了列隊歡迎。當然，守在路邊的魏忠賢等不到見到皇太極的英姿時就一命嗚呼了，但是他的儀仗隊――閹黨的熱情還是蠻高漲的，想盡辦法迎合皇太極的需要，全力將崇禎帝最得力的大將袁崇煥殺掉，為皇太極的北京之圍圓滿取得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

　　1630年，以為又逃過一劫的明朝統治者額手稱慶，以為天不滅大明。由于連年戰爭，國庫空虛，于是明統治者對人民極盡搜刮之能事，以為民間之財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不必付出代價，是理所當然的事。面對統治者的無比熱情，有道是禮尚往來，人民也回之以禮――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風起去涌，所過之處，格殺勿論！這是瘋狂的報復，人間變成煉獄。

　　對于農民起義的日益壯大，崇禎嚇破了膽，派出軍隊瘋狂鎮壓，農民起義軍受到了重大挫折，陷入了被動的局面。1636年，清軍大舉進攻山海關，有意無意地配合著明朝內部的農民起義。1644年，明朝再次發生了北京危機，而且是最后一次北京危機――李自成的起義軍攻陷北京，明朝宣告滅亡。

　　我們考察四次北京危機，都是由于專權的宦官或權臣間接造成的，王振、嚴嵩、魏忠賢都是北京危機的罪魁禍首。但是他們的胡作非為，為什么就沒有人勸止呢？或者是為什么沒有人能夠阻止得往？答案是他們都擁有無法無天的權力，除了皇帝，一切人都不能使他們停下來。但是為什么他們會擁有如此嚇人的權力，答案是專制皇權。皇帝手上的權力無人敢于挑戰，無人有能力挑戰，當他將這種權力交給一個人時，實際上是將國家與人民的命運交到他手中，交到忠臣手上時，國家會帶來好運，如徐階、張居正。當最高權力交到奸臣手上時，國家和人民不免要遭受災難――北京危機――國家有傾覆之險，人民有倒懸之急。當然，最高權力由皇帝個人親自把握時，情況也不錯，好壞大概介于前兩者之間。

　　專制皇權是一把雙刃劍，面對北方強敵的咄咄逼人可以集中最大的能力還以顏色，如朱棣的六次北伐，橫掃漠北蒙古。還表現在北京危機的解決問題上，當發生北京危機后，皇帝可以靈敏而迅速地聚集所有的力量應付近在咫尺的強敵。前三次北京危機，長則數月，短則一個月內就將強敵趕走了。這是專制的威力。但是專制的弊端還真不少，或者是他的弊端更嚴重。前面已有所述：專制皇權實質上造成北京危機的根本原因，也是明朝衰落和滅亡的根本原因。其實，關于專制的弊端還遠不于此，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本文限于討論明朝的北京危機，這里就不討論了。

轉自歷史帝國

網載 2013-09-10 20:56:22